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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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张心远回来了,他是扶着父亲的灵柩回来的,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伤心欲绝的母亲和几个不谙世事的弟弟妹妹。
  此时正值秋天,故乡的大地稻谷正黄,野草丰茂,老屋后院的桂花也细细密密地开了,幽香扑面,但这些景色在少年眼里都显得暗淡无光。
  父亲死了,对于这个家来说无异于天塌了。
  父丧子立,十八岁的张心远成了这个家的主人。
  “我真正感到有味的,还是两部家藏的残本小说,一部是大字的《三国演义》,一部是《希夷梦》(又名《海国春秋》),那些趣味性文字引发了我的梦想。”以前,张心远想写书,写花前月下、男欢女爱,写惊世大作,他将“愁花恨水”作为自己的笔名,做着当作家的梦。现在,随着父亲的去世,这梦就像转瞬即逝的肥皂泡沫,尚未飞起,即告破灭。
  为了一大家子的生活,文弱少年用双手操起了犁锄。
  这一年是1912年,是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很热闹的一年。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北京,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掌管了北京政府。中国形成了南北共治的局面。很快,经过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由袁世凯继任,新政府迁至北京,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北洋政府时期。
  北洋政府没能改变少年张心远的命运,他的命运因父亲的死,跟家乡的田地连在了一起。
  他最难接受的是在烈日下给稻田车水及耙草。每每干完活回家,他必长吁短叹,闷闷不乐。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母亲的最大愿望,就是把儿女们都抚养成人,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好对得起死去的丈夫。
  心远是长子,已经十九岁了,按照当地的风俗,早已到了娶妻的年龄。当年张心远在苏州蒙藏垦殖学校读书时,父亲还健在,双亲就已经为他聘了媳妇。
  女娃姓徐名大毛,也是本县人,住在附近的徐家牌楼,祖上做过官,虽然家道已没落,但到底曾是官宦人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再说此时张家也衰落了,还怎么去拿高标准要求人家?
  母亲是懂得儿子的,知道儿子心高气傲,从小爱看才子佳人小说,对女子的外貌要求很高。
  她做了精心的准备,选好了日子,拉着儿子坐上当时颇为气派的独轮小推车,风风光光地来到徐家牌楼看戏相亲。戏是当地流行的黄梅戏,台是泥巴垒成的土台子。戏还没有开始,台下已经熙熙攘攘。
  母子俩心神不定地坐在那里,不一会儿,来了几个女孩子,虽是乡下人,但在夜晚朦胧的灯光下,显得花枝招展。媒人指着其中一个给母子俩看,只见一个外貌清秀、举止端庄的姑娘,正羞答答地用手帕遮着嘴笑。显然,她也知道有人在暗中打量她。
  他的心扑通一下,立马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张恨水的第一任老婆叫徐文淑,正是这个徐大毛。嫁给张恨水之后,张恨水嫌“徐大毛”这个名字土气,改为徐文淑,用意很明显,希望她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淑女。
  大毛初嫁之夜,宾客未散,张心远便急不可待地掀开她的红盖头。红彤彤的烛光下,一张丑陋的少女面孔慢慢呈现:大嘴豁开,门牙毕露,粉脸上沟壑交错。再一看,粗短的双腿下面是一双裹过又放开的畸形小脚。
  张心远惊呆了,梦中的窈窕淑女怎么成了这个样子?那一瞬间,他的心掉进了冰窟窿。
  “月圆之夕,清光从桂隙中射上纸窗,家人尽睡,予灭灯独坐窗下至深夜。”这是他在《桂窗小记》里记录的新婚之夜的场景。
  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宁肯看月亮,也不愿意跟她同房。徐文淑在空寂的房间里,一灯一人一影。虽然她有了一个靓丽的名字,但是她的人生从此隐入黑暗之中。
  结婚不足半年,张心远便提出要出门“打工”,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故乡。
  起先,他来到自己的出生地,也就是他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江西广信(今上饶)。在这里,他邂逅了一位小学同学。如今,她已成了一位大美女。张心远心动了。
  然而,他已经有老婆了。虽然他心里一丁点都不喜欢那个老婆,一直说自己是被骗婚的,但是已婚总归是事实。
  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定住在江西,因为他父亲在江西还遗有一座老房子。
  很快就有风言风语传到母亲的耳朵里。做母亲的急了,三天两头催儿子回家。那边在催,这边却装着糊涂。
  无奈之下,母亲采取了一个手段——把江西的老房子卖了。
  令母亲没想到的是,即使卖了房子,儿子还是拒绝回家。
  走投无路的张心远又跑去投奔一个同宗族叔,这个族叔当时正在汉口办一家小报。从此,这个小报社就有了两个人:一个总经理,也就是张心远的那位族叔,另一个就是张心远。
  张心远很得意,一是因为他成功地摆脱了以母亲为首的家人的纠纏,二是终于可以公开发表自己写的诗词了,这离他想要的文学梦又近了一大步。
  要想发表诗词,就要有笔名。他忽然记起晚唐诗人李煜《乌夜啼》中的一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句正好符合他当时的心境:虽然摆脱了母亲,但是那个女同学也知晓了内情,疏远了他。


