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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领导看病，可能会有一些好处。若是能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那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不过，也可能有更大的风险：政治这事儿，毕竟超出了医学的本分，超出了医学的掌控。这是一个民国高官与医界的小故事。
1910年，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颜福庆，来到长沙行医。颜福庆很想创办一所医科学校，但是苦于缺少支持。
有一天，机会来了。
湖南督军谭延闿得了重症，高热不止。请了各路医生施治，都没怎么见效。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颜福庆上门。颜福庆诊察一番，发现哪里是什么疑难杂症啊，就是医学生入门级疾病：“大叶性肺炎”。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开了些对症处理的药物，便起身告辞。第二天，谭的热度就退了，之后很快痊愈。谭延闿对颜福庆大为赞赏。
这件事上，颜福庆算是“lucky dog”：幸运地出现在疾病的愈合期。多年后，颜福庆回忆说：“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医学常识，我并没用什么特效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其实很多“名医”都是这样成名的。不过，颜福庆倒是借此机会向谭延闿提出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请求，获得鼎力支持。
这应该算是高官知恩图报的小故事吧。其实，颜福庆还帮助过“超级大领导”。
颜福庆在湘雅学校办起之后，当上了校长，同时兼任湘雅医院副院长。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求见颜福庆。这位男青年的妻子产后患病，无钱医治，想入住湘雅医院所设的慈善免费病房。颜福庆同意了。男青年的妻子得到了免费治疗。
男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妻子，就是杨开慧。后来，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知识分子代表，颜福庆也是座上宾，就一起喝了酒。当毛谈起此事，颜福庆早已记不起：他帮过太多的人。
不过，颜福庆并没有因为此事，得到什么个人的好处。
1966年文革一开始，八十高龄的颜福庆照样被戴上高帽游街。
·节 俭·
颜福庆算是中国医学史上最牛的办学者，办医科学校“成瘾”。他不只创办了湘雅，他还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办者。而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医学院。颜福庆曾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不过，下面这段故事，跟颜福庆没直接关系，跟颜福庆在中央大学的上级领导——段锡朋有关系。
段锡朋是什么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五四运动中，率众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学生领袖，就是他。
段锡朋是民国官员中出名的“苦行者”。用现在的网络术语来说，就是个“苦逼”。
话说段锡朋任中央大学校长一共也没两天，而且是相当悲催的一段经历。1932年6月，中央大学的学生闹学潮，要求派知名学者担任校长。而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却偏偏决议派政府官员段锡朋代理校长。6月28日，段锡朋乘小车到中央大学就任，当场被大学生掳走围殴。据说当时场面惨不忍睹，段校长所穿的长衫被学生撕成碎片。（以学生运动起家的段锡朋，怕是怎么也想不到会被学生群殴吧。其实，玩“民粹”的人，很多最终都被“民粹”玩）
