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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那么多年的法语，又一直以来都还怀抱着一些新闻理想，我于两年前幸运地获选法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奖学金项目，成为了巴黎新闻学院第一批外国学生。2006年7月10日，我第一次踏上了巴黎的土地，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新闻游学生活。
之所以说“游学”，是因为在法国学习的这两年中，我极不“安分”。我几乎会抓住一切机会去各处游历，有法国的，有欧洲邻国的，也有非洲的。初到法国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和法国人相比，中国学生在对世界的认知方面（即所谓的culture generale）是相对欠缺的。我想这和个人经历和地缘都有关系。记得当时与我一起同去的两个中国女孩，一个在爱尔及利亚待过两年，一个之前就在巴黎政治学院做过一年交流。而我之前对法国有所了解，却只限于纸上谈兵，暑假跟她们在一起培训时，就看到了差距。
不过幸运的是，这些都在留学期间慢慢得到了弥补。除了平时放假我必要出游外，学校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机会。当时暑期培训项目安排得非常出色。不但通过各种参观访问的形式，让我们对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加深了解，还组织了不少在法国之外的活动项目。比如，我们到巴黎没多久，学校就请了一个比利时的记者带我们去布鲁塞尔参观欧洲议会，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给我们灌输有关欧盟的知识。还有的就是暑假培训结束时，把我们三人各派去法国外省的一个报社，进行为期三天的观察性实习；此外，我还有幸地被选派去开罗，和来自埃及、摩洛哥、黎巴嫩和比利时的同行们一起编辑了《季风》杂志（El Nessime）。还记得当时为做一个关于集市（souk）的报道，每天都和我的摩洛哥搭档一起出入一个名叫bab el louk的集市，热情的埃及人不断拿他们的水烟和油腻的奶茶来招待我们，令盛情难却下的我们十分狼狈。法语不是自己的母语，又隔着一层阿拉伯语，做起报道来还是非常辛苦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段报道经历便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体验，让我以后每每追忆，都回味不已。
诸如这样的经历很多，无法具体展开说，但巴黎新闻学院非常重视实践的教学风格，提供了许多身临其境的机缘。中国人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能对于一个记者来说，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想，和业务操作这些比较技术性的知识相比，在欧洲的这两年，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和什么样的人聊了些什么，则更重要，因为后者把我置于一个更高处，让我看的更高，看的更远，也让我怀着一种更开放的心胸去观察这个世界。那种感觉就是，世界其实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大，而原本觉得离你很遥远的东西，因为你曾去那里看过了解过，它的变化也开始和你息息相关了起来。记得我曾一直和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世界公民。虽然现实上离所谓的“世界公民”仍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种意识的萌芽却在留学的两年中播种了下来。
巴黎新闻学院的课程非常的紧，每天都固定从早上九点一直上到晚上六点。采取的授课方式也是最实用的实战式：英语课的主要训练主要是听BBC电台，将法新社的通讯稿进行英法互译；而专业课无论是深度调查课，还是采访技巧或是人物特写等课程，都是请知名记者（intervenant）先来讲授经验和技巧，接着大家各自报题后各自去完成相关报道。有时会同时有几个题压在手边，比如你必须在一周内找到合适的人，做一个人物特写，同时你还必须完成一篇深度调查报道。对于法国学生来说，巴黎新闻学院的节奏是相当紧凑的，而对于我们这三个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
此外，我们每隔几个月便会有两周出校报。那是整个学期最具挑战性也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了。学校变成了一个模拟的报社，而所有的学生也按照报社的结构来进行角色划分。比如，当时学生除了主编和副主编外，其余的人被分到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体育等不同小组，每组中分（编辑）、副组长和一般记者，因为模拟的是日报，每天都要在六点半前按时截稿，由SR (编辑秘书)排版后出刊。我们中国学生用法语来写作，自然要比法国人慢很多。记得做校报的那几天，我每天都是在学校里急急忙忙、横冲直撞的，结果还被一个老师开玩笑说，“你是来这里学新闻的还是来做体育锻炼的”。
