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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章士钊的调和论主要表现为调和立国论和新旧杂糅调和论，并与矛盾的价值观和中庸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学说，调和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坛，更对后世的思想予以启迪。
关键词 章士钊 “调和论” 矛盾 中庸
作者简介：唐慧博，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学生。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137
一、引言
章士钊（1881.2.21-1973.7.1），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及学者。章士钊一生中，文章和政治哲学理论最具影响力的时期当属1914-1927年。这段时期内，章士钊在《甲寅》大肆鼓吹调和立国论，后又宣扬其文化调和论（即新旧杂糅调和论）。调和的理念贯穿章士钊的政治思想与哲学理念，在民国时期的政论中大放异彩，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调和论的基本主张
（一）调和立国论
章士钊一生的调和思想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注重从相冲突的事物中寻求发展，并以政党内阁为政体的调和立国论；二是更关注新旧事物之间的交融杂糅的新旧杂糅调和论。
20世纪初期，章士钊倡导武装革命，认为若想彻底摆脱当时国民的奴隶状态，须运用“强盗主义”，即武装，通过建设新的政体、破坏旧的政体实现改造。直至在留日学生暴动中章士钊首次运用调和的思想解决争端，他的政治思想才逐渐发生了转变。在1911年《帝国日报》上，章士钊连发六篇政党政治论，大肆宣扬英国的政党内阁政体，从源头证明政党政治在当时中国优于非政党政治的原因，章士钊逻辑之严密精巧可见一斑。他提出，统治者应当有“让德”，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最大的德行就是能够听取反对者的意见，让不同阶层的声音都得到重视，国民的意见能够表达并讨论，从而实现“为国利民福而争” 。同时，章士钊认为国家的政党应当有旗帜鲜明的党纲政策，并与其他党派的党纲明显相异。正是“调和生于相抵，成于相让；无抵力不足以言调和，无让德不足以言调和” 。
调和立国论首次系统完备的阐述是在1914年《甲寅杂志》上，章士钊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入手，贯通古今，通过系统分析英法革命与古代专制君权的历史，以及各党派、民众在动荡政局下从思想到实务等多方面、全角度的信息，提出实现共和政治的良策。“调和者，立国之大经也。” 他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调和是良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调和的时机已熟，若想要救国，还需寻觅机会，运用举国上下的聪明才力，解决政局上的问题。而“调和”二字，运用在当时的情形下，主要是对袁世凯为代表的专制势力和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派之间的调融合和。他认为，这二者一边是大权总揽主义，一边是共和建设主义；一方是不平等，一方是極平等。“不平等之弊，流于贵族与君主，极平等之弊，流于绝对之专制，杀敌锄异，惟己独尊。” 二者政见相抵产生差异，而将差异视作调和的源泉，实现自我的发展进化，则是调和的首要任务。
章士钊推崇英国温和的政治变革方式，认为若以暴力为革新手段，会像英国克伦威尔或法国拿破仑一样以失败告终，走向另一种专制，无法实现真正的共和。“明明有中，得其中道，共和斯茂。” 以“中道”实现“共和”，正是《甲寅》宣扬调和立国论的中心思想。
（二）新旧杂糅调和论
如果说调和立国论是横向的调和，那么新旧杂糅调和论就是纵向的调和。
章士钊主张“社会进化呈圆周型”。这一主张正与其强调新旧之间的统一性、亲和性、连续性，而忽视新旧事物的斗争性、排拒型、间断性有关。对章士钊哲学思想有深远影响的《论妥协》一书中，莫雷言及事物发展时更加注重量变、渐变，他认为，事物的发展进步中所存在的表面上迟缓和停滞的时期里，变化的力量也只是潜在并难以察觉，即事物的发展是连续不间断的。章士钊对质变的否认成为其新旧杂糅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1922年10月，章士钊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演讲中提出，人类社会的进化多数为圆周型，社会的发展是新旧杂糅的，其过程一环紧扣一环，二者之间密切联系、相互接合，“今日之社会乃由前代之社会嬗蜕而来。” 思想的进化也不例外。他以英国基尔特主义为例，论证欧洲思想界的复古大势，从而说明思想呈循环状态发展，因此新旧之间并无一定之界限。因此，若想实现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则必须提倡中国自己的文化，如若抛弃数千年固有的文化，则是“舍己之长”的不适合中国的行为。
