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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暮春，五四运动使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三人一时间蜚声海内，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活跃在民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均有一番作为和表现。首先提出“五四运动”名词的罗家伦便是一例。自192 8年至抗战中期的十多年里，他基本是在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奔波忙碌，其职责之重大、作用之关键，略微夸张地说，在当时的高教圈内可谓罕有其匹。其执掌清华大学的经历，虽短暂却对日后这座中国一流高等学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罗家伦（字志希）是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后的首任校长，在不足20个月的任期内，差不多逐一理顺了迁延许久的校政体制：不仅使该校结束了长期游离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外的特殊状态，也将清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根子”——退还庚款的清华基金妥善而独立地加以保管；同时，强力引进大批优秀教师，奠定了“大学乃有大师之谓也”的基本格局；非但如此，他还极力扩充图书仪器设备及校内基础设施，扩大了招生规模，更使清华图书馆由偏重西文书册进而中西图书并藏，成为堪与北大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鼎足而三的文化重镇。后人大多赞誉梅贻绮校长时代的“清净无为”，殊不知这与罗家伦执掌清华时大刀阔斧的整顿举措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联。清华之成为国内一流学府，实源自上述开拓之功。
此后，罗家伦继而“临危受命”，出任因风潮迭起而被教育部解散重组的中央大学校长，他以“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思路，重建了这所国内规模宏大、学科最健全的“首都大学”，使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发展期的一个突出亮点。十年的中央大学校长，为罗家伦带来了“好评如潮”的外界称誉，人们赞扬他精心聘任教师的良苦用意，肯定他着意扶植工科教育以适应国计民生之需的战略眼光，高度评价他的大学应以为民族创造有机文化为使命的教育理念。
但同一个罗家伦，同样的为办好大学而殚精竭虑且“政绩彰彰”，当年清华园内对此的反映却十分怪异，纵使有案可查有迹可寻彰彰可见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卓著建树，也在某种有意无意的遮蔽中流于“历史失忆”状态。1981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一书更是对罗在清华的言行作了无情的全面否定。只是清华的部分资深教授，如冯友兰、陈岱孙、叶企孙等人在晚年的忆述中方正面提及罗家伦的是非功过，其中不乏持平之论。
文史大家陈寅恪向有品评人物之习惯，且常常吝于赞词。当年他冷眼关注留学时代的同窗罗家伦在校内的大事兴革和随后的“落荒而走”，私下向好友毛子水议论说：“志希把清华正式地办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我们设定毛子水先生的转述系可信无误，则人文学者的视角又呈现出另一番情致。看来，恰恰是教师中的“上层”对罗家伦推行的“新政”比较能够跨越“现场情景”做出深远意义的评说。
学术为本，教师为先19 2 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年方31岁。他出身于北京大学，由于蔡元培先生设法而获得上海实业界巨子穆藕初资助，得以远赴美欧，在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及柏林、巴黎和伦敦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留学旁听，却不曾读得正式的学位。在这一点上，他与好友傅斯年颇为相似。
起初，他们的老师胡适对此曾很不以为然，数年后傅、罗等人事业有成，胡适的耿耿之心才渐渐释怀。以罗家伦这样无洋文凭的北大背景的青年执掌清华的校政，不要说几乎清一色具有国外大学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们心头别有滋味，就是在此环境中受熏陶的青年学子恐怕也难免萌生逆反。可是这一有悖“常规”之举所以竟成为可能，实在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的政治高压气氛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即是说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清华园里纵然自由主义气息浓厚，也无力拂逆排山倒海而来的南方“革命势力”。
罗家伦考入北大之前，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在此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后来又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这层渊源关系在他于五四前后展露才华后似乎得到某种“升华”。1926年他留学归来短时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的同事方东美明显感觉到罗“对政治有某种抱负”。不久，北伐军起，罗随即进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文告及文章，不少是由罗氏执笔，其后他又担任了权力极大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教育处处长，“济南事件”中曾经受命作为“军使”与日军严正交涉。显然，罗家伦已经成为新政权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
