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88年的春天，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像失水的螃蟹，惶恐而无助地开始孑然一身的爬行。
其时我梳着两条笨拙的粗辫子，脸色被山风磨砺得黑红粗糙，眼眸像带着茸毛的青涩柿子一样单纯迷茫。小村狭隘贫穷的质地决定我是无根的飘萍。虽然那所简陋的乡村中学需要踏着寒风迎来，顶着酷暑送往，身上鳞次栉比地残留冻伤和跳蚤肆虐的暗疤，但是对于孤苦无依的我，却是内心休憩时唯一冒着热气的窝棚。
我跟着父亲来到千里之外的煤矿，蜗居在城郊一个简陋旅馆的二楼。旅馆的费用由矿上来出，父亲的活路是侍候一个高度截瘫的老矿工，他给老矿工买菜，洗衣，接送孩子。虽然我没有看到他做活时更真实的状态，但我却从他抽烟的姿势上洞察他的内心。那连贯不断的烟圈，满屋子都缭绕着他的愁闷。只要下班回来，他就把自己围裹在一片烟气中。
我们的愁闷各不相同。他有待养的老人和远别的妻子，我有未竟的学业和心底失恋的哀伤。城市的夜凌乱而焦躁，窗外的喧嚣是异地的风物，故乡的虫鸣被远隔成一怀伤情，尽管如此，我追梦的脚步仍无比决绝。我不知道我的前路是什么，在静等上天赐我机会的一個个枯坐的百无聊赖里，我吟诵随身携带的语文课本，以阳台下滚动的人流为背景，不合时宜地默写英语单词，幻想那些寥落在记忆中的外域音标是梦想远处挥舞的羽毛。
城里人行走靠自行车，不像山里人靠一双脚板。我推着父亲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一辆锈迹斑斑车铃黯哑、其他零部件沉滞闷涩的大杠自行车，开始了漫长的征服自己之路。操场上我一次次摔倒，捂着血迹斑斑的脚。有时瘸着腿，忍着大腿乌青处的隐痛。被车杠压住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本来虚弱无一支撑的丑小鸭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展览笨拙。十七岁的矜持和羞涩必须屈从生存的冰冷，如果短时间内我不能驾驭父亲高大肮脏的坐骑，我这株移栽的植物，将无法在水泥地上扎下一丁点微弱的根须。
溃退不是我的本意，生活不被我踩在脚下，我就要被生活踩在脚下。家境外貌和戛然而止的学业，没有一样可以加固我生长的根基。我只想活着，触角灵敏脆弱，迎接风霜时恰又柔韧无比。
像河岸树荫在河水中的投影，我仰卧在旅馆小床上的独梦很驳杂——时而清晰，时而朦胧。父亲的朋友扔给父亲一张电影票，这对灰色的我无疑奉送了一场文化盛宴，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看电影的正式和隆重。和乡村露天电影迥异的是，城里影院有秩序的凛然。我看到座椅上密集到恐怖的人头，和嗡嗡作响的嘈杂。这些热闹像透明的玻璃墙，墙内盛满虚浮的繁华，对一个乡下丫头来说，这堵墙隔膜而生硬。邻座两个情侣在缠绵，男人柔情的注视、抚摸。女人像一颗珠宝，高贵而宁静。我回想乡下打麦场的电影，月亮打着温亮的光束，小孩子像扑水的小鸭，新奇无羁地雀跃。零散的人群中劣质烟酒味儿，浓烈葱蒜味儿沉闷汗腥味儿以及张扬的雪花膏味儿，以暗流的姿势潜进麦草香洗浴的空气中。青年男女飘荡的眼神，看似无意的肌肤浅表摩擦，山乡特有的直白，生机和简洁的肌理，和精致而幽深的城里如此不同。
我远远地站在外围，用沉默将自己包裹，羞于袒露那些廉价的激情。我的母亲被生存压榨得不仅屏蔽了性别，也失了温情的耐心，我被斥来喝去剁永远也剁不完的猪草，锄永远没有尽头的地，缠不会完结的棉线。父亲在回家有限的时光里和母亲说话，他们的叽叽囔囔时而在热炕上，时而在木板楼上，时而在没有收割的庄稼地里。我知道他们的交流是冰与火的对接，新鲜刺激，热烈危险。我嫉妒母亲，父亲没有碰过我，连我凌乱的头发都不曾抚一下。当我多年后极易被一句温柔的话击伤，陷入痴情的囚牢时，我知道我患上了一种在心理书上找到的名词：感情剥离症。我如此渴望抚摸，渴望心底的支撑，渴望灵魂的惺惺相惜。
