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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說，“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陽光、空氣、水和笑容，我們還需要什麼呢？”而如今，市場經濟，把陽光毀了，把空氣毀了，把水毀了，把笑容毀了，人間四寶，一件不剩，全毀了，全拿去換錢了，結果，資源越來越少，垃圾越來越多，環境越來越差，人心越來越惡。
市場經濟的歷史合理性，是這樣推導出來的：把商人賺來的錢，把“四毀”換來的錢，統計上一加總，就變成了“國民總產品”（GDP）的概念。錢，搖身一變，成了物。然而再把GDP增長偷換成經濟發展的概念，再把經濟發展偷換成生活水平提高的概念，再把生活水平提高偷換成幸福增長的概念。物的概念搖身一變又成了精神概念。從這一系列的概念偷換中最終推出結論：商人越發財，百姓越幸福。所以要搞市場經濟。
市場拜物教，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礎上的——欲壑可填假定、資源無限假定、生態永恆假定、天空永藍假定、江河永清假定、垃圾場無底洞假定、理性萬能假定、主體不變假定，等等。其實，即使我們全部接受這些假定，即使支撐著市場經濟機器運轉所必須的所有這些外部環境條件都永恆存在，永不衰變，這市場經濟能不能長久玩下去，也仍然是個天大的問號。即使，像有些人神吹的那樣，市場經濟，這支看不見的手，能夠擺平人間生活的各個方面，那麼，至少有一個問題仍然存在：如果這支手本身癱瘓掉了呢？或者，把比喻換一下，將市場經濟比作一部動力機，給它套上什麼樣的工作機它都能拉，工業也能拉，農業也能拉，商業也能拉，金融也能拉，甚至，（如中國一度試驗過的）軍隊也能拉，那麼，這個萬能MOTOR本身有沒有什麼本質性的病根，有朝一日會“因緣成熟”而壞掉呢？
這個問題問得一點兒也不怪，一點也不玄，當年卡爾·馬克思就是從這一點切入，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市場經濟這部動力機，其本身是利潤驅動的，如果有朝一日，由於某種原因，商人們無利可圖了，無錢可賺了，這個機器就會停下來，看不見的手就會癱瘓掉，道理很簡單。而這一天正在到來。
我們回到《資本論》，去把馬克思的這個理論翻騰出來。《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的標題是“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標題就開門見山：市場經濟有一條規律——利潤率不斷下降。提示：這裡說的不是傾向，不是現象，不是機制，而是規律。馬克思認為，就是這條規律，最終將把資本主義制度拤死。下面我試著撇開他的數學式和洋碼子，用中國話把他的理論簡明扼要地作以闡釋：
企業間競爭的重要手段是開發新技術，發明新機器，一般情況下，這會導致產品的成本結構中之固定成本部分（會計上一般稱為“折舊”）的比重提高，馬氏將之稱為“有機構成提高”。舉個例子，假如，有一家紡織企業，開發了一種新的織布機，生產效率提高了十倍，那麼當然，它會賺得一筆超常利潤，因為此時整個紡織行業中多數企業還在用老式織布機，市場上的布匹價格仍然是以老織布機的生產效率來定價的。超常利潤當然是暫時的，因為其他企業很快也會跟進使用這種新機器，最終實現新機器的全行業普及。整個紡織業因此而生產效率提高了，布匹價格當然也就下來了，超常利潤歸於消失，全行業技術進步的利潤效果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只百姓樂得用便宜布。
故事到此遠未結束，技術競爭與行業利潤的關係，非一個“空”字了得。首先需要點出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基石：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因而當然也是剩餘價值的唯一源泉，因而當然也是利潤的唯一源泉，因為，利潤只是從剩餘價值中割來的一塊。一句話，利潤，歸根結底是企業中的勞動者創造的，它的高低，本質上與企業的技術水平無關。也就是說，不管企業在技術上、機器上、“有機構成”上怎麼折騰，在整體意義上、長期意義上，都不會影響利潤額。具體一點說，在“利潤額/資本金”的利潤率概念下，分子是恒定的。然而，分子是恒定的，分母卻不是恒定的;分子與技術折騰無關，分母卻與之密切相關。回到剛才紡織業的例子，經過這一輪技術革新，這種新機器，作為各家企業的成本負擔，永恆地揹在了身上，全行業的固定成本永恆地擴大了，產品價格中的“有機構成”永恆地提高了，資本利潤率的分母永恆地膨脹了，利潤率永恆地下降了。
