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展品汇集珍贵文献330余件。“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南宋宁宗时重刻本《荀子》、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清文津阁《四库全书》……这批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稿，是千年来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的浓缩，承载着文明传承，见证着文脉绵延。
　　到了年末，博物馆更加热闹了。为纪念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诞辰1000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搬出了镇馆之宝——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引来无数观众一睹风采。这张仅465字的书法作品，是现存唯一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手稿。它为研究司马光的思想及其政治观、史学观，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一份新史料。

从书局到“独乐园”

　　解读《资治通鉴》残稿，还得从司马光读史、修史的故事说起。
　　司马光自幼好学历史，“嗜之不厌”。他19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勤读不辍，涉猎极广，对史学的研究更为用心。到了宋仁宗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书籍刊刻让读史学史变得更方便普及。但司马光发现，自《春秋》之后，从《史记》到《五代史》，书卷繁浩，很难“尽其篇第”。于是，他萌生了网罗众家之说，删削古史典籍，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开始修《历年图》，采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周显德六年（959年）之事，作成年表，梳理了这段长达1362年的历史。这种以年为单位记录人物与事件的体例，被称为“编年体”，一部《历年图》便成了《资治通鉴》的大纲和雏形。
　　英宗皇帝也爱读史。拿到司马光进献的《历年图》后，他甚是欣喜，立马决定要为司马光成立书局，命他在《历年图》的基础上补充年表，编成史书。
　　书局成立后，司马光开始挑选得力助手。他不在内阁选人，而是另辟蹊径，选中了当时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合川（今山西安泽）县令刘恕。此前有一次，司马光与刘恕同游洛阳万安山，在山腰发现了一座碑石，碑石上写着五代时期某将领的名字，这人并不出名，但刘恕当场就能说出他的生平事迹。司马光听了，回家特地翻阅史书核对，发现刘恕说的无一差错，对他刮目相看，便选中了这个当时还籍籍无名的小县令，让他做书局的编修。
　　国子监直讲刘攽（音同般）、试校书郎范祖禹，都是司马光“挖”来的史学编修，个个年纪轻轻，但都实力不凡。后来，范祖禹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加入书局。自此，编书队伍成形。
　　人手到位后，修书还差丰富的史料。此时离书局成立不到一年，英宗去世，神宗继位。对司马光修书一事，神宗也十分赞赏。他将自己做皇子时府里的2400多卷藏书送给司马光做参考，并将皇家藏书之所龙图阁、天章阁的书籍破例对他们开放，允许借阅。
　　在两位皇帝切切实实的支持下，司马光的修书事业风风火火开展起来。不料没过两年，朝堂上发生一件大事——司马光与王安石公然决裂，两人一个反对变法，一个主张变法，政见不同，分歧严重。此时北宋财政状况日益困窘，举步维艰，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进行变法。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痛心不已，便辞去副宰相一职，离开了久居33年的都城开封，前往文化中心洛阳。初到洛阳，司马光写了一首抒怀诗，“所存旧业唯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甘愿隐退，专心修史。
　　远离朝局的司马光，将所有激情投入编纂史书之中。1070年，司马光赴洛阳的第二年，他的书局也迁到了洛阳崇德寺。为了修史，他还在洛阳城东南尊贤坊的北面买了几亩田地，辟为园林，为此取名“独乐园”。在园圃的一座茅草屋，司马光住下，只安排一老仆跟随。每晚老仆先睡，他则读书、著书到午夜，第二天五更起床，点着蜡烛继续修书，日日如此。
　　修书之余，司马光垂钓溪上，坐卧林间。他在园中修建了“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名字颇具文人风雅，其实简陋破旧不堪。摆脱了官场羁绊的司马光，在这里过得充实舒缓，清净自在。《独乐园记》一文中，他记录了修书之外的生活——神志倦怠了，身体疲惫了，就手执鱼竿钓鱼，学习纺织采摘药草，挖开渠水浇灌花草，挥动斧头砍伐竹子，登临高处纵目远眺……
　　远离庙堂，身居乡野，司马光也不忘时刻督促自己。当时的洛阳是公卿缙绅聚居之地，一些因反对王安石新法隐退的老臣都定居于此。有一年春天，洛阳牡丹盛开，一位旧友邀他赏花游春。司马光游完回到家中，老仆十分惋惜地对他说：“万花木盛，公一出数日，不曾看一行书。”他听到惭愧不已，从此以后，“誓不复出”。
　　1084年底，司马光在独乐园潜心修书15年后，《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司马光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不顾寒冬腊月，用车马载着294卷史书，与刘攽等人亲自押送，从独乐园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向宋神宗进呈。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他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三步法”修史

