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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山西大旱。
据报道，全省11市69县（市、区）604.25万人口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93千公顷，绝收223.61千公顷。冷冰冰的数字足够让人心惊肉跳，但最初看了相关新闻，我并没太多留意，直到七八月份如常回村看望父母时，才发现我家小院的自来水竟已断流。听到耄耋的老者们说，如此罕见的天年，只有民国十八年出现过一回。再看从朔州市区到我们安子村20公里，沿途两侧大面积种植的玉米几乎全部枯死，不多的高粱虽然顽强苟活，但只有半米多高竟已出穗，哪像小时候见过的壮观的青纱帐？
我是1985年终于离开我的安子村的。陆陆续续间，我们高中的部分同学，通过同一跳板——高考获得了一份城里的职业，大家躬身前行、奋力立足，也算得遂所愿。恍然三十余年过去，我们好像已经坦然适应了城市的舒适，一个个衣冠楚楚、人模人样，居住是楼上楼下，出入是车来车往，生活中诸如互联网、有线电视、超市、公园等等元素，感觉一时不可或缺，寻常回村一次也像敷衍一样待不住，若有对村里残余的一点儿念想，怕就是吃腻大鱼大肉时怎么调剂一盘苦菜或几个嫩玉米吧？当然，这样的定论可能偏激了些，因为公允来说，我周边的同学中，确实有人始终心怀乡村情结，能够牢记自己的生命之本——张士权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张士权的村子名叫下疃，与安子村相距十几里地，都在朔州市朔城区最贫瘠的东南乡范围，我俩就读的高中就是当年专为东南乡设立的县办安子中学。1981年毕业时，张士权考入山西省林校，同届150多名同学只考中4个，他是其中之一，即便说不上凤毛麟角，也属脱颖而出。参加工作后他一直没有改行，兢兢业业学以致用，最终成为朔州市林业系统唯一的教授级高工。士权为人厚道宽容，跟我交往素来吃亏，我出门向他借车，有饭局由他买单，早年有拙著面世，他每每买上几包，以示支持。我由衷欣赏他对自己村庄的眷挂如一：每逢周末假日，他回村次数最多，待的时间也最长，农忙还要帮着父母、弟弟出地劳作，跟村里的乡亲们走得很近，甚至，他的心始终不曾离开乡村。
前几年，仪善堂张家编撰宗谱，主编张永来得到士权的鼎力协助，出钱出人随叫随到，从未含糊。其间士权不止一次跟我表达他对家族辉煌历史的自豪之情，鼓动我动笔完成一本有关家族史乃至乡村史的纪实文学，并愿意为我提供素材。当时我已着手创作另一本长篇纪实作品《吉庄纪事》，自忖二者可能大同小异，所以兴趣不是很大。直到前年初夏，他专门请我吃饭，再一次郑重地跟我商谈，说：“张家的素材绝对丰富，再过几年，一旦那些高龄的长辈们辞世，许多故事都将湮没，你还是答应写这本书吧，不然你也许会后悔。”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再没有拒绝的理由，我知道，士权并非仅仅为了张氏族人，也并非仅仅为了张氏的一部家族史。准备一番后，遂按照他的策划投入采访和创作。
刚开始我跟他回了一次下疃村，在前去张家祖坟的路上，不注意车子陷入泥淖，我俩只得徒步往返十几里。所幸有他自述家史，路的泥泞才似乎减了不少。他在坟地里为祖先立碑勒铭，不惜高价从网上竞买了祖上张炜张翰林的三张信札，他特意请画家用爷爷奶奶难得留下的老照片重新画像等等，平静的叙述里，路程也短了很多。我市侩地随口问他：“花不少钱呢，别人会问你，究竟图个什么？”他说：“咳，眼看年龄增长，总想为祖先做些什么，为后代留些什么。”我想了想，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慎终追远的一种情结吧。
自从写这本书，我果然不止一次地收获欣喜——感谢士权，他给了我得以走近张氏远祖朴素与坚忍并存的历史；以张氏家族史为窗，我接着有了“窥探”六百年乡村史的契机，这无疑是对我写作生涯的一次无价的馈赠。
这就是《耕读世家》问世的由来。