我梦见麦田，上苍将一泼苍茫的晕黄洒在半山坡，看似弹丸之地，卑弱如甲虫的我徒劳的挥舞着镰刀，每一镰的力道都那么虚空。太阳无遮无拦在碧空中伸长了酷热的爪子，我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永远甩不掉土腥味儿，永远劈不出一条道和心底那个城里人汇合。
我梦见村部简陋砖瓦房前的空地上，老王头手脚并用地敲鼓拉弦，一张豁牙跑风的嘴滑稽地演说着百年前某对才子佳人的暗递秋波。他是乡村文化最后的坚守者，虽然那些咿咿呀呀的唱词已经随他作古，但却无故响彻在我冰凉的异乡耳畔：远望南山雾糟糟，一树松柏一树蒿，松柏到老顶天地，蓬蒿到老当柴烧……
父亲有天回来，他说他为我报了一个裁剪班。父亲的朋友没有回音，为我找的活路遥遥无期。人只要活着，日头就不会淡然，况且我并不是一个容忍日头随便溜走的人。教裁剪的老女人已经在我的岁月中隐身，连一个浅浅的背影也没有留下。唯独她的侄子，一个小胡子的冒失鬼荡漾在记忆的旖旎中。他热衷替他姑妈讲课，看人的目光恰是活剥生吞，好在我暗衣裹身，不和任何外在的热络起反应。
我的裁剪图画得敷衍粗糙，笨拙得没有一点纤巧的女人味道。如同我从没有绣好过一副让邻人夸赞的鞋垫。我笔下的线条暴露我的心境，潦草凌乱，充斥着被动的压抑。那个冒失鬼常常来握我的手，他想以此为借口打开我心里的缺口是那么的痴心妄想，我被寒流浸透的冷，不是他预想的那么简单。何况世上总有相当部分的男人，透着一股恶劣的嬉皮和浅薄的无赖。我十七年的乡村生活给了我七十岁的沉静，我用沉静打量一切。
多年后我从读三毛的传记中读到，她小时候喜欢到乱坟岗去。我虽然没有去，但是我和生活的隔膜无时不在。我既没办法回到小村琐碎的针线活里，也没办法融入城市涌动的车流里。被生活另立出来，我怎能知道，这是我的命定。我回不去，走不出，一个人面对茫茫天地。
父亲一日从街上回来，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街上的新华书店正在处理旧书。隐隐地一种色彩在远处闪亮，吸引我的赴约。我立马循迹而去，驾着父亲那辆黑旧的大自行车，像一只阴郁的鸟掠过城市的湖面。书店门前的空地上塑料布围成一个简易的围栏，围栏的出口处有张桌子，那里端坐着一个看场子兼收银的表情冷漠的白面男人。围栏内成堆的书，看到那些书，我恨不得变成书虫混迹其中，或者那个男人的工作天上馅饼一样分发给我。 多年以后我走上写作道路时，一个来看我的文友对我说，你要多读书。我觉得他这句话不但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脑残得要命。如同我给孩子讲红军过草地没东西，孩子紧跟着说怎么不吃巧克力那样幼稚。我是知道读书来着，但是纸片在农村不仅是入厕的紧缺货，还是糊墙装裱顶棚的装饰。我跟着墙壁的倾斜度，仰头侧卧或者半跪着吮吸文学的残羹剩汤，还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母亲夹鞋样的少皮没毛的《解放汴梁》。我的读书背景如此单薄，对拥书入怀的热血沸腾就不难理解了。像一个下山的尖屁股小猴，我丢弃一本瞬间又捡起一本。对于一个目前吃饭尚难的人，不可能对所有的书乱抛钟情。一本淡蓝色封面的小说集始终没有丢下，还有鲁迅先生的《呐喊》。我的魂不守舍和磨蹭考验了守摊人的忍耐度，在他明显厌弃的目光中我抱回了一摞书。
小说集的开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让我没有费力地和作者茨威格感应了。阳台下以喧嚣人流为背景的阅读，变得异常安静。我也是一个陌生的女人，虚拟了一个人用以散发对世界深深的热爱，那个人的无所应无所答使人性失却温度。这本茨威格的小说集深深地安慰着我的孤独，他天才的张力，攀爬个性巅峰的喃喃自语，引领我走向一个深邃的幽洞，洞内潮湿阴暗奇石嶙峋，充满诡异的玄机。为了埋藏在一个不可预知地方的宝藏，人明知危险却又充满探究地走进去，再进去一点。对于一个天性喜欢冒险的人，没有人拒绝这种诱惑。
我还是我，但是我默想，欢喜，安然，脸色泛起被什么点亮的红润。父亲鼓励我逛街，他向他的朋友诉说我的沉静，他怎能知道，我的幽闭，已经被遥远的毫不相干的人，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洞开。
