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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非法集资痼疾肇始于西部企业融资困境,得益于地方政府“跨越式发展”的推动,受累体制之弊和监管之失,一朝梦断,满盘皆输
《财经》记者 饶智
48岁的金孟贤留给旁听席的背影,是囚服上一个醒目的“1”号代码。他站上被告席之前,已身陷囹圄一年半。
金孟贤掌控湘西荣昌集团,在短短十年间成为当地首富,一时风光无限。而1月27日在湖南郴州市中级法院受审,昔日首富的意气风发已然不见。
这是湘西非法集资第一案开庭第一天。四楼审判庭,金孟贤和他的七名下属被诉集资诈骗,涉案金额达37.7811亿元。
四天后,2月1日,株洲市中级法院,吉首市福大房地产有限公司及该公司原董事长吴国军等三人涉嫌非法集资24.08亿元一案开庭。
历时一年半侦查后,湘西非法集资系列案件进入密集审理阶段。共有20家集资总额超过8000万元的公司被专案侦查,90名犯罪嫌疑人被公诉。包括湘西州前政协主席向邦礼、前统战部长滕万翠和前副州长黄秀兰在内的四名州领导,因参与和组织介绍非法集资而落马。
湘西州2008年财政收入为24.04亿元,荣昌公司非法集资总额相当于该年度全州财政收入的1.57倍。而据湖南省公安厅数据显示,湘西非法集资本金总额高达168亿元,参与集资者达上百家企业,涉及34万人次,总计6.2万户,而湘西州府吉首市总人口仅20余万。也就是说,很少有家庭不被波及。
集资是十多年来西部边城湘西获得最广泛参与的一项群众运动,许多人在其中寄托着发财和改善生活的美梦。一如梦幻泡影,这个集体游戏的最终崩盘,导致了湘西最深阔的创伤。
2008年9月4日,集资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在吉首引爆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2000余名集资人员冲击火车站、阻拦火车,造成铁路枝柳线中断六个小时。此后,9月20日、24日和25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湘西接连爆发,数万群众涌上街头,并发生了对抗公安武警、冲击州政府的恶性事件。在平息骚乱后,政府集中了全省政法力量,组织18个专案组,历经15个月才完成清理、追缴、清偿清退和侦查工作。
湘西非法集资痼疾肇始于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在地方政府“跨越式发展”冲动下,因体制之弊和监管之失,交织人性贪欲,伴随政商暗通,堪称建国以来罕见的非法集资系列案件。湖南省委省政府凭借妥当的处置,最终实现了非法集资问题的“软着陆”,惜乎代价沉重。
如今回望,条分缕析非法集资的湘西标本,足以为地方当政者鉴。
十年一觉乾城梦
1月27日,金孟贤被押上法庭前不足一个月,浙江女富豪吴英因集资诈骗7.7亿元一审被判处死刑。
金孟贤的故事从十年前开始。2000年6月,湖南邵东籍的建筑包工头金孟贤来到吉首,以500万元开始荣昌航母的湘西起航,此时的州府吉首正谋划“跨越式”发展。
地处湘黔渝边陲的湘西,解放前尚是处于土司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王国。目前总人口280余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这里山水秀丽,亦不乏人文厚重,但下辖八个市县,全是国家级贫困市县。
俯瞰州府,吉首城形似一只哑铃:两头宽阔处一是吉首老城,一是乾州新区,中间狭长的“手柄”长约七公里。
早在1999年7月,时任吉首市长徐克勤提出了“开发乾州新区,再造一个吉首”的发展目标: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建成市级行政中心、现代生态城市和以新型工业为支撑的现代区域经济龙头,实现城市经济总量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
規划中的吉首新区计划投资45亿元,即便是2007年吉首市财政收入也仅仅3.5亿元,而开支高达5亿多元,45亿元投资仅仅靠1000万元国债撬动。
政府别无他物,惟有土地和矿产。后来的集资故事中,房地产与矿业被喻为湘西梦想飞翔的两只翅膀——这也是民间集资蜂拥而至的“洼地”。
50岁农妇郑奇香的家处在乾州新区万溶江乡。2000年以前,这里仍是一片寂静的田园风光。随后她和乡邻们一起,被卷入了一场浩大的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运动。土地陆续被政府征收,村民变成了社区居民。最初的征地价格是每亩4200元,到2003年翻了6倍。而政府转手卖给开发商时,地价又要飙升数倍。
一个令村民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政府在2003年以每亩24570元的价格征收了兔岩村土地后,尚欠村里140万元土地补偿款。由于无力支付,最后政府在这些被征土地中划出七亩交还给村里,以每亩20万元的价格抵偿欠款。
2000年进入吉首的金孟贤抓住了这一机遇。他与吉首大学合股注册成立荣昌公司,从事工程承建、房地产开发。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荣昌产业链延伸至矿产、教育、酒店等各个领域。荣昌成立之后几年内,不足20万人口的吉首冒出了69家房地产公司,并迅速展开膨胀式发展。
