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个年头匆匆而过，那位银髯飘拂、身着长衫的于右任先生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他是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为民呼号的政论家，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办报人之一。他是激情满怀的爱国诗人，是独步当代的书法大师。他以个性独具、雄奇开张的魏碑体楷书、行书和具有开创意义的“标准草书”享誉海内外。他是中国现代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
　　历时13年，中国书协顾问、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钟明善教授率领他的学生王劲、祁硕森、马国良、周海纳等广搜于右任先生书法遗珍，鉴编释校，辑成《于右任书法全集》，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于2014年11月于右任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出版发行。
　　13年间，编委会共搜集到于右任先生作品5000多件，生平照片400余帧，相关书籍600余册，本着“真、优、全”的原则，最终有2600余件作品被收录到《全集》中，计6000余页码，分为6函，每函6卷，共36卷，以传统古籍样式宣纸八开印刷。全集前35卷为于先生书法作品，以形式分类，以书写先后排序，第36卷为《于右任书法艺术年谱》。《全集》以详实的资料向读者展现了于右任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以及博大沉雄的书法艺术。
　　人生历程
　　于右任先生1879年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学名伯循，字诱人，取《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的意思。青年时期他取“诱人”之同音改字“右任”。在古代，汉人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北方少数民族，衣襟左掩，称为“左衽”。于先生改字“右任”暗含了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想。
　　两岁时，于先生的母亲病逝，父亲和伯父在外经商，母亲临终时把他托付给了他的二伯母房太夫人抚养。先生7岁入私塾，20岁以岁试第一名补为廪膳生。此时他已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三原宏道大学堂的策论试卷考官批语曰：“中《新民丛报》之毒深矣。然笔情恣肆，故是可喜”，评价先生的文章“笔端奇气不可遏抑，而发为宏文，则又精理内含”。 当时陕西学政叶尔恺先生非常欣赏于先生的文章，称赞他是“西北奇才”。
　　于先生25岁中举，26岁赴开封应礼部考试。因他的《半哭半笑楼诗草》中有“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等讽刺时政鼓吹反帝反清的革命思想的诗句，遭到清政府通缉，“一旦逮捕就地处死”。但此时赴开封应试的于先生并不知晓。多亏了同乡李雨田先生花重金雇佣信差，日夜兼程赴开封报信。得知消息后，于先生决定亡命上海。到上海后，最有新思想的马相伯先生慷慨地招收于先生进入震旦学校学习。翌年，因外国势力篡改震旦学校的办学方针，师生罢课，于先生和叶仲裕、邵力子等人被公推为新校筹备人。新成立的学校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
　　1906年，28岁的于先生深感进步言论无法伸张，遂有了办报的计划，于是赴日本考察报业并募集资金，在日本他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作彻夜之谈，并加入了同盟会。
　　1907至1913年之间，于先生先后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等四份报纸，虽然困难重重，被关一处，又另建一处，几份报纸都以为民呼号，宣传民主革命进步思想为己任。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于先生出任交通部次长。后来孙先生辞职，于先生也随之辞职。袁世凯曾多方拉拢，均遭于先生严词拒绝，袁世凯见拉拢不成便多方设计迫害，《民立报》因此也不得不停刊，于先生的办报历程也就此结束。
　　1914年后，于先生受孙中山先生委派在陕西从事革命活动，1918年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除主持军政外，先生设教育处，督促文化教育发展，在此期间先生创办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先生的主持之下，靖国军在条件艰苦的西北坚持五年之久，为北方革命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于先生宣誓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长达34年之久。1948年，于先生参与了国民政府副总统的竞选，竞选期间于先生写了很多“为万世开太平”的书法条幅送给国大代表们。拉选票用的不是金条，而是一幅字。
