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年间，日本大内氏和细川氏这两大豪门争着派使团来中国朝贡，两使团到达宁波后，发生真伪之争。结果双方打了起来，不仅自相残杀，还杀害了不少中国民众，明军将领或不幸战死，或被掳走。在今人眼里，朝贡是四周弱小蛮夷向强大的中央王朝示好、臣服的表现，通俗来讲，也就是给人磕头。那为什么当时日本人要争着给明王朝磕头？磕不成还要烧杀抢掠？更匪夷所思的是，这次日本朝贡改变了明朝的战略走向，留下了深刻、长远的影响。
　　不择手段的使团
　　明朝建立时，因日本拒不奉表称臣，明太祖非常愤怒，决定永远不准日本来华贸易。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以借此确立皇位的合法性。而当时中日断绝交往已超过15年，日本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贸易外，基本没有获取中国商品的途径。对此，日本幕府、各地武士及私商都感到不便，要求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遣使赴明入贡。
　　十月，日使桂悟一行到达南京，明成祖同意日本朝贡，“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张廷玉等《明史·日本传》）中日勘合贸易关系随之正式确立，即明政府颁发符契文书，日本商船到中国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验，才准许贸易。自此以后，日本朝贡即以勘合为凭证。日本得到“勘合”，也就是取得了朝贡、即与中国通商的权利。正德八年（1513），日本爆发了应仁之乱，大内氏和细川氏两大豪门对峙。日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在半途中被九州岛大内氏夺去。
　　大内氏随即派出三艘朝贡船，一行300人由和尚宗设谦道率领，于嘉靖二年（1523）四月抵达宁波。看到大内氏独占朝贡，控制京都的细川氏当然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将军当时已徒具虚名，丝毫不敢拒绝，但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拿过期作废的旧勘合打发细川氏。尽管如此，细川氏仍信心满满，因有来自于浙江的宋素卿做他的副手。宋素卿原姓朱，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往来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重用，多次出使中国。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鸳冈（也是和尚）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瑞佐的船比宗设一行迟了几天才抵达宁波。
　　宗设的船虽先至，尚未检验勘合，及宋素卿至，市舶司才一道验证。市舶司在检验时，发现勘合有新旧之分，宗设与瑞佐遂产生了真伪的争执。宋素卿暗中行贿太监赖恩，于是得以先于宗设的船进港验货。市舶司随后在嘉宾堂欢宴两个贸易团，在安排席位时，又将瑞佐置于首席，宗设居次。宗设当场发飙，说我的勘合才是新的，他的勘合是旧的;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后到。那个混蛋为什么坐我上面？日本人本来就对位置很较真，对座次的严格和敏感程度，外国人很难理解。唐朝发生的日本和高丽“争长事件”就是争座次。
　　宗设与瑞佐拍桌对骂，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方人多，多数原本是九州岛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砸了嘉宾堂，并顺手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宗设一伙一直追杀宋素卿到绍兴城下，再折回宁波时竟沿途杀人，并在市区大肆抢劫，然后夺船逃向大海。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掳走。宗设一伙在逃回日本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被朝鲜守军诛杀30，生擒20，缚交中国。案发后，宋素卿被捕，后病死狱中。明世宗朱厚熜托琉球使节转交书信给日本国王，要求逮捕宗设归案，送还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对方没有回复。
　　为何抢着朝贡
　　对明朝来说，实行朝贡贸易是对海外国家的一种“羁縻”手段，目的是消除“衅隙”，抑制扰边事件发生;而日本却将之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成为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具体来说，当时的日本豪门抢着给明朝朝贡主要有如下原因：