北伐军进入北平，重要的教育机构清华的校长人选必定是个“非常人物”，据说各方推荐的人选一时竟有30余位之众，清华教授赵元任亦在其中。罗身居权力核心，又得到大学院长蔡元培提名推荐，于是拔得头筹。正因如此，有的清华学生认为“罗家伦是假政治势力来长校”。
即令如此，清华师生在经历了最初的内心疑惑之后，对这位“新兴势力”委派的校长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欢迎姿态。久经内战和动荡的北方学府瞩望积极的变化和安定，知识界对南方的北伐也大多抱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然，罗家伦本人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声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代理校务的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绮及全体学生迭电南京，催促新校长到校视事。鉴于由清华校友组成的“清华同学会”部分人提出“清华人治清华”以阻隔罗任校长的言论，清华大学（在校）学生会特别发表宣言：“不但对罗先生毫无反对之意，且对罗先生之来长清华，深抱革除积弊及建设学术化的清华之希望”，以示其立场与前者有别。学生会代表傅任敢等还专程南下晤罗，商议“清华基金绝对独立”、“完全收归大学院管辖”、“裁撤冗员”、“免除学费”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希望罗以全副精力办理清华”。罗答复：“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同时表示，要多聘好教授来校，拟聘胡适、钱端升、吴正之等，还要在“本学期恢复军操，同学应受严格军事训练”。对此，学生代表并无异议。罗家伦到校就职的演说题目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显示出以学术为本、将学校带入新发展阶段的终极意愿。
罗家伦来清华的使命和“所抱的唯一的决心”就是整顿清华校政，其大刀阔斧的行事风格，甚至多少带着些霸气。他上任伊始，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现有教师4 0余人中得到续任聘书的只有18人，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教师被解聘。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者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学科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罗家伦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周炳琳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虽然此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罗家伦却不为所动，声言“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他为清华求良师的典型事例，莫过于亲赴天津说服任教南开大学的蒋廷黻来清华一事，其执拗与强行突破的作风，令世人印象深刻而感慨再三。这个时期进入清华的教师还有周培源、朱自清、华罗庚、吴有训、张子高、翁文灏、萨本栋、杨武之、张奚若、邓以蛰等。 旧时的清华学校有一特殊现象：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这是由于学校归外交部管辖，校内的许多职员原本是外交部的官僚，其来头比一般教员要大，他们掌控着学校的实权，在工资和生活待遇上往往高过教师。当年校内的称谓乃是“职教员”，也可谓实至名归。罗家伦来校后发现，“职员人数过多，地位权力太大”，职员数比国内其他高校几乎多出一倍，职员薪金竟有每月400元者，高于多数教授的收入。尤有甚者，作为“清华最高机关的评议会及各委员会，其中主要成员，大多为各部职员，而非各系教授。”从近代大学的“通例”来看，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他随即裁撤冗员，将职员数由95人减至72人，当年度职员薪水总额实际削减15900余元。与之相应，有效地改善教授待遇，一定幅度地上浮教师薪水，拟定正教授的薪俸以360元至500元为度。罗家伦意识到，“清华要想吸收一部分人才，势非亦改善教授待遇不可”。不仅如此，他在到校两个月后便召开了第一次教授会，同时选举评议员，以便组成新的评议会，从基本体制方面推进教授治校。经过这样一番转换，原先的“职教员”也就渐渐地改称“教职员”了。
理顺体制 独立校务
罗家伦到清华大学半年内，对学生厉行军训。由于此举实施对象主要是在校的大学生，因而招致极大的反感，最后不了了之。不过，与在军训问题上不得不“妥协”相反，罗家伦在清华上演的一幕“大戏”——基金妥善保管和“专辖废董”抗争中则经过顽强地高层运作，以元气淋漓的表现而大获成功。