然後，自然是新一輪技術開發革新，新一輪有機構成提高，新一輪成本上升，新一輪價格下降，新一輪利潤率下降，如此，紡織業便在這自構自陷的自我競爭中，把利潤率一步步越擠越低。利潤率越下降，就越會促使一個個企業去進行技術革新以追逐超常利潤;技術越革新，行業層面上的利潤率就越下降;越下降，越革新;越革新，越下降;……。企業與行業的矛盾，技術與利潤的矛盾，這兩大矛盾，就構成了這條偉大規律“反者道之動”的作用機理。同樣的邏輯過程在所有的行業發生，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在所有的行業發生作用，最後，當全社會的利潤被技術競爭擠光了時候，商人們都無錢可賺的時候，市場的機器就會停下來，資本主義制度就滅亡了。
馬氏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純學術性論證，是在《資本論》裡展開的，但不是在第一卷而是在第三卷。第一卷裡講的是勞動創造價值因而創造剩餘價值的理論，講的是資本積累的理論，講的是工人養活資本家、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理論，講的是勞動階級因此一定會起來反抗，剝奪剝奪者，消滅剝削制度的理論。馬克思的門徒們為鬧革命而去讀《資本論》，基本上只讀第一卷，因為那裡已經包含了“造反有理”的全部理據，根據這些理據，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就必然被推翻。第一卷裡講的是這種“必然性”，資本主義被革命推翻的必然性。而第三卷，講的則是市場經濟自身有一天必然會玩不下去的必然性，純經濟的必然性——即使沒有剝削壓迫、階級矛盾這些因素，市場經濟本身的運作機理中就包含著其滅亡的必然性。
在主流經濟學中，利潤是個微觀經濟學概念，人們只知道一個企業是盈利還是虧損，而無法知道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世界是盈利還是虧損，因為“社會成本”的許多要素是無法計量的，誰也不知道一立方米的新鮮空氣應該算多少錢。主流經濟學沒有“宏觀利潤”理論，但馬克思有，那就是《資本論》第三卷，它是迄今為止經濟學史上唯一的宏觀利潤理論，這理論告訴世界：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架經濟機器，本質上包含著一個“合成謬誤”——微觀單位為提高利潤率所做的努力，將“合成”出一個宏觀層面上相反的效應——利潤率的整體下降;最終，市場經濟將被這個規律所殺死，誰也救不了它。 利潤率趨向下降，由於其“目的因”的規律性是通過技術競爭之曲折的“致動因”機制實現的，這使得那些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體系缺乏全面把握的人不容易理解，一般革命者更會因其學術深度而為之卻步，再加上第三卷沒寫完馬克思就過世了，是恩格斯根據他留下的手稿整理而出版的，書不是太容易讀，所以世人對這個理論知之不多。這有點令人惋惜。實際上，至少在筆者眼中，這是經濟學史上最為深刻的理論之一！
當然，許多人根本就不認可勞動價值論，因而自然不會同意馬克思的此一理論，這沒關係，我們用事實來說話。今天講馬克思這個理論，已經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了，因為，不用做思維實驗了，不用做假定了，現實已經擺在眼前了，窗紙一捅就破了，全世界的利潤率已經降到底了，資本主義正在滅亡！沒有什麼理論比事實更有說服力的。
退回去一百年，在中國人還以白銀為幣的時候，那時一般私人銀號的存款利息率是年息四厘。一個人青壯年時幹一輩子攢下一千兩銀子，則一年四十兩利息，晚年就可以清吃坐穿了。那一千兩本金是白銀，不會毛掉的，永遠在那裡，利息是淨得。銀號之所以能開出四厘息來，當然一定是因為它至少可以以七八厘的息率往外放款;實體經濟的商家之所以敢於以七八厘的息率到銀號借款，它的生意至少得有十厘以上利潤率。利息率是跟著利潤率走的，溯此邏輯線索，不難推斷出那個時代市場上的平均利潤率水平。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從利息率下降的趨勢中就可以得到足夠的證明。一百年來，銀行利息率從四厘實息，一直降到了今天全面的負利率。
