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叶瑞安和同在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张永全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2016年，在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成立35周年纪念大会上，研究会授予叶瑞安“中国俄语教育杰出贡献奖”。这一年，叶瑞安81岁，已经为俄语事业奋斗了近半个多世纪。
　　从马来西亚到大陆——不忘初心
　　叶瑞安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原马来亚），是位老归侨。他们一家都是爱国华侨，父辈就出生于马来西亚。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叶瑞安就目睹了英国殖民者的残忍和日本侵略者的暴戾，深受姐姐哥哥们参加抗日救亡和反抗殖民者活动的影响，早早就在心里埋下了爱国的种子。他的两个哥哥因为参加反抗殖民主义的活动先后被关进监牢和集中营，他和媽妈受到牵连也被拘禁。后来，英国殖民者把他们一家“驱逐出境”。
　　1953年，叶瑞安一家回到祖国，得到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家人都得到妥善安置，他被安排到广州培正中学读书。当我们问起他当初为什么选择学习俄语专业时，他的夫人抢先说道：“他不忘初心，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选择学俄语。”他自己却说，那时年少，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希望将来能踏上国际舞台。外交离不开外语。英语和俄语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两大语种。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英语，初中上的又是双语学校，英语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俄语通用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而且正值我国向前苏联学习的高潮，所以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习俄语。他认为，掌握了俄、英两种语言，对将来的工作大有好处。
　　1955年，叶瑞安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现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了他的俄语学习生涯。在校期间，叶瑞安学习刻苦，表现优异。大三时被中央对外文委借调去为来华巡回演出的苏联歌舞团当翻译；大四时，恰逢国庆十周年，他被学校派去上海承担接待外宾的任务。接着，在学校的安排下，他又考取了研究生，继续攻读俄语专业。
　　从讲台到电台——兢兢业业
　　从学校到工作岗位，叶瑞安始终坚持“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不巧赶上中苏交恶，进外交部的梦想就此破灭了，他被安排到山东大学任教。那时三年经济困难还没有结束，有人劝他说：“济南穷，凭你的情况和本领完全可以申请回南方工作。”叶瑞安服从组织分配的决心没有动摇，他收拾好行囊来到山东，开始了漫长的执教生涯。
　　山大俄语系始建于1950年，方未艾、曾宪溥、杜鲁珍娜、罗西尼娜、马卡洛娃等一大批知名教授曾先后在此任教，经过老一辈的辛勤耕耘，山大的俄语专业当时在全国已小有名气。叶瑞安深受前辈们影响，在俄语教学上极其认真。他认为，老师的本分就是教书，多讲课，讲好课。他不仅讲课认真负责，还是学生们的“知心大哥”，经常在生活中为学生们排忧解难。那时的叶瑞安工资也不过五六十块钱，却经常拿出钱来资助有困难的同学。他在教学中努力创新，讲求实效，比如他曾经把当时部队的“郭兴福带兵法”运用到俄语教学中，激发兴趣，有的放矢，着重实践，勤学苦练，收到较好效果，被学校教务处总结、推广。从1962年进入山大任教到1995年从山大退休，他兢兢业业地在这三尺讲台上站了三十多年，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进修生、硕士生，几乎所有的俄语课程他都担任过，一切听从安排，任劳任怨。
　　在俄语教学、科研上认真严谨的叶瑞安，渐渐被业界所熟知，声名甚至远扬至国外。1990年，当时的苏联国际广播电台指名聘请他担任哈巴罗夫斯克分台的编辑顾问，负责汉语部广播稿俄汉译文的审校工作。叶瑞安又一次听从安排，暂时离开了山大，踏上了去苏联的征程。
　　在电台，负责将俄文广播稿翻译成汉语的译员及播音员都是被视为俄汉双语通的专家，且大多为苏籍华人，他们对于叶瑞安的到来并不怎么欢迎，甚至有点儿不屑一顾。译员由于长久脱离中国现实和语言环境，译稿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不符合汉语遣词造句习惯或似是而非的语句。开始时，叶瑞安总是一丝不苟地将每个错误都用笔勾出来，但这样做会伤害译员，译文有过多的毛病会影响他们的声誉甚至今后的晋升。后来，叶瑞安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委婉地告诉对方为什么不合适，怎样译更好，再由他们自己动手改。如此一来皆大欢喜，既保证了广播稿的质量，又不伤感情，叶瑞安与译员们的关系愈来愈融洽，成了好朋友。
　　叶瑞安常给学外语的同学说“技不压身”，在学好本专业的前提下，不妨也多涉猎点其他方面的知识。他举了个例子，他自学过一点日语，平日看似无用，没想到在电台却派上了用场。原来日文人名、地名译成俄文是音译，因此译员便把“广岛”译成“希罗西马”，把“田中角荣”译成“塔纳卡卡库埃”。如果不懂点日文，便无从发现、纠正这类错误。
