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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古典运动
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民族性，即使同样属于西方文明的不同民族也是秉性各异。可以说，跟英国的经验主义和俄国的神秘主义相比，德意志的精神特性是对绝对理念的不懈追寻。跟世人通常是环境的受害者不同的是，德意志人是理念的奴仆。“德意志人有着独一无二的激情去追寻理念，并以同样独一无二的激情去将理念转化为现实。”这种理念主义激情，既使德意志人创造了伟大的成就，也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和悲剧性的历史。
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德国研究学者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Eliza Marian Butler，1885～ 1959）看来，德意志的绝对理念精神主要源自于对古希腊的继承，甚至是仰慕和膜拜。古希腊精神对整个欧洲和现代文明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希腊精神最彻底地渗透到了德意志人的心灵之中，其影响强度在德意志达到了顶峰。在初版于1934年的《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一书中，巴特勒严厉地指出，德意志人对古希腊的追慕，尤其是在文学与艺术领域，无异于古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正是“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为希特勒按照其理想模式来改造欧洲铺设了思想道路。
在近现代，德意志精神的集中体现便是宗教改革，因为欧洲文艺复兴在德国首先采取的是宗教改革的形态。巴特勒认为，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以古希腊和罗马为理想标尺，来颠覆主导着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比如，路德摧毁了基督教的神话因素，正是这样的神话元素将真与美诗性地融合起来。在路德之后，希腊哲学取得了胜利。尽管德意志人丧失了基督教的神话因素之后，又一直试图在希腊神话或日耳曼神话中寻找真与美的诗性融合。
于是，近代德国文学艺术的辉煌成就，实际上就是宗教改革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王国）中的表现和影响。跟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文学艺术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甚至在根本上就是哲学。德国的作家和诗人都是在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追求绝对理念这一哲学精神。如巴特勒所言，“歌德的天才乃是斯宾诺莎养育而出，席勒总是要跟康德缠斗，浪漫派诗人深深浸润在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世界中，黑格尔则主宰着青年德意志运动，瓦格纳和尼采更成了叔本华的子嗣”。
近现代德国文学艺术的哲学性或理念性是逐步形成的，曾经长期在英法传统与古典传统之间摇摆，但后来英法传统或民众传统逐渐衰落，古典传统日益崛起。18世纪上半叶，在对英法传统的回应之中，德意志产生了狂飙突进运动，温克尔曼正是在这一时期为德国人找到了希腊这个标尺。“温克尔曼的希腊乃是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促动德意志诗歌进程的本质要素。”巴特勒认为，在这场复兴运动中，德意志人是希腊人的奴隶，希腊人是德意志人的暴君。最具说明性和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拉奥孔群雕在德意志文学艺术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于德意志作家来说，拉奥孔群雕就是希腊式肃穆精神的象征，正是这种希腊式静穆战胜了生命的悲剧。于是，拉奥孔群雕也就成为德意志古典运动的象征。
发现黄金时代