利潤率的下降，從而利息率的下降，與貨幣品種的變化無關，與金融制度的演變無關，與社會制度的“主義”也無關，明顯地，只與一個東西有關，技術進步。百年來，社會千變萬化，只有一個東西是不變的，這就是技術進步。顯然，馬克思是對的。
由現在退回二十年，彼時的經濟學家們在討論通貨膨脹問題時，有著一種普遍而巨大的擔心，擔心通貨膨脹率會漫過銀行存款利息率，從而出現負利率。在經濟學家們心裡，負利率的可怕不難想像：百姓的錢在銀行裡越存越少，這意味著老實人沒法掙錢攢錢過老實日子了，沒法像一百年前那樣一輩子辛勤勞動攢下一千兩銀子而安享晚年了;在負利率下，人們或者幹一天吃一天，或者，逼良為賭，參與到各種金融投機和“理財計劃”中;如此，經濟會崩潰，社會會崩潰，甚至，道德都會崩潰，因為，沒有人願意做老實人了。——學者們的擔心很有道理。
好了，今天，全世界所有的銀行的所有的存款計劃，短期、中期、長期，全是負利率。天也沒見塌下來。
天沒塌下來，經濟學卻塌下來了，至少，經濟學曾經極為豐富的利息理論塌下來了。在經濟現實面前，所有的利息理論都錯了。利息，既不像主流經濟學說的那樣，是社會對那些把好日子留著將來過的人之忍耐力的獎賞，也不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是對實體經濟中所榨取的剩餘價值的分割，因為，銀行現在根本就不向存戶付利息了，世間已經沒有利息這个東西了。銀行不向存戶付費，相反，向存戶收費了。存款的性質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銀行向存戶的借款，變成了為存戶保管的現金了。這必然導致銀行這種企業的經營性質的變化，甚至，意味著整個市場經濟機器之性質的變化。當銀行向企業的貸款利息率也進入負利率的時候（如果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的話，那麼可以肯定，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市場經濟的邏輯就完全顛倒過來了，不是社會靠經濟來養活，而是經濟靠社會來養活了——企業吃銀行，銀行吃存戶了。百姓帳戶上現存著的錢，成了社會機器維持運轉的終極能源。越轉越快的印鈔機，越來越毛的貨幣，越來越邪乎的銀行負利率，越來越瘋狂的金融大賭場，所有這些，都是從百姓腰包裡往外掏錢的機制。市場經濟的機器倒著轉了。
“海水倒灌”已經表現在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啃老，實際上也是與此一社會大趨勢相聯繫的現象。人們往往把啃老看作是一種道德現象，其實它更多的是個經濟現象。當“生產加工——勞動增值——賤買貴賣”的傳統生意生路已經被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堵死的時候，當常規市場那頭已經無利可圖無錢可賺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些剛開發沒幾年的工業開發區變成了鬼城;馬路上店面走馬燈似的此起彼落、此關彼開，走馬燈似的更換門頭、更換老闆;越來越多的工廠老闆做不下去而把資金套現到金融賭場上去破罐子破摔了;“有人漏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里”的就業市場上旋轉著一群年輕的沒頭蒼蠅;……。許多可憐而無辜的年輕人，碰得頭破血流後而不得不回家啃老了。社會，既允許銀行吃老人，誰能管得著一個兒子回家吃他爹？
市場經濟已經進入彌留之際了。
