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廖伟棠来上海作一场关于诗歌和爱情的演讲，才下飞机，我就拉着他去逛书店。我自认为对上海的书店已经足够了解，但伟棠却带着我领略了我不知道的书店风景。伟棠是位诗人，我们通过诗歌之外的圈子在香港认识，有着很多相同的志趣和想法，结果自然一拍即合。
　　惭愧地说，在伟棠写的这么多作品里，我只能背出那首最著名的《一九二七年春，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其中的一小段：“大雪落在/我锈迹斑斑的气管和肺叶上/说吧：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喜欢听他谈论诗歌。
　　傍晚的上海，伟棠拉着我从浦东杀到浦西，来到淮海中路的康绥公寓，我们寻找一家刚刚从广州开过来的二手书店。在这栋民国时期的建筑里，我们按照甲乙丙丁的门牌号摸索着，终于找到了这家名为Mephisto的二楼小书店。书店老板是伟棠的好友，大家坐下来寒暄，我则好奇地研究起书架上的书。在一排靠墙而立的铁书架上，摆放了大量的文史哲旧书，还有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外国诗歌和戏剧的译著，那是一个吟诗唱歌的年代。中间还夹杂着不少马恩选集及左派思想家的著作，以及一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的内部资料。书架边上的地上，则摆放了一个弹药木箱，里面堆着多种旧期刊和早期的少数民族调研报告。靠窗的地方还矗立着一个大书柜，摆放着书店老板自己收藏的珍贵旧书，不对外售卖。打开其中一本黄灿然签名的小书，扉页上写道：“总得有人在黑夜里听巴赫和马勒/总得有人迎接黎明迎接晨光。”
　　很多优秀的好书，其实都隐藏在过去，需要有发现的眼光和耐心的时间才能寻找到。我们从Mephisto抱着一袋子旧书出来，伟棠提议再去绍兴路，那里有一家专门售卖诗集的书店。
　　书店隐藏在绍兴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家庭小院子里，对面就是在上海大名鼎鼎的汉源书店。店名叫开闭开，不大的空间里堆满了中国现代以来出版的一切与诗歌相关的书籍和杂志，很多都是品相较好的二手书，也有独立诗人出版的签名书在寄卖。原来我也孤陋寡闻，这家最早开在大光明影院历史长廊的诗歌主题书店，一直是上海诗歌爱好者的精神花园，后来却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不得不关门结束营业。这次在绍兴路重开，象征着要让诗歌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伟棠和开闭开的老板开始热烈的交谈，讨论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讨论中国现代诗波折的命运。诗歌重归公众视野，传播着、渗透着、启迪着，可是诗真的有用吗？诗人又有什么用？
　　伟棠说，在这个功利社会里，一切东西我们都会问它有什么用，它能给我多少钱，它能让我赚到什么。诗当然是没用的，正是因为它没用，它才稀罕，反而变成了我们真正在里面获得自由的一个途径或者一个空间。
　　然而现实的吊诡，却是诗越来越有用。诗不再是抽象，而是具象成为了各种带有明确目的的工具产品。在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一书的序言里，北岛就说，他因为被老师布置给儿子兜兜阅读的一首名叫《假如我是一支粉笔》的诗歌所震惊，所以才决定编纂一本陪伴孩子成长的诗集，让孩子继续保有童心和想象力。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假如我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在此意义上，诗歌不再是美的映射，而转变成了一种价值观的灌输，强调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导向，而忽略了个体的自在和活力。
　　伟棠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诗最大的用处也许是反衬出这个时代的种种荒谬，或者这个时代的局限。我深表认同。
　　我不是_个诗人，没有办法像伟棠一样写出优美沉静的诗句。但我热爱读诗，一切直指我们内心，将我们的孤寂和彷徨点燃的诗作都值得赞美。而我们这个时代恰恰缺乏的，就是这样无羁纯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