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天才和灵性孕育出一幅新型的国画，尤其适合表现毛笔的韵味。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便是“玩墨”，他伟大创新的艺术冲动借此得到自由地发挥，也给中国艺术带来永恒的影响。苏东坡不但创造出有名的“墨竹”，还发明了新型的国画“士人画”。他和后辈米芾共同探索新画法，后来竟变成中国绘画最独特、最具代表性的风格。南方画派强调用迅速、节奏性的笔触来表现统一的概念，早在8世纪就由吴道子和王维所建立—与北派李思训细描金边、添红着绿的画法形成强烈的对比。不过，写意的“士人画”到宋朝才真正确立，这一派注重优美的活力和画家主要的概念，却包含了现代画家注重的某些艺术原理和技巧的奥秘。
　　我们有幸从苏东坡、米芾、黄庭坚留下来的艺评中看出“士人画”在苏东坡生命里的起源。学者是诗人，是书法家，也是画家。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书法和绘画是同一回事，技巧、方法、精神和批评的原理完全一样。不明睐中国书法的美学原则，就无法了解南派国画的起源。因为南派的始祖—苏东坡也是其中之一—都饱受中国诗的熏陶，善于用笔，精通书法、构图和韵律等一切原则。书法提供国画的技术和美学原理，诗句构成国画的精神，强调境界与气氛，泛爱大自然的一切气味、色彩和声音。
　　远在苏东坡未诞生之前，中国已有丰富的艺术传统，书画双绝。苏东坡从小佩服吴道子，他在黄州那几年，曾花不少时间改进画艺。如今他的诗人和画家朋友都聚集京师，此一气氛颇能激发他诗词和艺术的创造力。正如好棋手在同一座城内找到另一位好棋手生活会有改变，现在苏东坡的生活也不同了。他毕竟是学者，不是政客，身为文人，他主要的工作便是用笔用墨用纸。他的门生都是大学者，经常到他家拜望。米芾后来变成宋代最杰出的画家，有一次深深爱上石头的韵律，竞拜倒在一座山岩下，连呼“岳父”。人人都叫他“米癫”。米芾、苏东坡和李公麟这3位宋代名家当时常常在一起。
　　他们在彼此家中聚会、喝酒、说笑、作诗，经常半醉半醒。这时候苏东坡、米芾或李公麟会走到桌边，桌上笔、墨、纸齐备。一个人动手画画、写字或作诗，其他人就在旁边观望起哄，题诗为序，环境和气氛非常理想。诗、书、画最主要的材料就是两种液体：酒和墨；他们有上好美酒，上好名墨，还有最好的毛笔和最珍贵的纸张。一个好书画家找到特别珍贵的纸张，就像好提琴手面对一具史特拉笛瓦名琴—简直无法抗拒。苏东坡最喜欢澄心堂的纸，宣城的诸葛笔，或者鼠须笔，还有李廷帮做的墨。一位学者完成一张画，依例要请别人轮流写几句书评，或者记下当时传诵的笑话。有时候苏东坡和李公麟共画一张作品，东坡画石头，公麟画柏树，子由和黄庭坚则题诗为叙。
　　中国艺术史上有一次大盛会，16位学者齐集在王诜驸马的府邸中。这就是伟大的“西园会”，由李公麟作画留念，米芾详细描写。在场的有宋朝三大画家苏东坡、米芾、李公麟，东坡的弟弟和苏门四学士等人。石桌列在高杉巨竹之下。顶上有瀑布流人大河，两岸都长满花卉和修竹。王诜的两位侍妾梳高髻、戴发饰，站在桌子后方。苏东坡一身黄袍黑帽，正倚桌写字，王诜驸马则坐在附近看他，另一张桌子上，李公麟正在题一首陶潜的诗，子由、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围桌而立。米芾仰着头在附近一块岩石上刻字。秦观坐在树根上听人弹琴，其他的人则散列四方，有跪有站，姿态各不相同，其中还有和尚与学者。
　　大家公认苏东坡喝了酒有灵感，能作出最美的字画。想想中国书画所需要的明快韵律，便相信此言不虚。元祐三年（1088年）苏东坡担任主考期间，他和画家朋友李公麟、黄庭坚和张耒等陪考官都被禁七八周以上，試卷未改完之前，谁也不准和外界联络。公余之暇李公麟画马自娱，黄庭坚写些阴郁可怕的鬼诗，彼此互述道家和仙人的传闻。提到东坡，黄庭坚曾写道：“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过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