钙质的鲁迅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头上顶着太阳的芒刺，脚下踩着潮热的湿土，周身被烘热的暑气携裹，默诵这些从记忆旮旯里搜寻来的自我安慰时，被丈夫的呵斥声打断。他突兀的高音在空旷的田野极富穿透力，针一样戳进我的胸膛。上午的骄阳下瓜苗呆在塑料薄膜里，像鱼呆在浑水中一样憋气，解救刻不容缓。可是我是一架没有加油的机器，怎可能超速运转。虽然新婚不久，但是丈夫对西瓜苗比对我好。我肚子里还有个小东西，丈夫根本不看这个小东西的面子，他对我要求回家进餐的建议不可置疑地驳回：吃，吃，少吃一会儿能饿死呀，你没看见这些苗，不抠出来等着完蛋吗？西瓜苗完蛋比我完蛋严重吗？
我小声抵抗一句，忍着低血糖的晕眩。
对男人的粗暴我早修炼出免疫——让他的箭射中的是海绵。再说，女人婚前是个宝，婚后是根草。我在邻人的观战中，大摇大摆走出地畔儿，仗着小东西的权威给他一个不示弱的背影。种西瓜并非情非得已，他担心新栽的果树被高杆植物侵吞，可是也不能置西瓜面临的危险于不顾。西瓜成熟时赶上末伏，这时来一场阴雨，运气不好时淅淅沥沥好几天，不但西瓜铮铮裂口，阴雨降温西瓜也没有销路。那你说种啥？丈夫狠狠地反诘，把一个应由男人回答和承担的问题抛给我。
踏入婚姻的小路，原来如此硌脚。没有在生活面前赚下资本，也就没有讲价钱的资格。我一辈子不说爱，那个字对普通人都很奢侈，何况一个草芥的农家女。麻木地随着日子的惯性走，喂鸡，洗衣。打猪草，跟在太阳后面侍弄庄稼，一天复一天。
邻居兰草过来借醋，她穿着一件污迹斑斑的毛线衣，衣服前襟抹布抹了一样油光乌亮，头发乱蓬蓬堪比鸡窝，屁股上粘着草屑和土。两只细腿顶着肥硕的上身，以鸭子的步态摇摆过来，叽叽歪歪说要借醋。不止是醋，一上午她不厌其烦借了好几样，每次来都像是拿自家东西。兰草名字的高雅和她本人的粗俗是两个南辕北辙的反极，制造出这个喜剧效果的是她那粗通笔墨的乡医父亲。乡医对人无话，走路在寻思什么深刻命题似的背着手，低着头。整日待在冷寂凄清的诊所写毛笔字，很少去地里看顾庄稼。练毛笔字的废纸写了一摞又一摞，那些字叠起来高得快把他埋住，他老婆来解救他，先给了他一个耳光，再把那些墨水泼到他脸上。他把自己的脸随便抹一下，又继续写。
兰草母亲是个精致女人，对集市上高挂的成衣着迷，用两只公鸡为自己换回一件草绿色的涤纶上衣，她穿着这件衣服和一个外地的砖瓦匠，在一摞磚头后面探讨烧窑技术，大概探讨不足以浇灭她被乡医冷落的热情，她选择风高月黑夜和砖瓦匠神秘失踪。从此，兰草和父亲以及弟弟们对付生活的能力像沙滩上的鱼一样焦躁凌乱。她在没有下脚地方的厨房里忙活，馍蒸生了，锅烧糊了，拧着腰或烫着手了，她踢踢踏踏操弄日子的声音以夸张的形式从墙那面聒噪过来，还有她无序地诉说也以强制的惯性充斥我的日常。
从一个窝再到一个窝，在刚满二十岁的秋冬季，命运派遣她和村里比她大八岁的春望组合。春望常年掖着掖不净的鼻涕，把鼻子掖得通红肥大。那红通通的鼻头霸气地挤占了其他五官的位置，它们只好局促地缩小了地盘。他放羊很有些年头，在山坡练就的嗓子用来说话，一般人的耳膜会经受考验。不过大嗓门只能完成简略的表达，稍微复杂的人和事在他这里短路，基本拐不过弯儿。他起早去放羊，他鳏居的爹趁空钻进了他的屋。兰草在被人问及时会述说详情，她红光满面地讲述着，她的讲述在人群中河水漪涟一样荡起阵阵哄笑，笑声一层层地溢开去，传到不可知的远方。那些笑声对我无比刺耳刺心，可惜我两手空空没有武器。“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在悲愤的伤口上，鲁迅先生锋利的撸割让我痛得畅快。
其时我只有一本书，一本从城里书店买回、被我啃得滚瓜烂熟的《呐喊》。这本书贯穿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葛兰叶掩映的堤堰上，麦苗秀挺的麦地里，摊晒粮食的场院里，我携着我唯一的一本书，吸收着钙质的鲁迅。我平缓地长着个子，那些文字给我施加着养料。他在《社戏》里展露温情浪漫，我打开他童年的卷册，一步步丈量过去，如同蹚进夏季的山间清泉。