段锡朋就是这么一个有些悲剧色彩的人物。在民国中后期，他依然长期担任“高级领导干部”。段锡朋在群众中的口碑不错。他的口头禅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特别爱惜老百姓的血汗钱。1948年，段锡朋病重。以他的级别，可以住头等病房，可他坚决住三等病房。他病危抢救时使用了氧气。那时的氧气需要进口。他醒来后，吩咐医生：“外汇，少用一点！”在场者无不动容。
段要是晚生个几十年，他的事迹肯定上新华社——《高干患者的好榜样》……
·捐 赠·
咱们还是再回到颜福庆。
颜福庆不但办医科学校“成瘾”，办医院也“成瘾”。颜福庆一生创办的最大的一家医疗机构，就是上海中山医院。
虽说中山医院是公立医院，可是在百业待兴的三十年代初，办医院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绝非大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虽然当时国民政府的无数大领导都很支持）。最大的麻烦，就是缺钱。中山医院筹委会四处化缘。
我在档案史料中，发现当时有一笔来自浙江省政府的捐款，两万块大洋。这在当时算很大一笔钱了。
这笔捐款，由民国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批准。
其实，张难先可不是一个财大气粗、出手阔绰的大员。他在管理国家财产方面，相当“抠门”。1931年，当时的政府大佬蒋介石回浙江老家探亲，路过杭州时，发表演讲。但是，蒋介石的演讲，被张难先打断。张难先当场掏出之前宋美龄在杭州游玩账单共计13780元，言明浙江省府不会埋单，一定要求蒋介石付账，搞得老蒋很没面子。
后来，张难先离任时，杭州城街道两旁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口摆上一盆清水一面明镜、含泪相送，这在近现代史上是少有的。
就是这样一个为了公家的一万多块钱跟蒋介石较劲的“抠门”的清官，一下子慷慨地批准捐给上海中山医院筹备会大洋两万元。他可不是拿了回扣，那是一种支持慈善、支持医学的信念。
·新 闻·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难先那样对蒋介石一点也不客气。
大部分人，对“国家首脑”还是有相当的尊敬和客气的，颜福庆也不例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从住所仓皇逃离，翻墙时摔坏了身子。由于身心受损，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决定休养一下，随便检查一下身体。到哪里住院疗养呢？就选定了当时刚刚建成试运行、条件甚好的上海中山医院。
蒋介石在中山医院那几天，估计可把颜福庆等人给累惨了。大家伙鞍前马后地伺候着，请当时的顶级专家给蒋介石做了除妇科以外的所有检查，还给他拔了几颗牙。
问题就来了。大伙会问我：“你怎么知道这样详细？难道你太爷爷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下党？”当然不是。当时全中国都知道，因为，报纸上写着呢。
从蒋介石入住中山医院的那一天起，上海滩的《申报》就有新闻报道，而且也不是什么头版头条，是第九版，牙膏广告的旁边。 是的，国家元首的住院新闻，在第九版。
·红 包·
我查阅史料和老蒋日记，也没发现蒋介石本人对报道他入院的八卦新闻有什么不满。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容忍报纸的八卦。中山医院第三任院长沈克非就是一个。
我一直认为，沈克非一定为蒋介石看过病。因为，抗战前，沈克非担任南京中央医院的外科主任、副院长；而抗战中，沈克非又担任过重庆中央医院的院长。不过，见诸报端的，只有沈克非给民国时期另外一位大领导领导汪精卫治病的故事。
而最让沈克非恼火的报道，恰恰就是关于这次他给汪精卫治病的报道。
1936年11月1日，汪精卫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代表合影时遇刺，面腹中弹（那时汪精卫还不算汉奸，是正儿八经的国家领导人）。沈克非乘救护车飞驰急救。报纸将沈克非说得很神：沈克非在局麻下，三下五除二就取出了汪精卫太阳穴旁的子弹，没几分钟就完成手术。
当时，报纸是这样记载的：“术毕，沈克非云：汪先生好了。汪氏睁开双眼，与陈（陈璧君，汪的老婆）说粤语，继又对沈云：沈大夫很吃力吗？沈云：没有什么。汪又云：谢谢沈大夫的高术！沈颇得意，送汪回房...”