说实话，创作《耕读世家》也引发了我对时下乡村的许多担忧。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推进，虽说新农村建设喊得响亮，但已经很少有人，尤其是年轻人，把种地作为主业，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熟悉的故土，奔向了陌生的城市打工挣钱，这事实上已颠倒了本末。年轻父母远赴城市的繁华，不仅带走了乡村学校的生源，也拉长了老人们牵挂的目光。一些乡村学校被撤并了，农家子弟求学不再那么便捷，“留守儿童”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热词；老人们孤独地守在祖屋里，用浑浊的眼睛看向远方，那儿有他们的儿孙，更有浓重的思念，于是，“空巢老人”这个词便灼烫着人们的视线。总感觉城市的门槛降低了，城市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了，它吸纳着越来越多满怀渴望的脚底沾满新鲜泥土的行者，使得乡村似乎正在渐渐被边缘化。其实，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不矛盾，城镇化并不意味着农村人必须离开乡村，新农村建设也并不意味着抹去传统——让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崭新生态理念便是明证。事实上，每一个眷恋乡村、钟爱传统的人，如张士权，不仅希望中国的农村能长期甚至永远存在下去，而且会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保留乡村、传统、家族的生机，使之能够生生不息。通过对张氏家族史的触摸，我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乡村史，实为幸运。我唯有认真地记录，以此对包括张士权在内的用心之人的一片苦心作一交代，对我的故里朔州作一交代。
乡村毕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存繁衍的地方，是茁壮地生长家族史和乡村史的沃土，是我们的心飞翔的起点，也是我们回望过去、追思先祖的落脚点，我们应该善待乡村，善待乡村也就等于善待我们自己。
我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朔州终于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浸润了久渴的广袤旱田。迟是迟了，对今年的庄稼已经无济于事，但终归还有明年，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春天。我似乎看到了正拔节的生命，听到了稼苗的欢呼，感到了乡村涌动着的生机。
2015年9月6日
据报道，全省11市69县（市、区）604.25万人口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93千公顷，绝收223.61千公顷。冷冰冰的数字足够让人心惊肉跳，但最初看了相关新闻，我并没太多留意，直到七八月份如常回村看望父母时，才发现我家小院的自来水竟已断流。听到耄耋的老者们说，如此罕见的天年，只有民国十八年出现过一回。再看从朔州市区到我们安子村20公里，沿途两侧大面积种植的玉米几乎全部枯死，不多的高粱虽然顽强苟活，但只有半米多高竟已出穗，哪像小时候见过的壮观的青纱帐？
我是1985年终于离开我的安子村的。陆陆续续间，我们高中的部分同学，通过同一跳板——高考获得了一份城里的职业，大家躬身前行、奋力立足，也算得遂所愿。恍然三十余年过去，我们好像已经坦然适应了城市的舒适，一个个衣冠楚楚、人模人样，居住是楼上楼下，出入是车来车往，生活中诸如互联网、有线电视、超市、公园等等元素，感觉一时不可或缺，寻常回村一次也像敷衍一样待不住，若有对村里残余的一点儿念想，怕就是吃腻大鱼大肉时怎么调剂一盘苦菜或几个嫩玉米吧？当然，这样的定论可能偏激了些，因为公允来说，我周边的同学中，确实有人始终心怀乡村情结，能够牢记自己的生命之本——张士权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张士权的村子名叫下疃，与安子村相距十几里地，都在朔州市朔城区最贫瘠的东南乡范围，我俩就读的高中就是当年专为东南乡设立的县办安子中学。1981年毕业时，张士权考入山西省林校，同届150多名同学只考中4个，他是其中之一，即便说不上凤毛麟角，也属脱颖而出。参加工作后他一直没有改行，兢兢业业学以致用，最终成为朔州市林业系统唯一的教授级高工。士权为人厚道宽容，跟我交往素来吃亏，我出门向他借车，有饭局由他买单，早年有拙著面世，他每每买上几包，以示支持。我由衷欣赏他对自己村庄的眷挂如一：每逢周末假日，他回村次数最多，待的时间也最长，农忙还要帮着父母、弟弟出地劳作，跟村里的乡亲们走得很近，甚至，他的心始终不曾离开乡村。