后来引爆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融资大户——吉首市福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福大公司),其董事长吴国军辞教从商,盈亏兼有,最后借吉首城建崛起,以开发老吉首市政府地块和八月楼宾馆项目而享誉湘西。湖南三馆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三馆公司)董事长曾成杰在2004年介入,也迅速分得一杯羹。
2004年5月,吉首市委市政府迁至乾州,以期带动新区开发;而政府旧址在人口密集的老城即成为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宝地。至2008年初,乾州在建与计划投入的房地产项目已超过50个。“榜上有名”的融资企业,都能在乾州找到生龙活虎的身影。原本不毛之地的乾州房价每年涨幅达30%,短短数年从每平方米700多元飙升至2008年年中的每平方米1600元。
到2007年时,当地媒体《长沙晚报》发布湖南富豪榜,金孟贤以6.5亿元身价位居湘西首富。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外表风光无限的金孟贤和荣昌集团其时已经风声鹤唳,债台高筑,崩盘在即。
日后,在2008年集资案爆发时,这些曾经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生龙活虎的房地产企业,几乎无一幸免。
融资困境
政府的大手笔开发和白手起家的房企,都需要钱。尤其是活跃的城建开发商,尽管在当地官场经营有时,但他们几乎有着一个共同点:出身贫寒,急速膨胀之下急需发展资金。
作为中部省份湖南惟一列入西部开发计划的地区,湘西在发展赶超的高呼声下,却并未获取太多实质助益,现行金融体制下,即让湘西发展深受资金短缺之困。
2003年,福大公司曾力图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完成房地产开发项目。该公司员工向《财经》记者介绍,为获得贷款,董事长吴国军先是找工行湘西州支行负责人软磨硬泡,每天陪着上下班,终获允诺。后与支行负责人跑省分行,历经一年多的虔诚“请款”,到2005年才获贷5800万元。
银行对湘西投资谨慎,有政策背景和历史根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商业银行追求效益的冲动、国际标准的实行和海外上市的准备,大规模收缩战线而进行结构性市场退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减小,县一级金融服务出现真空地带。
2002年8月中央第二次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信贷资金主要向大企业、大项目、大城市倾斜,向优势地区、优势产业集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湘西州企业全部属于中小企业。
湘西抱怨银行嫌贫爱富,先照顾东部发达地区,再优先照顾湖南的发达地区,最后才轮到次发达地区和贫困边区。以工行为例,湘西在湖南100多亿元的贷款额度中只分到了几亿元,还不及省会长沙一个支行。
另一方面,真正让银行对湘西信贷谨慎的原因,是曾经的刮骨疗伤之痛。
上世纪90年代,银行对湘西曾有过大力帮衬,但最终血本无归。由于诚信意识缺失,金融生态环境不佳,企业借改革改制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现象屡禁不止,特别是司法打击不力,挫伤了金融机构的投入积极性。
在湘西州,工行放贷最多,也受伤最深。从1997年开始,工行先后贷款3.7亿元给湘西民企湖南三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但最终不仅贷款无法收回,工行湖南省分行时任行长和副行长也相继因此笔贷款受贿落马。工行在湘西不良贷款总计达10亿元。
渴望资金的民营企业们,在银行融资渠道受阻后,从湘西民间融资传统中看到曙光。
逼上集资路
一边是城建开发高速发展的需求,一边是一筹莫展的资金匮乏局面。缺少资金的湘西企业仿佛一条腿“跛脚”走路。
2003年,金孟贤的荣昌公司承建乾州新区的吉首市政大楼,完工后被政府拖欠3000万元工程款,占到工程总额的一半,政府最后以280余亩新区土地抵扣工程款;荣昌公司承建的吉首标志性建筑之一影视大厦,投资近亿元,因工程款难付,盖楼的荣昌公司成了该大厦的股东。
一次次垫资投入的荣昌公司,始终没拿到工程款。
作为湘西民企龙头的荣昌还曾试图搭上“借壳上市”的顺风车,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2003年10月,吉首大学收购控股上市公司ST吉轻工后,将荣昌旗下的资产“教师花园”注入ST吉轻工。2004年底一无所获的吉首大学退出ST吉轻工。
四处碰壁的企业,最终从湘西民间融资的老传统中找到出路。
湘西民间融资历史久远。从湘西土司时代开始,高利贷就在赌场等暴利行业盛行。在沈从文的笔下亦有湘西高利贷描述的影子。1983年,吉首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成立,逐渐开始了小规模低息民间融资,年息约15%。该协会融资后再投向矿业、房产等高利行业,获取利差。
即使是荣昌这样在初期成长性良好的民企,发展压力下也开始寻求高息融资。
據起诉书,2002年11月起,由于荣昌公司在承建工程中资金紧张,金孟贤未经金融部门许可,擅自决定荣昌公司以开发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教师花园、裕隆山庄中高档住宅小区等项目的名义,以0.012元至0.1元不等的月息面向社会公开集资。
