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传统媒体的媒介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传播权力逐渐下沉到个体用户手中，数字信息技术的赋权使得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数字化生存”景观成为现实，网络信息传播的平权化使得古希腊式的“广场政治”重新回归，昭示着“人人皆有麦克风”的时代正呼啸而来。①互联网是一个完全开放并自由的讨论空间，他者权力的在场给了每一个出身草根的人以成名之机，每一个“草根偶像”出道之时都会受到来自他者目光的凝视，这是他者欲望的复写和表征，并在对话和交流中建构起新的场景和意义。诸如丁真、王冰冰等人的意外走红，迅速吸引来作为网络主体他者的注意力，成为他人凝视和评论的对象。
【关键词】技术赋权 他者凝视 网络“草根偶像” 表征
在现如今后现代主义支配的语境下，解构主义似乎成为了常态，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消解了传统媒体时代所塑造的权力和规则，新的审美定义权则掌握在广大网民的手中，于是获得话语权的大众通过构建新的权力关系、交流场景和内容意义而不断去寻找群体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最终，在场的他者与传者在不断的博弈和斗争过程中分享了媒介文化的生产权和内容制作权。与此同时，当下媒体视域下网络“草根偶像”的逆袭与突围同样也说明作为权力主体的他者掌握的话语权正逐渐弥合着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之间的罅隙和鸿沟。
一、意义再造：后现代的符号解码和文本消费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后期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第一代领导人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可以阐释这个问题，其认为意义的生产依靠于对事件的诠释程度，事件由符码组成，符码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在话语场域中发挥作用的中介。传者在传播过程中将符码揉和在叙事内容中，处于受众地位的他者可以通过选择性机制来解码，在传统文化研究理论视域下常分为三种解码方式，即威权式、协商式和妥协式解读。②
一般来说，网络“草根偶像”的走红是意外的，其背后可能没有强大的资本（权力）推动，这种出乎意料的走红可以说是传者的意外之喜，似乎是脱离了事态原本的发展趋势。由于受众（者）具有多元化解读的特征，根据选择性接触假说可知多元主体对于媒介信息内容的解读往往不一而足，很容易出现迥异于传者初衷的信息编码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傳播景观。可以说这种新媒体环境下的解码方式统合了以往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三种经典解码模式，出现了他者凝视和受传者欲望复写的新面向。
在后现代消费主义者的视域下，如今的消费对象已经由物质内容本体转移到了符号本体，机械复制时代的悄然到来迅速解构了传统时代的仪式和文化。文化研究学者詹姆逊由此认为，后现代文化具有零散化、平面化以及断裂感等特征。③当碎片化成为常态，碎片化的符号文本以直接的视觉冲击吸引着网友的眼球，碎片化给他者的自由想象和言论表达提供了更自由的话语和媒介空间，契合着他者目光的审美表征与用户的话语权融为一体，欲望的他者通过“自我想象”任意加工文本和人物形象，赋予这些草根网红以不同的含义并贴上五花八门的标签，由此发生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系。
二、狂欢仪式：媒介娱乐时代下的颜值崇拜
网络空间给网民提供了一个“狂欢广场”，这个广场不仅是网络红人发挥才能的舞台，亦是他者目光的汇集之地。在这里全体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对其中的各类信息文本进行自由的解读和二次创作，空间中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主体间的互动是充满戏谑和解构的，加之各种被消费的文本都陈列于此，这就契合了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理论”。④
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些网络“草根网红”的出场对于在场的他者而言，就像是在一个自由公开的狂欢仪式场域之中，他们端正的面貌和姣好的外表仪容正契合了处于视觉影像转型时代的他者对于美的追求，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要求。由此呈现出来一种‘全民狂欢’式的媒介景观，他者在自娱自乐和自我陶醉之中获得快感和共鸣。
按照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经典表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⑤在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个体迷失于宏大叙事便只能转向自身的个体的世界之中。结果是他者凝视的焦点成为了对美的追寻，其背后则是审美理想的迷失和堕落。