　　1949年11月，于先生由香港飞抵台湾。到台湾后，于先生除潜心钻研书法艺术、推广标准草书之外，还提倡诗学。他提倡用诗歌表现时代精神，并发起诗歌格律改革，提倡用适合现代人的诗韵和格律，而不是用古人的读音和平仄写诗。
　　1962年1月24日，于先生在日记本上用钢笔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遗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天明作此歌”后又自调顺序为：一，望大陆；二，望故乡；三，天苍苍。
　　1964年9月，先生因拔牙引起高烧、肺炎，病情几经反复，10月初，有几日先生精神尚好，曾几度支撑身体订立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写，至病情再度恶化而未能完成。10日中午，众人为了寻找遗嘱，打开了先生的保险箱。然而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只有一支钢笔、数方印章、几本日记，和先生为三子于中令留学而向银行借贷的四万元账本，及其它一些账单，再有就是先生夫人高仲林早年亲手为先生缝制的布鞋袜。除此之外，并无遗嘱。晚8时，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6岁。
　　魏碑体书法中的尚武精神
　　于先生中年时以魏碑体楷书、行书著称于世。他一直对北朝书法碑刻的搜集不遗余力，以此作为自己的临池范本。军务之暇，于先生常到各地寻访北朝书法碑刻。“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他在耀县药王山访碑之后所作的这首五律正是他访求古碑的真实写照。特别是收到了北魏时期七对夫妇的墓志铭，于先生喜不自胜，把自己的斋号也命名为“鸳鸯七志斋”。1935年于先生通过杨虎城将军，将这批“鸳鸯七志斋墓志”和他所收藏的其他碑刻一共380多方无私捐赠给了西安碑林。 　　于先生之所以偏好魏碑，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华民族自宋代起就有了重文轻武的倾向，“尚武”精神渐趋弱化，到了清末更是到了不堪回首的境地。为此他和孙中山先生都极力提倡学习、研究具有“尚武”精神的魏碑，以期国人从连年征战的北魏拓跋氏游牧民族的书法中领略到有霸悍之气的“尚武”精神。于先生中年时期所写的奇崛霸悍的魏碑体楷书、行书正是极具阳刚之美的“尚武”精神的意象化产物，他把楷书、行书的表现力推到了最为雄浑恣肆的新境界，他研习魏碑的书学理念也是中国书法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创立标准草书的文化担当
　　于先生创立标准草书同样也非出于书法和艺术的目的，而是为了提高汉字的书写效率，以利国家建设。
　　清末以来，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学习，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汉字较之于西方文字的书写速度太慢。于是就有人提出了以拼音取代汉字的想法。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于先生认为：“新国家之建设，尤利赖于进步之文字，以为之推助而速其成功。欧美各强国，科学进步，文字亦简，印刷用楷，书写用草，习之者，皆道其便。吾国文字，书写困难，欲持此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世界，其结果则不遗必变，不变则全部落后……文字改良，虽仅为节省时间之一事，然以其使用之广，总吾全民族将来无穷之日月计之，岂细故哉！这是我十余年来竭尽心力，提倡标准草书的唯一原因。”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提高汉字书写效率的倡议书，其意义已超出了书学和文字学的范畴，具有着深沉的文化担当！
　　在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上，篆书、隶书、楷书都有先贤学者们进行的订定活动，而草书的系统订定，则始于于先生。百衲本《标准草书千字文》自1936年第一版出版以来，于先生和草书社同仁对此不断修订，直至于先生逝世前共修订了9次。与此同时，于先生的书法创作多使用标准草书，他的草书也历经三变：初期深得历代草圣笔意，再由平正入险绝，气象万千，及至晚岁，铅华洗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书法历程与生命历程的契合
　　86载风雨沧桑，他虽身居高位，却一生清贫自守。他捐出了千余亩的试验农场、380多方珍贵碑志，但在身后只留下了几张借据和舍不得穿的布鞋袜，在家乡三原也仅存一棵老槐树、三间破瓦房。至大无私，情意深长！他视书法为余事，但余事也卓然而立，他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而非艺术的角度关照文字和书法，他的书法艺术、他的魏碑体书法中体现的“尚武”精神，以及他创立的“标准草书”，无疑是近世书法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大成果。
　　柳亚子先生称他是“落落乾坤大布衣”，的确是这样，于先生践行着前贤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事功、他的学术、他的艺术为中华民族所共有，散发着历久弥彰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