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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通过对“三区融合”相关理论的研究与梳理，总结四个“三区融合”研究理论：园区空间发展理论、区域创新发展理论、多元互动发展理论和技术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三区融合”理论的研究目前在国内还处于萌芽状态。该文作者结合以上研究理论，总结出当前“三区融合”的现存研究空缺，并阐释“三区融合”的研究意义以及未来研究趋势，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教育合作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思路。
[关键词] 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动力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重要的发展手段，创新在当前国家经济和城市发展格局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革與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亮眼的湾区标签和最深刻的文化底色。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科技产业高地”的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与教育发展创新至关重要。而科教城的规划、建设与发展是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大学校区建设与科技园区创业、公共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三区融合发展模式是一种有益的探索[1]。但三区融合发展模式的制度框架、政策实践与运行模式建构等关键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和探讨。
一、“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理念解读
“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制度构想源自于2003年上海杨浦区的知识创新区建设方案的论证过程：“三区联动”是指科技园区、大学校区、公共社区之间在制度、人才以及区域发展等方面的融合与联动，引导“产、学、研、创”联动发展，有利于打破三区之间的物理界限，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2]，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3]。目前，美国硅谷、韩国大德、中国台湾新竹、北京中关村、上海杨浦、广州大学城和珠海大学园区等科技园区的发展路径、发展进程和运作模式各不相同，为深圳的“三区融合”创新发展提供了横向与纵向比较的参考。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的不同社会职能，创新区域体系、优势互补，但这是高度抽象三方角色担当和设定三方利益诉求的结果。
“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大学校区、公共社区和科技园区在功能上和资源上的相互接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从高校角度来看，“三区联动”的理念实际上解释了如何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下，探索一种新的大学功能的延伸方式和大学能量的释放机制的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大学校区、公共社区、科技园区这三方各自遵循着不同的工作目标与运行逻辑[4]，部门之间利益难以协调，机制缺乏内驱力;而且不同主体方运转中缺乏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政策措施和办法[5]，机制缺乏外驱力。在缺乏内驱力与外驱力的情况下机制难以运转生效，其难点在于形成区域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研究综述
“三区融合”是把大学校区建设、科技园区发展及城市社区繁荣三者协调统一起来，是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大学校区为中心、科技园区为基地，将促进教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繁荣城区经济作为宗旨，是一个以高校、园区和社区的多种资源聚集共享、互补融合为特征的教育、经济和社会整合协调发展的过程[6]。“三区融合”是根据我国国情及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一个富有创新性的理念，其目的是要通过营造合作创新与互动发展的环境，提升城市乃至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为城市经济及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源[7]。
目前，“三区融合”在理论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体制上的差异，国外经验本土化难度较高，需要在适合我国国情的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完善。与“三区融合”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园区空间发展理论、区域创新发展理论和多元互动发展理论。
（一）园区空间发展理论
园区发展过程中，周边城市在技术需求、社会需求和经济驱动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被带动发展，并吸引大学向园区周边聚集。一般来说是由一家或几家公司一同倡导并动员当地的公司和科教机构参与进来，从而在某一地区形成一个有利于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产学研合作交流体制和社区网络。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在1951年倡导成立的斯坦福研究园是世界上最早的科技园，它同样也是当今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的王国——硅谷的前身[8]。由于科技园集中了智力、信息、知识和高技术等重要因素，并通过产业化、网络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解决了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和风险等问题，科技园日益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摇篮。斯坦福研究园的成功经验，激励世界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建立形式多样的科技园。