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是普世的，不管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種文化，哪種顏色，只要是市場經濟，這條規律就存在。然而，在一個狼羊並世的世界上，當狼國和羊國都是市場經濟時，會有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國際剝削——插入歷史，使得此一規律發生作用的實際面目表現出紛紜複雜的經濟色彩和冰火兩重天的國際差異。當世界上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在受著這條規律煎熬的時候，假如狼國可以通過市場經濟天然的國際傳導機制而把自己的“規律效應”轉嫁給羊國，假如狼國的利潤率下降可以通過剝削羊國來彌補，那麼，這不但會使兩架同樣的經濟機器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生命效果——一個風燭殘年一個年輕力壯，而且還會由此衍生出重要的意識形態效果，羊國的知識份子會把這解釋成為狼先生的智慧、狼制度的優越，解釋成羊學生的愚蠢、羊國改革的不到位，從而煽動著自己的國民繼續向市場經濟的火坑上飛蛾撲火，繼續以自己的血汗和青山綠水向大洋彼岸輸送利潤補貼。利潤补贴，更是意识形态补贴。羊国向狼国的输血越多，狼国被自己的输血养得越肥越壮，羊国身上的意识形态包袱就越重。狼先生的日子過得越好，越能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性，越能吸引著羊國投入這個國際剝削機器。這就是為什麼狼國要拉著羊國一起玩市場經濟;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財長雅格布說，“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從世界鴉片產業的主市場，到全球金融傳銷體系的最下家，中國扮演的是同樣的歷史角色。
國際剝削，會改變規律的歷史面目，但不會改變規律的本來面目;它可以決定市場經濟滅亡的國家順序，但不會從根本上救市場經濟於不死。
市場經濟滅亡後，什麼制度來接盤？誰也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曾經有人認為他知道，但後來的歷史似乎說明他的預測未必對。關鍵的問題是，他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歷史進步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他太樂觀了。而在筆者看來，如果人類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滅亡而滅亡的話，那麼至少，接盤的，一定是個更糟糕的制度。說一種制度玩不下去了，人類的理性會找到一種更好的制度代替它——生老病死的規律決定了，人間不會有這樣的好事，大自然天然不是這樣運轉的。
市場經濟的歷史合理性，是這樣推導出來的：把商人賺來的錢，把“四毀”換來的錢，統計上一加總，就變成了“國民總產品”（GDP）的概念。錢，搖身一變，成了物。然而再把GDP增長偷換成經濟發展的概念，再把經濟發展偷換成生活水平提高的概念，再把生活水平提高偷換成幸福增長的概念。物的概念搖身一變又成了精神概念。從這一系列的概念偷換中最終推出結論：商人越發財，百姓越幸福。所以要搞市場經濟。
市場拜物教，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礎上的——欲壑可填假定、資源無限假定、生態永恆假定、天空永藍假定、江河永清假定、垃圾場無底洞假定、理性萬能假定、主體不變假定，等等。其實，即使我們全部接受這些假定，即使支撐著市場經濟機器運轉所必須的所有這些外部環境條件都永恆存在，永不衰變，這市場經濟能不能長久玩下去，也仍然是個天大的問號。即使，像有些人神吹的那樣，市場經濟，這支看不見的手，能夠擺平人間生活的各個方面，那麼，至少有一個問題仍然存在：如果這支手本身癱瘓掉了呢？或者，把比喻換一下，將市場經濟比作一部動力機，給它套上什麼樣的工作機它都能拉，工業也能拉，農業也能拉，商業也能拉，金融也能拉，甚至，（如中國一度試驗過的）軍隊也能拉，那麼，這個萬能MOTOR本身有沒有什麼本質性的病根，有朝一日會“因緣成熟”而壞掉呢？
這個問題問得一點兒也不怪，一點也不玄，當年卡爾·馬克思就是從這一點切入，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市場經濟這部動力機，其本身是利潤驅動的，如果有朝一日，由於某種原因，商人們無利可圖了，無錢可賺了，這個機器就會停下來，看不見的手就會癱瘓掉，道理很簡單。而這一天正在到來。
