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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私纪录片以其私人化和自我化的特点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而共情叙事作为影片的叙事手法之一，通过建构观众与影片中人物的共情空间，将私人的情感意义塑造为具有广泛价值的社会意义。文章旨在以较为成功的私纪录片《四个春天》为例，从参与式拍摄手法、呈现方式以及治愈意义三个维度对其共情叙事进行分析，为私纪录片的共情叙事研究提供一种角度。
关键词 私纪录片；共情叙事；《四个春天》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18-0120-03
私纪录片也称第一人称纪录片，其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那田尚史提出，借鉴日本“私小说”之定义，他将拍摄内容聚焦于拍摄者私人领域的个人纪实影像称为私纪录片，指出其具有暴露隐私和表达自我的特点[1]。私纪录片与其他形式纪录片的最大之差别在于其希望通过私人化的表述，不仅仅展现主人公的故事和生活，更在于唤起与大众共通的认识与情感，进一步表达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深刻意义。因此，在私纪录片的呈现过程中，以何种叙事方式能够在私人化、个人化的视角下与观众交流时营造情感连接和共鸣是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共情是指与他人产生类似的情感状态，共享一种情境体验，是一种情感上的感染和精神上的延展。纪录片《四个春天》由陆庆屹导演操刀，以镜头为笔，生活为墨，用温柔和有力的叙事织写了一首岁月如诗。影片以家人为拍摄对象、采取参与式的拍摄手法，辅以充满诗意美感的场景，聚焦细节的镜头，承载情感的音乐等等共同组成《四个春天》的共情叙事，将一个“天圆地方”的小天地，两位恩爱的老人，平平淡淡的三餐，安安稳稳的四季全部送给观众，唤起观众对爱、对家，对故乡甚至是对生命体验的情感共鸣。《四个春天》是近几年来国内私纪录片中较为成功的一次尝试，因此本文接下来以其为例，从共情叙事的拍摄手法，呈现方式和表达意义三个维度，对私纪录片中的共情叙事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
1 拍摄手法：参与式拍摄中的共情空间
私纪录片的特点之一就是拍摄者并不是完全站在镜头之外讲述和呈现故事的人，更是故事中的人，是故事的一部分。这与美国纪录片大师梅索斯兄弟对拍摄纪录片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纪录片导演应该如“墙上的苍蝇”一般，沉默着以旁观者的角色记录事件的发生、经过和结果，而不应该介入事件中对其产生影响。拍摄对象也应维持自己的生活原貌，当拍摄者不存在，在拍摄过程中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交流[2]。但是私纪录片的影像创作内容决定了镜头中的故事与拍摄者不可能全无关系，不同于梅索斯兄弟的拍摄方法，导演陆庆屹在拍摄《四个春天》时采取的是参与式拍摄手法，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提出这种拍摄手法不拘于默默观察拍摄对象，允许拍摄者参与画面，与拍摄对象之间进行互动[3]。在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前半部分，陆庆屹丝毫不避讳自己与镜头中父母的互动，甚至走入镜头中与家人一起吃饭、合影和聊天。导演并不刻意隐去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和位置，将镜头融入生活。这种互动感和融合感使观众更能在陆父陆母的温情之中感到一种无距离和亲切，营造出更大的共情空间。