一棵树是枣树，另一棵树也是枣树，独闪的韵味是章法后面的学拙，更是鲁式的幽默和智慧。躺在一片木锨搅开的麦子上，一边和身边的鸡们对峙，一边在刺眼的强光下聆听他挥舞的利剑嗖嗖有声，精准地瞄准时代的病疾。从此以后，我直接跨过性别，不屑与莺歌燕语的文字为伍，也不理会港台裹脚布一样的言情剧，是怎样浸蚀着同龄人的心扉。当她们自以为新潮地向别人复述那些嗲声嗲气的洋玩意时，我沉默不语。生活给我的性格打上沉郁的底色，又被鲁迅先生冷峻的涂抹，灰色渐渐成为一种基调，潜隐到我的最深处。外部的冷对应我内在岩浆一般的热，我不娇弱，拒绝花花草草。对待感情，我能在凌厉处开掘柔软，从刚硬里发现诚挚。 我生产了，像任何一个农村女人一样，我自然而然地生了一个蛋。鸡还可以跳上草垛显摆一番，我卧在床上悄无声息。毛茸茸的女儿改变了一切，她让我在孤独面前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她从此是我的杠杆，以她为中心的力量可以撬动地球。之前我并不知道怀孕是一种体力透支，当我诞下女儿时，我不停地流血，流汗。我的身体储藏了如此之多的液体，随着我的靠岸，它们纷纷溃退，以同归于尽的崩溃之势喷薄而出。我的元气以虚弱的敌对抵抗，最后我拖着沉重的疲惫和巨大的虚空从阎王爷鼻子下溜过。在土坯屋内，十二个小时的战役，我以一个母亲的英勇从容地跨过死亡之门。
丈夫为我端来一口热汤后，就被同村人喊去拉石头，他那辆破旧的拖拉机渐行渐远在我的视线之外时，一种深刻的孤单雾霾一样罩上心头。他实在是太勤勉了，连老婆生产也不肯耽搁一日。他临走时对婆婆交代照看我的事宜，婆婆把脸迈向公公：你负责做饭。公公比婆婆大十多岁，这十多岁成了一个筹码，把他压得一辈子抬不起头。他洗衣做饭，给婆婆捶背。洗衣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婆婆却把它当大事在妇女们之间流传。村里给老婆洗衣的男人少之又少，婆婆就成了男权的破坏者，她无可置疑成了众矢之的，惡的代名词。鉴于我的特立独行，并没有受到多少传染，何况我是她的长媳，有义务维护家人的体面。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和摩擦的增多，我近距离地看到她膨大的狭隘和刻薄。
她是虔诚的基督徒，每日起床先要早祷，无论多忙，她都要跪在炕上默诵神的功德。溜下炕之后就开始骂公公，地没扫屋不抹，死到哪里去了；炒白菜倒这么多醋要酸掉人牙呀；牛吃了一夜草赶紧拉出去喝水呀……公公早年离过婚，在频临光棍的边缘娶了她，一辈子唯一的嗜好就是围着她转，沉默地活在她的絮叨和辱骂中。婆婆有公公的侍奉得以有余闲从容地扯闲话，她的扯闲话水平因性情乖戾比情商低的人还要拙劣，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对质和叫骂，公公出去给人家说好话，极力用他的品行为婆婆开脱赎罪。
公公做好饭由小叔子端来，饭还没有下咽，隔窗的吵闹先声夺人的传来，婆婆因为我碗里的一个鸡蛋和公公厮打起来。她想起她坐月子时没有受此优待，公公低声说时代不同了，后半句被挨了婆婆一棍哎吆吆的喊痛声淹没。大姑子来看我，拿了一顶婆婆箱子里的旧帽子作为礼物，它的样式古老得快要摆进文物馆，估计是丈夫小时候戴过的。先前大姑子和婆婆在窗台下商量见我的礼物，婆婆说，生个女儿的人不会讲究什么。大姑子让她小点声，她反而更大声起来，粗嗓子里携带着恼怒，她说我一辈子没人管老了让你管。诸如此类的事非常之多，我被亏损的液体纠缠，没日没夜的梦寐不止，在女儿的哭声中醒来，也没有奶水哄哄孩子。
婚前我被村里铺天盖地关于婆婆的负面名声轰炸，临了我还是钻进自设的囚牢。不过我要反抗的是命运，我要从觉醒的黑屋子里走出来，婆婆不是我要对付的障碍，她歇斯底里拿着低劣的矛头对我只能伤层皮，我对她只消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没出月子我就开始写诗，写小说。既然现实不是我想看到的现实，我为自己开辟重建一个世界，这里瑰丽旖旎风光无限，我率领词句在这里坐拥灯红酒绿，这里的一切我说了算，藉文字让自己强大。
那本《呐喊》放在我的枕头底下，一度有人借去，没两天她说看不懂就还回来，我没事了翻翻，有时竟搂着它睡着。除了女儿，我没什么可搂，我搂着书的时候，像搂着自己蚀骨的孤独，又像搂着自己坚硬的骨骼。
