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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华文化宏大广博，在古代漫长的历史中处于主流地位，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文化首次受到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相应地，中国文论也受到西方文论话语的渗入，此后便一直借用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作为文艺理论的正统。在西方文论华丽外衣的掩盖下，20世纪中国文论实质是色厉内荏。治愈中国“文论失语症”已成为实现中国文论独立创新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文论创新”的概述，阐述对中国文论创新的思考，以期未来能真正实现中国文论创新。
关键词：中国文论 失语症 话语 文论创新
当代文艺理论所学习的知识理论大都借用西方文论体系为主体，穿插或附着中国文论的理论知识点。中国学者也借用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问题加以阐释，一旦抽离西方话语体系，文学问题的阐释将成为默片。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觉醒，认识到中国文论创新不足，黄维樑叹言：“真的，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 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二十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1]；孙津也认为“中国没有理论，这是我说的， 至少现在是这样”[2]；曹顺庆则提出了“文论失语症”，断言“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失语症”。“失语症”的提出引发学界探讨热潮，有赞同，有批驳，但无论如何，中国文论创新已是新时期中国文论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文化自卑下的默片时代
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的殖民侵略加速了西方文化的渗透，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步推进。中华民族在面临民族生死攸关一刻时，极端地借鉴异邦之路，打倒孔家店，仇视传统文化，要求全盘西化。
古斯塔夫认为群体的聚集，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同或不同，他们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它像女人一样，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3]为救亡图存，民族群体心理由闭关锁国的极端走向全盘西化的另一个极端。从侧面反映出一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外力胁迫下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指的是胡适、陈独秀、鲁迅等，而相对保守的学衡派学者吴宓、梅光迪、汤用彤、胡先骕、陈寅恪则被偏激地批为食古不化的旧派。事实上，所谓“旧派”学者均曾留学欧美，学贯东西，他们并不排斥运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只是观念、途径相对中庸。再者，运用儒家思想未尝不能重建民族文化体系以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或多或少地创新运用儒家思想实现国家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虽未全盘西化，但中国知识界便开始采用西方文论话语阐释中国文学问题。出于自卑，一方面丑化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却追随西方文化，亦步亦趋，难以自拔。正如弗朗索瓦·于连所言：“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什么选择”[4]，因此中国新文学发端之际，西方话语体系已经渗入，成为文坛新生的养料。在此语境下，中国文论缺乏自主意识，没有创新之处，中国文学便成为论证西方文论的材料。可见中国现代文论实际上处于默片时代——只能够去论证具体的论点，却没有自主性和创造性。
20世纪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加剧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传播，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中国并无称霸意图，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处于默片时代的中国文论要如何走出默片时代，如何实现与世界平等对话，以及中国文化如何重新确立自信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孜孜不倦的探索方向。
二.建构中国话语
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长期以来，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控着世界主流文化的话语权，甚至演变成为“话语霸权”，而“第三世界”的国家却都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西方话语阐释中国文学问题折射出中国现代文论的缺失，西方话语已经主宰了中国现代文论。重建“中国话语”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随着学术界对于“话语”研究不断深入，随着“中国文论创新”呼声高涨的情况下，提出的新问题。
中国文论要走出默片时代，实现文论创新，首先要建构中国话语，文学话语的创新能够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奠定基础。西方文论话语和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区别，在语言形式上体现为英语和汉语的区别，本质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对立。思维方式的差别典型地表现在精神学科——哲学中：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追求物我合一，认为天人感应；西方哲学认为“主客二分”，渴望揭开客观世界的神秘面纱，并探讨主客观之间的联系，主观与客观交替出现成为哲学家追捧的对象。季羡林先生总结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的”[5]，并且西方重知性分析，而中国重直觉感悟。在不同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中西文论所使用的话语便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文论的话语往往生发于直觉感悟，笼统、模糊、玄虚、渺茫；西方文论是经过知识性的科学分析得出，确切、清晰、细致。