但在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后半部分，这种参与式的拍摄手法开始有所调整，导演减少了自己与家人的互动，除了在姐姐去世时并没有回避的哭泣声，其他的画面甚至连特写镜头的使用也极尽克制。这是因为经过不断的学习和经验积累，导演开始将角色由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镜头后的观察者，希望以抽离的视角发掘更多伴侣之间的柔情，家人之间的爱意，人和自然的交流中流露的豁达、质朴的生活哲学。尽管参与式的拍摄手法更容易拉近故事与观众的距离，为共情效应做铺垫，但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过度的互动会放大个体情绪，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感和完整性，因此导演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有意调整，多运用中、近景的景别设置在镜头背后进行冷静的捕捉，在纪录片中适当地隐去了自己的存在，凸显对家人的生活状态、故事和情怀的表达，通过质朴平淡的真实图景，以更为恰当和自然的方式唤起观众自身对相似情感的共鸣。
2 呈現方式：细节、时间、音乐与情境
2.1 细节之间的共情张力
学者吴飞在研究共情传播时指出，共情达成的基础是“爱”、充分的沟通以及对对象与情景的关注[4]。按照吴飞学者的思路，将纪录片的拍摄镜头对准家人，以亲情作为拍摄者与观影者共同的意义空间，更有助于引发共情之感。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导演陆庆屹看似将自己的父母作为纪录片的拍摄对象，但实际上不止于此，他的拍摄对象其实是一种流转在家人之间，浓缩在家庭情境之内的亲情。在对这种抽象情感进行叙事的过程中，陆庆屹着眼微观呈现，将情感具化为人物的情绪表达，具体包括表情、声音、动作等等的细节呈现。例如准备去爬山前两位老父母在家俏皮摆拍；陆母给陆父理头时提到“要整得抖擞点”；陆父在太阳底下为陆母轻轻戴上帽子；陆父给正在劳动的陆母喂饭时先吹一吹再递到嘴边……这些细节是传递情绪和氛围的最好手段，愈细节愈具体，愈具体愈有感染力。纪录片中近景和特写的镜头运用使聚焦细节的叙事方式得以实现，并且在表达中形成极强的共情张力。尤其第二个春天，在导演的姐姐病情加重到离开的整个过程中，导演并没有过分刻画渲染家人的悲痛，也没有代入过多的个人情绪，可是对姐姐病情的担忧和生离死别时的痛苦还是从一些画面的细节之处流露出来，例如陆父打电话询问病情时摸着电话线的手指特写，陆母转动的念珠特写，陆父默念保佑祈福的脸部近景等。而家人之间深深的羁绊也从姐姐难受时说的两句“妈啊……妈”中以一种缓和但是沉重的方式进入观众的心里。这些细节刻画没有长度但是很有深度，碎片的呈现方式使观众动用自己的认知基模和情感路径去填补留白，而深入人心的瞬间表达裹挟着一种极强的冲击力，击中人们共有的情感点，引起庞大的共鸣。
2.2 时间流转中的共情塑造
四个相接春天是该部纪录片的核心叙事线索，而其着重体现的时间节点就是春节，春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本就是和家人的团圆之时，有着家的外延含义，极易引起人们对家的情怀感应。除此之外，该部影片在镜头叙事中也用隐喻的方式体现着时间的轮回，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方式更容易引起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如每年归巢和离开的燕子，其外延意义的空隙就是离家奋斗的游子，在时间的流转中将父母所在的家当作一个温暖的落脚点，总是不断地离开和归来，而陆父陆母对燕子的态度也映射着天下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其实应该是一种温柔的目送。还有母亲为父亲剪头发的场景，也隐含了时间的流逝，将沉淀在时间积淀中的父母间的相互扶持和爱意以一种观众熟悉的形式传递出来，自然而动容。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时间不再冷冰冰地吞没一切，反而成为了珍贵温柔的陪伴，不仅仅将画面中直观表浅的情绪和氛围共情给观众，在形成浅层的情绪共鸣之后又向深层的认知共情进行铺垫，即对爱的理解和对家的感悟。 2.3 音乐艺术中的共情承载