在股市融资梦想破灭的2004年12月,荣昌公司成立了专门负责集资工作的招商引资部,金孟贤亲自担任招商工作负责人。
20万人口的吉首,密集了69家房地产企业,竞争无疑惨烈。民间融资战由此爆发。在2004年成立的三馆公司,注册资本金仅819万元,但凭借深厚人脉一举获得吉首商贸大世界项目,首期投资即需2亿元。2005年6月,三馆将集资月息涨至5%,此后跟风者追高,从6%至后来的8分、1角,吉首人蜂拥而动。
这样高的利息意味着,普通市民如果投资5万元,每个月无需干活就能拿到2500元至5000元,远远超过上班一个月1000余元的工资。这样高的利息同样意味着非法而不受法律保护。
许多人将养老钱、下岗安置费、银行存款投入集资,不少人甚至借贷、挪用单位资金用于集资。
个体户石芬玉向《财经》记者介绍当时参与集资的盛况,由于前来集资的人太多,一些企业的集资队伍竟然排到了大街上,甚至企业还发号,按号叫人登记。
湘西国企湘泉集团破产时,职工买断下岗的日期,三馆公司将桌子摆到了湘泉集团的办公楼下,现场收罗下岗职工的买断资金。柳泉英的4万余元正是这样转成了三馆公司的“认筹投资协议书”。
参加集资的人当中,同样包括在新区建设中失去土地的万溶江乡农民郑奇香和她的乡亲们,他们转手就把征地款和平时的积蓄送到集资的房地产和矿业公司。
在此时乃至其后很长的时间内,集资者们都能按月领到令他们心花怒放的利息。原来数着工资过日子的他们,现在有钱购买名牌服饰,有钱出入茶馆、酒吧和休闲中心等。
吉首虚浮地繁华起来。
短暂蜜月
民间融资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令湘西政府首鼠两端。一方面,民间集资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另一方面,湘西发展又需要资金,许多集资企业甚至就是政府大力扶持的企业。尤为掣肘的是,非法融资的高额利润早已侵蚀到政府各部门,许多官员深层介入,渔利其中,态度暧昧。
在集资现场,曾有不少人撞见过州、市、县在职或离退休领导前往集资。“领导都信任他们,敢集资,我们为什么不信任呢?”
官商关系成为集资故事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原本应为监管者的官员的参与,客观上又成为了集资涨潮的催化剂。湘西州委机关报《团结报》后来刊文称:“非法集资企业不断翻新欺骗群众的手段……少数领导干部充当起非法集资的‘活道具’。”
而事实上,全民集资风潮中官员无法善身,很多人充当“活道具”乃主动而为。
2008年10月24日,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滕万翠因参与非法集资和涉嫌收受贿赂,被湖南省纪委“双规”,成为湘西集资案第一个卷落马下的州官,经调查核实,滕万翠参与非法集资200万元。
随后,专案组查出,湘西自治州政府原副州长、巡视员黄秀兰在三家非法集资企业参与非法集资507万元,获取高额利息249.65万元;黄还担任非法集资企业顾问,收取顾问费19万元;组织介绍他人参与非法集资3811万元,获取返点费、业务费215.36万元;并有更改集资户名、参与销毁业务费凭据、隐瞒非法集资事实的行为。
2008年11月4日,湘西自治州原政协主席向邦礼主动交代其参与、组织非法集资等相关问题。办案部门查证,向邦礼在一家名为银河公司的非法集资诈骗公司高薪担任“总顾问”,自己参与集资454万余元,介绍亲友集资307万元。
此外,调查组对州发改委、州地方海事局、州经委等20多个单位36人进行调查,查实有28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纪问题,其中处级以上干部15人,科级以下干部13人。
借助官商关系,企业迅猛扩张。以金孟贤荣昌集团为例,网上至今能找到激情洋溢的介绍资料:荣昌集团拥有八家子公司、两所学校,产业覆盖建筑、房地产、矿业、教育、纸业、生物高科和酒店服务多个领域;固定资产5亿多元,并拥有在建项目、矿产资源等有形资产达120多亿元人民币。
因此一跃成为湘西首富、民企龙头的金孟贤光环萦绕;其公司一楼大厅,贴满了湘西州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和组织部长等官员表示支持荣昌发展的照片。一个印度商人与荣昌谈生意,也会有人大和政协的领导陪同——荣昌试图通过展现权力资源来彰显公司实力。
荣昌如同抽水机般吸聚了37.78亿元民间资本,涉及集资群众2.3万人次。为侦查该案,专案组民警从荣昌财务部门搜集到堆积如山的集资凭据,一笔一笔清查出多达数万张借据。为迅速完成清查、核算,专案组民警和财务鉴定人员花去了七天七夜。
击鼓传花游戏之下,崩盘之前,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集资民营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名利双收;官员参与并推销集资,获利颇丰;普通集资户不劳而获,尝到甜头。
表面的多赢局面下,其实危机重重。事后来看,荣昌集资得来的37.78亿元,支付集资利息及奖励占到本金的三成,共计12亿余元;约一半共计19亿余元用于偿还集资本金;案发时还有多达一半的集资本金已无法归还。但蜜月期时,无人愿意梦醒。
政商裹挟
梦断之前已有警告。
早在2005年,专供州领导阅读的《湘西要情》,已撰文对民间集资问题敲响了警钟。时任州委书记童名谦阅后批示调查、摸底,成立联席会议研究处理。此后,又成立了整顿非法集资领导小组,由州长任组长。湘西州一名官员向《财经》记者透露,在常委会研究时,有领导主张整治,但是遭到多人反对:“不融资,哪来的发展资金呢?”