其时我梳着两条笨拙的粗辫子，脸色被山风磨砺得黑红粗糙，眼眸像带着茸毛的青涩柿子一样单纯迷茫。小村狭隘贫穷的质地决定我是无根的飘萍。虽然那所简陋的乡村中学需要踏着寒风迎来，顶着酷暑送往，身上鳞次栉比地残留冻伤和跳蚤肆虐的暗疤，但是对于孤苦无依的我，却是内心休憩时唯一冒着热气的窝棚。
我跟着父亲来到千里之外的煤矿，蜗居在城郊一个简陋旅馆的二楼。旅馆的费用由矿上来出，父亲的活路是侍候一个高度截瘫的老矿工，他给老矿工买菜，洗衣，接送孩子。虽然我没有看到他做活时更真实的状态，但我却从他抽烟的姿势上洞察他的内心。那连贯不断的烟圈，满屋子都缭绕着他的愁闷。只要下班回来，他就把自己围裹在一片烟气中。
我们的愁闷各不相同。他有待养的老人和远别的妻子，我有未竟的学业和心底失恋的哀伤。城市的夜凌乱而焦躁，窗外的喧嚣是异地的风物，故乡的虫鸣被远隔成一怀伤情，尽管如此，我追梦的脚步仍无比决绝。我不知道我的前路是什么，在静等上天赐我机会的一個个枯坐的百无聊赖里，我吟诵随身携带的语文课本，以阳台下滚动的人流为背景，不合时宜地默写英语单词，幻想那些寥落在记忆中的外域音标是梦想远处挥舞的羽毛。
城里人行走靠自行车，不像山里人靠一双脚板。我推着父亲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一辆锈迹斑斑车铃黯哑、其他零部件沉滞闷涩的大杠自行车，开始了漫长的征服自己之路。操场上我一次次摔倒，捂着血迹斑斑的脚。有时瘸着腿，忍着大腿乌青处的隐痛。被车杠压住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本来虚弱无一支撑的丑小鸭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展览笨拙。十七岁的矜持和羞涩必须屈从生存的冰冷，如果短时间内我不能驾驭父亲高大肮脏的坐骑，我这株移栽的植物，将无法在水泥地上扎下一丁点微弱的根须。
溃退不是我的本意，生活不被我踩在脚下，我就要被生活踩在脚下。家境外貌和戛然而止的学业，没有一样可以加固我生长的根基。我只想活着，触角灵敏脆弱，迎接风霜时恰又柔韧无比。
像河岸树荫在河水中的投影，我仰卧在旅馆小床上的独梦很驳杂——时而清晰，时而朦胧。父亲的朋友扔给父亲一张电影票，这对灰色的我无疑奉送了一场文化盛宴，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看电影的正式和隆重。和乡村露天电影迥异的是，城里影院有秩序的凛然。我看到座椅上密集到恐怖的人头，和嗡嗡作响的嘈杂。这些热闹像透明的玻璃墙，墙内盛满虚浮的繁华，对一个乡下丫头来说，这堵墙隔膜而生硬。邻座两个情侣在缠绵，男人柔情的注视、抚摸。女人像一颗珠宝，高贵而宁静。我回想乡下打麦场的电影，月亮打着温亮的光束，小孩子像扑水的小鸭，新奇无羁地雀跃。零散的人群中劣质烟酒味儿，浓烈葱蒜味儿沉闷汗腥味儿以及张扬的雪花膏味儿，以暗流的姿势潜进麦草香洗浴的空气中。青年男女飘荡的眼神，看似无意的肌肤浅表摩擦，山乡特有的直白，生机和简洁的肌理，和精致而幽深的城里如此不同。
我远远地站在外围，用沉默将自己包裹，羞于袒露那些廉价的激情。我的母亲被生存压榨得不仅屏蔽了性别，也失了温情的耐心，我被斥来喝去剁永远也剁不完的猪草，锄永远没有尽头的地，缠不会完结的棉线。父亲在回家有限的时光里和母亲说话，他们的叽叽囔囔时而在热炕上，时而在木板楼上，时而在没有收割的庄稼地里。我知道他们的交流是冰与火的对接，新鲜刺激，热烈危险。我嫉妒母亲，父亲没有碰过我，连我凌乱的头发都不曾抚一下。当我多年后极易被一句温柔的话击伤，陷入痴情的囚牢时，我知道我患上了一种在心理书上找到的名词：感情剥离症。我如此渴望抚摸，渴望心底的支撑，渴望灵魂的惺惺相惜。
我梦见麦田，上苍将一泼苍茫的晕黄洒在半山坡，看似弹丸之地，卑弱如甲虫的我徒劳的挥舞着镰刀，每一镰的力道都那么虚空。太阳无遮无拦在碧空中伸长了酷热的爪子，我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永远甩不掉土腥味儿，永远劈不出一条道和心底那个城里人汇合。
