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一书作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如此描述他眼里的中国：在西方国家一片萧条的时候，从北京到开普敦，从新加坡到里约热内卢，也就是说在世界的东方和赤道的南方却一片繁荣的景象。人们生活富足，乐观向上。尤其是中国，它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指数也是最高的。
　　纳波利奥尼至少说对了一点，那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据统计，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年GDP年均增长9.4%。近年来虽然受种种因素影响，增长脚步有所放缓，但仍旧在8%的高增长率附近徘徊。过去一谈到高增长率，我们常说我们自己的基数过小，底子太薄，增长率看似很高，绝对值却并不多。但自2011年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庞大的基数其实已经颇具分量。
　　本书中，纳波利奥尼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推崇备至，认为正是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强化政府主导力量，中国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为佐证自己的观点，他甚至以推行市场自由主义的东欧作为参照样本——中国经济至今朝气蓬勃，而东欧经济却陷入徘徊不前的怪圈。
　　确实，如果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来分析的话，中国经济改革虽有波折和失误，但总体平稳且欣欣向荣。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逐步探索市场经济道路，但碍于传统坚硬思维惯性的掣肘，这种探索总是力求寻找形形色色的所谓理论依据，比如现在住宅产权之所以定为70年，是因为考虑到人的寿命，而与真正的市场经济并无本质关联。
　　纳波利奥尼还注意到，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发现商品流通中的巨大价格差，于是在往返各地倒卖中赚得盆满钵溢。对于这一素材的引用，可见作者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有些想当然了。当年，姑且不谈各地壁垒高筑，穷尽努力保护本地企业，而投机倒把罪更是直到2009年才彻底退出法律。
　　不可否认，在从由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漫长历程中，中国政府并没有迅速全身而退，而是以逐步和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一过程。如果我们再回首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还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其实正是政府不断放权，让渡市场经济的过程。
　　有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新一届國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伊始便立下誓言：“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今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削减审批事项，其实就是放权。早在此前，专家学者曾通过多种途径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过多的审批机制非但不能有效监管，反倒滋生“跑部钱进”以及各类腐败现象，更主要的是，无法确保资源得到科学有效配置。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许多特色，但其本质是不断拥抱世界，并不是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也绝非关起门来另行一套。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绘了世界正在发生的许多变化，其中就特别提到了市场力量的势不可挡。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世界发展大潮中来，在彼此交易中分享利益。而那些试图闭关自守者，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兴技术下，要么加快速度融入到世界潮流中来，要么不得不以更大成本堵塞这种融汇的强大力量。
　　有趣的是，在“中国威胁论”并未消退之时，另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推崇中国论大有甚嚣尘上之势。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思的新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一出笼，迅速引起西方舆论的高度关注。在书里，马丁作出了如此似曾相识的推断：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和那时的第三大经济体印度。
　　就中国未来发展问题，中国近几届领导人一再表态，发展方向不会变。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确立后，数度深入老少边穷地区，通过舆论媒体镜头，观众和读者清楚地看到，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旧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
　　有句老话，胜不骄，败不馁。越是成绩面前，越应反思自身的不足，唯此，才可能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实现更大进步，道理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