大家更担忧的是,民间融资做大成势,已经关联吉首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大局。如果贸然打击,吉首已然铺开的城建大摊子将一发不可收拾,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不堪设想。
扭转局面的机会再一次丧失。官员们研究的结果是不能贸然打击。政府最终只是通过指导房地产行业商会,试图统一将利息降到合法利率范围,但未能成功。
知情人士称,另外更深的原因包括,官员们站在保护自己的角度也不愿意去碰这个炸弹。
官员的背后是政府,集资大戏最终透支的是政府信誉。涉案地产商利用政府的信用与权力集得巨资,牟取暴利;而政府也借地产商获取巨额的土地财政和GDP政绩。
统计资料显示,在非法集资最疯狂的五年中,全州GDP年均以11.1%的速度递增。而吉首也获得一系列荣誉:首次进入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行榜”第20名;连续三年荣获“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中小城市”称号等。
后来聚集起来抗议的集资者们认定,集资从来都是政府在鼓励和倡导的。
至此,和普通集资相区别,湘西故事中的官商关系已转为政商关系。双方相互依存,因利益攸关而裹挟在一起,仅靠当地政府,事态已无法扭转。湘西集资大潮也由此达到顶峰。
吉首大学长期研究湘西民间融资的专家鲁慢,在集资崩溃前曾撰文分析,集资群体呈现出清晰的四个层次:一是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他们的融资金额只占全部融资的20%左右,但是人数却占80%左右,这个群体最难忍受融资崩溃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二是做小本生意的个体户,集资额度一般是8万至10万元以上;三是行政事业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这类群体一般都在5万至20万元不等;四是各种灰色资金及公款等,相当于“二八”效应的“八字”这头,即资金总量占80%左右,但集资人数却只有20%。
这四个群体里,第四种最有保障,一有风吹草动就最先撤离。而资金量最少但最受伤的是第一个群体,他们也是最后知道信息的群体。对于政府来说,风险最大的也是这一群体。
全盘皆输
直到2008年,湘西才再次迎来整治非法集资的契机,但此时集资之弊已入膏肓。
在群体性事件爆发半年前,2008年3月23日,何泽中上任州委书记。此前四个月,他从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调任州委副书记,专门对湘西州的民间集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
当年4月,湘西州制定整顿非法集资方案,并请求省里支持解决问题。8月15日,吉首市政府有官员公开提出集资企业从即日起将利息逐步降到最低点,对再高息融资将严厉处置。
遍地开花铺陈项目的房地产企业,其实早已不堪重负,处于崩盘的前夜。
可以计算的是,融资月息就算按最低为3%计算,年息也达36%,房地产行业获利周期一般是三年,总计需要支付利息108%,企业即便有100%的利润也不够应付高昂利息。当月息疯涨达到0.08元,甚至超过0.10元时,高息融资给集资者带来短时间的丰厚回报,也在融资企业积淀下越来越大的风险。
按月支付的巨额利息使得企业资金链紧绷,融资企业最后被拖进靠不断扩大融资来支付利息的恶性循环。
祸不单行。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湘西房地产和矿业相继秋风瑟瑟。湘西一度彪悍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初开始了停滞。这成为压垮湘西集资的最后一根稻草。
融资企业孤注一掷,试图摆脱困境。最先出现资金链断裂的三馆公司,一面继续提高融资利息,一面维持企业形象以稳定集资户,如两度派公司车队远赴汶川地震现场救灾,老板频频亮相电视;但在递交政府的报告中,三馆透露其月支出上亿元,已不堪重负。
甚至在2008年9月3日崩盘的那一天,三馆公司董事长曾成杰还试图寻求获取银行5亿元按揭贷款支持。
融资公司的财务状况并非对所有人都是秘密。三馆资金中有三部分“权重股”,一部分是吉首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资金,其以3%或以下低息向公众揽资,然后再高息存进三馆集团获利;其二是近年来湘西境内矿主资金;其三是主要领导干部及亲属资金。
这三部分资金最先嗅到了“崩盘”的血腥味,并迅速抽身。据《财经》记者了解,上述企业协会会长张昌政就一次性从三馆抽出本息7000余万元,其亦是90名被公诉者之一。
政府官员也提前感受到了风暴袭来之前的压抑。2008年6月时,当地税务部门某领导在自己抽资的同时,也暗示手下该取融资的钱了。
7月以后,集资大户们纷纷抽资,各融资公司资金链骤然断裂。
“平时都不管,一查全非法。”集资户们抱怨。纵观湘西集资十年全程,金融监管形同虚设,呈现制度性缺失。
回到事情的开始,十年前提出“再造吉首”的市长徐克勤,后来升任湘西州长。群体性事件爆发后,2008年11月,因对非法集资问题处理不力,徐克勤在州长职务上被免。而当地政府严重受损的信誉,已非任何个体所能承担。
由于湘西无力自救,据《南方周末》报道,最后的救局资金来自中央和湖南省,共计50亿元中30亿元用来清退本金。
好梦醒来,全盘皆输。
1月27日的法庭之外,集资户郑奇香怀着一丝期望,期待结案后能够要回本金。“现在家里买米的钱都没有了。”她像祥林嫂一样向人讲述她血本無归的集资经历:十年前涉足个体石油经销,发现集资利息远高于做生意后,2007年起将积累的50余万元悉数投进了荣昌等公司,次年新增23万元。孰料旋即梦断,血本无归。
像郑奇香这样破产的集资户数不胜数。他们成为最后的知情者。等到他们聚集到各融资公司门口要求退资时,公司已经无钱可退。
2008年9月,愤怒的群众最终走上了街头。
《财经》记者 饶智
48岁的金孟贤留给旁听席的背影,是囚服上一个醒目的“1”号代码。他站上被告席之前,已身陷囹圄一年半。
金孟贤掌控湘西荣昌集团,在短短十年间成为当地首富,一时风光无限。而1月27日在湖南郴州市中级法院受审,昔日首富的意气风发已然不见。
