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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业余新闻写作50余年，与全国30多家报刊的编辑记者有过交往，自称“半个传媒人”。老年人爱回忆过去，想为两位传媒界从相识到相知的良师益友写点文字，以表感恩之情，并告慰他們的在天之灵。
启蒙：吴嗣澄
我上小学时，就有个记者梦，梦想读新闻系、进新华社、驻联合国。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我选择了读管吃管住管穿管零花钱的军事学校。1958年毕业后我开始业余写作，想走曲线圆梦的路子。开始不知什么是新闻，胡乱涂鸦，在踏着退稿铺就的路上迷茫摸索。
196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时任西安日报社经济部主任的吴嗣澄。他处理过我的一些稿子，说我还有些“新闻细胞”，只是缺乏新闻基本知识，写起东西来有点“四不像”。于是，我决心拜他为师。当时，我担任西安制药厂党委宣传科长，他常来厂里采访，我们交往更密切了。1966年春天，吴嗣澄问我厂里有什么先进人物可采写报道的？我推荐了劳动模范杨其林。此人是个动物饲养员，饲养供做药物试验用的兔子、小白鼠等动物。这个工作又苦又脏又担责任。吴嗣澄吃住在厂里，带着我同杨师傅边劳动边采访，不怕脏不嫌臭，清理动物粪便是经常做的工作。在采访中，吴嗣澄教我采访技巧和新闻写作知识。他说，采访时一定要与采访对象交心，点点滴滴地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东西。比如杨师傅，不善言语，问他什么，他总是说“没啥”。后来吴嗣澄问他为什么像喂孩子那样喂兔子？他的话就来了：“兔命关天。”又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药品是人命关天，兔子是为药品做试验，有严格的健康标准，兔子不健康，药品试验就不准确，用在人身上就会出大问题，这不是兔命关天么？”这就把主人与兔子的关系揭示出来了。吴嗣澄还说，采访时不要摆出一副你问他答、他说你记的架势，要用心记，用笔记录会造成被采访者心里紧张，心记上后回去再追记。通过整整半个月边劳动边采访，我们获得大量的素材，他先让我草成一篇人物通讯，稿子写好后，吴嗣澄把我叫到报社，逐字逐句地改写，边改边讲写人物通讯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定稿后，准备在《西安日报》突出位置刊发。可惜“文革”开始了，稿子没有发出来。吴嗣澄同杨师傅结成了深厚友谊，常在杨家看望走动。
吴嗣澄不仅是我新闻写作的启蒙老师，还教我如何做人处事。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他在给我的信中写的两句话：“心存天下不平事，意念人间疾苦情。”“过往从来客无数，留得清气有几人？”在50多年的业余新闻写作中，我都恪守吴嗣澄老师的教诲，坚持实话实说，为人民鼓与呼。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没有人告诉我。
厚爱：贺开秦
1998年3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劳动周报》副刊编辑贺开秦先生的来信，随信寄来我两年前寄给《经济日报》“西部风”杂文专栏的文稿《考察考察者》。我非常奇怪，在《经济日报》西部版未刊发的稿子怎么会在他手里？现在寄来是什么意思？我读了信才明白。信中说：“你这篇稿子原给‘西部风’副刊的，我当时主办‘西部风’，后该刊停办，稿件留在我处。最近我到《劳动周报》兼管副刊，又看了你这篇稿子，认为还有可取之处，但需要按照最近新精神特别是十三大文件精神重新写写，文章篇幅不能过长，要写得精粹集中一些，你改好后寄我为好。”我很快改写后寄给了先生，不几天就见报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一篇微不足道的小文，先生竟随身带了两年，从经济日报社带到劳动周报社，一有空就联系我改写发表，难得这份厚爱，这份珍惜，我感动万分。这样的老报人形象在我心中何等高大！后来我到报社拜访问先生为何对业余作者这般尊重？先生说：“我有一个念头，只要把作者写出的好文章，或者有一点可取之处的半成品，经过与作者商量，修改润色，编发出来，见诸报端，就是最大的欣慰。”这种编辑作风今天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具有这种编辑作风的传媒人还是有的，但实属凤毛麟角。
从此以后，我把先生当成兄长和老师，常去报社拜望他。他再忙也要停笔掩卷同我谈上个把小时，不像时下有的编辑见了业余作者避之不及。我们谈家常、谈人生、谈世风、谈文道，谈得最多的是杂文创作。他常说：“杂文应该是有感而发，发人所未发，显示自己的深度。”我的文稿，他经常像给小学生修改作文那样字斟句酌，改好后再寄回给我，我同意并抄写后再刊发。他多次婉转地指出我的杂文“尖锐有余，含蓄不足”，并告诫我：“人要直，文要曲；火要虚，心要实；内要刚，外要柔。”有时先生还给我出点难题，让我锻炼，“逼”我长进。一次，他寄来了贾平凹发表在《劳动周报》上的一组漫画，令我以书信体写一则读画感，由报社转给贾平凹。我真有点为难，我是个画盲，人家贾平凹是大家，岂敢胡评！“逼”得我请教了好几位美术界的朋友，才写了几百字的短评由先生转给了平凹，平凹在《寄语读者》中还特别提到“西安的亦杰”的看法合乎他的创作本意。
先生对我的生活也十分关心。我退休金过低，家中又有残疾儿子，经济有些困难，他就给我到处找事干，以增加收入。他给《城市金融报》的老总介绍，让我去当编辑，由于某种原因而未去上班，但我始终对他心存感激。
