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奢侈品已无关品位,消费主义自然也无关个人价值。
　　
　　刘恋是上海二手奢侈品店“米澜坊”的当家人,她在录制一期电视节目时,带去的十几个“骨灰级”限量版包包一亮相,几个女主持人立刻眼睛放光。“没有不喜欢奢侈品的人。”刘恋的口气就像在宣布“地球一定是绕着太阳转的”。
　　仅凭外观,你无法判别一个挎着LVNeverful的女人是拥有几处房产的外企高管或企业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白领。奢侈品轻易而频繁地走入二手店,当大多数人为消费门槛降低而欢欣雀跃,一些人在哀叹,维系着奢侈品与人之间感情内涵的纽带——传世价值,以及一些被称为“奢侈品本质”的东西破裂了。
　　这只是消费主义进行曲中的几个音符,标志着奢侈品消费的这段旋律如水银泻地般渗入普通人的生活。
　　
　　二手店生意经
　　
　　商人们心照不宣的定律是:哪里的奢侈品市场景气,哪里就有星火燎原的二手奢侈品店。
　　在日本,“中古屋”、“大黑屋”大行其道,香港的“米兰站”成为ITgirls(物质女孩)的必游路线。在内地火爆奢侈品市场的助推下,上海二手店数量也在悄然滋长。
　　一眼就能望见尽头的新乐路上,就盘踞着三家二手奢侈品店:米兰站、米澜坊、桔梗中古屋。无论你走进哪一家,年轻的老板都会告诉你这只是他众多分店中的一家,不由让人对二手奢侈品这个行当的“投资回报率”肃然起敬。
　　“米澜坊”隐身在新乐路上的一座安静的花园内,庭院锁着残冬的寂寥,店内确是另一个世界,Gucci、LV、Chanel等手袋“贵”气逼人,仿佛气温也上升了不少。
　　不留心观察就会错过很多“名包”,比如挤在橱窗里的那只爱马仕黑色Birkin包,价值38万;货架顶上那款张柏芝最爱的“老爷车”;还有“老佛爷”拉格菲尔德为中国特别定制的那款双CChanel,据说全球限量160只(似乎也只在半岛酒店发行)。为了这些价值不菲的货品,刘恋引进了一整套安保设施。她笑言道,“每次明星顾客过来,一眼就能瞄到摄像头,马上很警惕地问我们能不能先关了。”
　　刚好一个模特从店里走出,拎着一款经常出现在欧美大片上的chanelcococo-coon。“她们经常出席不同的场合,要‘翻行头’,当季当款的包包少不了。”店主会为其推荐一些颜色艳丽、造型夸张,艺术感很强的款。“这种包就要高高瘦瘦的,拗点造型的靓女才拎得出味道。”
　　二手奢侈品店就是将二手店、寄卖店以及租赁行的功能揉捏在一起,当然,经营对象仅限于奢侈品,更确切一些,就是手袋钱包等零配件。二手店传统经营模式是从顾客手里买断包包,再加价出售,赚取差价。“有时回收价钱谈不拢,就建议客人把包包放在店里寄卖,卖掉了就抽成。”店主告诉记者,寄卖利润虽薄,但降低了资金投入的风险。此外,租赁服务也是二手店的生财之道,比如为一场晚宴租一个LV手拿包的行情在1000元左右。“租借存在信誉问题,只有关系到位的熟客才能借。”
　　短短5年间,“米澜坊”的分店已扩展到5家,遍布沪上各个钻石商圈。而同行“桔梗中古屋”的老板周先生告诉记者,这在二手奢侈品行当已不算什么“神话”。
　　“桔梗中古屋”藏身于距离米澜坊不远的一条弄堂内,走进逼仄的店铺中,看见周先生桌上放着一摞发往各个城市的快递单,由此可见,“桔梗中古屋”的客人遍布全国。“大家通过网络交易,一个月基本能走200多个包,如果有外地二手店来拿货就更多了。”老板低调地表示二手店生意“还可以”。以一个包赚一两千的差价保守估计,“桔梗中古屋”的收入相当可观。
　　低调而火爆,是这个行当的现实图景。
　　
　　全国效应
　　
　　“桔梗中古屋”的周老板越来越感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寥寥几家二手店已经难以满足全国的市场需求,“外地熟客一交易就是十几个包,几十万的生意,快递不放心,本人飞来飞去又麻烦,都劝我到他们的城市开分店”。
　　就在这样的时机下,海南、杭州、大连、青岛、昆明等城市的奢侈品二手店应运而生。周老板表示,有些店会从上海二手店拿货,而他对外地新店会以低于市场价的“导航价”出货。全国奢侈品二手市场如何?供貨给许多外地二手店的周先生很有发言权,“很多外地店问我拿包,一次就是七八十个,拿完了还不够,生意怎么会不好?”