这是湘西非法集资第一案开庭第一天。四楼审判庭,金孟贤和他的七名下属被诉集资诈骗,涉案金额达37.7811亿元。
四天后,2月1日,株洲市中级法院,吉首市福大房地产有限公司及该公司原董事长吴国军等三人涉嫌非法集资24.08亿元一案开庭。
历时一年半侦查后,湘西非法集资系列案件进入密集审理阶段。共有20家集资总额超过8000万元的公司被专案侦查,90名犯罪嫌疑人被公诉。包括湘西州前政协主席向邦礼、前统战部长滕万翠和前副州长黄秀兰在内的四名州领导,因参与和组织介绍非法集资而落马。
湘西州2008年财政收入为24.04亿元,荣昌公司非法集资总额相当于该年度全州财政收入的1.57倍。而据湖南省公安厅数据显示,湘西非法集资本金总额高达168亿元,参与集资者达上百家企业,涉及34万人次,总计6.2万户,而湘西州府吉首市总人口仅20余万。也就是说,很少有家庭不被波及。
集资是十多年来西部边城湘西获得最广泛参与的一项群众运动,许多人在其中寄托着发财和改善生活的美梦。一如梦幻泡影,这个集体游戏的最终崩盘,导致了湘西最深阔的创伤。
2008年9月4日,集资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在吉首引爆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2000余名集资人员冲击火车站、阻拦火车,造成铁路枝柳线中断六个小时。此后,9月20日、24日和25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湘西接连爆发,数万群众涌上街头,并发生了对抗公安武警、冲击州政府的恶性事件。在平息骚乱后,政府集中了全省政法力量,组织18个专案组,历经15个月才完成清理、追缴、清偿清退和侦查工作。
湘西非法集资痼疾肇始于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在地方政府“跨越式发展”冲动下,因体制之弊和监管之失,交织人性贪欲,伴随政商暗通,堪称建国以来罕见的非法集资系列案件。湖南省委省政府凭借妥当的处置,最终实现了非法集资问题的“软着陆”,惜乎代价沉重。
如今回望,条分缕析非法集资的湘西标本,足以为地方当政者鉴。
十年一觉乾城梦
1月27日,金孟贤被押上法庭前不足一个月,浙江女富豪吴英因集资诈骗7.7亿元一审被判处死刑。
金孟贤的故事从十年前开始。2000年6月,湖南邵东籍的建筑包工头金孟贤来到吉首,以500万元开始荣昌航母的湘西起航,此时的州府吉首正谋划“跨越式”发展。
地处湘黔渝边陲的湘西,解放前尚是处于土司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王国。目前总人口280余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这里山水秀丽,亦不乏人文厚重,但下辖八个市县,全是国家级贫困市县。
俯瞰州府,吉首城形似一只哑铃:两头宽阔处一是吉首老城,一是乾州新区,中间狭长的“手柄”长约七公里。
早在1999年7月,时任吉首市长徐克勤提出了“开发乾州新区,再造一个吉首”的发展目标: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建成市级行政中心、现代生态城市和以新型工业为支撑的现代区域经济龙头,实现城市经济总量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
規划中的吉首新区计划投资45亿元,即便是2007年吉首市财政收入也仅仅3.5亿元,而开支高达5亿多元,45亿元投资仅仅靠1000万元国债撬动。
政府别无他物,惟有土地和矿产。后来的集资故事中,房地产与矿业被喻为湘西梦想飞翔的两只翅膀——这也是民间集资蜂拥而至的“洼地”。
50岁农妇郑奇香的家处在乾州新区万溶江乡。2000年以前,这里仍是一片寂静的田园风光。随后她和乡邻们一起,被卷入了一场浩大的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运动。土地陆续被政府征收,村民变成了社区居民。最初的征地价格是每亩4200元,到2003年翻了6倍。而政府转手卖给开发商时,地价又要飙升数倍。
一个令村民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政府在2003年以每亩24570元的价格征收了兔岩村土地后,尚欠村里140万元土地补偿款。由于无力支付,最后政府在这些被征土地中划出七亩交还给村里,以每亩20万元的价格抵偿欠款。
2000年进入吉首的金孟贤抓住了这一机遇。他与吉首大学合股注册成立荣昌公司,从事工程承建、房地产开发。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荣昌产业链延伸至矿产、教育、酒店等各个领域。荣昌成立之后几年内,不足20万人口的吉首冒出了69家房地产公司,并迅速展开膨胀式发展。
后来引爆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融资大户——吉首市福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福大公司),其董事长吴国军辞教从商,盈亏兼有,最后借吉首城建崛起,以开发老吉首市政府地块和八月楼宾馆项目而享誉湘西。湖南三馆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三馆公司)董事长曾成杰在2004年介入,也迅速分得一杯羹。
2004年5月,吉首市委市政府迁至乾州,以期带动新区开发;而政府旧址在人口密集的老城即成为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宝地。至2008年初,乾州在建与计划投入的房地产项目已超过50个。“榜上有名”的融资企业,都能在乾州找到生龙活虎的身影。原本不毛之地的乾州房价每年涨幅达30%,短短数年从每平方米700多元飙升至2008年年中的每平方米1600元。
到2007年时,当地媒体《长沙晚报》发布湖南富豪榜,金孟贤以6.5亿元身价位居湘西首富。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外表风光无限的金孟贤和荣昌集团其时已经风声鹤唳,债台高筑,崩盘在即。
日后,在2008年集资案爆发时,这些曾经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生龙活虎的房地产企业,几乎无一幸免。