依此观点，章士钊对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之、陈独秀等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行为提出了批驳，他认为新质和旧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即使是所谓的新事物也是从对旧事物的肯定与继承中逐步变化而来，所以不存在反对一切旧文化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白话文也绝不可能成功。
同时，章士钊在治国上提出了从农业开始改革的方针，他认为“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合宜的方法是依据当时的国情，从农业革新开始，而不是效仿西方专注于工业。
三、调和论的思想内核
（一）调和与矛盾的统一对立
章士钊注重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指矛盾的对立面之间存在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吸引相互转化。矛盾双方处在一个统一体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不仅如此，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贯通，每一方都包含渗透着对方的因素和属性；从而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形成新的统一体。他认为调和产生于事物之间的对立性，并通过相互妥协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事物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就没有讨论调和的基础；同理，如果没有对差异的包容，调和自然也无从谈起。
但章士钊对矛盾的对立性，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承认的。在章士钊的调和思想中，斗争应该以温和、缓慢的方式进行，且矛盾双方存在差异的意义仅在于通过这种对抗、冲突来壮大己方，章士钊曾说：“调和者，两利之术也” ，也就是说，调和是一种壮大对立二者的途径，矛盾双方的差异不过是通向“中道”的一种手段，这种差异是进化之路上的一种暂时的状态，最终将在“相让”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被“和”所取代。章士钊更崇尚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对其对立性则持消极态度。 这种对矛盾之间关系非辩证眼光的看待，最终导致章士钊陷入过分注重矛盾同一性的僵局。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积极作用，认为事物的进化唯有调和一途，这一点在新文化运动中尤为明显。不肯承认事物发展中“弃其糟粕”的抛弃与否定部分，一味关注新质与旧质之间的连续性，只看得到量变，看不到质变，这成为章士钊思想陷入复古主义泥潭的原因之一。
（二）调和与中庸
章士钊在“调和论”中提出以“调和”为中心的方法论，即调和不同事物，并寻求“中道”。此处，儒家的中庸思想得以体现并贯彻落实。中庸是一种独特的平衡状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章士钊说，“调和之义，盖即两端而执其中。” 他认为，调和的精义就在于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使其相辅相成。在具体的调和手段中，章士钊主要提出毁党造党和让德两点。
调和的手段是妥协，通过缓和矛盾，最终寻找出事物的最佳状态，即和合。在章士钊的“调和论”思想中，“和”是最高境界的体现。“和合”是儒学中理想社会的状态，强调了矛盾的事物中和谐与协调的重要性。在“和合”状态的引导下，不同要素保持其个性并融合为理想的结构，这与章士钊试图在当时不同政治力量之中寻求一条温和、适中的道路的思想不谋而合。《中庸篇》第一条，“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即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正其位，万物就发育生长。章士钊在《调和立国论》一文中表示，只有“中道”才能实现共和政治，使中国实现“新旧蜕嬗，群体进化” 。这种“中道”即是对儒家思想中“和”的贯彻，在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进行协调，寻求并实现和谐统一。
四、调和论的意义与影响
章士钊一生中多次运用调和论，在解决党派之间纠纷和社会尖锐矛盾之路上奔走。他的调和思想有一套谨严的方法论，从详细查察某种事物开始 ，到疏解明晰前后事由，最终提出适宜的具体方案。运用这套方法论，章士钊对民国时期政坛的和平与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政论影响方面，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及其后期的“新旧杂糅调和论”都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響，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以1919年章士钊主张新旧调和与社会自觉的演讲为例，这次演说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张东荪对其观点公然提出反驳意见，不承认新式思想有调和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了一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内的大论战。