　　1000年后，294卷《资治通鉴》手稿只留下465字，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残稿字数少、篇幅短，为司马光所拟大纲，記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正月至同年12月，整一年史实。不过从文献内容上看，这份残稿信息量十分丰富。“短短465字大纲，映射出《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与风格。”国家图书馆文献研究员赵前如此介绍。 　　残稿中，每件史实的开端仅有数字或数十字，往下接“云云”。“云云”这两个字相当于今天的“等等”——司马光从别的文献资料上选取史实，放在大纲中，但因篇幅有限，只能先写上“云云”，编完大纲再一一补充。这是编纂《资治通鉴》的第一步，“作丛目”。
　　编纂第二步为“修长篇”。大纲完成后，根据提示，司马光的助理编修将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补上。在这一步，书局的编修各有分工：刘恕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刘攽负责两汉历史，范祖禹专门补充唐朝史料，后来加入的司马康负责校阅文字，4个人各司其职，著成的长篇堆满了两间屋子。
　　第三步“删定成书”，将编修补充的长篇，一一删削成稿。这一步工作量最大，耗时最长，由司马光一人在辞官定居洛阳的15年间完成。他将上起战国初，下至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前的1362年史实，依时代先后，顺序整理。庞杂的长篇史料，要删繁就简;风格各异的语言，要统一润色;来自不同史书的资料，要逐一考证;历代史家文人的观点，最终融成“一家之言”。
　　最后一步删定成书，在此次展出的残稿中也有体现。如今通行的《资治通鉴》第九十二卷，与残稿对应章节有多处不同，这正是因为司马光做了删削与修订。
　　展出的手稿上暗藏蛛丝马迹，后人还可以从中窥见司马光的为人和性情。这幅手稿由两张宣纸拼接而成，衔接处盖满了司马光的印章。在第二张宣纸上，正文旁边有几条被涂改的墨迹，墨迹下的文字隐约可见——这本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写给司马光与其兄司马旦的一封信。“当时的纸张还是稀缺资源。司马光的大纲拟了一半，纸写满了，他可能随手拿了桌上一张用过的信纸，将信中内容划掉，在空白处继续写，避免浪费。司马光一生崇尚节俭。”赵前说道。
　　从书法的角度看，即便拟大纲打草稿，司马光每个字都写得一笔一画，绝无草笔，毫不马虎。这些规规整整的字，起笔收笔受颜真卿颜体影响，字体藏隶书之风，看似笨拙，笔画内敛，又有一丝洒脱之气，由此可见他修书谨慎认真，而胸中又自有丘壑。北宋书法家黄庭坚《论书》就曾评论说：“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

他可能“是被严重误解的”

　　如此端劲的书风，和司马光忠直的个性也极其相似。他被认为是儒家思想教化的典范，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
　　嘉祐三年，司马光向仁宗上奏了大大小小170多份奏章，大多关于“三言”和“五规”，还有皇帝的子嗣问题;辞官赴洛阳前，他在朝中官至高位，同学、同僚、亲属，周围有不少人想通过他走后门，但都被一一拒绝。后来他干脆在客厅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来者想批评规劝的，请写信交于书童转我，我一定认真反思，坚决改正;若想升官发财，或犯了罪想减轻处罚的，请一律将状子交到衙门;若一般来访，以上事宜都不要提。他为官40余年，始终清廉至简，所有财产只有洛阳独乐园的几亩薄田，夫人去世，都只得卖了田地买棺材——这就是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重一统、重礼制、重仁爱，这些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理念在《资治通鉴》中也有体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游彪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千年回望司马光”公开课活动中如此介绍。比如他写“分裂时代”，三国时，魏有本纪，蜀、吴没有;南北朝时代，南朝有本纪，北朝没有;五代有本纪，十国没有。再比如，书中记载，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无一出错。在司马光看来，“正统”不可撼动，“大统一观”一以贯之。
　　其实司马光也不总是板着面孔的，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他也有大胆创新的一面。在史料取材上，他就成功开辟了新领域。史学界有一种传统观念，只有“正史”才是“信史”，对私家著作特别是小说笔记之类不屑一顾。司马光却一反传统，在正史实录的基础上，筛选了百家谱录、墓志碑碣、别集别传，甚至怪力乱神的故事，录于书中。他的标准只有一个——“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凡有利于“资治”，能为君王提供历史借鉴，能提醒鞭策君王的，就取材加工;无利于“资治”的，则弃而不用。
　　作为政治家，司马光的“守旧”与“革新”也一度是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关于他与政敌王安石到底谁是谁非的争论，司马光很长时间都处于劣势——光听两派名字就知道，一个守旧，一个改革，一个“迂腐不堪”，一个“无限生机”。但如今有不少史学家开始为他“翻案”，认为司马光是被严重误解的。王安石主张彻底改变陋习，直接从根源拔出病根;司马光则认为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希望循序渐进。他以节流维稳，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激进的变法。修史也好，为官也好，司马光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司马光，他前后耗费19年编纂的《资治通鉴》则毫无疑问是中国史学典籍的集大成者。它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以历代政治大事为主要内容，“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从宋朝至今，《资治通鉴》不仅被帝王将相视为管理国家的“必读教科书”，也被历朝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述《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梁启超更是不吝赞美：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
　　时至今日，虽只看到465字的残稿，但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一部《资治通鉴》，历经千年，依然光芒璀璨。
　　司馬光
　　1019年-1086年，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