　　电台对叶瑞安的照顾相当周到，商品匮乏，但对他实行“特供”，几乎有求必应，新房子盖好后马上就给他安排了一套。但1991年末至1992年初，伴随着苏联解体，电台广播稿中开始出现一些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叶瑞安不愿做违心的事，便向电台提出辞呈。电台虽一再挽留，但叶瑞安去心已定。临走前，电台特意为他开了全体员工参加的告别茶会，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向他颁发了“优秀外国专家奖状”和纪念品。
　　经学校同意和批准，叶瑞安离开哈巴电台后来到莫斯科，目的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进行一些调查和研究。他当时是“中国苏东学会”理事。叶瑞安1987年曾来过莫斯科访学，这是他第二次造访这座美丽宏伟的城市。借此机会，他利用语言优势，在他教过的苏联进修生和我国驻俄使馆的学生的协助下，先后为山东省和中央贸促会在莫斯科举办了几次中国商品博览会，为拓展中俄贸易出了力。在此期间，叶瑞安有幸见到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上个世纪50年代初苏联援华顾问团的团长阿尔希波夫，并聆听了他关于加强中俄经贸关系的一些宝贵建议。
　　从词典到译著——精益求精
　　叶瑞安坚持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但在教课之余，也积极参加科研和教材编写工作。1975年，根据国务院有关指示，召开了全国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会议，山大外文系俄语专业承担了《俄语疑难用法词典》的编纂工作。叶瑞安分担词典编写的具体组织工作。他说：“编词典是一项浩大而细致的工程，从收集资料、选词、词条编写到审稿、定稿，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各尽所能，各负其责，容不得丝毫马虎、疏忽。”这项工作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在参与编写的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历时约四年，终于按要求完成了任务。出版后，《俄语疑难用法词典》得到俄语界一致好评，并于1985年获得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此外，叶瑞安参与组织、编写的高校公外俄语高年级教材，也于1985年获得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教材二等奖。 　　从小就热爱写作的叶瑞安，在空余时间，还会写写文章，搞点翻译。他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传》《语言的故事》《我是怎么样学习外语的》等多部著作。在问及写文章、编教材和译书有什么差异时，他说：“写文章、著书可以只写自己熟悉、擅长的，而翻译不同，你必须把原文原原本本地譯过来，不能回避，不能减，也不能加。”他在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传》时，就遇到许多问题，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俄国的革命家、作家，还是哲学家、评论家，涉猎广泛，书中涉及的领域很广，为此需要翻查大量资料，甚至向俄罗斯相关方面的专家投书咨询。把翻译看作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是极其无知的。译者不仅要有相当的中、外文造诣，还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否则译文就难以达到“信、达、雅”。
　　叶瑞安根据自己学习语言的经验时常勉励学生，“学语言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天赋，可以学会母语，就可以掌握外语”，关键在于勤奋、得法和有兴趣。有人说，外语只宜专攻一门，叶瑞安则认为，语言之间不会相互干扰，反而有助于触类旁通。叶瑞安会汉语、俄语、英语，多少懂点马来语，还自学过日语，他会讲多种南方方言，如客家话、粤语、闽南话。他把语言既当作工具，也当作享受。年少时，与外语结缘，一生相伴，遨游在波光粼粼的外语海洋里，他怡然自得。
　　从过去到现在——矢志不渝
　　现如今的叶瑞安已入耄耋之年。别人退休后生活很闲，而叶瑞安却很忙。他开玩笑说，一天有三忙，电脑、琴笛和厨房。也就是锻炼脑子，自娱自乐，活动手脚，目的是争取健康生活，少给国家和子女增加负担。
　　八十多岁的叶瑞安，电脑、平板、手机样样通。他用电脑整理长年积累的俄文资料，用电脑编书、写文章。叶瑞安年少时就酷爱写作，曾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连同当时的稿费单，他都还仔细地保存着。他关心国内外大事，隔三差五就会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社的发展论坛等大论坛上发表文章，累积已达三百多篇。他说：“别的事情我也干不了，就为国家的内外政策摇摇旗、呐呐喊吧。”他喜欢网购，吃的、用的，大到饮水机、抽油烟机，小到U盘、手表电池，通通网购。足不出户就能买到东西，而且有人送上门。他为今天的生活、为国家的日新月异而感到兴奋。
　　关于自己的成就，叶瑞安觉得不足挂齿。但说起自己的学生，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就上扬了起来。叶瑞安说：“老师一生最大的满足就是桃李满天下，学生的成就对于老师就是莫大的欣慰。”一张一张的学生毕业照，他都细心地珍藏着，翻着照片，回忆起当年师生相处的情形，一股暖流便油然涌上心头……（未署名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编辑/张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