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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臣 15岁起学习相声表演，至今从艺15年，曾与姜昆、李金斗等多位名家同台演出。2009年1月拜师文字辈，中国女相声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马贵荣为师。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曲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青年艺术家、甘肃台《透望珠宝馆》栏目主持人、北京嘻哈包袱铺创始一。
说到相声，那绝对是广大读者最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和表演艺术形式之一了。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茶余饭后，相声都给观众们带来无数欢笑和回忆，很多经典段子甚至成为了人们口头语的一部分。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曾有幸和赵臣老师多次合作，共同参与了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制。作为一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老师嘴上的功夫当真是了得。和他的交流期间，那满肚子“包袱”时常逗得笔者前仰后合，大笑不止。在这些令人捧腹的笑料背后，笔者也深感赵老师扎实的艺术功底，以及经由日积月累、饱读诗书而获得的知识储备。无论天文地理、琴棋书画，还是民俗方志、吃喝玩乐，赵老师总能侃侃而谈，且都或多或少做过些许研究，绝不外行。
当然，要说除了专业方面的才学和成就，赵老师对于收藏也抱有很高的热情。或许由于工作性质和环境的影响，亦或是他本人的性格所致，赵老师在诸多收藏门类中偏爱“竹木牙角”等杂项，特别是对扇子的收藏颇有心得。当笔者与他聊到这个话题，顿时见他眼中放光，嘴上更是滔滔不绝，连带着把藏品一一取出，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让笔者着实大开了眼界。
来自倭国的一缕清风
“蒋老师，我先考考您吧。您知道折扇的由来吗？”赵老师眯着眼睛，得意地问道。
这一问还真是难倒了笔者。原本以为这小巧玲珑的风雅之物乃是中华先祖代代流传而来。岂料经赵臣老师一下午的讲解才明白，折扇的演变过程可谓百转千回，实则是两个文明的共同产物。
单就“扇”本身来说，在我国使用的历史非常悠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原始社会的黄帝、虞舜时代。商代官员乘座的轺车与轩车上便有一种名为“扇汗”之物，形如大伞，可用以遮阳避雨，也是统治阶级的身份象征。随着社会形态和制作工艺的发展，团扇成为中国古代普遍使用的随身器具。特别是到五代十国之后，团扇不仅发挥着实用性，更具备了装饰作用，在工艺和美术方面快速发展。材质上说，最早的团扇由竹条编制而成，后来则开始使用绢、丝扇面，配有精美的印染或刺绣花纹，在方寸之间极尽所能做到精致。团扇的扇面本身也可卷曲，拧成一根小棒插入袋中，可谓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艺术品。
精美别致的团扇早在奈良时期（710-784 C.E）即已传入日本（当时称之为倭国），深受统治阶级的喜爱。为了使其更加便携，能工巧匠又将其进一步缩小、折叠，慢慢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折扇。在古代日本，折扇的使用具有非常严格的规制。简单来说，在幕府时期只有将军、僧侣或艺伎在表演时可以使用，而地位越高的人，扇子则越小。举例来说，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恐怕读者们并不陌生，讲述的便是日本室町幕府时期的故事。整部动画之中唯一使用扇子的人物只有一位，那便是足利义满将军。虽然动画片中的故事多为虚构，但是包括一休宗纯（1394-1481年）和足利义满（1358-1408年）本人都有历史原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幕府时期的文化和民俗特点。至于僧人使用的折扇则个头较大，展开角度很小，兼具了戒尺的作用，被称为“有职扇”。
注：历史上的足利义满（1358-1408年）是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于1368年继位。1392年结束了南北朝对立，对日本的统一起到重要贡献。公元1402年，中国明朝朱棣夺取帝位后，足利义满受明朝封赏，册封为“日本国王”，与明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也就是说，真正的足利将军远不是动画片中那个喜怒无常，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大孩子。
早在我国宋朝，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已对折扇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折叠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砂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近岁尤秘惜，典客者盖稀得之。”
按照这个描述看来，当时的“倭扇”尚属于稀有之物，且多是喜好风雅的文人墨客所用。特别是在“盟约”文化的影响下，文人之间如若交好，则常常互相馈赠留有墨宝的折扇作为信物，以此铭记一份友情。与此不同的是，官宦人家通常仍旧使用团扇以彰显威仪。
时至元代，士卒文化逐渐没落，而折扇因受宫廷官绅的讥笑也一度遭受冷遇，以致记载中只堪为“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目”。这一状况直至元代后期才稍有好转。折扇真正在我国大为流行已是明代的事情。明代学者，人称“龙溪举人”的张燮（1574-1640年）在其讲述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东西详考》中引《两山墨谈》，对折扇在中国的流行情况进行了描述：“中国宋前惟用团扇，元初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尽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贡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天下遂通用之。”
所谓“天下逐通用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随着中日两国的政治、文化和贸易等往来愈渐频繁，大量日本所制的折扇开始涌入中国，受到了达官显贵的喜爱。依据日本僧侣瑞溪周凤所撰的《善邻国宝记》记载，应永八年（1401 C.E.），肥富、祖阿首次出使明朝就开始贡献折扇，并在先后三次勘合贸易中囊括了折扇共计1，100把。依据《戊子入明记》中的《古时贸易品目》记载，这一数量直至将军足利义教（1394-1441年）时已增至2，200把。