影视作品是一门视听艺术，除了视觉画面上的直观表现，影片声音的配合也至关重要。纪录片《四个春天》中的音乐艺术在承载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温馨的家庭氛围、美好的父母爱情，陆家人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大自然的亲近与热爱等等都可以从影片的音乐中有所体悟，如徐姨母积极的生活态度反映在她哼唱的“人无艺术身不贵”之中，陆父陆母将对青葱岁月的回忆和对彼此的爱意融进合奏的《青春之歌》里，家人把对病痛中二伯的关心与宽慰寄托在《夜半歌声》中，家人和和美美的情感体现在围坐餐桌前的一唱一和之间……虽然没有直接表意的只言片语，但是音乐中传递出来的情绪丝毫不弱，加之陆家人本就是热爱音乐之人，音乐是他们表达情感不可或缺的话语符号之一。因此，在影片的音乐声中，陆家人的情感和感悟都会随着音符流淌出来，传递给观众从而推动共情空间的建构和深层意义的流动。
2.4 诗意情境中的共情渲染
不同于多数纪录片的镜头叙事风格，《四个春天》中的镜头画面充满诗意，使影片染上独特的美学气质，塑造出情感萦绕的意义共享空间。而且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细腻的构图设计，延时摄影的制作方式，张弛有度的剪辑节奏，都相互配合着突出了景物镜头的抒情功能，使情感蕴含和沉淀在环境中，进一步催生观众的情感共鸣。例如影片中这样的一幕：画面左侧房间里是母亲缝纫的身影，画面右侧房间里是父亲正在享受音乐，一墙之隔的两道身影共同织就一种岁月静好的温情。导演用注重美感的空间镜头描绘所见所感和对生活的理解，通过充满诗情画意的画面将观众拉入对视觉、感觉和知觉的共同享受之中。陆庆屹对影像画面的呈现也有自己的感悟：“从拍特写到表现环境、理解环境、考虑环境的气质。比如寒冷、欣欣向荣如何去表现，需要一步步摸索。”[5]情景刻画最善于以整体氛围烘托情感，《四个春天》中镜头画面呈现出的意境和其中意义上升为一种共通情感内涵，观众在注视他人的同时也会进入情景甚至反观自己，获得新的体验并进一步内化为适合自身的感悟。这种共情往往不是直接情绪的表达引起的，而是需要观众对影片进行思考后得到的，属于超越情绪共情的认知共情，进一步会发展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意义生产。
3 意义表达：渗透在影片中的治愈力
私纪录片聚焦私人领域的“我”，而面向公共领域的“他们”，因此两者交叉之处或者说两者之纽带就是共同的情感空间，而当情感空间中产生情感共振后，这种共情叙事便有了意义，私纪录片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互动也就诞生了。以《四个春天》为例进行分析，其共情叙事的最大意义就是“治愈”。快节奏和高压生活中的人们对家的情怀，对爱的渴望，对生命的感悟都可以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心灵上的片刻停泊之所。
具体而言，《四个春天》的治愈力渗透在影片的三个层次之中，首先是视觉和听觉符号的表层呈现：影片画面中陆父陆母晚年生活的自在安逸，陆家人的彼此陪伴和支持，姐姐生病时的乐观坚强等等，都能使观众进入这种温暖的情绪和感受之中，以一种温柔的治愈力抚平人们浮躁焦虑、孤单寂寞的心。尤其在姐姐病逝后，导演没有浓墨重彩地呈现哭泣和悲痛的镜头，只对葬礼上老人唱的歌曲和带着姐姐的骨灰回家的场景给了较多的描绘，而这两种场景相比悲痛欲绝的心伤，更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灵魂的安抚和爱护。
而表层的画面呈现实际上是为了观众内心情感的浅层唤起，在纪录片《四个春天》中，姐姐的离开无疑是陆家的伤口，也是观众看这部纪录片时唯一觉得揪心的地方，但是影片后续对姐姐形象进行的另一种方式之呈现却也治愈和暖心，无论是陆父陆母在姐姐的坟前为其唱歌起舞、过年吃饭时为姐姐留出位置或是在影片中直接穿插姐姐的影像资料和声音，都暗示着家人对姐姐的怀念和爱，传递给观众的是只有心中惦念，家人就不会分离的暖意，这种暖意是诞生于观众对是视听符号的进一步转译和理解之中的，而导演所要传递的内容也早已从浅层表达中剥离出来，转向更进一步的意义思考和情感共鸣。