融资困境
政府的大手笔开发和白手起家的房企,都需要钱。尤其是活跃的城建开发商,尽管在当地官场经营有时,但他们几乎有着一个共同点:出身贫寒,急速膨胀之下急需发展资金。
作为中部省份湖南惟一列入西部开发计划的地区,湘西在发展赶超的高呼声下,却并未获取太多实质助益,现行金融体制下,即让湘西发展深受资金短缺之困。
2003年,福大公司曾力图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完成房地产开发项目。该公司员工向《财经》记者介绍,为获得贷款,董事长吴国军先是找工行湘西州支行负责人软磨硬泡,每天陪着上下班,终获允诺。后与支行负责人跑省分行,历经一年多的虔诚“请款”,到2005年才获贷5800万元。
银行对湘西投资谨慎,有政策背景和历史根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商业银行追求效益的冲动、国际标准的实行和海外上市的准备,大规模收缩战线而进行结构性市场退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减小,县一级金融服务出现真空地带。
2002年8月中央第二次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信贷资金主要向大企业、大项目、大城市倾斜,向优势地区、优势产业集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湘西州企业全部属于中小企业。
湘西抱怨银行嫌贫爱富,先照顾东部发达地区,再优先照顾湖南的发达地区,最后才轮到次发达地区和贫困边区。以工行为例,湘西在湖南100多亿元的贷款额度中只分到了几亿元,还不及省会长沙一个支行。
另一方面,真正让银行对湘西信贷谨慎的原因,是曾经的刮骨疗伤之痛。
上世纪90年代,银行对湘西曾有过大力帮衬,但最终血本无归。由于诚信意识缺失,金融生态环境不佳,企业借改革改制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现象屡禁不止,特别是司法打击不力,挫伤了金融机构的投入积极性。
在湘西州,工行放贷最多,也受伤最深。从1997年开始,工行先后贷款3.7亿元给湘西民企湖南三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但最终不仅贷款无法收回,工行湖南省分行时任行长和副行长也相继因此笔贷款受贿落马。工行在湘西不良贷款总计达10亿元。
渴望资金的民营企业们,在银行融资渠道受阻后,从湘西民间融资传统中看到曙光。
逼上集资路
一边是城建开发高速发展的需求,一边是一筹莫展的资金匮乏局面。缺少资金的湘西企业仿佛一条腿“跛脚”走路。
2003年,金孟贤的荣昌公司承建乾州新区的吉首市政大楼,完工后被政府拖欠3000万元工程款,占到工程总额的一半,政府最后以280余亩新区土地抵扣工程款;荣昌公司承建的吉首标志性建筑之一影视大厦,投资近亿元,因工程款难付,盖楼的荣昌公司成了该大厦的股东。
一次次垫资投入的荣昌公司,始终没拿到工程款。
作为湘西民企龙头的荣昌还曾试图搭上“借壳上市”的顺风车,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2003年10月,吉首大学收购控股上市公司ST吉轻工后,将荣昌旗下的资产“教师花园”注入ST吉轻工。2004年底一无所获的吉首大学退出ST吉轻工。
四处碰壁的企业,最终从湘西民间融资的老传统中找到出路。
湘西民间融资历史久远。从湘西土司时代开始,高利贷就在赌场等暴利行业盛行。在沈从文的笔下亦有湘西高利贷描述的影子。1983年,吉首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成立,逐渐开始了小规模低息民间融资,年息约15%。该协会融资后再投向矿业、房产等高利行业,获取利差。
即使是荣昌这样在初期成长性良好的民企,发展压力下也开始寻求高息融资。
據起诉书,2002年11月起,由于荣昌公司在承建工程中资金紧张,金孟贤未经金融部门许可,擅自决定荣昌公司以开发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教师花园、裕隆山庄中高档住宅小区等项目的名义,以0.012元至0.1元不等的月息面向社会公开集资。
在股市融资梦想破灭的2004年12月,荣昌公司成立了专门负责集资工作的招商引资部,金孟贤亲自担任招商工作负责人。
20万人口的吉首,密集了69家房地产企业,竞争无疑惨烈。民间融资战由此爆发。在2004年成立的三馆公司,注册资本金仅819万元,但凭借深厚人脉一举获得吉首商贸大世界项目,首期投资即需2亿元。2005年6月,三馆将集资月息涨至5%,此后跟风者追高,从6%至后来的8分、1角,吉首人蜂拥而动。
这样高的利息意味着,普通市民如果投资5万元,每个月无需干活就能拿到2500元至5000元,远远超过上班一个月1000余元的工资。这样高的利息同样意味着非法而不受法律保护。
许多人将养老钱、下岗安置费、银行存款投入集资,不少人甚至借贷、挪用单位资金用于集资。
个体户石芬玉向《财经》记者介绍当时参与集资的盛况,由于前来集资的人太多,一些企业的集资队伍竟然排到了大街上,甚至企业还发号,按号叫人登记。
湘西国企湘泉集团破产时,职工买断下岗的日期,三馆公司将桌子摆到了湘泉集团的办公楼下,现场收罗下岗职工的买断资金。柳泉英的4万余元正是这样转成了三馆公司的“认筹投资协议书”。
参加集资的人当中,同样包括在新区建设中失去土地的万溶江乡农民郑奇香和她的乡亲们,他们转手就把征地款和平时的积蓄送到集资的房地产和矿业公司。
在此时乃至其后很长的时间内,集资者们都能按月领到令他们心花怒放的利息。原来数着工资过日子的他们,现在有钱购买名牌服饰,有钱出入茶馆、酒吧和休闲中心等。
吉首虚浮地繁华起来。
短暂蜜月
民间融资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令湘西政府首鼠两端。一方面,民间集资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另一方面,湘西发展又需要资金,许多集资企业甚至就是政府大力扶持的企业。尤为掣肘的是,非法融资的高额利润早已侵蚀到政府各部门,许多官员深层介入,渔利其中,态度暧昧。
在集资现场,曾有不少人撞见过州、市、县在职或离退休领导前往集资。“领导都信任他们,敢集资,我们为什么不信任呢?”