这样的思想论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对进步思想在普通民众之间的普及和推广。调和论更是包括李剑农、李大钊在内的“甲寅派”主要的思想主张之一。“甲寅派”于二次革命后兴起，以现代欧美国家主流的宪法学说和政治学理论作为思想资源，推崇自由主义，主张效仿英国建立内阁制政府，并以“调和立国论”为其立国原则与立国精神。“甲寅派”的政论对民国时期的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章士钊的调和思想对当今中国也具有正面的借鉴意义。调和并不是简单的在矛盾双方之间取中间点，而是通过正视差异与冲突，化矛盾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矛盾，也会有“迂回宛转”的消极社会现状，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反而是正常进化发展历程的必经之路。运用调和的思想，将社会中所有的情感、利害、意见、希望一一归纳梳理，明确调和的方向，但并不逆时机而匆忙改造，也许会成为改良社会的一条正途。
章士钊的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他批判专制主义，积极反袁，同时主张立宪政治，尊重个人的自由，包容不同的思想的差异，认为应当培养能够容纳反对派政见的精神。他在二次革命时期积极展开调和工作，为化解革命党人内部之不和，促进革命党人的联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民国时期各党派之间针锋相对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是章士钊思想境界之高的彰显。
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章士钊思想中保守甚至复古的一面，他的文学思想和农治理论中都体现出回归传统的守旧思想，这与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相悖，是其思想落后性的体现。
注释：
章士钊.政党政治论之二.帝国日报.1911.
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甲寅杂志.1914：1卷4号.
陈友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2.
章士钊.民国本计论.甲寅杂志.1915：1卷10号.
章士钊.进化与调和.甲寅周刊.1925：1卷15号.
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申报.1923.
朱熹.中庸章句.
章士钊.国教问题.甲寅日刊.1917.
王文锦译注.大学中庸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19.
剑农.调和之本义.太平洋.1917.
关键词 章士钊 “调和论” 矛盾 中庸
作者简介：唐慧博，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学生。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137
一、引言
章士钊（1881.2.21-1973.7.1），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及学者。章士钊一生中，文章和政治哲学理论最具影响力的时期当属1914-1927年。这段时期内，章士钊在《甲寅》大肆鼓吹调和立国论，后又宣扬其文化调和论（即新旧杂糅调和论）。调和的理念贯穿章士钊的政治思想与哲学理念，在民国时期的政论中大放异彩，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调和论的基本主张
（一）调和立国论
章士钊一生的调和思想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注重从相冲突的事物中寻求发展，并以政党内阁为政体的调和立国论；二是更关注新旧事物之间的交融杂糅的新旧杂糅调和论。
20世纪初期，章士钊倡导武装革命，认为若想彻底摆脱当时国民的奴隶状态，须运用“强盗主义”，即武装，通过建设新的政体、破坏旧的政体实现改造。直至在留日学生暴动中章士钊首次运用调和的思想解决争端，他的政治思想才逐渐发生了转变。在1911年《帝国日报》上，章士钊连发六篇政党政治论，大肆宣扬英国的政党内阁政体，从源头证明政党政治在当时中国优于非政党政治的原因，章士钊逻辑之严密精巧可见一斑。他提出，统治者应当有“让德”，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最大的德行就是能够听取反对者的意见，让不同阶层的声音都得到重视，国民的意见能够表达并讨论，从而实现“为国利民福而争” 。同时，章士钊认为国家的政党应当有旗帜鲜明的党纲政策，并与其他党派的党纲明显相异。正是“调和生于相抵，成于相让；无抵力不足以言调和，无让德不足以言调和” 。