观众在观看影片时除了视听上的感受，也会本能地对画面符号进行所指意义的解码，即调动自身的现实经验以及认知想象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进行深层次的意义置换与生产。《四个春天》带来不仅仅只有面对伤痛时的治愈，父母间的浪漫爱情治愈了人们对爱的怀疑和顾虑，家人之间的支撑陪伴治愈了离家游子孤独寂寞的心灵，故乡的质朴小镇和大自然的美景则治愈了快节奏中被生活压力绷紧的精神……这种强大温暖的治愈力是观众达到共情后的更深层次的心灵上的慰藉，而这些符号背后的精神意义则可以为观众开辟一方新的小天地，每个人的独特生活经历都可能在这片小天地中找到一处栖身之所，大家带着各不相同的伤痛在影片的他人世界中寻找平静，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找寻想要的答案。
4 结语
尽管陆庆屹导演是第一次拍电影，很多拍摄技术还有待提高，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影片的动人程度。《四个春天》以共情叙事的方式点亮人们心中被压力、忙碌和伤痛遮蔽的可爱角落，将陆家人的生活哲学传递进去，在春去春来的悠悠岁月中，他们用每一份小小的热爱组成的日常丰富着生活本身的平庸，治愈着生活中的无奈与哀伤，告诉人们生活本平凡，有情便是诗。而观众也可以从庸常忙碌的日子中暂时剥离出来，在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所打造的“真实”之中得到慰藉，释然缺憾。
参考文献
[1]那田尚史.日本私纪录片的起源与现状[J].李瑞华，译.电影艺术，2007（5）：132-137.
[2]Cohen D，Strayer.Empathy in Conduct-disordered and Comparison Youth[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6，32（2）：988-998.
[3]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M].陈犀禾，刘宇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172，180.
[4]吳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5）：72.
[5]导演帮.专访《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他对世界抱有好奇心和诗意想象[EB/OL].（2019-01-04）[2020-06-27]. https：//m.douban.com/mip/movie/review/9873251/.
关键词 私纪录片；共情叙事；《四个春天》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18-0120-03
私纪录片也称第一人称纪录片，其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那田尚史提出，借鉴日本“私小说”之定义，他将拍摄内容聚焦于拍摄者私人领域的个人纪实影像称为私纪录片，指出其具有暴露隐私和表达自我的特点[1]。私纪录片与其他形式纪录片的最大之差别在于其希望通过私人化的表述，不仅仅展现主人公的故事和生活，更在于唤起与大众共通的认识与情感，进一步表达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深刻意义。因此，在私纪录片的呈现过程中，以何种叙事方式能够在私人化、个人化的视角下与观众交流时营造情感连接和共鸣是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共情是指与他人产生类似的情感状态，共享一种情境体验，是一种情感上的感染和精神上的延展。纪录片《四个春天》由陆庆屹导演操刀，以镜头为笔，生活为墨，用温柔和有力的叙事织写了一首岁月如诗。影片以家人为拍摄对象、采取参与式的拍摄手法，辅以充满诗意美感的场景，聚焦细节的镜头，承载情感的音乐等等共同组成《四个春天》的共情叙事，将一个“天圆地方”的小天地，两位恩爱的老人，平平淡淡的三餐，安安稳稳的四季全部送给观众，唤起观众对爱、对家，对故乡甚至是对生命体验的情感共鸣。《四个春天》是近几年来国内私纪录片中较为成功的一次尝试，因此本文接下来以其为例，从共情叙事的拍摄手法，呈现方式和表达意义三个维度，对私纪录片中的共情叙事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
1 拍摄手法：参与式拍摄中的共情空间