1996年，贺开秦先生去世了，我写了一则《忆恩师贺开秦》，以寄哀思。
启蒙：吴嗣澄
我上小学时，就有个记者梦，梦想读新闻系、进新华社、驻联合国。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我选择了读管吃管住管穿管零花钱的军事学校。1958年毕业后我开始业余写作，想走曲线圆梦的路子。开始不知什么是新闻，胡乱涂鸦，在踏着退稿铺就的路上迷茫摸索。
196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时任西安日报社经济部主任的吴嗣澄。他处理过我的一些稿子，说我还有些“新闻细胞”，只是缺乏新闻基本知识，写起东西来有点“四不像”。于是，我决心拜他为师。当时，我担任西安制药厂党委宣传科长，他常来厂里采访，我们交往更密切了。1966年春天，吴嗣澄问我厂里有什么先进人物可采写报道的？我推荐了劳动模范杨其林。此人是个动物饲养员，饲养供做药物试验用的兔子、小白鼠等动物。这个工作又苦又脏又担责任。吴嗣澄吃住在厂里，带着我同杨师傅边劳动边采访，不怕脏不嫌臭，清理动物粪便是经常做的工作。在采访中，吴嗣澄教我采访技巧和新闻写作知识。他说，采访时一定要与采访对象交心，点点滴滴地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东西。比如杨师傅，不善言语，问他什么，他总是说“没啥”。后来吴嗣澄问他为什么像喂孩子那样喂兔子？他的话就来了：“兔命关天。”又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药品是人命关天，兔子是为药品做试验，有严格的健康标准，兔子不健康，药品试验就不准确，用在人身上就会出大问题，这不是兔命关天么？”这就把主人与兔子的关系揭示出来了。吴嗣澄还说，采访时不要摆出一副你问他答、他说你记的架势，要用心记，用笔记录会造成被采访者心里紧张，心记上后回去再追记。通过整整半个月边劳动边采访，我们获得大量的素材，他先让我草成一篇人物通讯，稿子写好后，吴嗣澄把我叫到报社，逐字逐句地改写，边改边讲写人物通讯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定稿后，准备在《西安日报》突出位置刊发。可惜“文革”开始了，稿子没有发出来。吴嗣澄同杨师傅结成了深厚友谊，常在杨家看望走动。
吴嗣澄不仅是我新闻写作的启蒙老师，还教我如何做人处事。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他在给我的信中写的两句话：“心存天下不平事，意念人间疾苦情。”“过往从来客无数，留得清气有几人？”在50多年的业余新闻写作中，我都恪守吴嗣澄老师的教诲，坚持实话实说，为人民鼓与呼。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没有人告诉我。
厚爱：贺开秦
1998年3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劳动周报》副刊编辑贺开秦先生的来信，随信寄来我两年前寄给《经济日报》“西部风”杂文专栏的文稿《考察考察者》。我非常奇怪，在《经济日报》西部版未刊发的稿子怎么会在他手里？现在寄来是什么意思？我读了信才明白。信中说：“你这篇稿子原给‘西部风’副刊的，我当时主办‘西部风’，后该刊停办，稿件留在我处。最近我到《劳动周报》兼管副刊，又看了你这篇稿子，认为还有可取之处，但需要按照最近新精神特别是十三大文件精神重新写写，文章篇幅不能过长，要写得精粹集中一些，你改好后寄我为好。”我很快改写后寄给了先生，不几天就见报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一篇微不足道的小文，先生竟随身带了两年，从经济日报社带到劳动周报社，一有空就联系我改写发表，难得这份厚爱，这份珍惜，我感动万分。这样的老报人形象在我心中何等高大！后来我到报社拜访问先生为何对业余作者这般尊重？先生说：“我有一个念头，只要把作者写出的好文章，或者有一点可取之处的半成品，经过与作者商量，修改润色，编发出来，见诸报端，就是最大的欣慰。”这种编辑作风今天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具有这种编辑作风的传媒人还是有的，但实属凤毛麟角。
从此以后，我把先生当成兄长和老师，常去报社拜望他。他再忙也要停笔掩卷同我谈上个把小时，不像时下有的编辑见了业余作者避之不及。我们谈家常、谈人生、谈世风、谈文道，谈得最多的是杂文创作。他常说：“杂文应该是有感而发，发人所未发，显示自己的深度。”我的文稿，他经常像给小学生修改作文那样字斟句酌，改好后再寄回给我，我同意并抄写后再刊发。他多次婉转地指出我的杂文“尖锐有余，含蓄不足”，并告诫我：“人要直，文要曲；火要虚，心要实；内要刚，外要柔。”有时先生还给我出点难题，让我锻炼，“逼”我长进。一次，他寄来了贾平凹发表在《劳动周报》上的一组漫画，令我以书信体写一则读画感，由报社转给贾平凹。我真有点为难，我是个画盲，人家贾平凹是大家，岂敢胡评！“逼”得我请教了好几位美术界的朋友，才写了几百字的短评由先生转给了平凹，平凹在《寄语读者》中还特别提到“西安的亦杰”的看法合乎他的创作本意。
先生对我的生活也十分关心。我退休金过低，家中又有残疾儿子，经济有些困难，他就给我到处找事干，以增加收入。他给《城市金融报》的老总介绍，让我去当编辑，由于某种原因而未去上班，但我始终对他心存感激。
1996年，贺开秦先生去世了，我写了一则《忆恩师贺开秦》，以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