调和立国论首次系统完备的阐述是在1914年《甲寅杂志》上，章士钊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入手，贯通古今，通过系统分析英法革命与古代专制君权的历史，以及各党派、民众在动荡政局下从思想到实务等多方面、全角度的信息，提出实现共和政治的良策。“调和者，立国之大经也。” 他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调和是良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调和的时机已熟，若想要救国，还需寻觅机会，运用举国上下的聪明才力，解决政局上的问题。而“调和”二字，运用在当时的情形下，主要是对袁世凯为代表的专制势力和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派之间的调融合和。他认为，这二者一边是大权总揽主义，一边是共和建设主义；一方是不平等，一方是極平等。“不平等之弊，流于贵族与君主，极平等之弊，流于绝对之专制，杀敌锄异，惟己独尊。” 二者政见相抵产生差异，而将差异视作调和的源泉，实现自我的发展进化，则是调和的首要任务。
章士钊推崇英国温和的政治变革方式，认为若以暴力为革新手段，会像英国克伦威尔或法国拿破仑一样以失败告终，走向另一种专制，无法实现真正的共和。“明明有中，得其中道，共和斯茂。” 以“中道”实现“共和”，正是《甲寅》宣扬调和立国论的中心思想。
（二）新旧杂糅调和论
如果说调和立国论是横向的调和，那么新旧杂糅调和论就是纵向的调和。
章士钊主张“社会进化呈圆周型”。这一主张正与其强调新旧之间的统一性、亲和性、连续性，而忽视新旧事物的斗争性、排拒型、间断性有关。对章士钊哲学思想有深远影响的《论妥协》一书中，莫雷言及事物发展时更加注重量变、渐变，他认为，事物的发展进步中所存在的表面上迟缓和停滞的时期里，变化的力量也只是潜在并难以察觉，即事物的发展是连续不间断的。章士钊对质变的否认成为其新旧杂糅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1922年10月，章士钊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演讲中提出，人类社会的进化多数为圆周型，社会的发展是新旧杂糅的，其过程一环紧扣一环，二者之间密切联系、相互接合，“今日之社会乃由前代之社会嬗蜕而来。” 思想的进化也不例外。他以英国基尔特主义为例，论证欧洲思想界的复古大势，从而说明思想呈循环状态发展，因此新旧之间并无一定之界限。因此，若想实现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则必须提倡中国自己的文化，如若抛弃数千年固有的文化，则是“舍己之长”的不适合中国的行为。
依此观点，章士钊对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之、陈独秀等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行为提出了批驳，他认为新质和旧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即使是所谓的新事物也是从对旧事物的肯定与继承中逐步变化而来，所以不存在反对一切旧文化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白话文也绝不可能成功。
同时，章士钊在治国上提出了从农业开始改革的方针，他认为“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合宜的方法是依据当时的国情，从农业革新开始，而不是效仿西方专注于工业。
三、调和论的思想内核
（一）调和与矛盾的统一对立
章士钊注重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指矛盾的对立面之间存在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吸引相互转化。矛盾双方处在一个统一体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不仅如此，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贯通，每一方都包含渗透着对方的因素和属性；从而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形成新的统一体。他认为调和产生于事物之间的对立性，并通过相互妥协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事物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就没有讨论调和的基础；同理，如果没有对差异的包容，调和自然也无从谈起。
但章士钊对矛盾的对立性，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承认的。在章士钊的调和思想中，斗争应该以温和、缓慢的方式进行，且矛盾双方存在差异的意义仅在于通过这种对抗、冲突来壮大己方，章士钊曾说：“调和者，两利之术也” ，也就是说，调和是一种壮大对立二者的途径，矛盾双方的差异不过是通向“中道”的一种手段，这种差异是进化之路上的一种暂时的状态，最终将在“相让”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被“和”所取代。章士钊更崇尚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对其对立性则持消极态度。 这种对矛盾之间关系非辩证眼光的看待，最终导致章士钊陷入过分注重矛盾同一性的僵局。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积极作用，认为事物的进化唯有调和一途，这一点在新文化运动中尤为明显。不肯承认事物发展中“弃其糟粕”的抛弃与否定部分，一味关注新质与旧质之间的连续性，只看得到量变，看不到质变，这成为章士钊思想陷入复古主义泥潭的原因之一。
（二）调和与中庸