私纪录片的特点之一就是拍摄者并不是完全站在镜头之外讲述和呈现故事的人，更是故事中的人，是故事的一部分。这与美国纪录片大师梅索斯兄弟对拍摄纪录片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纪录片导演应该如“墙上的苍蝇”一般，沉默着以旁观者的角色记录事件的发生、经过和结果，而不应该介入事件中对其产生影响。拍摄对象也应维持自己的生活原貌，当拍摄者不存在，在拍摄过程中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交流[2]。但是私纪录片的影像创作内容决定了镜头中的故事与拍摄者不可能全无关系，不同于梅索斯兄弟的拍摄方法，导演陆庆屹在拍摄《四个春天》时采取的是参与式拍摄手法，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提出这种拍摄手法不拘于默默观察拍摄对象，允许拍摄者参与画面，与拍摄对象之间进行互动[3]。在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前半部分，陆庆屹丝毫不避讳自己与镜头中父母的互动，甚至走入镜头中与家人一起吃饭、合影和聊天。导演并不刻意隐去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和位置，将镜头融入生活。这种互动感和融合感使观众更能在陆父陆母的温情之中感到一种无距离和亲切，营造出更大的共情空间。
但在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后半部分，这种参与式的拍摄手法开始有所调整，导演减少了自己与家人的互动，除了在姐姐去世时并没有回避的哭泣声，其他的画面甚至连特写镜头的使用也极尽克制。这是因为经过不断的学习和经验积累，导演开始将角色由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镜头后的观察者，希望以抽离的视角发掘更多伴侣之间的柔情，家人之间的爱意，人和自然的交流中流露的豁达、质朴的生活哲学。尽管参与式的拍摄手法更容易拉近故事与观众的距离，为共情效应做铺垫，但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过度的互动会放大个体情绪，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感和完整性，因此导演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有意调整，多运用中、近景的景别设置在镜头背后进行冷静的捕捉，在纪录片中适当地隐去了自己的存在，凸显对家人的生活状态、故事和情怀的表达，通过质朴平淡的真实图景，以更为恰当和自然的方式唤起观众自身对相似情感的共鸣。
2 呈現方式：细节、时间、音乐与情境
2.1 细节之间的共情张力
学者吴飞在研究共情传播时指出，共情达成的基础是“爱”、充分的沟通以及对对象与情景的关注[4]。按照吴飞学者的思路，将纪录片的拍摄镜头对准家人，以亲情作为拍摄者与观影者共同的意义空间，更有助于引发共情之感。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导演陆庆屹看似将自己的父母作为纪录片的拍摄对象，但实际上不止于此，他的拍摄对象其实是一种流转在家人之间，浓缩在家庭情境之内的亲情。在对这种抽象情感进行叙事的过程中，陆庆屹着眼微观呈现，将情感具化为人物的情绪表达，具体包括表情、声音、动作等等的细节呈现。例如准备去爬山前两位老父母在家俏皮摆拍；陆母给陆父理头时提到“要整得抖擞点”；陆父在太阳底下为陆母轻轻戴上帽子；陆父给正在劳动的陆母喂饭时先吹一吹再递到嘴边……这些细节是传递情绪和氛围的最好手段，愈细节愈具体，愈具体愈有感染力。纪录片中近景和特写的镜头运用使聚焦细节的叙事方式得以实现，并且在表达中形成极强的共情张力。尤其第二个春天，在导演的姐姐病情加重到离开的整个过程中，导演并没有过分刻画渲染家人的悲痛，也没有代入过多的个人情绪，可是对姐姐病情的担忧和生离死别时的痛苦还是从一些画面的细节之处流露出来，例如陆父打电话询问病情时摸着电话线的手指特写，陆母转动的念珠特写，陆父默念保佑祈福的脸部近景等。而家人之间深深的羁绊也从姐姐难受时说的两句“妈啊……妈”中以一种缓和但是沉重的方式进入观众的心里。这些细节刻画没有长度但是很有深度，碎片的呈现方式使观众动用自己的认知基模和情感路径去填补留白，而深入人心的瞬间表达裹挟着一种极强的冲击力，击中人们共有的情感点，引起庞大的共鸣。