1755年，温克尔曼的小册子《关于希腊绘画和雕塑作品模仿的思考》问世，他后来的皇皇巨著《艺术史》（1764）对当时文人学士的影响更大。正是温克尔曼将那已经逝去的古代世界，重新唤回到了18世纪的生活之中。在温克尔曼生活的年代，拉丁文和拉丁文学占据主流，希腊文和希腊文学几乎已经绝迹，但他却一心钟情于希腊文和希腊文学，一味地追慕一切希腊事物，尤其是他对拉奥孔雕像的描述。他认为，拉奥孔群雕等希腊杰作体现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哪怕身处不幸和痛苦之中。温克尔曼对那个时代及此后的最大赠礼，就是发现了一个曾经现实地将生命本质之美已实现过的黄金时代。
1766年，莱辛出版了自己的剧作《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发表了自己对拉奥孔群雕的看法，并多次引用了温克尔曼的论述。作为“一个毕生作品都如同军旗一般彰显着高昂战斗精神的人”，莱辛无所畏惧地跟群丑做斗争。尽管莱辛与温克尔曼性格截然不同，但温克尔曼却激发了莱辛。正如巴特勒所言：“温克尔曼的希腊艺术观念激发了莱辛，令他成就了自己的伟大观念，并开始酝酿以论辩方式将自己的观念呈现出来。”
1769年，赫尔德出版自己的《评论集》，开始追随莱辛的道路，并再次摘引了温克尔曼的论述。温克尔曼发现了希腊艺术的有机生长过程——逐渐繁盛又逐渐败落，这一点激发了赫尔德，促使他通过将文学作品作为纪念碑，来追寻人类精神历程。与温克尔曼相比，莱辛对赫爾德的影响还要更深远。莱辛一直在刺激着年轻的赫尔德，让他不断反驳和调整自己，这种刺激贯穿了赫尔德的一生。但不同的是，温克尔曼和莱辛还寄望于模仿希腊人，而赫尔德则认为古希腊与当今时代的距离是不可弭平的。他认为“世人信仰神话的时代已经消逝不见了”，尽管“感受崇高”仍然是其灵魂之所向。
1771年，歌德拜倒在拉奥孔群雕的仿制品脚下，并于1797年对这座群雕撰写了自己的看法。歌德在莱比锡时，第一次阅读了温克尔曼的那本“先知书”，知道了温克尔曼的希腊。在意大利旅行中，他一直将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带在身边。如同荷马呈现了古风时代，但丁呈现了中世纪，莎士比亚呈现了文艺复兴，歌德呈现的则是现代世界，但他却屡遭挫败。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如下事实：世界反映了生活，而生活是悲剧性的。其生活和作品都最为典范性地体现了现代人二元对立的精神格局，他始终在与既有创造力又有毁灭性的恶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他确认了自然的伟大和荣耀，但却拒绝接受生活的悲剧性，坚持在生活与世界的不和谐之中，毫不妥协地战斗到底。于是，歌德作品所塑造的世界往往都缺乏内在和谐，或者说他创造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多个彼此矛盾的开端，并且是前后相继、不断修补的开端。
1793年，席勒在希腊发表《论感伤》，开篇几页几乎就是对莱辛《拉奥孔》第一章内容的复制，同样也摘引了温克尔曼的观点。但席勒很快就对温克尔曼和歌德的希腊产生朦胧的敌意，他赞同将希腊作为理想来凭吊和缅怀，但反对模仿和效仿希腊。席勒认为，古希腊是天真诗歌，现代是感伤诗歌，感伤诗歌比天真诗歌更伟大，而不是相反。因而，对席勒来说，古希腊并不是最伟大的黄金时代，希腊人反而缺乏现代精神的一些积极特性。他指出，现代诗人的王国是观念而不是现实，借由呈现观念而非描摹现实来感化人类心灵，显然是更为伟大而高贵的使命。因此，席勒对待古希腊的基本态度是，平静地接受希腊之美已是过去之事，对未来之美也要抱持信念和希望。尽管希腊黄金时代已经消逝了，但大可不必因此而绝望。 1789年，荷尔德林写就了一部兼具颂词和悼词般的作品，题为《致希腊天才》，他在其散文体作品中同样也论述了拉奥孔群雕。温克尔曼的希腊对荷尔德林逐渐失去吸引力，但席勒却令他“着魔”。可是，荷尔德林并未学会席勒将世界区分为真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能力，并在两个世界之间转换身份。最为单纯而真诚的荷尔德林坚信，那个消逝的黄金时代即将回归。于是，对希腊诸神的追慕，最终造就了一个最为率真而忠诚的信徒。温克尔曼的希腊观念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经由莱辛、赫尔德、歌德和席勒一直传递下来，荷尔德林是这一传统的最后一脉，他没有任何追随者。此后，温克尔曼开启的这条传统几乎就中断了。
狄奥尼索斯精神与阿波罗精神
1821年，海涅第一次打破了这个魔咒，开启了对希腊理想的反抗。海涅彻底改变了流行于德意志的希腊观念，他认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是没有生命且僵硬的。德意志古典主义是虚幻的理想主义，虽然在歌德的海伦娜身上道成肉身，但却在海涅的常识观照下消弭不见。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都以不同方式认为，古代希腊人是阳光的、欢快的、天真的、光彩四溢的，而海涅在尼采之前，就已将整个主题扭转成一出悲剧。海涅眼中的希腊诸神不再是黄金时代的希腊诸神，而是基督征服奥林匹斯王朝之后的希腊诸神，海涅眼中的希腊诸神已经沦落为哀伤的幽灵。