美国大学研究园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Related Research Parks）认为大学研究园应由一所或几所大学相关的机构或同大学具有合同或其他正式关系的机构所有[9]。因为大学科技园应将科研实力雄厚的大学作为依托看作是自身一大特色，大学园区具有较高的人才科技优势，利用大学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积累成的人文环境区域特征和基础设施条件作为发展基础，形成知识经济规模效益，从而对经济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二）区域创新发展理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状态”日益让位于“区域状态”，区域逐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体，关键的商业联系愈发集中于区域范围内。研究发现创新网络的成效与创新主体的空间分布关系密切，地方化的创新网络比跨国技术联盟更能持久。尤其是地理上的邻近带来了技术创新提升所需要的重要支撑因素，如文化的认同和相互信任等。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逐渐成为了区域创新网络研究的热点。“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地方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 10 ]。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用来解释区域进行系统化创新的能力和潜力以及对制度、组织等环境条件的要求，从而建立区域学习创新、地方环境与区域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分析区域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理论框架。
（三）多元互动发展理论
多元互动发展理论细分为：三元参与理论与五元互动学说。三元参与理论认为，高科技园区是科技、高等教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大学科技界、工商企业界和政府三方面结合产生的，并且，要在三方面的共同参与和积极推动下才会得到发展。五元互动学说是三元参与理论的细化与深化。该理论认为科技园的发展不仅需要大学科技界、工商企业界、政府的参与，而且还要有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和健康发展的创业孵化器。在这一互动系统中，各个行为主体之间都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各主体通过自身发展促进其他主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其他行为主体的发展变化又能促进其自身在系统中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只有“官、产、学、金、孵”五元共同驱动，形成五元互动的网络系统，科技园才能得以快速发展。
文献回顾表明，以往关于大学科技园和区域创新的诸多理论对于“三区融合”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关于科技园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校区与园区的联动，至于校区与社区的联动、园区与社区的联动则少有涉及，忽视了社会治理创新在三区融合发展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在以往研究中，缺乏网络关联视角。“三区融合”需要各个行为主体间相互联系和合作，以及由此产生创造性协同效应。而高效的合作取决于利益平衡与协调机制，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加以保证。以往的研究仅仅从空间、经济或者社会学等单一角度对创新创业加以研究，而“创新网络”方面的研究极少。最后，缺乏对“三区融合”与城市创新体系嵌套发展的深入研究。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科技園自身的考察，鲜从城市创新体系这个层面来剖析科技园的独特作用。
三、“三区融合、联动发展”模式建构
（一）“三区融合”相关政策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
我国目前许多省、市、地区已意识到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协调联动发展对于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城区经济和社会能级等的重要意义。部分地区已发布“三区融合”相关政策文件、积极探寻有效的制度框架，并且在一定区域内实践探索。未来对于“三区融合”的研究可以从时间序列、空间布局、层级关系、领域发展等多个维度对各省、市、地区已经发布的“三区融合”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梳理、对比与分析，大致分为推动创新创业型城市建设、城区资源的合理利用、校企对接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等主题。同时，本研究对传统“三区融合”推进过程中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进行分析研究，探寻机制在无内外驱动力中运行的难点，并且分析机制在实践中难以运转生效的原因，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三区融合”运行发展。
（二）“三区融合”实践案例的机制特征与政策绩效
从境内外“三区融合”的建设出发，充分重视融合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较为完善的规划作为指导、各具特色的体制机制为基础、政府的政策制度为主导、研究型大学与科研院所为支撑。美国硅谷、韩国大德、中国台湾新竹、北京中关村、上海杨浦、广州大学城和珠海大学园区等科技园区的发展路径、发展进程和运作模式各不相同。通过对于相关案例的制度框架、运行机制及发展状况的调研分析，评估传统的“三区融合”的政策绩效，探寻更符合中国国情下在粤港澳大湾区运行的机制。
以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发展规划为契机，深圳市南山区制定发布“南山·桃源‘三区融合’发展蓝皮书”，提出“需求融合，机制联动”“资源融合，人才联动”“发展融合，创新联动”“知讯融合，文化联动”的发展战略，构建“三区融合”2.0街区创新生态链。
（三）以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为样本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有机融合
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 11 ]，目前拥有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等众多高层次研究型大学，以及多家科研院所与各类园区企业，未来将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连成“三位一体”的格局，独具地理优势与资源禀赋。桃源街道目前正牵头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动三区要素流动，充分利用园区联盟、高校联盟的平台优势，推动企业、高校科技创新融入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发展建设[ 12 ]。提出更具可行性的三区融合发展模式，将三区融合思想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建设规划，实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有机融合，推动信息共通、阵地共用、文化共享、活动共联。最后，根据上述理论模式对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中的校区、社区、园区的互动关系提出建设性意见，创新“产、学、研、创”合作机制与模式。