“颜值即正义”可谓是社交媒体时代审美现象的表征，透过颜值崇拜这一表征可以洞见到当下青年亚文化的心理状态，其中隐含的亦是他者欲望和目光的投射以及对于身体传播的想象，在不断世俗化的挤压过程中会导致审美异化以及精神萎缩，这亦是笔者所担忧的地方。⑥
三、媒介景观：网络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亚文化这一概念是带有“原罪”性质的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提出的，就其本质来说，它是反抗主流文化的。根据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亚文化的具体表征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意识形态收编，一种是商品收编，统合两种途径将其归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之中。⑦
在网络“草根网红”的意外走红过程中可以觉察到这两条方法道路的并行不悖。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收编中，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通过对亚文化的风格、内涵以及特征进行定义，具体通过“贴标签”并通过舆论宣传以引起社会的道德恐慌，将亚文化作为收编的对象，对其重新定位和招安并希冀抽空其反抗内涵和意义。二是在商品收编里，网络亚文化符号表征被转化成符号商品，亚文化符号不断为消费主义背书，其风格亦依附于消费主义，从而改头换面成为其附庸和傀儡。前者通过恐惧诉求方法，直接对亚文化进行打压和控制;而后者是通过在广告和商品消费中逐渐消弭亚文化的独一无二性。⑧
举例来说，近来央视主持人王冰冰通过其甜美温柔的长相在全网意外走红，吸引来众多网友的关注，受到大家的喜爱和追捧，成为挽回央视节目收视率的一把“密钥”。再来看四川藏族男孩丁真在社交媒体的爆火仿佛也是一样的发展逻辑，其视频在社交媒体疯狂转发，收获大量好评和点赞，于是四川和西藏旅游局纷纷利用其形象进行区域地方文化宣传，在流量逻辑的支配下为其旅游产业做了大量的宣传和背书。此类案例在近两年并不少见。其背后的运作逻辑有很大的相似点。由此观之，此时出现了媒介亚文化现象正逐渐被主流文化的价值选择所支配的媒介神话奇观。正如法兰克福学派著名思想家马尔库塞所提出的“亚文化的抵抗性消失和停顿了，亚文化的解构能力也被削弱了。于是‘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就诞生了”。⑨可见，他者的凝视此时亦成为了弥合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鸿沟的有力武器和工具。 四、跌落神坛：“亚文化快闪”的二律背反
从媒介本体的视角来看，以媒介记忆的范畴来观照不同媒介载体信息时可以发现：当信息内容载体脱离纸质媒介载体而被数字化以后，可以说媒介“记忆”的能力愈来愈强，关于个人信息的不光彩的过去和所谓的“黑历史”在网络中的痕迹很难被抹去，甚至随时随地都可以在搜索引擎中被检索出来。具体观之，则是网络“草根偶像”在各类社交媒体走红之后关于他们的负面信息以及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被旧事重提，继而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和病毒式传播足以让借助于技术得势但出身草莽的网络红人跌落神坛，来自群体凝视的目光可以说既是上帝，但同时又是魔鬼，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由此可见，媒体环境中技术所具有的翻云覆雨的强大力量不得不让人唏嘘。
在网络“草根偶像”一个个陆续登场的“亚文化快闪”的过程中，来自他者的凝视善于制造出神话，但是当这场“亚文化快闪”迅速逝去并湮没在下一场全民狂欢之中，上一段的媒介神话终究被抛诸脑后，也许这是当下高度媒介化的必然宿命。但是作为主体的网民群体不能只“造”不思，不应该抛弃那种深度无聊下的“沉思”的习惯，更不应盲目追求亚文化所带给我们的感官刺激以及表层娱乐带给我们的情感体验而对媒介社会和现实环境的其他面向置若罔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在创造事物与宣布事物到赛博死亡的循坏交替之间徘徊不前，而是要回归到现实生活之中，不断反思自我，沉浸于一种深度思考之中。从这场“亚文化快闪”中挣脱出来，学会反思并在创造意义和共享意义中探寻更深层次的意义。
五、结语与反思
他者凝视的在场往往存在着两面性，由于媒介技术的赋权，一面是可以让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借助各类网络平台和應用软件爆红爆火，但是另一方面也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让一个人再也无法“翻身”，使之成为互联网媒体记忆中的尘埃。作为主体的他者在使用数字媒体技术时，其行为记录和用户信息都被转化成为数字碎片，这些数据借由算法技术一步一步地处理并成为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数字化个体”的人物自画像和白描图，甚至可以说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虚拟的数据空间之中无时无刻地不受到来自他者目光的凝视之中。