其次，折扇作为一种携带方便的艺术品，越来越受到文人雅士的喜好，并成为一种风尚。清代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1654-？年）于《在园杂志》中如此进行了描述：“昔人所持维纨扇最古若今人所用多金白纸扇矣。其扇本名折叠，亦谓之撒扇，取收则折叠、展则卷舒之义。明永乐中，朝鲜国入贡，成祖（朱棣）喜其捲舒之便，命之匠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开下。”
说到相声，那绝对是广大读者最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和表演艺术形式之一了。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茶余饭后，相声都给观众们带来无数欢笑和回忆，很多经典段子甚至成为了人们口头语的一部分。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曾有幸和赵臣老师多次合作，共同参与了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制。作为一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老师嘴上的功夫当真是了得。和他的交流期间，那满肚子“包袱”时常逗得笔者前仰后合，大笑不止。在这些令人捧腹的笑料背后，笔者也深感赵老师扎实的艺术功底，以及经由日积月累、饱读诗书而获得的知识储备。无论天文地理、琴棋书画，还是民俗方志、吃喝玩乐，赵老师总能侃侃而谈，且都或多或少做过些许研究，绝不外行。
当然，要说除了专业方面的才学和成就，赵老师对于收藏也抱有很高的热情。或许由于工作性质和环境的影响，亦或是他本人的性格所致，赵老师在诸多收藏门类中偏爱“竹木牙角”等杂项，特别是对扇子的收藏颇有心得。当笔者与他聊到这个话题，顿时见他眼中放光，嘴上更是滔滔不绝，连带着把藏品一一取出，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让笔者着实大开了眼界。
来自倭国的一缕清风
“蒋老师，我先考考您吧。您知道折扇的由来吗？”赵老师眯着眼睛，得意地问道。
这一问还真是难倒了笔者。原本以为这小巧玲珑的风雅之物乃是中华先祖代代流传而来。岂料经赵臣老师一下午的讲解才明白，折扇的演变过程可谓百转千回，实则是两个文明的共同产物。
单就“扇”本身来说，在我国使用的历史非常悠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原始社会的黄帝、虞舜时代。商代官员乘座的轺车与轩车上便有一种名为“扇汗”之物，形如大伞，可用以遮阳避雨，也是统治阶级的身份象征。随着社会形态和制作工艺的发展，团扇成为中国古代普遍使用的随身器具。特别是到五代十国之后，团扇不仅发挥着实用性，更具备了装饰作用，在工艺和美术方面快速发展。材质上说，最早的团扇由竹条编制而成，后来则开始使用绢、丝扇面，配有精美的印染或刺绣花纹，在方寸之间极尽所能做到精致。团扇的扇面本身也可卷曲，拧成一根小棒插入袋中，可谓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艺术品。
精美别致的团扇早在奈良时期（710-784 C.E）即已传入日本（当时称之为倭国），深受统治阶级的喜爱。为了使其更加便携，能工巧匠又将其进一步缩小、折叠，慢慢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折扇。在古代日本，折扇的使用具有非常严格的规制。简单来说，在幕府时期只有将军、僧侣或艺伎在表演时可以使用，而地位越高的人，扇子则越小。举例来说，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恐怕读者们并不陌生，讲述的便是日本室町幕府时期的故事。整部动画之中唯一使用扇子的人物只有一位，那便是足利义满将军。虽然动画片中的故事多为虚构，但是包括一休宗纯（1394-1481年）和足利义满（1358-1408年）本人都有历史原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幕府时期的文化和民俗特点。至于僧人使用的折扇则个头较大，展开角度很小，兼具了戒尺的作用，被称为“有职扇”。
注：历史上的足利义满（1358-1408年）是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于1368年继位。1392年结束了南北朝对立，对日本的统一起到重要贡献。公元1402年，中国明朝朱棣夺取帝位后，足利义满受明朝封赏，册封为“日本国王”，与明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也就是说，真正的足利将军远不是动画片中那个喜怒无常，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大孩子。
早在我国宋朝，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已对折扇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折叠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砂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近岁尤秘惜，典客者盖稀得之。”
按照这个描述看来，当时的“倭扇”尚属于稀有之物，且多是喜好风雅的文人墨客所用。特别是在“盟约”文化的影响下，文人之间如若交好，则常常互相馈赠留有墨宝的折扇作为信物，以此铭记一份友情。与此不同的是，官宦人家通常仍旧使用团扇以彰显威仪。
时至元代，士卒文化逐渐没落，而折扇因受宫廷官绅的讥笑也一度遭受冷遇，以致记载中只堪为“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目”。这一状况直至元代后期才稍有好转。折扇真正在我国大为流行已是明代的事情。明代学者，人称“龙溪举人”的张燮（1574-1640年）在其讲述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东西详考》中引《两山墨谈》，对折扇在中国的流行情况进行了描述：“中国宋前惟用团扇，元初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尽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贡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天下遂通用之。”
所谓“天下逐通用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随着中日两国的政治、文化和贸易等往来愈渐频繁，大量日本所制的折扇开始涌入中国，受到了达官显贵的喜爱。依据日本僧侣瑞溪周凤所撰的《善邻国宝记》记载，应永八年（1401 C.E.），肥富、祖阿首次出使明朝就开始贡献折扇，并在先后三次勘合贸易中囊括了折扇共计1，100把。依据《戊子入明记》中的《古时贸易品目》记载，这一数量直至将军足利义教（1394-1441年）时已增至2，200把。
其次，折扇作为一种携带方便的艺术品，越来越受到文人雅士的喜好，并成为一种风尚。清代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1654-？年）于《在园杂志》中如此进行了描述：“昔人所持维纨扇最古若今人所用多金白纸扇矣。其扇本名折叠，亦谓之撒扇，取收则折叠、展则卷舒之义。明永乐中，朝鲜国入贡，成祖（朱棣）喜其捲舒之便，命之匠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