我梦见村部简陋砖瓦房前的空地上，老王头手脚并用地敲鼓拉弦，一张豁牙跑风的嘴滑稽地演说着百年前某对才子佳人的暗递秋波。他是乡村文化最后的坚守者，虽然那些咿咿呀呀的唱词已经随他作古，但却无故响彻在我冰凉的异乡耳畔：远望南山雾糟糟，一树松柏一树蒿，松柏到老顶天地，蓬蒿到老当柴烧……
父亲有天回来，他说他为我报了一个裁剪班。父亲的朋友没有回音，为我找的活路遥遥无期。人只要活着，日头就不会淡然，况且我并不是一个容忍日头随便溜走的人。教裁剪的老女人已经在我的岁月中隐身，连一个浅浅的背影也没有留下。唯独她的侄子，一个小胡子的冒失鬼荡漾在记忆的旖旎中。他热衷替他姑妈讲课，看人的目光恰是活剥生吞，好在我暗衣裹身，不和任何外在的热络起反应。
我的裁剪图画得敷衍粗糙，笨拙得没有一点纤巧的女人味道。如同我从没有绣好过一副让邻人夸赞的鞋垫。我笔下的线条暴露我的心境，潦草凌乱，充斥着被动的压抑。那个冒失鬼常常来握我的手，他想以此为借口打开我心里的缺口是那么的痴心妄想，我被寒流浸透的冷，不是他预想的那么简单。何况世上总有相当部分的男人，透着一股恶劣的嬉皮和浅薄的无赖。我十七年的乡村生活给了我七十岁的沉静，我用沉静打量一切。
多年后我从读三毛的传记中读到，她小时候喜欢到乱坟岗去。我虽然没有去，但是我和生活的隔膜无时不在。我既没办法回到小村琐碎的针线活里，也没办法融入城市涌动的车流里。被生活另立出来，我怎能知道，这是我的命定。我回不去，走不出，一个人面对茫茫天地。
父亲一日从街上回来，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街上的新华书店正在处理旧书。隐隐地一种色彩在远处闪亮，吸引我的赴约。我立马循迹而去，驾着父亲那辆黑旧的大自行车，像一只阴郁的鸟掠过城市的湖面。书店门前的空地上塑料布围成一个简易的围栏，围栏的出口处有张桌子，那里端坐着一个看场子兼收银的表情冷漠的白面男人。围栏内成堆的书，看到那些书，我恨不得变成书虫混迹其中，或者那个男人的工作天上馅饼一样分发给我。 多年以后我走上写作道路时，一个来看我的文友对我说，你要多读书。我觉得他这句话不但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脑残得要命。如同我给孩子讲红军过草地没东西，孩子紧跟着说怎么不吃巧克力那样幼稚。我是知道读书来着，但是纸片在农村不仅是入厕的紧缺货，还是糊墙装裱顶棚的装饰。我跟着墙壁的倾斜度，仰头侧卧或者半跪着吮吸文学的残羹剩汤，还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母亲夹鞋样的少皮没毛的《解放汴梁》。我的读书背景如此单薄，对拥书入怀的热血沸腾就不难理解了。像一个下山的尖屁股小猴，我丢弃一本瞬间又捡起一本。对于一个目前吃饭尚难的人，不可能对所有的书乱抛钟情。一本淡蓝色封面的小说集始终没有丢下，还有鲁迅先生的《呐喊》。我的魂不守舍和磨蹭考验了守摊人的忍耐度，在他明显厌弃的目光中我抱回了一摞书。
小说集的开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让我没有费力地和作者茨威格感应了。阳台下以喧嚣人流为背景的阅读，变得异常安静。我也是一个陌生的女人，虚拟了一个人用以散发对世界深深的热爱，那个人的无所应无所答使人性失却温度。这本茨威格的小说集深深地安慰着我的孤独，他天才的张力，攀爬个性巅峰的喃喃自语，引领我走向一个深邃的幽洞，洞内潮湿阴暗奇石嶙峋，充满诡异的玄机。为了埋藏在一个不可预知地方的宝藏，人明知危险却又充满探究地走进去，再进去一点。对于一个天性喜欢冒险的人，没有人拒绝这种诱惑。
我还是我，但是我默想，欢喜，安然，脸色泛起被什么点亮的红润。父亲鼓励我逛街，他向他的朋友诉说我的沉静，他怎能知道，我的幽闭，已经被遥远的毫不相干的人，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洞开。