章士钊在“调和论”中提出以“调和”为中心的方法论，即调和不同事物，并寻求“中道”。此处，儒家的中庸思想得以体现并贯彻落实。中庸是一种独特的平衡状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章士钊说，“调和之义，盖即两端而执其中。” 他认为，调和的精义就在于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使其相辅相成。在具体的调和手段中，章士钊主要提出毁党造党和让德两点。
调和的手段是妥协，通过缓和矛盾，最终寻找出事物的最佳状态，即和合。在章士钊的“调和论”思想中，“和”是最高境界的体现。“和合”是儒学中理想社会的状态，强调了矛盾的事物中和谐与协调的重要性。在“和合”状态的引导下，不同要素保持其个性并融合为理想的结构，这与章士钊试图在当时不同政治力量之中寻求一条温和、适中的道路的思想不谋而合。《中庸篇》第一条，“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即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正其位，万物就发育生长。章士钊在《调和立国论》一文中表示，只有“中道”才能实现共和政治，使中国实现“新旧蜕嬗，群体进化” 。这种“中道”即是对儒家思想中“和”的贯彻，在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进行协调，寻求并实现和谐统一。
四、调和论的意义与影响
章士钊一生中多次运用调和论，在解决党派之间纠纷和社会尖锐矛盾之路上奔走。他的调和思想有一套谨严的方法论，从详细查察某种事物开始 ，到疏解明晰前后事由，最终提出适宜的具体方案。运用这套方法论，章士钊对民国时期政坛的和平与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政论影响方面，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及其后期的“新旧杂糅调和论”都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響，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以1919年章士钊主张新旧调和与社会自觉的演讲为例，这次演说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张东荪对其观点公然提出反驳意见，不承认新式思想有调和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了一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内的大论战。这样的思想论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对进步思想在普通民众之间的普及和推广。调和论更是包括李剑农、李大钊在内的“甲寅派”主要的思想主张之一。“甲寅派”于二次革命后兴起，以现代欧美国家主流的宪法学说和政治学理论作为思想资源，推崇自由主义，主张效仿英国建立内阁制政府，并以“调和立国论”为其立国原则与立国精神。“甲寅派”的政论对民国时期的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章士钊的调和思想对当今中国也具有正面的借鉴意义。调和并不是简单的在矛盾双方之间取中间点，而是通过正视差异与冲突，化矛盾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矛盾，也会有“迂回宛转”的消极社会现状，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反而是正常进化发展历程的必经之路。运用调和的思想，将社会中所有的情感、利害、意见、希望一一归纳梳理，明确调和的方向，但并不逆时机而匆忙改造，也许会成为改良社会的一条正途。
章士钊的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他批判专制主义，积极反袁，同时主张立宪政治，尊重个人的自由，包容不同的思想的差异，认为应当培养能够容纳反对派政见的精神。他在二次革命时期积极展开调和工作，为化解革命党人内部之不和，促进革命党人的联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民国时期各党派之间针锋相对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是章士钊思想境界之高的彰显。
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章士钊思想中保守甚至复古的一面，他的文学思想和农治理论中都体现出回归传统的守旧思想，这与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相悖，是其思想落后性的体现。
注释：
章士钊.政党政治论之二.帝国日报.1911.
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甲寅杂志.1914：1卷4号.
陈友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2.
章士钊.民国本计论.甲寅杂志.1915：1卷10号.
章士钊.进化与调和.甲寅周刊.1925：1卷15号.
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申报.1923.
朱熹.中庸章句.
章士钊.国教问题.甲寅日刊.1917.
王文锦译注.大学中庸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19.
剑农.调和之本义.太平洋.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