　　“二手奢侈品店发展趋势迅猛,已经从最初的一线城市的高端写字楼向二线城市拓展。”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主任朱明侠观察到,“这一现象是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整体发展趋势所致,中国市场的奢侈品需求在迅速积累,以前对奢侈品牌不甚了解的二三线城市高端消费者在商业广告、媒体的强大攻势下对国际奢侈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很多高端品牌在二三线城市有相当高的品牌知名度,这必然带动二三线城市消费者对奢侈品的需求。”
　　这令人狂热而战栗的兴盛,催生或又颠覆了什么?
　　
　　从神坛到泥潭
　　
　　“以高性价比著称的二手奢侈品店蓬勃发展,意味着收入较低、对于价格更为敏感的一群人也加入了奢侈品消费之列。”朱明侠表示。
　　“米兰坊”中不乏一些年轻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女孩子。“大部分是刚出道的白领,毕业没两年,有些是自己喜欢奢侈品,也有些是因为公司的同事都
　　在用,自己也不好意思不用。”刘恋会推荐一些价格适中的基本款给她们。
　　刘恋告诉记者,如果以一只1万多元的LV作为奢侈品消费的准入门槛,势必会拦住许多工薪阶层的女孩,但在二手奢侈品店,一只这样8成新的包只需6000~7000元,门槛降低不少。“你还可以算这样一笔账,比如买一个1万元的LV,用一年能够以7000元在二手店卖掉,使用奢侈品的实际成本就只有3000元。”
　　斯蒂芬马尔在《奢侈品之战》一书中说:“奢侈品是一种有灵性的物件,是这个复杂纷呈的社会中一种易于辨认的身份证。”而随着名牌手袋从欧洲作坊走入亚洲工厂的流水化生产线,从专柜走入二手店,准入门槛的降低使得奢侈品的“身份标志”作用渐渐被模糊。甚至有人发出极端的悲叹:“一个由少数人制造出来的由少数人谈论和少数人享用的游乐园,最终成了被大多数无知的人羡慕妒忌甚至疯狂追逐的名利场。”
　　“二手店颠覆了奢侈品与使用者之间一种长久的感情维系。”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一位时尚编辑在为《奢侈品之战》中文版作序时,提及她在欧洲某品牌的手工作坊转悠时,邂逅了一个30年前由某位师傅做出来的返回维修的手袋。而对于眼里永远盯着下一季的新款,追逐变幻莫测的时尚步伐的女人们,30年无疑是个过于漫长的数字。
　　刘恋告诉记者,“米澜坊”有一部分“骨灰级”客人——以经济实力衡量,每两三个月就会拿过季的包包来寄卖。她们偶尔会托二手店从欧洲代购几款内地没有的包包。刘恋坦言,“代购其实赚不了多少,不过生意在后头。过不了多久包包就会回来的,因为她们用包只用个新头。”
　　二手店的存在使人们更容易地处理闲置的奢侈品,以便坦然地追逐下一季的新品,继续为时尚而豪掷。显然,《巴黎竞赛画报》编辑卡特琳娜·斯瓦博对暴发户式的“疯抢”不以为然,她在陪同“老佛爷”拉格菲尔德出席半岛酒店香奈儿新店开幕秀后,撰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古老的欧洲,人们对一件奢侈品蕴含的文化表现出虔诚敬意,这种恭敬心消弭了一掷千金带来的罪恶感。”在消弭罪恶感这一点上,收纳“敝屣”的二手店大概比纯粹的恭敬心更管用。
　　似乎,在这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标榜“内涵价值”的奢侈品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
　　
　　消费主义
　　
　　当消费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谁还会在乎“需求”还是“多余”?
　　如《救赎与消费》中所言,“在当前的消费文化中,消费对象对于消费者不仅具有物质形态上的使用价值,其观念形态上的符号象征价值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和‘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近乎畸形的中国奢侈品消费印证了这种“软需求”的巨大魔力。
　　相较于抽象的理论,刘恋的切身经历似乎更有说服力。几年前,LV在日本、夏威夷、迪拜等全球四五处限量推出Neverful系列手袋,刘恋在东京一家专卖店包下所有Never-ful,并向营业员打听清楚东京所有LV专卖店的地址。她每到一家店便告诉店员:“所有的Neverful都给我包起来。”出乎意料的是,“日本的营业员对我这样的中国客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刘恋甚至看到银座的一家专卖店用中文写着“此款卖完”。“现在很多奢侈品店规定每个中国人只能买两包两箱。”
　　疯狂地用奢侈品来进行“自我表达”,陷在这个魔圈里的,中国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老钱》中,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引述了威廉·S.佩利的故事——一个“新钱”在跨进“老钱”行列后财富心态的转变。佩利发迹之处,他“买了一辆价值一万七千美元的西斯巴诺-苏伊莎,还雇了个司机开车带他去兜风,自认为完全能体现出上层阶级的审美观”。而当他真正结识了来自老钱家族的人,“他们的言传身教帮他以后再也不会干出雇专职司机开西斯巴诺-苏伊莎这样的傻事”。
　　如果说奢侈品已无关品位,消费主义自然也无关个人价值。“富有”和“富贵”并非只存在着发音与书写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