　　苏东坡批评自己的书画说：“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东坡生前曾叫人画了几张像，最著名的是程怀立和李公麟所画的两张。李氏的画像中，苏东坡坐在石头上，膝头放一根长拐棍。黄庭坚说此画把握了苏东坡微醺的神情。他以这种姿势轻松斜坐.思考物质世界的消长，而他目却享受眼前大自然无尽的韵味。他仿佛会随时站起来，拿毛笔蘸墨，写出胸中的感慨，不是赋出优美的诗篇，就是挥出欢快的节奏。
　　有一次杜介拿来一张上好的纸张，叫东坡题字，但是他对字帖的格局提出不少意见。东坡开玩笑说：“你以为我在卖菜吗？”左祐二年（1087年）的一天晚上，朋友们在他家大搜他的旧箱子，有人发现一卷破纸上有东坡的字迹，审视之下发觉是他谪居黄州期间半醉写成的《黄泥坂词》。有些地方字迹模糊，连苏东坡都认不出是自己的杰作。张耒临了一份给苏东坡，自己保留原版。过了几天苏东坡收到王诜驸马的一封信，信上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字。有近画当稍以遗我，勿多费我绢也。”
　　苏东坡有一份真迹复印本《西楼书帖》，在他死后被人刻在石头上，制成拓本，留存至今。这些复印品就像隔壁朋友的眼光一样亲切。有一封信顺便替苏夫人谢谢朋友送的梳子，另一篇说他要送上一坛腌肉。
　　把中國书法当作一种抽象画，也许最能解释其中的特性。中国书法和抽象画的问题其实非常相似。判断中国书法的好坏，批评家完全不管文字的意思，只把它视为抽象的构图。它是抽象画，因为它并不描绘任何可辨的物体，与一般绘画不同。中国字是由线条所构成，线条组合千变万化，书法就是把这些字完美地凑出来，而且要和同一行、同一页的其他字体相配合。中国字是由最复杂的成分所构成，不免呈现一切构图的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尤其注重整体的统一概念。
　　当然我们也应该观察细节。苏东坡曾记下一段趣事。有一位四川收藏家拥有百余幅名画，他最喜欢戴嵩和一张斗牛图。有一天他在院子里晒画，一位牧童恰好经过，他看了这张画一秒钟，摇头大笑。别人问他笑什么，他说：“激斗中的公牛尾巴应该垂在两腿间。这张画的牛尾却直立在后面！”
　　苏东坡不喜欢画鸟名家黄筌，因为他对鸟的习性观察不精。但是观察和精确不足以构成真正的艺术。画家必须运用直觉的见解，真正对大自然的鸟兽产生泛爱之情。苏东坡为自己画的一张鹤写了一首诗，也许最能表现他描绘物体内在精神的见解。他说一只鹤在沼泽中看见人来，未展翅就先决定要飞了，但是没人来的时候，它的姿态完全放松下来。苏东坡想画的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
　　谈到内在精神而非外在形体的描述，苏东坡说：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取名者，必寄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末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益达士之所寓也……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言之不妄。
　　一切绘画都不知不觉反映出一种思想。国画不知不觉表现出天人合一、宇宙生命一统、人类只是渺小过客的观念。由此看来，所谓写意的国画，无论画的是一竿修竹、一组怪石、山中烟雨或河上雪花都是泛爱的表现。苏东坡在朋友家的墙壁上画了一幅竹石，曾写诗为记，他的诗最能描绘出画家物我合一的态度：
　　空肠得酒芒角出，
　　肝肺搓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留，
　　写向君家雪色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