沈克非确实得意了几天，但好景不长。当月25日，报纸就刊登消息说，汪精卫送沈一千块钱。沈克非闻讯暴怒，第二天通过中央社发了声明：老汪确实想送我钱，但我拒了老汪的钱，只收了块写有“拯危起废”的匾。（说句题外话，民国领导人给医务界题词，都喜欢“起废”两字，蒋介石给中山医院题词是“振槁起废”）
民国，蕴藏于各类八卦之中的媒体监督，无微不至。
好了，故事就讲到这里吧。那么，我们从故事里感悟到什么？
每个人都会生病，高官也不例外。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生病的高官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高端照护，这很正常。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前人们，在设立有慈善医疗的前提下，才建立了高端医疗。毛主席年轻时都受到过慈善医疗的帮助，不是吗？若是一个国家，在建立起有效的慈善救治体系之前，就先建立了发达的高端医疗服务体系，那就有些问题了。毕竟，我们的前人都还不敢这么干。您说，是这个道理不？
给领导看病，可能会有一些好处。若是能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那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不过，也可能有更大的风险：政治这事儿，毕竟超出了医学的本分，超出了医学的掌控。
医学的本分，是给予，而非索取。至于高官们愿不愿意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全看他们的修养与好恶吧。
医生自己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
诊室里，你的面前，不是领导，只是病人。
1910年，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颜福庆，来到长沙行医。颜福庆很想创办一所医科学校，但是苦于缺少支持。
有一天，机会来了。
湖南督军谭延闿得了重症，高热不止。请了各路医生施治，都没怎么见效。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颜福庆上门。颜福庆诊察一番，发现哪里是什么疑难杂症啊，就是医学生入门级疾病：“大叶性肺炎”。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开了些对症处理的药物，便起身告辞。第二天，谭的热度就退了，之后很快痊愈。谭延闿对颜福庆大为赞赏。
这件事上，颜福庆算是“lucky dog”：幸运地出现在疾病的愈合期。多年后，颜福庆回忆说：“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医学常识，我并没用什么特效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其实很多“名医”都是这样成名的。不过，颜福庆倒是借此机会向谭延闿提出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请求，获得鼎力支持。
这应该算是高官知恩图报的小故事吧。其实，颜福庆还帮助过“超级大领导”。
颜福庆在湘雅学校办起之后，当上了校长，同时兼任湘雅医院副院长。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求见颜福庆。这位男青年的妻子产后患病，无钱医治，想入住湘雅医院所设的慈善免费病房。颜福庆同意了。男青年的妻子得到了免费治疗。
男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妻子，就是杨开慧。后来，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知识分子代表，颜福庆也是座上宾，就一起喝了酒。当毛谈起此事，颜福庆早已记不起：他帮过太多的人。
不过，颜福庆并没有因为此事，得到什么个人的好处。
1966年文革一开始，八十高龄的颜福庆照样被戴上高帽游街。
·节 俭·
颜福庆算是中国医学史上最牛的办学者，办医科学校“成瘾”。他不只创办了湘雅，他还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办者。而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医学院。颜福庆曾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不过，下面这段故事，跟颜福庆没直接关系，跟颜福庆在中央大学的上级领导——段锡朋有关系。
段锡朋是什么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五四运动中，率众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学生领袖，就是他。
段锡朋是民国官员中出名的“苦行者”。用现在的网络术语来说，就是个“苦逼”。
话说段锡朋任中央大学校长一共也没两天，而且是相当悲催的一段经历。1932年6月，中央大学的学生闹学潮，要求派知名学者担任校长。而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却偏偏决议派政府官员段锡朋代理校长。6月28日，段锡朋乘小车到中央大学就任，当场被大学生掳走围殴。据说当时场面惨不忍睹，段校长所穿的长衫被学生撕成碎片。（以学生运动起家的段锡朋，怕是怎么也想不到会被学生群殴吧。其实，玩“民粹”的人，很多最终都被“民粹”玩）
段锡朋就是这么一个有些悲剧色彩的人物。在民国中后期，他依然长期担任“高级领导干部”。段锡朋在群众中的口碑不错。他的口头禅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特别爱惜老百姓的血汗钱。1948年，段锡朋病重。以他的级别，可以住头等病房，可他坚决住三等病房。他病危抢救时使用了氧气。那时的氧气需要进口。他醒来后，吩咐医生：“外汇，少用一点！”在场者无不动容。