我們回到《資本論》，去把馬克思的這個理論翻騰出來。《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的標題是“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標題就開門見山：市場經濟有一條規律——利潤率不斷下降。提示：這裡說的不是傾向，不是現象，不是機制，而是規律。馬克思認為，就是這條規律，最終將把資本主義制度拤死。下面我試著撇開他的數學式和洋碼子，用中國話把他的理論簡明扼要地作以闡釋：
企業間競爭的重要手段是開發新技術，發明新機器，一般情況下，這會導致產品的成本結構中之固定成本部分（會計上一般稱為“折舊”）的比重提高，馬氏將之稱為“有機構成提高”。舉個例子，假如，有一家紡織企業，開發了一種新的織布機，生產效率提高了十倍，那麼當然，它會賺得一筆超常利潤，因為此時整個紡織行業中多數企業還在用老式織布機，市場上的布匹價格仍然是以老織布機的生產效率來定價的。超常利潤當然是暫時的，因為其他企業很快也會跟進使用這種新機器，最終實現新機器的全行業普及。整個紡織業因此而生產效率提高了，布匹價格當然也就下來了，超常利潤歸於消失，全行業技術進步的利潤效果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只百姓樂得用便宜布。
故事到此遠未結束，技術競爭與行業利潤的關係，非一個“空”字了得。首先需要點出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基石：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因而當然也是剩餘價值的唯一源泉，因而當然也是利潤的唯一源泉，因為，利潤只是從剩餘價值中割來的一塊。一句話，利潤，歸根結底是企業中的勞動者創造的，它的高低，本質上與企業的技術水平無關。也就是說，不管企業在技術上、機器上、“有機構成”上怎麼折騰，在整體意義上、長期意義上，都不會影響利潤額。具體一點說，在“利潤額/資本金”的利潤率概念下，分子是恒定的。然而，分子是恒定的，分母卻不是恒定的;分子與技術折騰無關，分母卻與之密切相關。回到剛才紡織業的例子，經過這一輪技術革新，這種新機器，作為各家企業的成本負擔，永恆地揹在了身上，全行業的固定成本永恆地擴大了，產品價格中的“有機構成”永恆地提高了，資本利潤率的分母永恆地膨脹了，利潤率永恆地下降了。
然後，自然是新一輪技術開發革新，新一輪有機構成提高，新一輪成本上升，新一輪價格下降，新一輪利潤率下降，如此，紡織業便在這自構自陷的自我競爭中，把利潤率一步步越擠越低。利潤率越下降，就越會促使一個個企業去進行技術革新以追逐超常利潤;技術越革新，行業層面上的利潤率就越下降;越下降，越革新;越革新，越下降;……。企業與行業的矛盾，技術與利潤的矛盾，這兩大矛盾，就構成了這條偉大規律“反者道之動”的作用機理。同樣的邏輯過程在所有的行業發生，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在所有的行業發生作用，最後，當全社會的利潤被技術競爭擠光了時候，商人們都無錢可賺的時候，市場的機器就會停下來，資本主義制度就滅亡了。
馬氏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純學術性論證，是在《資本論》裡展開的，但不是在第一卷而是在第三卷。第一卷裡講的是勞動創造價值因而創造剩餘價值的理論，講的是資本積累的理論，講的是工人養活資本家、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理論，講的是勞動階級因此一定會起來反抗，剝奪剝奪者，消滅剝削制度的理論。馬克思的門徒們為鬧革命而去讀《資本論》，基本上只讀第一卷，因為那裡已經包含了“造反有理”的全部理據，根據這些理據，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就必然被推翻。第一卷裡講的是這種“必然性”，資本主義被革命推翻的必然性。而第三卷，講的則是市場經濟自身有一天必然會玩不下去的必然性，純經濟的必然性——即使沒有剝削壓迫、階級矛盾這些因素，市場經濟本身的運作機理中就包含著其滅亡的必然性。
