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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询问他们有没有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多位精英，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了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条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一位名人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 年代，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越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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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从小受的教育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记住老师教的答案，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我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的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被学校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有概念。我在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100多个学生都低下了头。教授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真的没有问题吗？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选修的是社会学，我每天都准时听课，按时完成作业，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我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怎么会得一个B 呢？我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她翻看了我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我据理力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最终给了我一个B 。
　　（选自《一问一世界》，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