1929年4月，清华大学董事会否决了罗家伦提交的学校发展规划和相关预算，罗断然辞职，其辞呈中抱怨：“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以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矣。”很明显，清华的这种特殊管理体制已经构成学校发展的瓶颈，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破除。在这一点上，校长、教师和学生的诉求完全一致，师生的代表从侧翼助阵，而中心攻坚的角色则非校长罗家伦莫属。他已下定决心：“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关系的正规化。”他首先于辞职当日，在上海各大报章发表长篇谈话，向社会各界披露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朝野震惊。行政院急令教育、外交两部会商此事。会前，罗家伦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清华基金的实情，进而提议该基金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归属教育部。这样，既使基金摆脱了长期由外交部官僚把持的局面，也避免了基金由校长支配所带来的误解，对此美国公使欣然认同。于是，两部会商顺利通过了这个方案。至于促成清华专辖教育部，罗家伦意识到，在行政院会议上，教育、外交两部的部长为避免争持，极可能采取折衷办法而于事无补。为此，他巧妙地绕过行政院，向教育、外交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更高一级的国务会议成员戴季陶、陈果夫说项，由二人联名提案，罗又事先争得蒋介石、谭组庵、孙科三位与会大员的首肯，致使清华专辖教育部的议案在会上一举通过。至此，两部共管所产生的清华董事会也不复存在。
对于自己所采取的这种“非常手段”，后来罗家伦曾有一番自白：“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有担当、勇于任事的人所说出的话。难怪教育部长蒋梦麟在挽留罗氏请辞的训令中称“似此实心任事之员，实属不易多见”。就是后来执意反罗的清华学生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也不得不承认：罗氏“想要办一个完善的清华的诚心，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从罗家伦上演的这一幕“大戏”的结果而言，最大的赢家除了清华自身，大概当属教育部了。由两部共管变为一部专辖自不必说，代管清华基金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1929年初业已完成了改组，其正、副董事长分别是蔡元培、蒋梦麟，而主导该基金会事务的则是胡适、任鸿隽等留美学者。民国教育界的主流力量，实际上促成了清华大学“体制上的回归”，而罗家伦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在罗就任清华校长前几日，蔡元培曾致函给他，就治校方略发表意见说：“鄙意清华最好逐渐改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学，亦当以文理两科为限，若遍设各科，不特每年经费不敷开支，而且北平已有较完备之大学，决无需乎重复也。惟收束自当以渐耳。”此一方略是否高明和可行姑且不论，从中显现出罗氏背后的支撑力量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当然，理顺清华的体制并不必然意味着该校日后能够成为一流学府，更重要的是修炼“内功”，而这恰是罗家伦复职后一年时间里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据清华学生1930 年的记述：“我们看到罗氏回校后到现在一年之内，建筑方面有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和学生宿舍的落成。教授方面，好的也聘了好多位，在数量上较以前是多了。课程方面比以前多了很多，经费方面总数虽较以前还少，但图书仪器的费用增加了很多”。令人惋惜的是，罗氏的办学进程因政治风云的突变而戛然终止。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北平，清华园驱罗风潮骤然而起，以罗的惯有风格与学生形成对立，局面遂无法挽回。其中，校内外对罗不满和另有企望的一些人显然起了发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天津《大公报》特为此刊发社评，呼吁此种肆意攻击大学校长之风万不可长！可是社会舆论拗不过军政实力。罗家伦之于清华，依凭政治而来，又缘于政治而去，这首尾当中的是非功过，囿于“现场情景”的人们难免一时梳理不清。罗家伦当年的一位学术界知交曾愤愤不平地指出：“后来清华毕业的同学，对罗志希这位校长的功绩，不肯承认。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平之事”！
辞别清华 理想不改
如果说罗家伦在清华卓有建树却不见容于当时校内师生的诡异现象，与他在（原）中央大学担任校长十年获致好评所形成的明显反差的话，那么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功成名就”之后辞离这所最高学府的情形，也是充满了内心落寞和带有几分悲情色彩。
事实上，关于罗家伦1941年暑期辞离中央大学的诸多说法虽然众口异词，但串联起来仍能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推论。相对正规的校史记述说，罗做了近十年的校长，已感身心疲惫，加之战时办学经费难以落实，无力再维持下去，于是请辞。离开中央大学后，罗家伦一度赋闲在家，夫人在外忙于国民参政会公务，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及家务琐事只得由他亲自照料和操持。绵长的秋风秋雨之中，罗氏的内心落寞不难想见。
此前一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作为学生的罗家伦撰写了《伟大与崇高》一文追念恩师，其中写到：“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这段文字，很可作为罗氏此一时期的内心独白。