2.2 时间流转中的共情塑造
四个相接春天是该部纪录片的核心叙事线索，而其着重体现的时间节点就是春节，春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本就是和家人的团圆之时，有着家的外延含义，极易引起人们对家的情怀感应。除此之外，该部影片在镜头叙事中也用隐喻的方式体现着时间的轮回，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方式更容易引起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如每年归巢和离开的燕子，其外延意义的空隙就是离家奋斗的游子，在时间的流转中将父母所在的家当作一个温暖的落脚点，总是不断地离开和归来，而陆父陆母对燕子的态度也映射着天下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其实应该是一种温柔的目送。还有母亲为父亲剪头发的场景，也隐含了时间的流逝，将沉淀在时间积淀中的父母间的相互扶持和爱意以一种观众熟悉的形式传递出来，自然而动容。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时间不再冷冰冰地吞没一切，反而成为了珍贵温柔的陪伴，不仅仅将画面中直观表浅的情绪和氛围共情给观众，在形成浅层的情绪共鸣之后又向深层的认知共情进行铺垫，即对爱的理解和对家的感悟。 2.3 音乐艺术中的共情承载
影视作品是一门视听艺术，除了视觉画面上的直观表现，影片声音的配合也至关重要。纪录片《四个春天》中的音乐艺术在承载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温馨的家庭氛围、美好的父母爱情，陆家人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大自然的亲近与热爱等等都可以从影片的音乐中有所体悟，如徐姨母积极的生活态度反映在她哼唱的“人无艺术身不贵”之中，陆父陆母将对青葱岁月的回忆和对彼此的爱意融进合奏的《青春之歌》里，家人把对病痛中二伯的关心与宽慰寄托在《夜半歌声》中，家人和和美美的情感体现在围坐餐桌前的一唱一和之间……虽然没有直接表意的只言片语，但是音乐中传递出来的情绪丝毫不弱，加之陆家人本就是热爱音乐之人，音乐是他们表达情感不可或缺的话语符号之一。因此，在影片的音乐声中，陆家人的情感和感悟都会随着音符流淌出来，传递给观众从而推动共情空间的建构和深层意义的流动。
2.4 诗意情境中的共情渲染
不同于多数纪录片的镜头叙事风格，《四个春天》中的镜头画面充满诗意，使影片染上独特的美学气质，塑造出情感萦绕的意义共享空间。而且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细腻的构图设计，延时摄影的制作方式，张弛有度的剪辑节奏，都相互配合着突出了景物镜头的抒情功能，使情感蕴含和沉淀在环境中，进一步催生观众的情感共鸣。例如影片中这样的一幕：画面左侧房间里是母亲缝纫的身影，画面右侧房间里是父亲正在享受音乐，一墙之隔的两道身影共同织就一种岁月静好的温情。导演用注重美感的空间镜头描绘所见所感和对生活的理解，通过充满诗情画意的画面将观众拉入对视觉、感觉和知觉的共同享受之中。陆庆屹对影像画面的呈现也有自己的感悟：“从拍特写到表现环境、理解环境、考虑环境的气质。比如寒冷、欣欣向荣如何去表现，需要一步步摸索。”[5]情景刻画最善于以整体氛围烘托情感，《四个春天》中镜头画面呈现出的意境和其中意义上升为一种共通情感内涵，观众在注视他人的同时也会进入情景甚至反观自己，获得新的体验并进一步内化为适合自身的感悟。这种共情往往不是直接情绪的表达引起的，而是需要观众对影片进行思考后得到的，属于超越情绪共情的认知共情，进一步会发展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意义生产。
3 意义表达：渗透在影片中的治愈力
私纪录片聚焦私人领域的“我”，而面向公共领域的“他们”，因此两者交叉之处或者说两者之纽带就是共同的情感空间，而当情感空间中产生情感共振后，这种共情叙事便有了意义，私纪录片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互动也就诞生了。以《四个春天》为例进行分析，其共情叙事的最大意义就是“治愈”。快节奏和高压生活中的人们对家的情怀，对爱的渴望，对生命的感悟都可以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心灵上的片刻停泊之所。