四、“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研究意义
（一）推进三区融合发展，助力“两区”全面建设
三区融合模式的有效运行，有助于大学、科技园区和行政社区的优势集聚、互动和协同，极大推动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和创新式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充实现有理论构架，提供可行发展范式
通过相关理论研究与框架建立，可以针对性地建立相关政策体系，同时提出更具可行性的三区融合发展模式，从而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政策平台。
（三）完善融合运作机制，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三区融合是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有机融合，积极发展大学科技园，促进高校科技与区域经济联动，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储备。它不仅可以成为城市自主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从长远看“三区融合”更是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提高城市乃至国家的科技实力，培育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探索多种培养模式，构建双创发展格局
基于“三区融合”，探索多种形式的培养模式，培养多类型的差异化精英人才。同时充分利用三区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综合能力为重点，发挥各自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构建更为广阔的人才培养新平台，为拔尖人才和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也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莫负春.上海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及三区联动的理念和实践[R].
[2]李建强，黄海洋.“三区联动”的主要模式及其多维视角解析[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9，14（03）：127-131.
[3]梁英.大学园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关于珠海大学园区建设状况的调查[J].高教探索，2003（01）：7-10.
[4]上海社會科学院.深化三区联动的推进对策[EB/OL].https：//wenku.baidu.com/view/9bf032bf412891f804d2b160b4e767f5bcf8019.html，2019-12-30.
[5]周江林.校区、园区、城区联动发展——2005上海科教兴市论坛专题研讨会综述[J].教育发展研究，2005（17）：108-110.
[6]张永庆.“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理论研究[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13-16.
[7]夏光.校区、园区与社区“三区联动”自主技术创新的模式、机制及实证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7.
[8]李建强，黄海洋.“三区联动”的主要模式及其多维视角解析[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9，14（03）：127-131.
[9]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Related Research Parks（AURRP）Worldwide Research
[关键词] 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动力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重要的发展手段，创新在当前国家经济和城市发展格局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革與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亮眼的湾区标签和最深刻的文化底色。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科技产业高地”的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与教育发展创新至关重要。而科教城的规划、建设与发展是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大学校区建设与科技园区创业、公共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三区融合发展模式是一种有益的探索[1]。但三区融合发展模式的制度框架、政策实践与运行模式建构等关键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和探讨。
一、“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理念解读
“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制度构想源自于2003年上海杨浦区的知识创新区建设方案的论证过程：“三区联动”是指科技园区、大学校区、公共社区之间在制度、人才以及区域发展等方面的融合与联动，引导“产、学、研、创”联动发展，有利于打破三区之间的物理界限，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2]，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3]。目前，美国硅谷、韩国大德、中国台湾新竹、北京中关村、上海杨浦、广州大学城和珠海大学园区等科技园区的发展路径、发展进程和运作模式各不相同，为深圳的“三区融合”创新发展提供了横向与纵向比较的参考。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的不同社会职能，创新区域体系、优势互补，但这是高度抽象三方角色担当和设定三方利益诉求的结果。
“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大学校区、公共社区和科技园区在功能上和资源上的相互接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从高校角度来看，“三区联动”的理念实际上解释了如何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下，探索一种新的大学功能的延伸方式和大学能量的释放机制的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大学校区、公共社区、科技园区这三方各自遵循着不同的工作目标与运行逻辑[4]，部门之间利益难以协调，机制缺乏内驱力;而且不同主体方运转中缺乏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政策措施和办法[5]，机制缺乏外驱力。在缺乏内驱力与外驱力的情况下机制难以运转生效，其难点在于形成区域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研究综述