钙质的鲁迅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头上顶着太阳的芒刺，脚下踩着潮热的湿土，周身被烘热的暑气携裹，默诵这些从记忆旮旯里搜寻来的自我安慰时，被丈夫的呵斥声打断。他突兀的高音在空旷的田野极富穿透力，针一样戳进我的胸膛。上午的骄阳下瓜苗呆在塑料薄膜里，像鱼呆在浑水中一样憋气，解救刻不容缓。可是我是一架没有加油的机器，怎可能超速运转。虽然新婚不久，但是丈夫对西瓜苗比对我好。我肚子里还有个小东西，丈夫根本不看这个小东西的面子，他对我要求回家进餐的建议不可置疑地驳回：吃，吃，少吃一会儿能饿死呀，你没看见这些苗，不抠出来等着完蛋吗？西瓜苗完蛋比我完蛋严重吗？
我小声抵抗一句，忍着低血糖的晕眩。
对男人的粗暴我早修炼出免疫——让他的箭射中的是海绵。再说，女人婚前是个宝，婚后是根草。我在邻人的观战中，大摇大摆走出地畔儿，仗着小东西的权威给他一个不示弱的背影。种西瓜并非情非得已，他担心新栽的果树被高杆植物侵吞，可是也不能置西瓜面临的危险于不顾。西瓜成熟时赶上末伏，这时来一场阴雨，运气不好时淅淅沥沥好几天，不但西瓜铮铮裂口，阴雨降温西瓜也没有销路。那你说种啥？丈夫狠狠地反诘，把一个应由男人回答和承担的问题抛给我。
踏入婚姻的小路，原来如此硌脚。没有在生活面前赚下资本，也就没有讲价钱的资格。我一辈子不说爱，那个字对普通人都很奢侈，何况一个草芥的农家女。麻木地随着日子的惯性走，喂鸡，洗衣。打猪草，跟在太阳后面侍弄庄稼，一天复一天。
邻居兰草过来借醋，她穿着一件污迹斑斑的毛线衣，衣服前襟抹布抹了一样油光乌亮，头发乱蓬蓬堪比鸡窝，屁股上粘着草屑和土。两只细腿顶着肥硕的上身，以鸭子的步态摇摆过来，叽叽歪歪说要借醋。不止是醋，一上午她不厌其烦借了好几样，每次来都像是拿自家东西。兰草名字的高雅和她本人的粗俗是两个南辕北辙的反极，制造出这个喜剧效果的是她那粗通笔墨的乡医父亲。乡医对人无话，走路在寻思什么深刻命题似的背着手，低着头。整日待在冷寂凄清的诊所写毛笔字，很少去地里看顾庄稼。练毛笔字的废纸写了一摞又一摞，那些字叠起来高得快把他埋住，他老婆来解救他，先给了他一个耳光，再把那些墨水泼到他脸上。他把自己的脸随便抹一下，又继续写。
兰草母亲是个精致女人，对集市上高挂的成衣着迷，用两只公鸡为自己换回一件草绿色的涤纶上衣，她穿着这件衣服和一个外地的砖瓦匠，在一摞磚头后面探讨烧窑技术，大概探讨不足以浇灭她被乡医冷落的热情，她选择风高月黑夜和砖瓦匠神秘失踪。从此，兰草和父亲以及弟弟们对付生活的能力像沙滩上的鱼一样焦躁凌乱。她在没有下脚地方的厨房里忙活，馍蒸生了，锅烧糊了，拧着腰或烫着手了，她踢踢踏踏操弄日子的声音以夸张的形式从墙那面聒噪过来，还有她无序地诉说也以强制的惯性充斥我的日常。
从一个窝再到一个窝，在刚满二十岁的秋冬季，命运派遣她和村里比她大八岁的春望组合。春望常年掖着掖不净的鼻涕，把鼻子掖得通红肥大。那红通通的鼻头霸气地挤占了其他五官的位置，它们只好局促地缩小了地盘。他放羊很有些年头，在山坡练就的嗓子用来说话，一般人的耳膜会经受考验。不过大嗓门只能完成简略的表达，稍微复杂的人和事在他这里短路，基本拐不过弯儿。他起早去放羊，他鳏居的爹趁空钻进了他的屋。兰草在被人问及时会述说详情，她红光满面地讲述着，她的讲述在人群中河水漪涟一样荡起阵阵哄笑，笑声一层层地溢开去，传到不可知的远方。那些笑声对我无比刺耳刺心，可惜我两手空空没有武器。“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在悲愤的伤口上，鲁迅先生锋利的撸割让我痛得畅快。
其时我只有一本书，一本从城里书店买回、被我啃得滚瓜烂熟的《呐喊》。这本书贯穿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葛兰叶掩映的堤堰上，麦苗秀挺的麦地里，摊晒粮食的场院里，我携着我唯一的一本书，吸收着钙质的鲁迅。我平缓地长着个子，那些文字给我施加着养料。他在《社戏》里展露温情浪漫，我打开他童年的卷册，一步步丈量过去，如同蹚进夏季的山间清泉。