正是从海涅开始，狄奥尼索斯精神取代了荣耀的阿波罗精神。从温克尔曼对古希腊的发掘开始，太阳神就一直是奥林匹斯王朝派驻德意志的代表，狄奥尼索斯则是迷醉和灵感之神，但似乎正是狄奥尼索斯在歌德心中征服了阿波罗，并对荷尔德林的心灵造成深深的困扰。是海涅真正地将狄奥尼索斯引入到德意志，并将这个神灵留给尼采，让尼采去见证狄奥尼索斯是如何获得自己的权能的。
尼采大大地深化了海涅的异教思想，以及海涅围绕古希腊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所建立的诗性图景。比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关基督之死的段落，便源自于海涅《德意志宗教和哲学史》中有关耶和华之死的叙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可以说是对温克尔曼为代表的德意志希腊主义所给出的第一次切实的回应。海涅尽管并不喜欢希腊人，但仍然将欢快和肃穆视为希腊特质。而尼采却认为，铸造希腊悲剧的族群并不是如温克尔曼所描述的那么欢快而静穆。于是，《悲剧的诞生》所呈现的希腊人，是阴沉、悲剧、英勇且爱美的，希腊人正是意识到自身世界的这种性质，才创造出了与狄奥尼索斯相对立的阿波罗艺术来补救现实。但希腊悲剧的核心始终是狄奥尼索斯，而不是阿波罗。
可见，温克尔曼的古希腊激发了德意志人对古希腊的浪漫乡愁，令德意志心灵犹如飞蛾扑火一样，扑向一种希腊理想或希腊观念。德意志的希腊艺术和诗歌以及希腊精神，在被温克尔曼发掘出来之后，在莱辛和赫尔德那里得以复生，在歌德和席勒身上被精神化和理想化，在荷尔德林那里达到巅峰，最后在海涅和尼采的思想中被终结。在尼采精神的照耀下，恶灵或狄奥尼索斯驱动的超人，逐渐取代了圣徒和殉道者。
在巴特勒看来，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很多德国作家和名人的传记都将传主描述为超人，这就为后来的人们将希特勒奉为先知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巴特勒看来，“这不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不是一个借由迷信元素的添加而形成的民间过程，而是知识精英有意识采取的一场行动，他们的心灵已经完全处于极度魅惑状态”。作为可怕疾病的神话狂热摧毁了他们的一切，因而德意志伟大作家的最后结果往往不是抑郁便是疯狂，甚至自杀。
除了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来体现对希腊精神的追慕之外，德意志作家都还十分热切地想要到希腊或罗马去旅行。然而，悖謬的是，他们在尚未见到真正的希腊艺术之前，对古希腊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就已经基本定型。因而他们的希腊罗马之旅，与其说是去发现真正的希腊和希腊艺术，不如说是满足自己心中的古典激情。比如，温克尔曼一直拒绝造访希腊，而莱辛在真正的拉奥孔群雕前沉思良久之后，得出了他更愿意观摩石膏仿制品而不是真品的结论。
该书不只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德意志伟大作家，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希腊精神及其对德意志的深远影响。但巴特勒将古希腊对德意志的影响视为“暴政”这一观点，不但使该书在纳粹德国遭到禁毁，即使在其他地方也是备受争议。当巴特勒将希腊人对德意志的影响视为主人对奴隶的“暴政”时，似乎对于德意志精神及其古希腊渊源给予了否定性和批判性的评价。如果说这是因为德意志精神所招致的灾难和悲剧的话，那么它也同样创造了伟大成就，比如辉煌的德意志文学艺术。这本书写作和出版的年份正是希特勒及纳粹党崛起的时代，该书或许反映了巴特勒的生活时代和生活环境。比如，巴特勒在书中难掩自己对英国精神的肯定，她不但提及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德国的理念主义之别，还具体讨论了两种民族精神在莎士比亚和歌德两位文学巨匠身上的体现。莎士比亚完全承认和接受世界的悲剧性，而歌德不但拒绝承认和接受这一点，而且始终在与他的恶灵和世界的悲剧进行着顽强不屈的精神斗争。
（[英]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Eliza Marian Butler）：《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林国荣译，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15期）