虽然仍在校园，但是在巴黎新闻学院里你会很明显的感到，不会因为你还是学生，老师就对你的报道放宽要求。相反，在他们眼里，你就该是一个职业记者，要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去抓住一个新闻事件中最核心的人和信息。这就意味着虽然你还是一个新闻系的学生，但你必须要毫不在意自己相对“卑微”的身份，硬着头皮去和那些法国大报的记者同场竞技。但好在法国却也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在那里，记者采访的权利相对平等，不会因为你是新闻系的学生，而不是《世界报》的记者，一些场合就不得入内了。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用新闻系学生的身份在国民议会里注了册（作为接受媒体监督的一种形式，记者是可以去法国国民议会旁听的），当时我借坐的还是《世界报》记者的专用位子，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下圆形大厅内政界大佬们为某一议案高声辩论，后来还看到了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现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这些经历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而正是法国相对平等的新闻环境以及巴黎政治学院着力培养的这种“不甘落后” 的职业意识，使得我第二年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在法国为国内媒体从事报道时受益匪浅。当时，我并没有正式的记者证，但我仍得以出席阿塔利报告发布会以及一些公司企业的报告会，采访了部分专家学者或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做了不少报道。
除此以来，值得一提的便是巴黎新闻学院给我们的大大小小实习机会。因为学校在法国媒体圈里通达的人脉。我在两年的时间里，在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法国媒体里都实习过了一段时间，跨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列数一下，大致有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报》、由法国前《解放报》驻华记者韩石（Pierre Hiraski）创办的新兴网站Rue 89、法国二十四小时电视台、法国信息广播台。虽然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但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却是了解法国整个媒体运作情况的难能可贵的机会。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法新社经济部里为期两周的实习，那时我才真正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新闻通讯社的运行。那种对新闻报道时效性争分夺秒的追求，以及把新闻当作信息产品的流水线式的操作模式，让我颇为感慨。在某些时候，国内一些媒体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手工作坊式的阶段，虽然精打细磨，每件都磨成了精品。但那种现代化的新闻操作理念，有时可能更接近新闻最本质的职能：“迅速、准确”地传递信息。
巴黎两年，收获太多。二载光阴虽然短暂，却改变了我的世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来源：法国驻华大使馆网站新闻）
（注：作者钱亦楠曾就读于巴黎新闻学院（CFJ），现就职于《财经》杂志）
之所以说“游学”，是因为在法国学习的这两年中，我极不“安分”。我几乎会抓住一切机会去各处游历，有法国的，有欧洲邻国的，也有非洲的。初到法国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和法国人相比，中国学生在对世界的认知方面（即所谓的culture generale）是相对欠缺的。我想这和个人经历和地缘都有关系。记得当时与我一起同去的两个中国女孩，一个在爱尔及利亚待过两年，一个之前就在巴黎政治学院做过一年交流。而我之前对法国有所了解，却只限于纸上谈兵，暑假跟她们在一起培训时，就看到了差距。
不过幸运的是，这些都在留学期间慢慢得到了弥补。除了平时放假我必要出游外，学校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机会。当时暑期培训项目安排得非常出色。不但通过各种参观访问的形式，让我们对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加深了解，还组织了不少在法国之外的活动项目。比如，我们到巴黎没多久，学校就请了一个比利时的记者带我们去布鲁塞尔参观欧洲议会，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给我们灌输有关欧盟的知识。还有的就是暑假培训结束时，把我们三人各派去法国外省的一个报社，进行为期三天的观察性实习；此外，我还有幸地被选派去开罗，和来自埃及、摩洛哥、黎巴嫩和比利时的同行们一起编辑了《季风》杂志（El Nessime）。还记得当时为做一个关于集市（souk）的报道，每天都和我的摩洛哥搭档一起出入一个名叫bab el louk的集市，热情的埃及人不断拿他们的水烟和油腻的奶茶来招待我们，令盛情难却下的我们十分狼狈。法语不是自己的母语，又隔着一层阿拉伯语，做起报道来还是非常辛苦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段报道经历便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体验，让我以后每每追忆，都回味不已。
诸如这样的经历很多，无法具体展开说，但巴黎新闻学院非常重视实践的教学风格，提供了许多身临其境的机缘。中国人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能对于一个记者来说，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想，和业务操作这些比较技术性的知识相比，在欧洲的这两年，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和什么样的人聊了些什么，则更重要，因为后者把我置于一个更高处，让我看的更高，看的更远，也让我怀着一种更开放的心胸去观察这个世界。那种感觉就是，世界其实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大，而原本觉得离你很遥远的东西，因为你曾去那里看过了解过，它的变化也开始和你息息相关了起来。记得我曾一直和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世界公民。虽然现实上离所谓的“世界公民”仍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种意识的萌芽却在留学的两年中播种了下来。