一棵树是枣树，另一棵树也是枣树，独闪的韵味是章法后面的学拙，更是鲁式的幽默和智慧。躺在一片木锨搅开的麦子上，一边和身边的鸡们对峙，一边在刺眼的强光下聆听他挥舞的利剑嗖嗖有声，精准地瞄准时代的病疾。从此以后，我直接跨过性别，不屑与莺歌燕语的文字为伍，也不理会港台裹脚布一样的言情剧，是怎样浸蚀着同龄人的心扉。当她们自以为新潮地向别人复述那些嗲声嗲气的洋玩意时，我沉默不语。生活给我的性格打上沉郁的底色，又被鲁迅先生冷峻的涂抹，灰色渐渐成为一种基调，潜隐到我的最深处。外部的冷对应我内在岩浆一般的热，我不娇弱，拒绝花花草草。对待感情，我能在凌厉处开掘柔软，从刚硬里发现诚挚。 我生产了，像任何一个农村女人一样，我自然而然地生了一个蛋。鸡还可以跳上草垛显摆一番，我卧在床上悄无声息。毛茸茸的女儿改变了一切，她让我在孤独面前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她从此是我的杠杆，以她为中心的力量可以撬动地球。之前我并不知道怀孕是一种体力透支，当我诞下女儿时，我不停地流血，流汗。我的身体储藏了如此之多的液体，随着我的靠岸，它们纷纷溃退，以同归于尽的崩溃之势喷薄而出。我的元气以虚弱的敌对抵抗，最后我拖着沉重的疲惫和巨大的虚空从阎王爷鼻子下溜过。在土坯屋内，十二个小时的战役，我以一个母亲的英勇从容地跨过死亡之门。
丈夫为我端来一口热汤后，就被同村人喊去拉石头，他那辆破旧的拖拉机渐行渐远在我的视线之外时，一种深刻的孤单雾霾一样罩上心头。他实在是太勤勉了，连老婆生产也不肯耽搁一日。他临走时对婆婆交代照看我的事宜，婆婆把脸迈向公公：你负责做饭。公公比婆婆大十多岁，这十多岁成了一个筹码，把他压得一辈子抬不起头。他洗衣做饭，给婆婆捶背。洗衣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婆婆却把它当大事在妇女们之间流传。村里给老婆洗衣的男人少之又少，婆婆就成了男权的破坏者，她无可置疑成了众矢之的，惡的代名词。鉴于我的特立独行，并没有受到多少传染，何况我是她的长媳，有义务维护家人的体面。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和摩擦的增多，我近距离地看到她膨大的狭隘和刻薄。
她是虔诚的基督徒，每日起床先要早祷，无论多忙，她都要跪在炕上默诵神的功德。溜下炕之后就开始骂公公，地没扫屋不抹，死到哪里去了；炒白菜倒这么多醋要酸掉人牙呀；牛吃了一夜草赶紧拉出去喝水呀……公公早年离过婚，在频临光棍的边缘娶了她，一辈子唯一的嗜好就是围着她转，沉默地活在她的絮叨和辱骂中。婆婆有公公的侍奉得以有余闲从容地扯闲话，她的扯闲话水平因性情乖戾比情商低的人还要拙劣，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对质和叫骂，公公出去给人家说好话，极力用他的品行为婆婆开脱赎罪。
公公做好饭由小叔子端来，饭还没有下咽，隔窗的吵闹先声夺人的传来，婆婆因为我碗里的一个鸡蛋和公公厮打起来。她想起她坐月子时没有受此优待，公公低声说时代不同了，后半句被挨了婆婆一棍哎吆吆的喊痛声淹没。大姑子来看我，拿了一顶婆婆箱子里的旧帽子作为礼物，它的样式古老得快要摆进文物馆，估计是丈夫小时候戴过的。先前大姑子和婆婆在窗台下商量见我的礼物，婆婆说，生个女儿的人不会讲究什么。大姑子让她小点声，她反而更大声起来，粗嗓子里携带着恼怒，她说我一辈子没人管老了让你管。诸如此类的事非常之多，我被亏损的液体纠缠，没日没夜的梦寐不止，在女儿的哭声中醒来，也没有奶水哄哄孩子。
婚前我被村里铺天盖地关于婆婆的负面名声轰炸，临了我还是钻进自设的囚牢。不过我要反抗的是命运，我要从觉醒的黑屋子里走出来，婆婆不是我要对付的障碍，她歇斯底里拿着低劣的矛头对我只能伤层皮，我对她只消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没出月子我就开始写诗，写小说。既然现实不是我想看到的现实，我为自己开辟重建一个世界，这里瑰丽旖旎风光无限，我率领词句在这里坐拥灯红酒绿，这里的一切我说了算，藉文字让自己强大。
那本《呐喊》放在我的枕头底下，一度有人借去，没两天她说看不懂就还回来，我没事了翻翻，有时竟搂着它睡着。除了女儿，我没什么可搂，我搂着书的时候，像搂着自己蚀骨的孤独，又像搂着自己坚硬的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