“三区融合”是把大学校区建设、科技园区发展及城市社区繁荣三者协调统一起来，是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大学校区为中心、科技园区为基地，将促进教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繁荣城区经济作为宗旨，是一个以高校、园区和社区的多种资源聚集共享、互补融合为特征的教育、经济和社会整合协调发展的过程[6]。“三区融合”是根据我国国情及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一个富有创新性的理念，其目的是要通过营造合作创新与互动发展的环境，提升城市乃至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为城市经济及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源[7]。
目前，“三区融合”在理论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体制上的差异，国外经验本土化难度较高，需要在适合我国国情的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完善。与“三区融合”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园区空间发展理论、区域创新发展理论和多元互动发展理论。
（一）园区空间发展理论
园区发展过程中，周边城市在技术需求、社会需求和经济驱动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被带动发展，并吸引大学向园区周边聚集。一般来说是由一家或几家公司一同倡导并动员当地的公司和科教机构参与进来，从而在某一地区形成一个有利于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产学研合作交流体制和社区网络。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在1951年倡导成立的斯坦福研究园是世界上最早的科技园，它同样也是当今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的王国——硅谷的前身[8]。由于科技园集中了智力、信息、知识和高技术等重要因素，并通过产业化、网络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解决了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和风险等问题，科技园日益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摇篮。斯坦福研究园的成功经验，激励世界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建立形式多样的科技园。
美国大学研究园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Related Research Parks）认为大学研究园应由一所或几所大学相关的机构或同大学具有合同或其他正式关系的机构所有[9]。因为大学科技园应将科研实力雄厚的大学作为依托看作是自身一大特色，大学园区具有较高的人才科技优势，利用大学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积累成的人文环境区域特征和基础设施条件作为发展基础，形成知识经济规模效益，从而对经济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二）区域创新发展理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状态”日益让位于“区域状态”，区域逐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体，关键的商业联系愈发集中于区域范围内。研究发现创新网络的成效与创新主体的空间分布关系密切，地方化的创新网络比跨国技术联盟更能持久。尤其是地理上的邻近带来了技术创新提升所需要的重要支撑因素，如文化的认同和相互信任等。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逐渐成为了区域创新网络研究的热点。“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地方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 10 ]。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用来解释区域进行系统化创新的能力和潜力以及对制度、组织等环境条件的要求，从而建立区域学习创新、地方环境与区域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分析区域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理论框架。
（三）多元互动发展理论
多元互动发展理论细分为：三元参与理论与五元互动学说。三元参与理论认为，高科技园区是科技、高等教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大学科技界、工商企业界和政府三方面结合产生的，并且，要在三方面的共同参与和积极推动下才会得到发展。五元互动学说是三元参与理论的细化与深化。该理论认为科技园的发展不仅需要大学科技界、工商企业界、政府的参与，而且还要有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和健康发展的创业孵化器。在这一互动系统中，各个行为主体之间都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各主体通过自身发展促进其他主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其他行为主体的发展变化又能促进其自身在系统中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只有“官、产、学、金、孵”五元共同驱动，形成五元互动的网络系统，科技园才能得以快速发展。
文献回顾表明，以往关于大学科技园和区域创新的诸多理论对于“三区融合”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关于科技园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校区与园区的联动，至于校区与社区的联动、园区与社区的联动则少有涉及，忽视了社会治理创新在三区融合发展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在以往研究中，缺乏网络关联视角。“三区融合”需要各个行为主体间相互联系和合作，以及由此产生创造性协同效应。而高效的合作取决于利益平衡与协调机制，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加以保证。以往的研究仅仅从空间、经济或者社会学等单一角度对创新创业加以研究，而“创新网络”方面的研究极少。最后，缺乏对“三区融合”与城市创新体系嵌套发展的深入研究。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科技園自身的考察，鲜从城市创新体系这个层面来剖析科技园的独特作用。
三、“三区融合、联动发展”模式建构
（一）“三区融合”相关政策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