巴黎新闻学院的课程非常的紧，每天都固定从早上九点一直上到晚上六点。采取的授课方式也是最实用的实战式：英语课的主要训练主要是听BBC电台，将法新社的通讯稿进行英法互译；而专业课无论是深度调查课，还是采访技巧或是人物特写等课程，都是请知名记者（intervenant）先来讲授经验和技巧，接着大家各自报题后各自去完成相关报道。有时会同时有几个题压在手边，比如你必须在一周内找到合适的人，做一个人物特写，同时你还必须完成一篇深度调查报道。对于法国学生来说，巴黎新闻学院的节奏是相当紧凑的，而对于我们这三个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
此外，我们每隔几个月便会有两周出校报。那是整个学期最具挑战性也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了。学校变成了一个模拟的报社，而所有的学生也按照报社的结构来进行角色划分。比如，当时学生除了主编和副主编外，其余的人被分到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体育等不同小组，每组中分（编辑）、副组长和一般记者，因为模拟的是日报，每天都要在六点半前按时截稿，由SR (编辑秘书)排版后出刊。我们中国学生用法语来写作，自然要比法国人慢很多。记得做校报的那几天，我每天都是在学校里急急忙忙、横冲直撞的，结果还被一个老师开玩笑说，“你是来这里学新闻的还是来做体育锻炼的”。
虽然仍在校园，但是在巴黎新闻学院里你会很明显的感到，不会因为你还是学生，老师就对你的报道放宽要求。相反，在他们眼里，你就该是一个职业记者，要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去抓住一个新闻事件中最核心的人和信息。这就意味着虽然你还是一个新闻系的学生，但你必须要毫不在意自己相对“卑微”的身份，硬着头皮去和那些法国大报的记者同场竞技。但好在法国却也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在那里，记者采访的权利相对平等，不会因为你是新闻系的学生，而不是《世界报》的记者，一些场合就不得入内了。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用新闻系学生的身份在国民议会里注了册（作为接受媒体监督的一种形式，记者是可以去法国国民议会旁听的），当时我借坐的还是《世界报》记者的专用位子，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下圆形大厅内政界大佬们为某一议案高声辩论，后来还看到了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现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这些经历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而正是法国相对平等的新闻环境以及巴黎政治学院着力培养的这种“不甘落后” 的职业意识，使得我第二年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在法国为国内媒体从事报道时受益匪浅。当时，我并没有正式的记者证，但我仍得以出席阿塔利报告发布会以及一些公司企业的报告会，采访了部分专家学者或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做了不少报道。
除此以来，值得一提的便是巴黎新闻学院给我们的大大小小实习机会。因为学校在法国媒体圈里通达的人脉。我在两年的时间里，在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法国媒体里都实习过了一段时间，跨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列数一下，大致有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报》、由法国前《解放报》驻华记者韩石（Pierre Hiraski）创办的新兴网站Rue 89、法国二十四小时电视台、法国信息广播台。虽然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但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却是了解法国整个媒体运作情况的难能可贵的机会。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法新社经济部里为期两周的实习，那时我才真正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新闻通讯社的运行。那种对新闻报道时效性争分夺秒的追求，以及把新闻当作信息产品的流水线式的操作模式，让我颇为感慨。在某些时候，国内一些媒体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手工作坊式的阶段，虽然精打细磨，每件都磨成了精品。但那种现代化的新闻操作理念，有时可能更接近新闻最本质的职能：“迅速、准确”地传递信息。
巴黎两年，收获太多。二载光阴虽然短暂，却改变了我的世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来源：法国驻华大使馆网站新闻）
（注：作者钱亦楠曾就读于巴黎新闻学院（CFJ），现就职于《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