据了解罗家伦的朋友们说：罗一生轰轰烈烈，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粗枝大叶的人，有时内心却非常细腻，他做事吃了亏，只是哑子吞黄连，不肯对外人言说，他为国家办大学认真诚恳，忍受了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只求把学校办好，做到了“勇于公义，怯于私斗”。海外有人将罗家伦与蔡元培相联系，认为罗乃蔡的得意门生，所以罗氏办大学，与蔡先生的理想和做法，很是相似。曾经在罗家伦之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秀，在二十世纪末忆述他相识的60位重要人物时，称罗“对于教育之贡献，上承北大蔡元培先生之道统，下启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北交相辉映，可垂史册！”其评价甚高。
罗家伦（字志希）是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后的首任校长，在不足20个月的任期内，差不多逐一理顺了迁延许久的校政体制：不仅使该校结束了长期游离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外的特殊状态，也将清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根子”——退还庚款的清华基金妥善而独立地加以保管；同时，强力引进大批优秀教师，奠定了“大学乃有大师之谓也”的基本格局；非但如此，他还极力扩充图书仪器设备及校内基础设施，扩大了招生规模，更使清华图书馆由偏重西文书册进而中西图书并藏，成为堪与北大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鼎足而三的文化重镇。后人大多赞誉梅贻绮校长时代的“清净无为”，殊不知这与罗家伦执掌清华时大刀阔斧的整顿举措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联。清华之成为国内一流学府，实源自上述开拓之功。
此后，罗家伦继而“临危受命”，出任因风潮迭起而被教育部解散重组的中央大学校长，他以“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思路，重建了这所国内规模宏大、学科最健全的“首都大学”，使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发展期的一个突出亮点。十年的中央大学校长，为罗家伦带来了“好评如潮”的外界称誉，人们赞扬他精心聘任教师的良苦用意，肯定他着意扶植工科教育以适应国计民生之需的战略眼光，高度评价他的大学应以为民族创造有机文化为使命的教育理念。
但同一个罗家伦，同样的为办好大学而殚精竭虑且“政绩彰彰”，当年清华园内对此的反映却十分怪异，纵使有案可查有迹可寻彰彰可见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卓著建树，也在某种有意无意的遮蔽中流于“历史失忆”状态。1981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一书更是对罗在清华的言行作了无情的全面否定。只是清华的部分资深教授，如冯友兰、陈岱孙、叶企孙等人在晚年的忆述中方正面提及罗家伦的是非功过，其中不乏持平之论。
文史大家陈寅恪向有品评人物之习惯，且常常吝于赞词。当年他冷眼关注留学时代的同窗罗家伦在校内的大事兴革和随后的“落荒而走”，私下向好友毛子水议论说：“志希把清华正式地办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我们设定毛子水先生的转述系可信无误，则人文学者的视角又呈现出另一番情致。看来，恰恰是教师中的“上层”对罗家伦推行的“新政”比较能够跨越“现场情景”做出深远意义的评说。
学术为本，教师为先19 2 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年方31岁。他出身于北京大学，由于蔡元培先生设法而获得上海实业界巨子穆藕初资助，得以远赴美欧，在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及柏林、巴黎和伦敦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留学旁听，却不曾读得正式的学位。在这一点上，他与好友傅斯年颇为相似。
起初，他们的老师胡适对此曾很不以为然，数年后傅、罗等人事业有成，胡适的耿耿之心才渐渐释怀。以罗家伦这样无洋文凭的北大背景的青年执掌清华的校政，不要说几乎清一色具有国外大学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们心头别有滋味，就是在此环境中受熏陶的青年学子恐怕也难免萌生逆反。可是这一有悖“常规”之举所以竟成为可能，实在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的政治高压气氛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即是说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清华园里纵然自由主义气息浓厚，也无力拂逆排山倒海而来的南方“革命势力”。
罗家伦考入北大之前，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在此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后来又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这层渊源关系在他于五四前后展露才华后似乎得到某种“升华”。1926年他留学归来短时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的同事方东美明显感觉到罗“对政治有某种抱负”。不久，北伐军起，罗随即进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文告及文章，不少是由罗氏执笔，其后他又担任了权力极大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教育处处长，“济南事件”中曾经受命作为“军使”与日军严正交涉。显然，罗家伦已经成为新政权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
北伐军进入北平，重要的教育机构清华的校长人选必定是个“非常人物”，据说各方推荐的人选一时竟有30余位之众，清华教授赵元任亦在其中。罗身居权力核心，又得到大学院长蔡元培提名推荐，于是拔得头筹。正因如此，有的清华学生认为“罗家伦是假政治势力来长校”。