具体而言，《四个春天》的治愈力渗透在影片的三个层次之中，首先是视觉和听觉符号的表层呈现：影片画面中陆父陆母晚年生活的自在安逸，陆家人的彼此陪伴和支持，姐姐生病时的乐观坚强等等，都能使观众进入这种温暖的情绪和感受之中，以一种温柔的治愈力抚平人们浮躁焦虑、孤单寂寞的心。尤其在姐姐病逝后，导演没有浓墨重彩地呈现哭泣和悲痛的镜头，只对葬礼上老人唱的歌曲和带着姐姐的骨灰回家的场景给了较多的描绘，而这两种场景相比悲痛欲绝的心伤，更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灵魂的安抚和爱护。
而表层的画面呈现实际上是为了观众内心情感的浅层唤起，在纪录片《四个春天》中，姐姐的离开无疑是陆家的伤口，也是观众看这部纪录片时唯一觉得揪心的地方，但是影片后续对姐姐形象进行的另一种方式之呈现却也治愈和暖心，无论是陆父陆母在姐姐的坟前为其唱歌起舞、过年吃饭时为姐姐留出位置或是在影片中直接穿插姐姐的影像资料和声音，都暗示着家人对姐姐的怀念和爱，传递给观众的是只有心中惦念，家人就不会分离的暖意，这种暖意是诞生于观众对是视听符号的进一步转译和理解之中的，而导演所要传递的内容也早已从浅层表达中剥离出来，转向更进一步的意义思考和情感共鸣。
观众在观看影片时除了视听上的感受，也会本能地对画面符号进行所指意义的解码，即调动自身的现实经验以及认知想象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进行深层次的意义置换与生产。《四个春天》带来不仅仅只有面对伤痛时的治愈，父母间的浪漫爱情治愈了人们对爱的怀疑和顾虑，家人之间的支撑陪伴治愈了离家游子孤独寂寞的心灵，故乡的质朴小镇和大自然的美景则治愈了快节奏中被生活压力绷紧的精神……这种强大温暖的治愈力是观众达到共情后的更深层次的心灵上的慰藉，而这些符号背后的精神意义则可以为观众开辟一方新的小天地，每个人的独特生活经历都可能在这片小天地中找到一处栖身之所，大家带着各不相同的伤痛在影片的他人世界中寻找平静，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找寻想要的答案。
4 结语
尽管陆庆屹导演是第一次拍电影，很多拍摄技术还有待提高，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影片的动人程度。《四个春天》以共情叙事的方式点亮人们心中被压力、忙碌和伤痛遮蔽的可爱角落，将陆家人的生活哲学传递进去，在春去春来的悠悠岁月中，他们用每一份小小的热爱组成的日常丰富着生活本身的平庸，治愈着生活中的无奈与哀伤，告诉人们生活本平凡，有情便是诗。而观众也可以从庸常忙碌的日子中暂时剥离出来，在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所打造的“真实”之中得到慰藉，释然缺憾。
参考文献
[1]那田尚史.日本私纪录片的起源与现状[J].李瑞华，译.电影艺术，2007（5）：132-137.
[2]Cohen D，Strayer.Empathy in Conduct-disordered and Comparison Youth[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6，32（2）：988-998.
[3]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M].陈犀禾，刘宇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172，180.
[4]吳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5）：72.
[5]导演帮.专访《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他对世界抱有好奇心和诗意想象[EB/OL].（2019-01-04）[2020-06-27]. https：//m.douban.com/mip/movie/review/9873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