在主流經濟學中，利潤是個微觀經濟學概念，人們只知道一個企業是盈利還是虧損，而無法知道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世界是盈利還是虧損，因為“社會成本”的許多要素是無法計量的，誰也不知道一立方米的新鮮空氣應該算多少錢。主流經濟學沒有“宏觀利潤”理論，但馬克思有，那就是《資本論》第三卷，它是迄今為止經濟學史上唯一的宏觀利潤理論，這理論告訴世界：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架經濟機器，本質上包含著一個“合成謬誤”——微觀單位為提高利潤率所做的努力，將“合成”出一個宏觀層面上相反的效應——利潤率的整體下降;最終，市場經濟將被這個規律所殺死，誰也救不了它。 利潤率趨向下降，由於其“目的因”的規律性是通過技術競爭之曲折的“致動因”機制實現的，這使得那些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體系缺乏全面把握的人不容易理解，一般革命者更會因其學術深度而為之卻步，再加上第三卷沒寫完馬克思就過世了，是恩格斯根據他留下的手稿整理而出版的，書不是太容易讀，所以世人對這個理論知之不多。這有點令人惋惜。實際上，至少在筆者眼中，這是經濟學史上最為深刻的理論之一！
當然，許多人根本就不認可勞動價值論，因而自然不會同意馬克思的此一理論，這沒關係，我們用事實來說話。今天講馬克思這個理論，已經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了，因為，不用做思維實驗了，不用做假定了，現實已經擺在眼前了，窗紙一捅就破了，全世界的利潤率已經降到底了，資本主義正在滅亡！沒有什麼理論比事實更有說服力的。
退回去一百年，在中國人還以白銀為幣的時候，那時一般私人銀號的存款利息率是年息四厘。一個人青壯年時幹一輩子攢下一千兩銀子，則一年四十兩利息，晚年就可以清吃坐穿了。那一千兩本金是白銀，不會毛掉的，永遠在那裡，利息是淨得。銀號之所以能開出四厘息來，當然一定是因為它至少可以以七八厘的息率往外放款;實體經濟的商家之所以敢於以七八厘的息率到銀號借款，它的生意至少得有十厘以上利潤率。利息率是跟著利潤率走的，溯此邏輯線索，不難推斷出那個時代市場上的平均利潤率水平。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從利息率下降的趨勢中就可以得到足夠的證明。一百年來，銀行利息率從四厘實息，一直降到了今天全面的負利率。
利潤率的下降，從而利息率的下降，與貨幣品種的變化無關，與金融制度的演變無關，與社會制度的“主義”也無關，明顯地，只與一個東西有關，技術進步。百年來，社會千變萬化，只有一個東西是不變的，這就是技術進步。顯然，馬克思是對的。
由現在退回二十年，彼時的經濟學家們在討論通貨膨脹問題時，有著一種普遍而巨大的擔心，擔心通貨膨脹率會漫過銀行存款利息率，從而出現負利率。在經濟學家們心裡，負利率的可怕不難想像：百姓的錢在銀行裡越存越少，這意味著老實人沒法掙錢攢錢過老實日子了，沒法像一百年前那樣一輩子辛勤勞動攢下一千兩銀子而安享晚年了;在負利率下，人們或者幹一天吃一天，或者，逼良為賭，參與到各種金融投機和“理財計劃”中;如此，經濟會崩潰，社會會崩潰，甚至，道德都會崩潰，因為，沒有人願意做老實人了。——學者們的擔心很有道理。
好了，今天，全世界所有的銀行的所有的存款計劃，短期、中期、長期，全是負利率。天也沒見塌下來。
天沒塌下來，經濟學卻塌下來了，至少，經濟學曾經極為豐富的利息理論塌下來了。在經濟現實面前，所有的利息理論都錯了。利息，既不像主流經濟學說的那樣，是社會對那些把好日子留著將來過的人之忍耐力的獎賞，也不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是對實體經濟中所榨取的剩餘價值的分割，因為，銀行現在根本就不向存戶付利息了，世間已經沒有利息這个東西了。銀行不向存戶付費，相反，向存戶收費了。存款的性質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銀行向存戶的借款，變成了為存戶保管的現金了。這必然導致銀行這種企業的經營性質的變化，甚至，意味著整個市場經濟機器之性質的變化。當銀行向企業的貸款利息率也進入負利率的時候（如果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的話，那麼可以肯定，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市場經濟的邏輯就完全顛倒過來了，不是社會靠經濟來養活，而是經濟靠社會來養活了——企業吃銀行，銀行吃存戶了。百姓帳戶上現存著的錢，成了社會機器維持運轉的終極能源。越轉越快的印鈔機，越來越毛的貨幣，越來越邪乎的銀行負利率，越來越瘋狂的金融大賭場，所有這些，都是從百姓腰包裡往外掏錢的機制。市場經濟的機器倒著轉了。