前几年，仪善堂张家编撰宗谱，主编张永来得到士权的鼎力协助，出钱出人随叫随到，从未含糊。其间士权不止一次跟我表达他对家族辉煌历史的自豪之情，鼓动我动笔完成一本有关家族史乃至乡村史的纪实文学，并愿意为我提供素材。当时我已着手创作另一本长篇纪实作品《吉庄纪事》，自忖二者可能大同小异，所以兴趣不是很大。直到前年初夏，他专门请我吃饭，再一次郑重地跟我商谈，说：“张家的素材绝对丰富，再过几年，一旦那些高龄的长辈们辞世，许多故事都将湮没，你还是答应写这本书吧，不然你也许会后悔。”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再没有拒绝的理由，我知道，士权并非仅仅为了张氏族人，也并非仅仅为了张氏的一部家族史。准备一番后，遂按照他的策划投入采访和创作。
刚开始我跟他回了一次下疃村，在前去张家祖坟的路上，不注意车子陷入泥淖，我俩只得徒步往返十几里。所幸有他自述家史，路的泥泞才似乎减了不少。他在坟地里为祖先立碑勒铭，不惜高价从网上竞买了祖上张炜张翰林的三张信札，他特意请画家用爷爷奶奶难得留下的老照片重新画像等等，平静的叙述里，路程也短了很多。我市侩地随口问他：“花不少钱呢，别人会问你，究竟图个什么？”他说：“咳，眼看年龄增长，总想为祖先做些什么，为后代留些什么。”我想了想，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慎终追远的一种情结吧。
自从写这本书，我果然不止一次地收获欣喜——感谢士权，他给了我得以走近张氏远祖朴素与坚忍并存的历史；以张氏家族史为窗，我接着有了“窥探”六百年乡村史的契机，这无疑是对我写作生涯的一次无价的馈赠。
这就是《耕读世家》问世的由来。
说实话，创作《耕读世家》也引发了我对时下乡村的许多担忧。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推进，虽说新农村建设喊得响亮，但已经很少有人，尤其是年轻人，把种地作为主业，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熟悉的故土，奔向了陌生的城市打工挣钱，这事实上已颠倒了本末。年轻父母远赴城市的繁华，不仅带走了乡村学校的生源，也拉长了老人们牵挂的目光。一些乡村学校被撤并了，农家子弟求学不再那么便捷，“留守儿童”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热词；老人们孤独地守在祖屋里，用浑浊的眼睛看向远方，那儿有他们的儿孙，更有浓重的思念，于是，“空巢老人”这个词便灼烫着人们的视线。总感觉城市的门槛降低了，城市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了，它吸纳着越来越多满怀渴望的脚底沾满新鲜泥土的行者，使得乡村似乎正在渐渐被边缘化。其实，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不矛盾，城镇化并不意味着农村人必须离开乡村，新农村建设也并不意味着抹去传统——让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崭新生态理念便是明证。事实上，每一个眷恋乡村、钟爱传统的人，如张士权，不仅希望中国的农村能长期甚至永远存在下去，而且会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保留乡村、传统、家族的生机，使之能够生生不息。通过对张氏家族史的触摸，我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乡村史，实为幸运。我唯有认真地记录，以此对包括张士权在内的用心之人的一片苦心作一交代，对我的故里朔州作一交代。
乡村毕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存繁衍的地方，是茁壮地生长家族史和乡村史的沃土，是我们的心飞翔的起点，也是我们回望过去、追思先祖的落脚点，我们应该善待乡村，善待乡村也就等于善待我们自己。
我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朔州终于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浸润了久渴的广袤旱田。迟是迟了，对今年的庄稼已经无济于事，但终归还有明年，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春天。我似乎看到了正拔节的生命，听到了稼苗的欢呼，感到了乡村涌动着的生机。
201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