这个网络数字空间正是著名学者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的“圆形监狱”，来自他者的凝视此时成了某种规训的手段，除此之外，这个圆形监狱以数据库的形式把个体化的数据囚禁在了里面。在这个虚拟空间中的个体的数据无论其阶层、财富的多少还是地位的高低，都无法逃离被算法技术凝视的命运，这里的算法和技术亦是在场的他者。从数据本身特性来看，来自数字化他者的凝视带上了时间特性的维度。有学者指出，数字记忆具有便携性和易于提取性等特征，其中易于提取性使得自我作为主体对信息的流动和走向失去了掌控，个体的数据资源将会被永久保留，我们被迫丧失了“信息遗忘权”，个体信息权力的被动以及记忆的永久性便是盘桓在那圆形监狱的“幽灵”。⑩
以解构主义为表征的后现代社会打破了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碎片化以及解构成为趋势，逐渐摧毁了大历史主义，碎片化替代了完整性，与此同时还损害了我们的审美判断力和行动执行力，于是我们徘徊并纠结在两个选择面前。后真相时代没有永恒的事物，一切都在瞬息万变，当下经历的一切终究是互联网发展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注释：
①王爱玲.媒介技术：赋权与重新赋权[J].文化学刊，2011（03）：70-73.
②③胡疆锋.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D].首都师范大学，2007.
④[1]杨庆国，陈敬良.网络红人形象传播及其符号互动模式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07）：91-94+90.
⑤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7：85.
⑥敖成兵.视觉文化背景下的“颜值”崇尚现象[J].当代青年研究，2016（04）：5-11.
⑦胡疆锋.意识形态 媒体 商品——亚文化的收编方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01）：158-159.
⑧严峰.“技术赋权”范式下新媒体用户图像话语权的建构[J].当代传播，2017（03）：74-76.
⑨余霞.网络红人：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下的“草根偶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9（04）：105-110.
⑩吴飞，傅正科.大数据与“被遗忘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5（02）：68-78.
作者简介：王润鑫，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邵云红，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编辑：孟凌霄
【关键词】技术赋权 他者凝视 网络“草根偶像” 表征
在现如今后现代主义支配的语境下，解构主义似乎成为了常态，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消解了传统媒体时代所塑造的权力和规则，新的审美定义权则掌握在广大网民的手中，于是获得话语权的大众通过构建新的权力关系、交流场景和内容意义而不断去寻找群体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最终，在场的他者与传者在不断的博弈和斗争过程中分享了媒介文化的生产权和内容制作权。与此同时，当下媒体视域下网络“草根偶像”的逆袭与突围同样也说明作为权力主体的他者掌握的话语权正逐渐弥合着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之间的罅隙和鸿沟。
一、意义再造：后现代的符号解码和文本消费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后期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第一代领导人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可以阐释这个问题，其认为意义的生产依靠于对事件的诠释程度，事件由符码组成，符码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在话语场域中发挥作用的中介。传者在传播过程中将符码揉和在叙事内容中，处于受众地位的他者可以通过选择性机制来解码，在传统文化研究理论视域下常分为三种解码方式，即威权式、协商式和妥协式解读。②
一般来说，网络“草根偶像”的走红是意外的，其背后可能没有强大的资本（权力）推动，这种出乎意料的走红可以说是传者的意外之喜，似乎是脱离了事态原本的发展趋势。由于受众（者）具有多元化解读的特征，根据选择性接触假说可知多元主体对于媒介信息内容的解读往往不一而足，很容易出现迥异于传者初衷的信息编码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傳播景观。可以说这种新媒体环境下的解码方式统合了以往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三种经典解码模式，出现了他者凝视和受传者欲望复写的新面向。