因此要建构一种属于中国的文论话语并非易事，学者们众说纷纭。曹顺庆主张中西融汇贯通，“首先要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结合当代文学实践，融合汲取西方文论以及东方各民族文论之精华。关键的一步在于如何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季羡林称这种东西融汇的方式为“杂语共生态”，看似简洁可行，实际上操作起来极易受制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对立，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由此观之，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还必须回到中国文论的传统中。造成“失语”与“默片”并非中国传统文论的贫乏，而是现代文论的缺失。传统文论可谓琳琅满目，先秦诸子散文，刘勰《文心雕龙》，《昭明文选》等等，主要依靠个人的话语创建，得到社会的认同后，方能流传至今。但在现代，个人话语的创建很少，王国维的“意境说”可谓一大创新，有批驳，却也广为人知，鲁迅许多思想是“独白型思想”，没有具体的话语，因此需要从中体悟。可见，中国话语的创建需要个人话语的积累和基奠，古风由此提出在个人、民族、国家和世界等具体的层面上进行创新，而个人层面是最基本的层面[6]。详细地说，个人话语创新若能够得到民族、国家甚至是世界的认同，个人话语就会上升为民族话语、国家话语或者世界话语。因此，关键要在个人话语层面上下功夫创新。 三.多元文化下的文论创新
建构中国话语是中国文论创新的基础，夯实基础后，需要在当今多元的语境下重新思考文论创新之路。当代背景下大众文化成为主要的消费对象，电子文本迅速取代纸质文本，图片迅速取代文字，网络的覆盖，影视的兴盛都折射出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新气象——世俗化倾向明晰，精英文学式微。而世俗化所带来文学肉身化、消费化、私人化、自恋化都引人深思，这就要求中国文论需要以恰当的方式引导作家思考绿色的创作方式，能够挖掘文学发展的可能性。
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眼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问题，第二阶段集中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中国化”。第一阶段中刘保忠、古风认为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转，带着现代文论的问题，到古代文论的宝库中寻找参照或答案，二是要换，即用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思想，对古代文论进行新的发现开掘和阐释。张少康认为“古代文论本来应该成为建设当代文论的母体和本根，可是实际上它与当代文论仍然是两张皮”，要求研究古代文论的当代文论两支队伍紧密结合。童庆炳认为，转换的是现代视野中的古代文论，是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遵循三个原则：历史优先原则，通过科学的考证和细致的分析尽可能接近古代文论原本的语境；“互为主题”的对话原则，即以中西和古今两个维度的对话激活古代文论，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互补”“互证”和“互释”；逻辑自恰原则，即讨论问题要做到形式上与辩证上的“自圆其说”[7]。可见众学者在第一阶段不放弃对满怀珠玑的古代文论现代性发掘。
第二阶段中王宁认为“西方当代批评中国化，就是将西方当代批评置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来加以检验，其与中国的文学经验有共同性者则肯定之；与我们的经验相悖而明显片面，谬误者则质疑之，扬弃之；对于我国的文艺现象不能解释，陷于盲视者则补充之，发展之。通过这样的消化吸收，扬弃增殖的过程，将西方当代批评重构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张峰认为“在引进西方文论话语时，坚持选择性摄入–消化吸收–创造的接受方式，把西方文论同中国及外国经典文本的解读结合起来，兼顾宏观与微观，求同与求异，着力在求异中实现突破与创造。”第二阶段带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观念，使西方文论中国化。顾祖钊则提出了实践层面上的“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中西文论的共同性研究；中西文论的互补性研究；中西文论的对接式研究；中西文论的辨析式研究。
通过两个阶段的探索，学界对于中国文论创新形成了不同的观念与方法。而这些观念与方法都需要在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加以证明。本雅明曾提出“机械复制”的概念，认为“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总是可复制的”，“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较之原来的作品还表现出一些创新。这种创新在历史进程中断断续续地被接受，且要相隔一段时间才有创新，但却一次比一次强烈”[8]。文学与艺术亦有相通之处，即使中国现代文论是吮吸西方文论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孩子，但在成长过程中也有自身的个性与特征，即创新之处。“失语”与“默片时代”是一个过程，认识到自身“失语”和身处“默片时代”也是成长的表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促进中国文论的创新与发展是当今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同时需要对中国文论的发展怀有希望，对民族文化怀有充分的自信。唯有如此才能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拥有中国文论话语，发展艺术原创力，走出中国文论的默片时代。
参考文献
[1]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3：70-75.
[2]孙津.世纪末的隆重话题[J].文艺争鸣，1995，01：60-64.
[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11.6.
[4]《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
[5]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06：5-13.
[6]古风.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J].贵州社会科学，2010，02：46-53.
[7]曹顺庆，杨一铎.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J]. 社会科学研究，2009，03：166-174.
[8][德国]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2001.12.
[9]王元骧.论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J].浙江学刊，2000，04：79-85.