　　其一，对华朝贡是一项有利可图、包赚不赔的大生意。中央王朝在朝贡工作中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厚往薄来。朱元璋的圣旨是：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水，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一位外国国王来了之后，因为没有东西可进贡而表示惭愧，明大臣沈秩竟这样告诉他：“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宋濂《浡泥入贡记》）皇帝大手笔的赏赐向来是吸引“四夷”来朝贡的法宝。小国只需要上贡些稀罕东西，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比如大象、狮子、长颈鹿;但朝贡者从中央王朝得到的，可都是真金白银、绫罗绸缎。以当时的中日为例，日本的贡物主要是刀、扇、硫磺、铜、苏木等，而朝廷赏赐的主要是铜钱、丝绸、棉布、瓷器等，后者对日本是生活必需品，前者对中国则可有可无。于是，明朝国库里出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场景：外夷贡品堆积如山，用不了，卖不掉，成了累赘。朝廷只好把胡椒、苏木等贡物折成俸禄发给在京官员，闹出不少怨言。
　　其二，外国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朝廷买单，这是一笔大得惊人的开支。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斤，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斤、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斤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赏赐唯恐不厚，招待唯恐不周，难怪两次出使明朝的日使楠叶西忍满口赞叹：“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
　　其三，日本处心积虑地突破明朝政府关于朝贡的规定，每每能够得逞。在丰厚赏赐的诱惑之下，有些小国简直上贡成瘾，频率越来越高，使团规模也越来越大，朝廷不堪重负，只得规定朝贡的次数与人数，关系好的国家才允许多朝贡几次。比如，朝鲜就是向明朝朝贡最為频繁的国家，最多时每年能来6次。明成祖朱棣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只限两船，人数两百”。但日本方面并不严格遵守，在缩短朝贡间隙时间、增加货物数量上做文章，明朝廷也睁只眼闭只眼。因获利巨大，将军、武士、僧人、商贾都把朝贡看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挤进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如有一年来了10艘朝贡船，总人数达到1200人，货物超过规定十几倍。这样膨胀下去，明朝在经济上当然不堪重负。 　　其四，日本贡使以援引先例、漫天要价、以次充好、敲诈勒索、耍无赖博取同情等手段，总能占尽便宜。宣德八年（1433），一封“日本国臣源义教”开头的日本国书递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手中，内容是日本要求朝贡，承认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的地位，朱大喜，因而赏赐的铜钱特别多，以致后期历次日本贡使都要求援宣德八年的“惯例”赏赐铜钱，而每次只要日本使节开口，赏赐就只有多，不会少。景泰四年（1453）日本使团带着超过规定10倍的货物，明政府给价稍低，使者就叫起屈来，说如果不按先例定价，回国就要被诛杀，表示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不走了;正德六年（1511）日使了庵桂梧在争价书中威胁：“（如不加价）失我国主之心，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明政府无奈只好加价。
　　其五，日本贡使多次违法乱纪甚至杀人伤人，每次都能得到明朝廷“原谅”。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明代众多的外国来使中，日本贡使却成了素质最差、态度最恶劣、行为最放肆、口碑最糟糕的一群。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成化四年（1468），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弘治九年（1496），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但说来荒唐的是，每次犯罪后，明朝廷最后总是以“下不为例”或“勿失人心”为由纵容他们。
　　再看宁波争贡事件
　　实事求是地说，宁波朝贡事件主要是担任日本贡使的宗设与瑞佐两个和尚、宋素卿这位掮客和在宁波市舶司任职的明朝太监赖恩引起的，虽然是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但显然不是日本政府故意所为。说白了，就是一起影响极为恶劣的刑事犯罪。本来，刑事犯罪就按刑事犯罪处理，没必要与官方关系挂钩，虽然太恶劣了，但也犯不着“断交”。因当时明朝廷主导的东亚体系建立在朝贡体制基础之上，断了朝贡，无异于今天的断交。然而，明世宗朱厚熜实在难以容忍，明朝廷再也无法纵容，终于使得中日百年朝贡史戛然而止。嘉靖八年（1529），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朝廷于是撤消了宁波市舶司，关上了朝贡大门。嘉靖二十六年（1547）春，心有不甘的大内氏组成第11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四艘船600余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无奈扬帆而去。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至此结束。宁波争贡事件对明朝战略走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一是宁波争贡事件的发生无疑为明政府主张禁海的官员提供了有力证据，使禁海论者占了上风。嘉靖皇帝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即颁布海禁条例，一度放松的海禁再度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更加严格。从明代到清代，中国逐渐远离海洋文明，转型为大陆文明的国家。这是一次与当时的全球化趋势反向的转型，宁波争贡事件加速了这一转型。