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民族性，即使同样属于西方文明的不同民族也是秉性各异。可以说，跟英国的经验主义和俄国的神秘主义相比，德意志的精神特性是对绝对理念的不懈追寻。跟世人通常是环境的受害者不同的是，德意志人是理念的奴仆。“德意志人有着独一无二的激情去追寻理念，并以同样独一无二的激情去将理念转化为现实。”这种理念主义激情，既使德意志人创造了伟大的成就，也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和悲剧性的历史。
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德国研究学者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Eliza Marian Butler，1885～ 1959）看来，德意志的绝对理念精神主要源自于对古希腊的继承，甚至是仰慕和膜拜。古希腊精神对整个欧洲和现代文明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希腊精神最彻底地渗透到了德意志人的心灵之中，其影响强度在德意志达到了顶峰。在初版于1934年的《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一书中，巴特勒严厉地指出，德意志人对古希腊的追慕，尤其是在文学与艺术领域，无异于古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正是“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为希特勒按照其理想模式来改造欧洲铺设了思想道路。
在近现代，德意志精神的集中体现便是宗教改革，因为欧洲文艺复兴在德国首先采取的是宗教改革的形态。巴特勒认为，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以古希腊和罗马为理想标尺，来颠覆主导着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比如，路德摧毁了基督教的神话因素，正是这样的神话元素将真与美诗性地融合起来。在路德之后，希腊哲学取得了胜利。尽管德意志人丧失了基督教的神话因素之后，又一直试图在希腊神话或日耳曼神话中寻找真与美的诗性融合。
于是，近代德国文学艺术的辉煌成就，实际上就是宗教改革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王国）中的表现和影响。跟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文学艺术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甚至在根本上就是哲学。德国的作家和诗人都是在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追求绝对理念这一哲学精神。如巴特勒所言，“歌德的天才乃是斯宾诺莎养育而出，席勒总是要跟康德缠斗，浪漫派诗人深深浸润在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世界中，黑格尔则主宰着青年德意志运动，瓦格纳和尼采更成了叔本华的子嗣”。
近现代德国文学艺术的哲学性或理念性是逐步形成的，曾经长期在英法传统与古典传统之间摇摆，但后来英法传统或民众传统逐渐衰落，古典传统日益崛起。18世纪上半叶，在对英法传统的回应之中，德意志产生了狂飙突进运动，温克尔曼正是在这一时期为德国人找到了希腊这个标尺。“温克尔曼的希腊乃是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促动德意志诗歌进程的本质要素。”巴特勒认为，在这场复兴运动中，德意志人是希腊人的奴隶，希腊人是德意志人的暴君。最具说明性和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拉奥孔群雕在德意志文学艺术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于德意志作家来说，拉奥孔群雕就是希腊式肃穆精神的象征，正是这种希腊式静穆战胜了生命的悲剧。于是，拉奥孔群雕也就成为德意志古典运动的象征。
发现黄金时代
1755年，温克尔曼的小册子《关于希腊绘画和雕塑作品模仿的思考》问世，他后来的皇皇巨著《艺术史》（1764）对当时文人学士的影响更大。正是温克尔曼将那已经逝去的古代世界，重新唤回到了18世纪的生活之中。在温克尔曼生活的年代，拉丁文和拉丁文学占据主流，希腊文和希腊文学几乎已经绝迹，但他却一心钟情于希腊文和希腊文学，一味地追慕一切希腊事物，尤其是他对拉奥孔雕像的描述。他认为，拉奥孔群雕等希腊杰作体现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哪怕身处不幸和痛苦之中。温克尔曼对那个时代及此后的最大赠礼，就是发现了一个曾经现实地将生命本质之美已实现过的黄金时代。
