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方
　　由于其中产阶层相对殷实、稳定、安逸的生存状态,因而通常持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却未必有利于社会的变革,而对于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来说,需要的恰恰是变革
　　
　　近年来,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已销蚀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中不少学者的大量笔墨。中产阶层话题之所以引起学界的高度兴趣,更主要的,恐怕是出于“中国应该培育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的规范性期待,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热切的期待,则源于人们对中产阶层在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将产生的各种积极作用的期望。
　　应该承认,在这些期望中,有不少应该说是站得住脚的,特别是关于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无论是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还是许许多多学者的经验研究,都表明,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的存在对于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缓解作用,因而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力量。
　　不过,在肯定人们对于中产阶级的某些期望是站得住脚的同时,也必须指出,还有一些被不少人所怀抱的期望是值得商榷,或者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中产阶层的壮大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许多论者认为,中产阶层是“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一个稳定、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
　　但在笔者看来,关于中产阶层的这种观念或者说期望,是很值得怀疑的。原因是,恰如不少研究所揭示的,现代中产阶层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消费上的前卫”和“政治上的后卫”。“消费上的前卫”不必过多解释,所谓“政治上的后卫”,不仅仅是由于其自身相对殷实、稳定、安逸的生存状态,因而通常持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却未必有利于社会的变革,而对于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来说,需要的恰恰是变革),更为主要、更为根本的是指,他们对政治、对公共事务根本缺乏关怀的热情和参与的意识。
　　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人们在消费上是热情的,在政治上则通常是冷漠的、疏离的。消费的热情和政治的冷漠不仅是并列于中产阶层身上的两端,而且,正如德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所提示我们的那样,还是因果性的。阿伦特指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旨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则有赖于人们的消费,也即是说,惟有无止境的消费才能使经济持续地得到发展,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必须诱导人们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放于消费领域,由此诞生了消费主义文化,中产阶层就是这个消费主义文化的担纲者。而当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身于消费时,就再也没有兴趣、也没有余力投身于公共生活,公共生活于是就消隐不见了。也就是说,对于作为中国现代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来说,正是由于消费上的前卫,导致了政治上的后卫。正是由于(被诱导的)消费的热情,导致了他们对政治的冷漠和疏离。笔者曾对浙江省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消费方式进行过调查,顺便也调查了他们对政治参与和公共事务的态度。结果发现,与他们对消费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投入不同,当被问及“您对参与公共活动、政治事务的看法”时,绝大多数中产人士都表示“没有兴趣”。显而易见,将政治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的群体身上,一个对公共生活疏离、冷漠的“政治后卫”身上,是不合逻辑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
　　当然,说中产阶层不可能充当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力量,并不等于说中产阶层就一定是政治民主化的阻碍力量。事实上,在政治面前,正如学者黄万盛在《革命不是一种原罪——〈思考法国大革命〉中文本序》中所说的那样:“中产阶级是典型的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群体。”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绝不会冒险成为民主化改革的中坚,但当民主来临时,他们也不会拒绝领受民主的好处。指出这一点,一方面是要说明,以为只要中产阶层壮大了,现代民主政治便会水到渠成,是幼稚的,另一方面也是想表明,不要将中产阶层的壮大与否,当作是否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遁词。(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