[10]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02：50-58.
[11]顾祖钊.论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J].文学评论，2002，03：168-174.
[12]王岳川.大国文化身份与当代文论创新[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06：5-12.
（作者介绍：刘阳和，杭州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中国文论 失语症 话语 文论创新
当代文艺理论所学习的知识理论大都借用西方文论体系为主体，穿插或附着中国文论的理论知识点。中国学者也借用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问题加以阐释，一旦抽离西方话语体系，文学问题的阐释将成为默片。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觉醒，认识到中国文论创新不足，黄维樑叹言：“真的，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 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二十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1]；孙津也认为“中国没有理论，这是我说的， 至少现在是这样”[2]；曹顺庆则提出了“文论失语症”，断言“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失语症”。“失语症”的提出引发学界探讨热潮，有赞同，有批驳，但无论如何，中国文论创新已是新时期中国文论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文化自卑下的默片时代
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的殖民侵略加速了西方文化的渗透，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步推进。中华民族在面临民族生死攸关一刻时，极端地借鉴异邦之路，打倒孔家店，仇视传统文化，要求全盘西化。
古斯塔夫认为群体的聚集，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同或不同，他们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它像女人一样，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3]为救亡图存，民族群体心理由闭关锁国的极端走向全盘西化的另一个极端。从侧面反映出一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外力胁迫下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指的是胡适、陈独秀、鲁迅等，而相对保守的学衡派学者吴宓、梅光迪、汤用彤、胡先骕、陈寅恪则被偏激地批为食古不化的旧派。事实上，所谓“旧派”学者均曾留学欧美，学贯东西，他们并不排斥运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只是观念、途径相对中庸。再者，运用儒家思想未尝不能重建民族文化体系以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或多或少地创新运用儒家思想实现国家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虽未全盘西化，但中国知识界便开始采用西方文论话语阐释中国文学问题。出于自卑，一方面丑化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却追随西方文化，亦步亦趋，难以自拔。正如弗朗索瓦·于连所言：“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什么选择”[4]，因此中国新文学发端之际，西方话语体系已经渗入，成为文坛新生的养料。在此语境下，中国文论缺乏自主意识，没有创新之处，中国文学便成为论证西方文论的材料。可见中国现代文论实际上处于默片时代——只能够去论证具体的论点，却没有自主性和创造性。
20世纪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加剧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传播，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中国并无称霸意图，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处于默片时代的中国文论要如何走出默片时代，如何实现与世界平等对话，以及中国文化如何重新确立自信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孜孜不倦的探索方向。
二.建构中国话语
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长期以来，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控着世界主流文化的话语权，甚至演变成为“话语霸权”，而“第三世界”的国家却都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西方话语阐释中国文学问题折射出中国现代文论的缺失，西方话语已经主宰了中国现代文论。重建“中国话语”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随着学术界对于“话语”研究不断深入，随着“中国文论创新”呼声高涨的情况下，提出的新问题。
中国文论要走出默片时代，实现文论创新，首先要建构中国话语，文学话语的创新能够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奠定基础。西方文论话语和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区别，在语言形式上体现为英语和汉语的区别，本质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对立。思维方式的差别典型地表现在精神学科——哲学中：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追求物我合一，认为天人感应；西方哲学认为“主客二分”，渴望揭开客观世界的神秘面纱，并探讨主客观之间的联系，主观与客观交替出现成为哲学家追捧的对象。季羡林先生总结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的”[5]，并且西方重知性分析，而中国重直觉感悟。在不同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中西文论所使用的话语便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文论的话语往往生发于直觉感悟，笼统、模糊、玄虚、渺茫；西方文论是经过知识性的科学分析得出，确切、清晰、细致。因此要建构一种属于中国的文论话语并非易事，学者们众说纷纭。曹顺庆主张中西融汇贯通，“首先要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结合当代文学实践，融合汲取西方文论以及东方各民族文论之精华。