官商关系成为集资故事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原本应为监管者的官员的参与,客观上又成为了集资涨潮的催化剂。湘西州委机关报《团结报》后来刊文称:“非法集资企业不断翻新欺骗群众的手段……少数领导干部充当起非法集资的‘活道具’。”
而事实上,全民集资风潮中官员无法善身,很多人充当“活道具”乃主动而为。
2008年10月24日,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滕万翠因参与非法集资和涉嫌收受贿赂,被湖南省纪委“双规”,成为湘西集资案第一个卷落马下的州官,经调查核实,滕万翠参与非法集资200万元。
随后,专案组查出,湘西自治州政府原副州长、巡视员黄秀兰在三家非法集资企业参与非法集资507万元,获取高额利息249.65万元;黄还担任非法集资企业顾问,收取顾问费19万元;组织介绍他人参与非法集资3811万元,获取返点费、业务费215.36万元;并有更改集资户名、参与销毁业务费凭据、隐瞒非法集资事实的行为。
2008年11月4日,湘西自治州原政协主席向邦礼主动交代其参与、组织非法集资等相关问题。办案部门查证,向邦礼在一家名为银河公司的非法集资诈骗公司高薪担任“总顾问”,自己参与集资454万余元,介绍亲友集资307万元。
此外,调查组对州发改委、州地方海事局、州经委等20多个单位36人进行调查,查实有28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纪问题,其中处级以上干部15人,科级以下干部13人。
借助官商关系,企业迅猛扩张。以金孟贤荣昌集团为例,网上至今能找到激情洋溢的介绍资料:荣昌集团拥有八家子公司、两所学校,产业覆盖建筑、房地产、矿业、教育、纸业、生物高科和酒店服务多个领域;固定资产5亿多元,并拥有在建项目、矿产资源等有形资产达120多亿元人民币。
因此一跃成为湘西首富、民企龙头的金孟贤光环萦绕;其公司一楼大厅,贴满了湘西州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和组织部长等官员表示支持荣昌发展的照片。一个印度商人与荣昌谈生意,也会有人大和政协的领导陪同——荣昌试图通过展现权力资源来彰显公司实力。
荣昌如同抽水机般吸聚了37.78亿元民间资本,涉及集资群众2.3万人次。为侦查该案,专案组民警从荣昌财务部门搜集到堆积如山的集资凭据,一笔一笔清查出多达数万张借据。为迅速完成清查、核算,专案组民警和财务鉴定人员花去了七天七夜。
击鼓传花游戏之下,崩盘之前,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集资民营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名利双收;官员参与并推销集资,获利颇丰;普通集资户不劳而获,尝到甜头。
表面的多赢局面下,其实危机重重。事后来看,荣昌集资得来的37.78亿元,支付集资利息及奖励占到本金的三成,共计12亿余元;约一半共计19亿余元用于偿还集资本金;案发时还有多达一半的集资本金已无法归还。但蜜月期时,无人愿意梦醒。
政商裹挟
梦断之前已有警告。
早在2005年,专供州领导阅读的《湘西要情》,已撰文对民间集资问题敲响了警钟。时任州委书记童名谦阅后批示调查、摸底,成立联席会议研究处理。此后,又成立了整顿非法集资领导小组,由州长任组长。湘西州一名官员向《财经》记者透露,在常委会研究时,有领导主张整治,但是遭到多人反对:“不融资,哪来的发展资金呢?”