1766年，莱辛出版了自己的剧作《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发表了自己对拉奥孔群雕的看法，并多次引用了温克尔曼的论述。作为“一个毕生作品都如同军旗一般彰显着高昂战斗精神的人”，莱辛无所畏惧地跟群丑做斗争。尽管莱辛与温克尔曼性格截然不同，但温克尔曼却激发了莱辛。正如巴特勒所言：“温克尔曼的希腊艺术观念激发了莱辛，令他成就了自己的伟大观念，并开始酝酿以论辩方式将自己的观念呈现出来。”
1769年，赫尔德出版自己的《评论集》，开始追随莱辛的道路，并再次摘引了温克尔曼的论述。温克尔曼发现了希腊艺术的有机生长过程——逐渐繁盛又逐渐败落，这一点激发了赫尔德，促使他通过将文学作品作为纪念碑，来追寻人类精神历程。与温克尔曼相比，莱辛对赫爾德的影响还要更深远。莱辛一直在刺激着年轻的赫尔德，让他不断反驳和调整自己，这种刺激贯穿了赫尔德的一生。但不同的是，温克尔曼和莱辛还寄望于模仿希腊人，而赫尔德则认为古希腊与当今时代的距离是不可弭平的。他认为“世人信仰神话的时代已经消逝不见了”，尽管“感受崇高”仍然是其灵魂之所向。
1771年，歌德拜倒在拉奥孔群雕的仿制品脚下，并于1797年对这座群雕撰写了自己的看法。歌德在莱比锡时，第一次阅读了温克尔曼的那本“先知书”，知道了温克尔曼的希腊。在意大利旅行中，他一直将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带在身边。如同荷马呈现了古风时代，但丁呈现了中世纪，莎士比亚呈现了文艺复兴，歌德呈现的则是现代世界，但他却屡遭挫败。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如下事实：世界反映了生活，而生活是悲剧性的。其生活和作品都最为典范性地体现了现代人二元对立的精神格局，他始终在与既有创造力又有毁灭性的恶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他确认了自然的伟大和荣耀，但却拒绝接受生活的悲剧性，坚持在生活与世界的不和谐之中，毫不妥协地战斗到底。于是，歌德作品所塑造的世界往往都缺乏内在和谐，或者说他创造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多个彼此矛盾的开端，并且是前后相继、不断修补的开端。
1793年，席勒在希腊发表《论感伤》，开篇几页几乎就是对莱辛《拉奥孔》第一章内容的复制，同样也摘引了温克尔曼的观点。但席勒很快就对温克尔曼和歌德的希腊产生朦胧的敌意，他赞同将希腊作为理想来凭吊和缅怀，但反对模仿和效仿希腊。席勒认为，古希腊是天真诗歌，现代是感伤诗歌，感伤诗歌比天真诗歌更伟大，而不是相反。因而，对席勒来说，古希腊并不是最伟大的黄金时代，希腊人反而缺乏现代精神的一些积极特性。他指出，现代诗人的王国是观念而不是现实，借由呈现观念而非描摹现实来感化人类心灵，显然是更为伟大而高贵的使命。因此，席勒对待古希腊的基本态度是，平静地接受希腊之美已是过去之事，对未来之美也要抱持信念和希望。尽管希腊黄金时代已经消逝了，但大可不必因此而绝望。 1789年，荷尔德林写就了一部兼具颂词和悼词般的作品，题为《致希腊天才》，他在其散文体作品中同样也论述了拉奥孔群雕。温克尔曼的希腊对荷尔德林逐渐失去吸引力，但席勒却令他“着魔”。可是，荷尔德林并未学会席勒将世界区分为真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能力，并在两个世界之间转换身份。最为单纯而真诚的荷尔德林坚信，那个消逝的黄金时代即将回归。于是，对希腊诸神的追慕，最终造就了一个最为率真而忠诚的信徒。温克尔曼的希腊观念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经由莱辛、赫尔德、歌德和席勒一直传递下来，荷尔德林是这一传统的最后一脉，他没有任何追随者。此后，温克尔曼开启的这条传统几乎就中断了。
狄奥尼索斯精神与阿波罗精神
1821年，海涅第一次打破了这个魔咒，开启了对希腊理想的反抗。海涅彻底改变了流行于德意志的希腊观念，他认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是没有生命且僵硬的。德意志古典主义是虚幻的理想主义，虽然在歌德的海伦娜身上道成肉身，但却在海涅的常识观照下消弭不见。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都以不同方式认为，古代希腊人是阳光的、欢快的、天真的、光彩四溢的，而海涅在尼采之前，就已将整个主题扭转成一出悲剧。海涅眼中的希腊诸神不再是黄金时代的希腊诸神，而是基督征服奥林匹斯王朝之后的希腊诸神，海涅眼中的希腊诸神已经沦落为哀伤的幽灵。