“海水倒灌”已經表現在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啃老，實際上也是與此一社會大趨勢相聯繫的現象。人們往往把啃老看作是一種道德現象，其實它更多的是個經濟現象。當“生產加工——勞動增值——賤買貴賣”的傳統生意生路已經被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堵死的時候，當常規市場那頭已經無利可圖無錢可賺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些剛開發沒幾年的工業開發區變成了鬼城;馬路上店面走馬燈似的此起彼落、此關彼開，走馬燈似的更換門頭、更換老闆;越來越多的工廠老闆做不下去而把資金套現到金融賭場上去破罐子破摔了;“有人漏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里”的就業市場上旋轉著一群年輕的沒頭蒼蠅;……。許多可憐而無辜的年輕人，碰得頭破血流後而不得不回家啃老了。社會，既允許銀行吃老人，誰能管得著一個兒子回家吃他爹？
市場經濟已經進入彌留之際了。
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是普世的，不管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種文化，哪種顏色，只要是市場經濟，這條規律就存在。然而，在一個狼羊並世的世界上，當狼國和羊國都是市場經濟時，會有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國際剝削——插入歷史，使得此一規律發生作用的實際面目表現出紛紜複雜的經濟色彩和冰火兩重天的國際差異。當世界上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在受著這條規律煎熬的時候，假如狼國可以通過市場經濟天然的國際傳導機制而把自己的“規律效應”轉嫁給羊國，假如狼國的利潤率下降可以通過剝削羊國來彌補，那麼，這不但會使兩架同樣的經濟機器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生命效果——一個風燭殘年一個年輕力壯，而且還會由此衍生出重要的意識形態效果，羊國的知識份子會把這解釋成為狼先生的智慧、狼制度的優越，解釋成羊學生的愚蠢、羊國改革的不到位，從而煽動著自己的國民繼續向市場經濟的火坑上飛蛾撲火，繼續以自己的血汗和青山綠水向大洋彼岸輸送利潤補貼。利潤补贴，更是意识形态补贴。羊国向狼国的输血越多，狼国被自己的输血养得越肥越壮，羊国身上的意识形态包袱就越重。狼先生的日子過得越好，越能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性，越能吸引著羊國投入這個國際剝削機器。這就是為什麼狼國要拉著羊國一起玩市場經濟;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財長雅格布說，“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從世界鴉片產業的主市場，到全球金融傳銷體系的最下家，中國扮演的是同樣的歷史角色。
國際剝削，會改變規律的歷史面目，但不會改變規律的本來面目;它可以決定市場經濟滅亡的國家順序，但不會從根本上救市場經濟於不死。
市場經濟滅亡後，什麼制度來接盤？誰也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曾經有人認為他知道，但後來的歷史似乎說明他的預測未必對。關鍵的問題是，他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歷史進步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他太樂觀了。而在筆者看來，如果人類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滅亡而滅亡的話，那麼至少，接盤的，一定是個更糟糕的制度。說一種制度玩不下去了，人類的理性會找到一種更好的制度代替它——生老病死的規律決定了，人間不會有這樣的好事，大自然天然不是這樣運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