我国目前许多省、市、地区已意识到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协调联动发展对于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城区经济和社会能级等的重要意义。部分地区已发布“三区融合”相关政策文件、积极探寻有效的制度框架，并且在一定区域内实践探索。未来对于“三区融合”的研究可以从时间序列、空间布局、层级关系、领域发展等多个维度对各省、市、地区已经发布的“三区融合”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梳理、对比与分析，大致分为推动创新创业型城市建设、城区资源的合理利用、校企对接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等主题。同时，本研究对传统“三区融合”推进过程中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进行分析研究，探寻机制在无内外驱动力中运行的难点，并且分析机制在实践中难以运转生效的原因，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三区融合”运行发展。
（二）“三区融合”实践案例的机制特征与政策绩效
从境内外“三区融合”的建设出发，充分重视融合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较为完善的规划作为指导、各具特色的体制机制为基础、政府的政策制度为主导、研究型大学与科研院所为支撑。美国硅谷、韩国大德、中国台湾新竹、北京中关村、上海杨浦、广州大学城和珠海大学园区等科技园区的发展路径、发展进程和运作模式各不相同。通过对于相关案例的制度框架、运行机制及发展状况的调研分析，评估传统的“三区融合”的政策绩效，探寻更符合中国国情下在粤港澳大湾区运行的机制。
以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发展规划为契机，深圳市南山区制定发布“南山·桃源‘三区融合’发展蓝皮书”，提出“需求融合，机制联动”“资源融合，人才联动”“发展融合，创新联动”“知讯融合，文化联动”的发展战略，构建“三区融合”2.0街区创新生态链。
（三）以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为样本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有机融合
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 11 ]，目前拥有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等众多高层次研究型大学，以及多家科研院所与各类园区企业，未来将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连成“三位一体”的格局，独具地理优势与资源禀赋。桃源街道目前正牵头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动三区要素流动，充分利用园区联盟、高校联盟的平台优势，推动企业、高校科技创新融入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发展建设[ 12 ]。提出更具可行性的三区融合发展模式，将三区融合思想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建设规划，实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有机融合，推动信息共通、阵地共用、文化共享、活动共联。最后，根据上述理论模式对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中的校区、社区、园区的互动关系提出建设性意见，创新“产、学、研、创”合作机制与模式。
四、“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研究意义
（一）推进三区融合发展，助力“两区”全面建设
三区融合模式的有效运行，有助于大学、科技园区和行政社区的优势集聚、互动和协同，极大推动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和创新式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充实现有理论构架，提供可行发展范式
通过相关理论研究与框架建立，可以针对性地建立相关政策体系，同时提出更具可行性的三区融合发展模式，从而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政策平台。
（三）完善融合运作机制，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三区融合是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有机融合，积极发展大学科技园，促进高校科技与区域经济联动，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储备。它不仅可以成为城市自主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从长远看“三区融合”更是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提高城市乃至国家的科技实力，培育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探索多种培养模式，构建双创发展格局
基于“三区融合”，探索多种形式的培养模式，培养多类型的差异化精英人才。同时充分利用三区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综合能力为重点，发挥各自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构建更为广阔的人才培养新平台，为拔尖人才和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也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莫负春.上海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及三区联动的理念和实践[R].
[2]李建强，黄海洋.“三区联动”的主要模式及其多维视角解析[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9，14（03）：127-131.
[3]梁英.大学园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关于珠海大学园区建设状况的调查[J].高教探索，2003（01）：7-10.
[4]上海社會科学院.深化三区联动的推进对策[EB/OL].https：//wenku.baidu.com/view/9bf032bf412891f804d2b160b4e767f5bcf8019.html，2019-12-30.
[5]周江林.校区、园区、城区联动发展——2005上海科教兴市论坛专题研讨会综述[J].教育发展研究，2005（17）：108-110.
[6]张永庆.“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理论研究[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13-16.
[7]夏光.校区、园区与社区“三区联动”自主技术创新的模式、机制及实证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7.
[8]李建强，黄海洋.“三区联动”的主要模式及其多维视角解析[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9，14（03）：127-131.
[9]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Related Research Parks（AURRP）Worldwid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