即令如此，清华师生在经历了最初的内心疑惑之后，对这位“新兴势力”委派的校长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欢迎姿态。久经内战和动荡的北方学府瞩望积极的变化和安定，知识界对南方的北伐也大多抱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然，罗家伦本人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声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代理校务的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绮及全体学生迭电南京，催促新校长到校视事。鉴于由清华校友组成的“清华同学会”部分人提出“清华人治清华”以阻隔罗任校长的言论，清华大学（在校）学生会特别发表宣言：“不但对罗先生毫无反对之意，且对罗先生之来长清华，深抱革除积弊及建设学术化的清华之希望”，以示其立场与前者有别。学生会代表傅任敢等还专程南下晤罗，商议“清华基金绝对独立”、“完全收归大学院管辖”、“裁撤冗员”、“免除学费”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希望罗以全副精力办理清华”。罗答复：“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同时表示，要多聘好教授来校，拟聘胡适、钱端升、吴正之等，还要在“本学期恢复军操，同学应受严格军事训练”。对此，学生代表并无异议。罗家伦到校就职的演说题目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显示出以学术为本、将学校带入新发展阶段的终极意愿。
罗家伦来清华的使命和“所抱的唯一的决心”就是整顿清华校政，其大刀阔斧的行事风格，甚至多少带着些霸气。他上任伊始，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现有教师4 0余人中得到续任聘书的只有18人，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教师被解聘。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者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学科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罗家伦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周炳琳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虽然此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罗家伦却不为所动，声言“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他为清华求良师的典型事例，莫过于亲赴天津说服任教南开大学的蒋廷黻来清华一事，其执拗与强行突破的作风，令世人印象深刻而感慨再三。这个时期进入清华的教师还有周培源、朱自清、华罗庚、吴有训、张子高、翁文灏、萨本栋、杨武之、张奚若、邓以蛰等。 旧时的清华学校有一特殊现象：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这是由于学校归外交部管辖，校内的许多职员原本是外交部的官僚，其来头比一般教员要大，他们掌控着学校的实权，在工资和生活待遇上往往高过教师。当年校内的称谓乃是“职教员”，也可谓实至名归。罗家伦来校后发现，“职员人数过多，地位权力太大”，职员数比国内其他高校几乎多出一倍，职员薪金竟有每月400元者，高于多数教授的收入。尤有甚者，作为“清华最高机关的评议会及各委员会，其中主要成员，大多为各部职员，而非各系教授。”从近代大学的“通例”来看，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他随即裁撤冗员，将职员数由95人减至72人，当年度职员薪水总额实际削减15900余元。与之相应，有效地改善教授待遇，一定幅度地上浮教师薪水，拟定正教授的薪俸以360元至500元为度。罗家伦意识到，“清华要想吸收一部分人才，势非亦改善教授待遇不可”。不仅如此，他在到校两个月后便召开了第一次教授会，同时选举评议员，以便组成新的评议会，从基本体制方面推进教授治校。经过这样一番转换，原先的“职教员”也就渐渐地改称“教职员”了。
理顺体制 独立校务
罗家伦到清华大学半年内，对学生厉行军训。由于此举实施对象主要是在校的大学生，因而招致极大的反感，最后不了了之。不过，与在军训问题上不得不“妥协”相反，罗家伦在清华上演的一幕“大戏”——基金妥善保管和“专辖废董”抗争中则经过顽强地高层运作，以元气淋漓的表现而大获成功。
1929年4月，清华大学董事会否决了罗家伦提交的学校发展规划和相关预算，罗断然辞职，其辞呈中抱怨：“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以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矣。”很明显，清华的这种特殊管理体制已经构成学校发展的瓶颈，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破除。在这一点上，校长、教师和学生的诉求完全一致，师生的代表从侧翼助阵，而中心攻坚的角色则非校长罗家伦莫属。他已下定决心：“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关系的正规化。”他首先于辞职当日，在上海各大报章发表长篇谈话，向社会各界披露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朝野震惊。行政院急令教育、外交两部会商此事。会前，罗家伦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清华基金的实情，进而提议该基金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归属教育部。这样，既使基金摆脱了长期由外交部官僚把持的局面，也避免了基金由校长支配所带来的误解，对此美国公使欣然认同。于是，两部会商顺利通过了这个方案。至于促成清华专辖教育部，罗家伦意识到，在行政院会议上，教育、外交两部的部长为避免争持，极可能采取折衷办法而于事无补。为此，他巧妙地绕过行政院，向教育、外交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更高一级的国务会议成员戴季陶、陈果夫说项，由二人联名提案，罗又事先争得蒋介石、谭组庵、孙科三位与会大员的首肯，致使清华专辖教育部的议案在会上一举通过。至此，两部共管所产生的清华董事会也不复存在。