在后现代消费主义者的视域下，如今的消费对象已经由物质内容本体转移到了符号本体，机械复制时代的悄然到来迅速解构了传统时代的仪式和文化。文化研究学者詹姆逊由此认为，后现代文化具有零散化、平面化以及断裂感等特征。③当碎片化成为常态，碎片化的符号文本以直接的视觉冲击吸引着网友的眼球，碎片化给他者的自由想象和言论表达提供了更自由的话语和媒介空间，契合着他者目光的审美表征与用户的话语权融为一体，欲望的他者通过“自我想象”任意加工文本和人物形象，赋予这些草根网红以不同的含义并贴上五花八门的标签，由此发生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系。
二、狂欢仪式：媒介娱乐时代下的颜值崇拜
网络空间给网民提供了一个“狂欢广场”，这个广场不仅是网络红人发挥才能的舞台，亦是他者目光的汇集之地。在这里全体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对其中的各类信息文本进行自由的解读和二次创作，空间中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主体间的互动是充满戏谑和解构的，加之各种被消费的文本都陈列于此，这就契合了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理论”。④
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些网络“草根网红”的出场对于在场的他者而言，就像是在一个自由公开的狂欢仪式场域之中，他们端正的面貌和姣好的外表仪容正契合了处于视觉影像转型时代的他者对于美的追求，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要求。由此呈现出来一种‘全民狂欢’式的媒介景观，他者在自娱自乐和自我陶醉之中获得快感和共鸣。
按照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经典表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⑤在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个体迷失于宏大叙事便只能转向自身的个体的世界之中。结果是他者凝视的焦点成为了对美的追寻，其背后则是审美理想的迷失和堕落。
“颜值即正义”可谓是社交媒体时代审美现象的表征，透过颜值崇拜这一表征可以洞见到当下青年亚文化的心理状态，其中隐含的亦是他者欲望和目光的投射以及对于身体传播的想象，在不断世俗化的挤压过程中会导致审美异化以及精神萎缩，这亦是笔者所担忧的地方。⑥
三、媒介景观：网络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亚文化这一概念是带有“原罪”性质的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提出的，就其本质来说，它是反抗主流文化的。根据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亚文化的具体表征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意识形态收编，一种是商品收编，统合两种途径将其归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之中。⑦
在网络“草根网红”的意外走红过程中可以觉察到这两条方法道路的并行不悖。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收编中，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通过对亚文化的风格、内涵以及特征进行定义，具体通过“贴标签”并通过舆论宣传以引起社会的道德恐慌，将亚文化作为收编的对象，对其重新定位和招安并希冀抽空其反抗内涵和意义。二是在商品收编里，网络亚文化符号表征被转化成符号商品，亚文化符号不断为消费主义背书，其风格亦依附于消费主义，从而改头换面成为其附庸和傀儡。前者通过恐惧诉求方法，直接对亚文化进行打压和控制;而后者是通过在广告和商品消费中逐渐消弭亚文化的独一无二性。⑧
举例来说，近来央视主持人王冰冰通过其甜美温柔的长相在全网意外走红，吸引来众多网友的关注，受到大家的喜爱和追捧，成为挽回央视节目收视率的一把“密钥”。再来看四川藏族男孩丁真在社交媒体的爆火仿佛也是一样的发展逻辑，其视频在社交媒体疯狂转发，收获大量好评和点赞，于是四川和西藏旅游局纷纷利用其形象进行区域地方文化宣传，在流量逻辑的支配下为其旅游产业做了大量的宣传和背书。此类案例在近两年并不少见。其背后的运作逻辑有很大的相似点。由此观之，此时出现了媒介亚文化现象正逐渐被主流文化的价值选择所支配的媒介神话奇观。正如法兰克福学派著名思想家马尔库塞所提出的“亚文化的抵抗性消失和停顿了，亚文化的解构能力也被削弱了。于是‘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就诞生了”。⑨可见，他者的凝视此时亦成为了弥合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鸿沟的有力武器和工具。 四、跌落神坛：“亚文化快闪”的二律背反