正是从海涅开始，狄奥尼索斯精神取代了荣耀的阿波罗精神。从温克尔曼对古希腊的发掘开始，太阳神就一直是奥林匹斯王朝派驻德意志的代表，狄奥尼索斯则是迷醉和灵感之神，但似乎正是狄奥尼索斯在歌德心中征服了阿波罗，并对荷尔德林的心灵造成深深的困扰。是海涅真正地将狄奥尼索斯引入到德意志，并将这个神灵留给尼采，让尼采去见证狄奥尼索斯是如何获得自己的权能的。
尼采大大地深化了海涅的异教思想，以及海涅围绕古希腊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所建立的诗性图景。比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关基督之死的段落，便源自于海涅《德意志宗教和哲学史》中有关耶和华之死的叙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可以说是对温克尔曼为代表的德意志希腊主义所给出的第一次切实的回应。海涅尽管并不喜欢希腊人，但仍然将欢快和肃穆视为希腊特质。而尼采却认为，铸造希腊悲剧的族群并不是如温克尔曼所描述的那么欢快而静穆。于是，《悲剧的诞生》所呈现的希腊人，是阴沉、悲剧、英勇且爱美的，希腊人正是意识到自身世界的这种性质，才创造出了与狄奥尼索斯相对立的阿波罗艺术来补救现实。但希腊悲剧的核心始终是狄奥尼索斯，而不是阿波罗。
可见，温克尔曼的古希腊激发了德意志人对古希腊的浪漫乡愁，令德意志心灵犹如飞蛾扑火一样，扑向一种希腊理想或希腊观念。德意志的希腊艺术和诗歌以及希腊精神，在被温克尔曼发掘出来之后，在莱辛和赫尔德那里得以复生，在歌德和席勒身上被精神化和理想化，在荷尔德林那里达到巅峰，最后在海涅和尼采的思想中被终结。在尼采精神的照耀下，恶灵或狄奥尼索斯驱动的超人，逐渐取代了圣徒和殉道者。
在巴特勒看来，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很多德国作家和名人的传记都将传主描述为超人，这就为后来的人们将希特勒奉为先知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巴特勒看来，“这不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不是一个借由迷信元素的添加而形成的民间过程，而是知识精英有意识采取的一场行动，他们的心灵已经完全处于极度魅惑状态”。作为可怕疾病的神话狂热摧毁了他们的一切，因而德意志伟大作家的最后结果往往不是抑郁便是疯狂，甚至自杀。
除了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来体现对希腊精神的追慕之外，德意志作家都还十分热切地想要到希腊或罗马去旅行。然而，悖謬的是，他们在尚未见到真正的希腊艺术之前，对古希腊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就已经基本定型。因而他们的希腊罗马之旅，与其说是去发现真正的希腊和希腊艺术，不如说是满足自己心中的古典激情。比如，温克尔曼一直拒绝造访希腊，而莱辛在真正的拉奥孔群雕前沉思良久之后，得出了他更愿意观摩石膏仿制品而不是真品的结论。
该书不只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德意志伟大作家，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希腊精神及其对德意志的深远影响。但巴特勒将古希腊对德意志的影响视为“暴政”这一观点，不但使该书在纳粹德国遭到禁毁，即使在其他地方也是备受争议。当巴特勒将希腊人对德意志的影响视为主人对奴隶的“暴政”时，似乎对于德意志精神及其古希腊渊源给予了否定性和批判性的评价。如果说这是因为德意志精神所招致的灾难和悲剧的话，那么它也同样创造了伟大成就，比如辉煌的德意志文学艺术。这本书写作和出版的年份正是希特勒及纳粹党崛起的时代，该书或许反映了巴特勒的生活时代和生活环境。比如，巴特勒在书中难掩自己对英国精神的肯定，她不但提及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德国的理念主义之别，还具体讨论了两种民族精神在莎士比亚和歌德两位文学巨匠身上的体现。莎士比亚完全承认和接受世界的悲剧性，而歌德不但拒绝承认和接受这一点，而且始终在与他的恶灵和世界的悲剧进行着顽强不屈的精神斗争。
（[英]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Eliza Marian Butler）：《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林国荣译，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