关键的一步在于如何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季羡林称这种东西融汇的方式为“杂语共生态”，看似简洁可行，实际上操作起来极易受制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对立，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由此观之，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还必须回到中国文论的传统中。造成“失语”与“默片”并非中国传统文论的贫乏，而是现代文论的缺失。传统文论可谓琳琅满目，先秦诸子散文，刘勰《文心雕龙》，《昭明文选》等等，主要依靠个人的话语创建，得到社会的认同后，方能流传至今。但在现代，个人话语的创建很少，王国维的“意境说”可谓一大创新，有批驳，却也广为人知，鲁迅许多思想是“独白型思想”，没有具体的话语，因此需要从中体悟。可见，中国话语的创建需要个人话语的积累和基奠，古风由此提出在个人、民族、国家和世界等具体的层面上进行创新，而个人层面是最基本的层面[6]。详细地说，个人话语创新若能够得到民族、国家甚至是世界的认同，个人话语就会上升为民族话语、国家话语或者世界话语。因此，关键要在个人话语层面上下功夫创新。 三.多元文化下的文论创新
建构中国话语是中国文论创新的基础，夯实基础后，需要在当今多元的语境下重新思考文论创新之路。当代背景下大众文化成为主要的消费对象，电子文本迅速取代纸质文本，图片迅速取代文字，网络的覆盖，影视的兴盛都折射出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新气象——世俗化倾向明晰，精英文学式微。而世俗化所带来文学肉身化、消费化、私人化、自恋化都引人深思，这就要求中国文论需要以恰当的方式引导作家思考绿色的创作方式，能够挖掘文学发展的可能性。
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眼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问题，第二阶段集中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中国化”。第一阶段中刘保忠、古风认为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转，带着现代文论的问题，到古代文论的宝库中寻找参照或答案，二是要换，即用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思想，对古代文论进行新的发现开掘和阐释。张少康认为“古代文论本来应该成为建设当代文论的母体和本根，可是实际上它与当代文论仍然是两张皮”，要求研究古代文论的当代文论两支队伍紧密结合。童庆炳认为，转换的是现代视野中的古代文论，是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遵循三个原则：历史优先原则，通过科学的考证和细致的分析尽可能接近古代文论原本的语境；“互为主题”的对话原则，即以中西和古今两个维度的对话激活古代文论，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互补”“互证”和“互释”；逻辑自恰原则，即讨论问题要做到形式上与辩证上的“自圆其说”[7]。可见众学者在第一阶段不放弃对满怀珠玑的古代文论现代性发掘。
第二阶段中王宁认为“西方当代批评中国化，就是将西方当代批评置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来加以检验，其与中国的文学经验有共同性者则肯定之；与我们的经验相悖而明显片面，谬误者则质疑之，扬弃之；对于我国的文艺现象不能解释，陷于盲视者则补充之，发展之。通过这样的消化吸收，扬弃增殖的过程，将西方当代批评重构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张峰认为“在引进西方文论话语时，坚持选择性摄入–消化吸收–创造的接受方式，把西方文论同中国及外国经典文本的解读结合起来，兼顾宏观与微观，求同与求异，着力在求异中实现突破与创造。”第二阶段带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观念，使西方文论中国化。顾祖钊则提出了实践层面上的“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中西文论的共同性研究；中西文论的互补性研究；中西文论的对接式研究；中西文论的辨析式研究。
通过两个阶段的探索，学界对于中国文论创新形成了不同的观念与方法。而这些观念与方法都需要在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加以证明。本雅明曾提出“机械复制”的概念，认为“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总是可复制的”，“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较之原来的作品还表现出一些创新。这种创新在历史进程中断断续续地被接受，且要相隔一段时间才有创新，但却一次比一次强烈”[8]。文学与艺术亦有相通之处，即使中国现代文论是吮吸西方文论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孩子，但在成长过程中也有自身的个性与特征，即创新之处。“失语”与“默片时代”是一个过程，认识到自身“失语”和身处“默片时代”也是成长的表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促进中国文论的创新与发展是当今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同时需要对中国文论的发展怀有希望，对民族文化怀有充分的自信。唯有如此才能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拥有中国文论话语，发展艺术原创力，走出中国文论的默片时代。
参考文献
[1]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3：70-75.
[2]孙津.世纪末的隆重话题[J].文艺争鸣，1995，01：60-64.
[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11.6.
[4]《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
[5]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06：5-13.
[6]古风.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J].贵州社会科学，2010，02：46-53.
[7]曹顺庆，杨一铎.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J]. 社会科学研究，2009，03：166-174.
[8][德国]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2001.12.
[9]王元骧.论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J].浙江学刊，2000，04：79-85.
[10]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02：50-58.
[11]顾祖钊.论中西文论融合的四种基本模式[J].文学评论，2002，03：168-174.
[12]王岳川.大国文化身份与当代文论创新[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06：5-12.
（作者介绍：刘阳和，杭州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