  在那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徐文淑一肚子苦水只能咽在肚里。然而,她的贤惠和忍耐最终打动了心善的婆母。婆母不断求儿子要善待她。
  张恨水最终还是不愿太伤母亲的心,再加上渐渐地感受到了徐文淑对自己的好,回家的时候也开始尽一些丈夫的责任。
  不久,徐文淑生下了一个女儿,但不幸的是,孩子三个月便夭折了。
  四年后,张恨水在北平买下一座大宅子,将全家都接了过来。
  此时,张恨水已经另娶了胡秋霞,并和她生了一个儿子。   母亲再次求儿子给可怜的徐文淑一个孩子,让她后半生有个依靠。张恨水听命,徐文淑得以第二次生子。然而这孩子一生下来,也夭折了。
  张恨水来到母亲面前,长跪不起。张恨水对徐文淑,从结婚到生育,皆是应母亲所求。这一跪之后,他从此便不再进徐文淑的房间。
  此后徐文淑的婚姻生活,便真的变成了一张白纸,人也变得似一具木偶,白天受婆家人操纵,晚上受自己的影子操纵。张恨水对她,只剩下亲人般的尊重,就是这份尊重,苦苦支撑起了她的后半生。
  晚年的徐文淑,一直生活在张恨水故居,跟乡邻们比起来,她生活富足。
  1958年的某一天,年逾花甲的徐文淑突发中风,匆匆离世。当时,张恨水由于第三任妻子周南要做癌症手术,抽不开身,就交给长子晓水700元,委派他操办后事,并郑重交待将徐文淑葬在张家祖坟山上。
  张恨水沸腾了一个时代,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迷恋他的小说,徐文淑却清寂了一生。


  年轻貌美的胡秋霞,和29岁的张恨水相遇时,才16岁,恰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
  她是幸运儿,被张恨水从北平流浪女子收容所带回家。虽然那时候的张恨水还没有出名,只是一名文艺青年,但对于这个流浪的女子来说,张恨水已是够优秀的了。
  他太需要感情和生理上的慰藉了,年轻貌美、不谙世事的少女胡秋霞正好满足了他的所有愿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兴致勃勃的张恨水不仅给她取了“秋霞”的名字,还在他们的新房里挂上了这副对联。
  悄悄依依女座边,少年动了爱心弦。
  美人一笑身前过,拉去同餐小有天。
  这是他适时发表的诗句,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
  他终于进入了创作的巅峰期,随着《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重量级作品的出版,在民国文坛的星空里,张恨水成了最亮的一颗星。
  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有白丁。当时在西南联大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好友吴宓去看他时,他只要求吴宓为他做一件事:去学校图书馆借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张恨水的小说,使这位病房里的大学者忘却了病痛。
  鲁迅的母亲也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亦是个孝子,每逢张恨水有新书出版,一定要去书店排队买回去送给母亲看。
  张恨水枯木逢春,才情一发不可收,手中的生花妙笔,写尽人间儿女相思,也写来了他生命里的最大辉煌。


  1925年以后,张恨水在成舍我先生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担任主编和主笔。这时候的张恨水经济状况大有改善,以每月50塊银元的价格租下了宣武门内未英胡同一处大院子。
  张恨水租住的这所院子前后五进,共几十间房,院落宽阔。母亲、两个弟弟和弟媳、侄儿侄女,全家二三十口人都住在一起。张恨水的书房在中院,院子里栽种着一棵两百多年的老槐树。他的后辈人回忆说:每到槐花飘香的季节,全家人在晚上都聚集在老槐树下乘凉聊天,其乐融融。
  张恨水的弟弟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见我们推门的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
  也许正是在这样充满花香的房子里,张恨水才能独坐静思,写出一个个充满花香的故事。
  “妈妈、嫂嫂和我们姐妹几个,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活。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被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一个小说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妹妹曾这样回忆说。
  在这段幽居的日子里,胡秋霞一直守在丈夫张恨水身边,充当着“贤内助”的角色。
  她很细心,婆母生日、丈夫生日、姑叔生日,甚至亲朋好友家里的红白喜事,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家里的日常事务,大到老屋拆建、姑叔考学,小到房租水电、柴米油盐,她安排得妥妥帖帖。她的这些关照,使得张恨水能够潜下心来埋首创作。
  随着儿子张晓水的出生,张恨水终于领悟到成家立业的意义:功成名就、母慈子孝、夫妻和睦。在社会上,他是一名成功男人;在家里,他是一家之主。
  那段时间,张恨水对胡秋霞特别疼爱。为培养妻子的高雅情趣,他为她制定学习计划,教她握笔写字。胡秋霞也不笨,经过一段时间,便能够识文断字,成为他小说的第一读者。这是胡秋霞最为快乐的时光。
  随着张恨水的名气越来越大,新文学作家们开始妒忌他,轮番对他展开攻击。当然他们不会大动干戈,更不会泼妇骂街,他们的武器是鄙视、是冷漠、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张恨水写的东西沾染了胭脂气,属于邪派——鸳鸯蝴蝶派,为正派纯文学所不齿。
  当时的《小说月报》主编茅盾在谈到张恨水的名作《啼笑因缘》时曾说:很难达到文艺的高水准,尤其是意识方面,认识不够。郑振铎也说:对于这种无耻的“文丐”,我们懒得去讨论、责备。张恨水虽然表面“不应答、不反驳”,内心却极其痛苦。
  那段时间,张恨水常常喝酒。胡秋霞只道是丈夫忙,应酬多,她读不懂张恨水心里的痛苦。在张恨水的又一个生日来临时,她悄悄地请来了张恨水报社里的好友,预备了张恨水最爱喝的家乡糯米封缸酒。
  那天当张恨水推开家门时,猛然看见几大桌子的亲友,一齐冲他大喊生日快乐时,确实吓了一大跳。
  对于胡秋霞的所作所为,张恨水何尝不心存感激。在这次生日后,他专门为胡秋霞写了一首《蝶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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