对于自己所采取的这种“非常手段”，后来罗家伦曾有一番自白：“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有担当、勇于任事的人所说出的话。难怪教育部长蒋梦麟在挽留罗氏请辞的训令中称“似此实心任事之员，实属不易多见”。就是后来执意反罗的清华学生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也不得不承认：罗氏“想要办一个完善的清华的诚心，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从罗家伦上演的这一幕“大戏”的结果而言，最大的赢家除了清华自身，大概当属教育部了。由两部共管变为一部专辖自不必说，代管清华基金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1929年初业已完成了改组，其正、副董事长分别是蔡元培、蒋梦麟，而主导该基金会事务的则是胡适、任鸿隽等留美学者。民国教育界的主流力量，实际上促成了清华大学“体制上的回归”，而罗家伦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在罗就任清华校长前几日，蔡元培曾致函给他，就治校方略发表意见说：“鄙意清华最好逐渐改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学，亦当以文理两科为限，若遍设各科，不特每年经费不敷开支，而且北平已有较完备之大学，决无需乎重复也。惟收束自当以渐耳。”此一方略是否高明和可行姑且不论，从中显现出罗氏背后的支撑力量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当然，理顺清华的体制并不必然意味着该校日后能够成为一流学府，更重要的是修炼“内功”，而这恰是罗家伦复职后一年时间里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据清华学生1930 年的记述：“我们看到罗氏回校后到现在一年之内，建筑方面有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和学生宿舍的落成。教授方面，好的也聘了好多位，在数量上较以前是多了。课程方面比以前多了很多，经费方面总数虽较以前还少，但图书仪器的费用增加了很多”。令人惋惜的是，罗氏的办学进程因政治风云的突变而戛然终止。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北平，清华园驱罗风潮骤然而起，以罗的惯有风格与学生形成对立，局面遂无法挽回。其中，校内外对罗不满和另有企望的一些人显然起了发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天津《大公报》特为此刊发社评，呼吁此种肆意攻击大学校长之风万不可长！可是社会舆论拗不过军政实力。罗家伦之于清华，依凭政治而来，又缘于政治而去，这首尾当中的是非功过，囿于“现场情景”的人们难免一时梳理不清。罗家伦当年的一位学术界知交曾愤愤不平地指出：“后来清华毕业的同学，对罗志希这位校长的功绩，不肯承认。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平之事”！
辞别清华 理想不改
如果说罗家伦在清华卓有建树却不见容于当时校内师生的诡异现象，与他在（原）中央大学担任校长十年获致好评所形成的明显反差的话，那么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功成名就”之后辞离这所最高学府的情形，也是充满了内心落寞和带有几分悲情色彩。
事实上，关于罗家伦1941年暑期辞离中央大学的诸多说法虽然众口异词，但串联起来仍能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推论。相对正规的校史记述说，罗做了近十年的校长，已感身心疲惫，加之战时办学经费难以落实，无力再维持下去，于是请辞。离开中央大学后，罗家伦一度赋闲在家，夫人在外忙于国民参政会公务，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及家务琐事只得由他亲自照料和操持。绵长的秋风秋雨之中，罗氏的内心落寞不难想见。
此前一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作为学生的罗家伦撰写了《伟大与崇高》一文追念恩师，其中写到：“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这段文字，很可作为罗氏此一时期的内心独白。
据了解罗家伦的朋友们说：罗一生轰轰烈烈，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粗枝大叶的人，有时内心却非常细腻，他做事吃了亏，只是哑子吞黄连，不肯对外人言说，他为国家办大学认真诚恳，忍受了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只求把学校办好，做到了“勇于公义，怯于私斗”。海外有人将罗家伦与蔡元培相联系，认为罗乃蔡的得意门生，所以罗氏办大学，与蔡先生的理想和做法，很是相似。曾经在罗家伦之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秀，在二十世纪末忆述他相识的60位重要人物时，称罗“对于教育之贡献，上承北大蔡元培先生之道统，下启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北交相辉映，可垂史册！”其评价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