大家更担忧的是,民间融资做大成势,已经关联吉首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大局。如果贸然打击,吉首已然铺开的城建大摊子将一发不可收拾,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不堪设想。
扭转局面的机会再一次丧失。官员们研究的结果是不能贸然打击。政府最终只是通过指导房地产行业商会,试图统一将利息降到合法利率范围,但未能成功。
知情人士称,另外更深的原因包括,官员们站在保护自己的角度也不愿意去碰这个炸弹。
官员的背后是政府,集资大戏最终透支的是政府信誉。涉案地产商利用政府的信用与权力集得巨资,牟取暴利;而政府也借地产商获取巨额的土地财政和GDP政绩。
统计资料显示,在非法集资最疯狂的五年中,全州GDP年均以11.1%的速度递增。而吉首也获得一系列荣誉:首次进入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行榜”第20名;连续三年荣获“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中小城市”称号等。
后来聚集起来抗议的集资者们认定,集资从来都是政府在鼓励和倡导的。
至此,和普通集资相区别,湘西故事中的官商关系已转为政商关系。双方相互依存,因利益攸关而裹挟在一起,仅靠当地政府,事态已无法扭转。湘西集资大潮也由此达到顶峰。
吉首大学长期研究湘西民间融资的专家鲁慢,在集资崩溃前曾撰文分析,集资群体呈现出清晰的四个层次:一是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他们的融资金额只占全部融资的20%左右,但是人数却占80%左右,这个群体最难忍受融资崩溃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二是做小本生意的个体户,集资额度一般是8万至10万元以上;三是行政事业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这类群体一般都在5万至20万元不等;四是各种灰色资金及公款等,相当于“二八”效应的“八字”这头,即资金总量占80%左右,但集资人数却只有20%。
这四个群体里,第四种最有保障,一有风吹草动就最先撤离。而资金量最少但最受伤的是第一个群体,他们也是最后知道信息的群体。对于政府来说,风险最大的也是这一群体。
全盘皆输
直到2008年,湘西才再次迎来整治非法集资的契机,但此时集资之弊已入膏肓。
在群体性事件爆发半年前,2008年3月23日,何泽中上任州委书记。此前四个月,他从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调任州委副书记,专门对湘西州的民间集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
当年4月,湘西州制定整顿非法集资方案,并请求省里支持解决问题。8月15日,吉首市政府有官员公开提出集资企业从即日起将利息逐步降到最低点,对再高息融资将严厉处置。
遍地开花铺陈项目的房地产企业,其实早已不堪重负,处于崩盘的前夜。
可以计算的是,融资月息就算按最低为3%计算,年息也达36%,房地产行业获利周期一般是三年,总计需要支付利息108%,企业即便有100%的利润也不够应付高昂利息。当月息疯涨达到0.08元,甚至超过0.10元时,高息融资给集资者带来短时间的丰厚回报,也在融资企业积淀下越来越大的风险。
按月支付的巨额利息使得企业资金链紧绷,融资企业最后被拖进靠不断扩大融资来支付利息的恶性循环。
祸不单行。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湘西房地产和矿业相继秋风瑟瑟。湘西一度彪悍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初开始了停滞。这成为压垮湘西集资的最后一根稻草。
融资企业孤注一掷,试图摆脱困境。最先出现资金链断裂的三馆公司,一面继续提高融资利息,一面维持企业形象以稳定集资户,如两度派公司车队远赴汶川地震现场救灾,老板频频亮相电视;但在递交政府的报告中,三馆透露其月支出上亿元,已不堪重负。
甚至在2008年9月3日崩盘的那一天,三馆公司董事长曾成杰还试图寻求获取银行5亿元按揭贷款支持。
融资公司的财务状况并非对所有人都是秘密。三馆资金中有三部分“权重股”,一部分是吉首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资金,其以3%或以下低息向公众揽资,然后再高息存进三馆集团获利;其二是近年来湘西境内矿主资金;其三是主要领导干部及亲属资金。
这三部分资金最先嗅到了“崩盘”的血腥味,并迅速抽身。据《财经》记者了解,上述企业协会会长张昌政就一次性从三馆抽出本息7000余万元,其亦是90名被公诉者之一。
政府官员也提前感受到了风暴袭来之前的压抑。2008年6月时,当地税务部门某领导在自己抽资的同时,也暗示手下该取融资的钱了。
7月以后,集资大户们纷纷抽资,各融资公司资金链骤然断裂。
“平时都不管,一查全非法。”集资户们抱怨。纵观湘西集资十年全程,金融监管形同虚设,呈现制度性缺失。
回到事情的开始,十年前提出“再造吉首”的市长徐克勤,后来升任湘西州长。群体性事件爆发后,2008年11月,因对非法集资问题处理不力,徐克勤在州长职务上被免。而当地政府严重受损的信誉,已非任何个体所能承担。
由于湘西无力自救,据《南方周末》报道,最后的救局资金来自中央和湖南省,共计50亿元中30亿元用来清退本金。
好梦醒来,全盘皆输。
1月27日的法庭之外,集资户郑奇香怀着一丝期望,期待结案后能够要回本金。“现在家里买米的钱都没有了。”她像祥林嫂一样向人讲述她血本無归的集资经历:十年前涉足个体石油经销,发现集资利息远高于做生意后,2007年起将积累的50余万元悉数投进了荣昌等公司,次年新增23万元。孰料旋即梦断,血本无归。
像郑奇香这样破产的集资户数不胜数。他们成为最后的知情者。等到他们聚集到各融资公司门口要求退资时,公司已经无钱可退。
2008年9月,愤怒的群众最终走上了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