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写下过任何关于少年时代的文字,因为实在是平淡无奇,或者说一帆风顺。第一批入队,然后是少先队大队长;第一批入团,然后是校团委书记;最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爸妈的独女,老师的宠苗,没经历任何挫折。最大的挫折是高考,尽管成绩优异,但没有进入第一志愿北大法律系,而是被中文系录取,哭了一夜。现在想想,有些宿命的意味。如果说,小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被记忆被书写,就只剩下这一件——对书(对文学)的痴迷。
　　虽然,爸妈没有对我进行抓周的测试,但我从小对书本的兴趣远远高于其他东西。还不认字的时候,就整天翻看家中那些老画报,最喜欢《阿尔巴尼亚》里面穿花裙子的姐姐。家中各种版本的《毛选》都被我用笔东划西画得面目全非。妈妈看我这么喜欢书,就有意识地开始给我订阅一些幼儿杂志,免得我整天亵渎领袖著作。印象最深的是《小朋友》,画多字少,但很好看,风格比较清新活泼,除了儿歌、小故事之外还有一些益智的小游戏。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所以我的记忆里没有《花仙子》,只记得别人家看电视的时候,我和爸爸各自歪在自己的床上,人手一本小人书,度过了很多个妈妈上夜班的晚上。我看画,他还看字,所以阅读速度赶不上我。就这样,小小的我,大字不识几个,亦“博览群书”。什么《薛刚反唐》《济公传》,还有反特故事、民间传说,甚至连环画版的四大名著,全都看遍。
　　后来读小学了,妈妈订的杂志也升级到《儿童大世界》《故事大王》《童话大王》《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之类。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当时很吸引我。《儿童文学》刊登的一些外国作品,也让我感到非常新鲜。有一年的暑假,读到《儿童文学》上的一篇外国小说,讲一帮小孩儿在地下隧道里的历险。恰好,我们小区里面正在铺设什么地下管道,于是我招募一群死党,分配好角色,决心搬演整个故事。可惜的是,管道里面除了地下黄泥,连只老鼠也没有遇见;又太短,没走五十米,就见到一缕阳光射进来,顺着缝隙爬出去,才发现我们不过是从我家楼下的地下井盖进去,又从街道对面的地下井盖爬出来了。于是我生平第一次的作品改编及导演行为便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其实,现在已经记不起那些少儿文学杂志到底登了些什么,只是每个月的那几天都盼着妈妈快点到家,迫不及待地翻看,一定要把上个月没有连载完的故事先看完才能去吃晚饭。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十天里慢慢地品读其他,然后期待新一期的出版。月复一月。在那些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的日子里,我依然过得丰盈而快乐。
　　也正是从那时起,有了写东西的冲动。第一次被认可,是小学四年级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的一次征文活动,“听音响说故事”,得了个什么奖,好像是最末一等的。但还是在我们那所工厂子弟学校,引起很大轰动,被认为是“作家”的苗子。为了对得起这头衔,我开始笔耕不辍。到高中的时候,同时在两家省级报纸的中学生版开专栏。想起来好笑的是,当时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仰慕者,竟也有匿名恐吓者。
　　少年时代的阅读完全是率性而为,无章无法。从《上下五千年》到《十万个为什么》,从《张海迪》《吴运铎》《雷锋故事》《红岩》到《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到《十日谈》,从《七侠五义》《岳飞传》到《红楼梦》,从金庸、古龙到琼瑶、席慕容、张曼娟,反正是找到什么读什么。也没有什么经典的概念,记得经常大段大段地摘抄喜欢的作品,今天翻看,发现满本都是汪国真之类的所谓“诗句”。纵然是杂乱地阅读,那些书还是留给我很多东西,比如爱、理想、责任、正义……那一阵子曾取过笔名“萧剑”,因为对龚自珍诗句中的人生“怦怦然向往”。虽身为女子,亦希望以笔为旗,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至今,仍执着于此。
　　爸妈虽然不是文化人,但对我爱书却是百分百的支持。16岁那年,我被保送升入省重点中学。爸爸想送个礼物给我,于是他请木匠打了个双门书柜。今天,我的八组双门书柜,占据家里整整两面墙,横排竖放的书籍占满柜中每一个空间,书柜超负荷得都已经变形。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一定会在当地的书店里花光身上最后一块钱,然后拖着重重的书箱漂洋过海地回来。
　　总有些学生因为没有考上博士而郁闷。我常对他们说,读书、写作、治学是一种习惯,是一辈子的事,岂是一纸文凭能阻止的。当我在课堂上为学生朗诵诗的时候;当我在宝宝熟睡后,打开我心爱的小说的时候,会觉得当年那个戴眼镜的小女孩——那个单纯的过往又回来了。
　　正如林徽因的诗——
　　现在流水似的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滕威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