从媒介本体的视角来看，以媒介记忆的范畴来观照不同媒介载体信息时可以发现：当信息内容载体脱离纸质媒介载体而被数字化以后，可以说媒介“记忆”的能力愈来愈强，关于个人信息的不光彩的过去和所谓的“黑历史”在网络中的痕迹很难被抹去，甚至随时随地都可以在搜索引擎中被检索出来。具体观之，则是网络“草根偶像”在各类社交媒体走红之后关于他们的负面信息以及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被旧事重提，继而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和病毒式传播足以让借助于技术得势但出身草莽的网络红人跌落神坛，来自群体凝视的目光可以说既是上帝，但同时又是魔鬼，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由此可见，媒体环境中技术所具有的翻云覆雨的强大力量不得不让人唏嘘。
在网络“草根偶像”一个个陆续登场的“亚文化快闪”的过程中，来自他者的凝视善于制造出神话，但是当这场“亚文化快闪”迅速逝去并湮没在下一场全民狂欢之中，上一段的媒介神话终究被抛诸脑后，也许这是当下高度媒介化的必然宿命。但是作为主体的网民群体不能只“造”不思，不应该抛弃那种深度无聊下的“沉思”的习惯，更不应盲目追求亚文化所带给我们的感官刺激以及表层娱乐带给我们的情感体验而对媒介社会和现实环境的其他面向置若罔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在创造事物与宣布事物到赛博死亡的循坏交替之间徘徊不前，而是要回归到现实生活之中，不断反思自我，沉浸于一种深度思考之中。从这场“亚文化快闪”中挣脱出来，学会反思并在创造意义和共享意义中探寻更深层次的意义。
五、结语与反思
他者凝视的在场往往存在着两面性，由于媒介技术的赋权，一面是可以让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借助各类网络平台和應用软件爆红爆火，但是另一方面也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让一个人再也无法“翻身”，使之成为互联网媒体记忆中的尘埃。作为主体的他者在使用数字媒体技术时，其行为记录和用户信息都被转化成为数字碎片，这些数据借由算法技术一步一步地处理并成为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数字化个体”的人物自画像和白描图，甚至可以说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虚拟的数据空间之中无时无刻地不受到来自他者目光的凝视之中。
这个网络数字空间正是著名学者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的“圆形监狱”，来自他者的凝视此时成了某种规训的手段，除此之外，这个圆形监狱以数据库的形式把个体化的数据囚禁在了里面。在这个虚拟空间中的个体的数据无论其阶层、财富的多少还是地位的高低，都无法逃离被算法技术凝视的命运，这里的算法和技术亦是在场的他者。从数据本身特性来看，来自数字化他者的凝视带上了时间特性的维度。有学者指出，数字记忆具有便携性和易于提取性等特征，其中易于提取性使得自我作为主体对信息的流动和走向失去了掌控，个体的数据资源将会被永久保留，我们被迫丧失了“信息遗忘权”，个体信息权力的被动以及记忆的永久性便是盘桓在那圆形监狱的“幽灵”。⑩
以解构主义为表征的后现代社会打破了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碎片化以及解构成为趋势，逐渐摧毁了大历史主义，碎片化替代了完整性，与此同时还损害了我们的审美判断力和行动执行力，于是我们徘徊并纠结在两个选择面前。后真相时代没有永恒的事物，一切都在瞬息万变，当下经历的一切终究是互联网发展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注释：
①王爱玲.媒介技术：赋权与重新赋权[J].文化学刊，2011（03）：70-73.
②③胡疆锋.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D].首都师范大学，2007.
④[1]杨庆国，陈敬良.网络红人形象传播及其符号互动模式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07）：91-94+90.
⑤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7：85.
⑥敖成兵.视觉文化背景下的“颜值”崇尚现象[J].当代青年研究，2016（04）：5-11.
⑦胡疆锋.意识形态 媒体 商品——亚文化的收编方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01）：158-159.
⑧严峰.“技术赋权”范式下新媒体用户图像话语权的建构[J].当代传播，2017（03）：74-76.
⑨余霞.网络红人：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下的“草根偶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9（04）：105-110.
⑩吴飞，傅正科.大数据与“被遗忘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5（02）：68-78.
作者简介：王润鑫，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邵云红，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编辑：孟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