段要是晚生个几十年，他的事迹肯定上新华社——《高干患者的好榜样》……
·捐 赠·
咱们还是再回到颜福庆。
颜福庆不但办医科学校“成瘾”，办医院也“成瘾”。颜福庆一生创办的最大的一家医疗机构，就是上海中山医院。
虽说中山医院是公立医院，可是在百业待兴的三十年代初，办医院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绝非大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虽然当时国民政府的无数大领导都很支持）。最大的麻烦，就是缺钱。中山医院筹委会四处化缘。
我在档案史料中，发现当时有一笔来自浙江省政府的捐款，两万块大洋。这在当时算很大一笔钱了。
这笔捐款，由民国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批准。
其实，张难先可不是一个财大气粗、出手阔绰的大员。他在管理国家财产方面，相当“抠门”。1931年，当时的政府大佬蒋介石回浙江老家探亲，路过杭州时，发表演讲。但是，蒋介石的演讲，被张难先打断。张难先当场掏出之前宋美龄在杭州游玩账单共计13780元，言明浙江省府不会埋单，一定要求蒋介石付账，搞得老蒋很没面子。
后来，张难先离任时，杭州城街道两旁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口摆上一盆清水一面明镜、含泪相送，这在近现代史上是少有的。
就是这样一个为了公家的一万多块钱跟蒋介石较劲的“抠门”的清官，一下子慷慨地批准捐给上海中山医院筹备会大洋两万元。他可不是拿了回扣，那是一种支持慈善、支持医学的信念。
·新 闻·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难先那样对蒋介石一点也不客气。
大部分人，对“国家首脑”还是有相当的尊敬和客气的，颜福庆也不例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从住所仓皇逃离，翻墙时摔坏了身子。由于身心受损，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决定休养一下，随便检查一下身体。到哪里住院疗养呢？就选定了当时刚刚建成试运行、条件甚好的上海中山医院。
蒋介石在中山医院那几天，估计可把颜福庆等人给累惨了。大家伙鞍前马后地伺候着，请当时的顶级专家给蒋介石做了除妇科以外的所有检查，还给他拔了几颗牙。
问题就来了。大伙会问我：“你怎么知道这样详细？难道你太爷爷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下党？”当然不是。当时全中国都知道，因为，报纸上写着呢。
从蒋介石入住中山医院的那一天起，上海滩的《申报》就有新闻报道，而且也不是什么头版头条，是第九版，牙膏广告的旁边。 是的，国家元首的住院新闻，在第九版。
·红 包·
我查阅史料和老蒋日记，也没发现蒋介石本人对报道他入院的八卦新闻有什么不满。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容忍报纸的八卦。中山医院第三任院长沈克非就是一个。
我一直认为，沈克非一定为蒋介石看过病。因为，抗战前，沈克非担任南京中央医院的外科主任、副院长；而抗战中，沈克非又担任过重庆中央医院的院长。不过，见诸报端的，只有沈克非给民国时期另外一位大领导领导汪精卫治病的故事。
而最让沈克非恼火的报道，恰恰就是关于这次他给汪精卫治病的报道。
1936年11月1日，汪精卫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代表合影时遇刺，面腹中弹（那时汪精卫还不算汉奸，是正儿八经的国家领导人）。沈克非乘救护车飞驰急救。报纸将沈克非说得很神：沈克非在局麻下，三下五除二就取出了汪精卫太阳穴旁的子弹，没几分钟就完成手术。
当时，报纸是这样记载的：“术毕，沈克非云：汪先生好了。汪氏睁开双眼，与陈（陈璧君，汪的老婆）说粤语，继又对沈云：沈大夫很吃力吗？沈云：没有什么。汪又云：谢谢沈大夫的高术！沈颇得意，送汪回房...”
沈克非确实得意了几天，但好景不长。当月25日，报纸就刊登消息说，汪精卫送沈一千块钱。沈克非闻讯暴怒，第二天通过中央社发了声明：老汪确实想送我钱，但我拒了老汪的钱，只收了块写有“拯危起废”的匾。（说句题外话，民国领导人给医务界题词，都喜欢“起废”两字，蒋介石给中山医院题词是“振槁起废”）
民国，蕴藏于各类八卦之中的媒体监督，无微不至。
好了，故事就讲到这里吧。那么，我们从故事里感悟到什么？
每个人都会生病，高官也不例外。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生病的高官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高端照护，这很正常。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前人们，在设立有慈善医疗的前提下，才建立了高端医疗。毛主席年轻时都受到过慈善医疗的帮助，不是吗？若是一个国家，在建立起有效的慈善救治体系之前，就先建立了发达的高端医疗服务体系，那就有些问题了。毕竟，我们的前人都还不敢这么干。您说，是这个道理不？
给领导看病，可能会有一些好处。若是能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那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不过，也可能有更大的风险：政治这事儿，毕竟超出了医学的本分，超出了医学的掌控。
医学的本分，是给予，而非索取。至于高官们愿不愿意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全看他们的修养与好恶吧。
医生自己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
诊室里，你的面前，不是领导，只是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