　　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曾居世界先列，中国古代文明是海洋文明（蓝色文明）与大陆文明（黄色文明）的综合体，两大文明合二而一成就了中国古代的辉煌。唐、宋时期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远洋商船云集，商人富甲一方，同时也为唐、宋王朝贡献了巨额赋税。宋代同海外的联系比前代和之后的明清更广，海外贸易盛况空前，是我国封建社会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是最彰显海洋文明的朝代。福建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港口。郑和下西洋创造了历史。从1405年开始的28年间，郑和曾率60多条军舰、300条商船，800余文官、400余将校、数十位通事（翻译）、180名医官，共约27000多人的庞大船队一路西行。此后，扬名于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成军）也只有130艘兵船与运输船，规模远不及郑和舰队。一战以前，各国海军亦无规模可比郑和舰队者。
　　在世界开启全球化进程之际，明清统治者告别海洋文明，固守单一的大陆文明，无异于与历史发展的潮流分道扬镳。历史已经说明，这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主要根源之一。中国的落后不是从鸦片戰争开始的，而是从十五六世纪大航海时期开始的，逆转型的300年是闭关锁国的300年，中国告别海洋文明，丧失海洋意识，而凭借海洋之利兴起的西方则开始叩击搁浅巨龙之国门。失去了海权的庇护，海洋成了西方入侵中国的捷径。
　　二是宁波朝贡事件点燃了嘉靖倭患的“导火索”。嘉靖八年，明朝正式停止日本朝贡，这成了明朝中后期倭患愈演愈烈的转折点。日本人顺则朝贡，逆则为寇，从此撕下称臣的面具，转而走入地下，干起了海盗勾当，在中国沿海地区穿梭走私，烧杀抢掠，明朝将这些由武士、商人和浪人组合而成的海盗团统称为“倭寇”。而中日贸易停止后，海禁政策进一步趋于严厉，连沿海地区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明朝商人也一并失去了生计。于是他们和倭寇合流，终于酿成了倭患这个大毒瘤。在明朝官方史书中，倭患人员的构成比例就已明确标出了。这个比例是7∶3，中国人占七成，日本人占三成，“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明史·日本传》）在抗倭将领胡宗宪的《筹海图编》中，他列出了14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都是中国人。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列出一份更加详细的倭寇头目名单，其中主要头目18人，全是中国人;次要头目57人，中国人占46人，日本人及其他夷人合占11人。明朝当时就认清了倭患主体并非日本人，为何还要称之为“倭寇”呢？因为明朝廷不愿放开海禁，将东南沿海地区的动乱称为倭患，有利于彰显海禁的必要性。1529年后，倭患愈演愈烈，明朝终于下决心平寇，在胡宗宪、戚继光等人的有力打击下，席卷东南的倭患终于被平定了。
　　三是宁波朝贡事件使海外看清了明朝海防空虚，武备松弛的真相，刺激了日本染指中华的野心。明朝初年卫戍严密，到中叶，墩堡关隘废弛，军籍减耗很多。按规定每卫军5000人，嘉靖时，除福建永宁卫外，无一足额，如浙江的军额，平均每卫只有1104人。军队不仅缺额严重，而且“卫所官军既不能杀贼，又不足自守”。（《绍兴府志》）沿海战船全都破烂不堪，战事急需时就招募渔船应急。将士不习兵务，军队号令无序，进退无方，甚至“以旌旗为摆队之具，以金鼓为饮宴之文”。（戚继光《纪效新书》）这样腐败的军队只能“见寇舶至，辄望风逃”。（《明史纪事本末》）因此，当宗设在宁波及附近海上肆无忌惮，任意残杀中国军民时，布置在宁波沿海众多的卫所非但不能制止区区几百人的祸乱，反而折兵损将。宁波朝贡事件对日本染指中国明显起到了刺激作用，丰臣秀吉1587年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日本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朝鲜战役》）他公然叫嚣要把日本首都移到中国来。
　　四是宁波争贡事件后，明朝廷的海禁事实上放弃了海权，荷兰、葡萄牙等西方势力侵入东方，轻易获得了南海的制海权。明正德初年，葡萄牙的势力已侵入中国南部沿海，并不断勾结中国商人，掠卖中国人口，肆行不法，同时还派兵骚扰闽浙沿海岛屿。
　　（作者系外交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前驻外大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