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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居民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而居民感知公平是决定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社区认同的视角，探讨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以山东济南朱家峪古村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感知公平、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当感知到在旅游发展中所享受到的利益分成越公平时，感知到这种分成过程越公平时，感知到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越公平时，社区居民越能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之中。同时，相比较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配公平更能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这是由中国现阶段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所处状况所决定的。②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当感知到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越高时，越会认为自己是旅游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一员，且有一种作为成员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越会对社区有一种忠诚感，越会认同自己所属社区的价值理念。此外，相比较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社区认同影响最大，这是由中国所处的文化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③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社区认同的三个维度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均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其中社区忠诚感的作用最为显著。文章丰富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理论，为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提高社区参与程度提供了方法指导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 感知公平；社区认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朱家峪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113-08
近年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社区参与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前提和途径，也是公平和民主理念在旅游发展中的具体体现。旅游是一个社区产业，社区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旅游规划过程，该过程强调社区居民参与规划和决策制定，其目的在于通过当地居民参与规划，使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业的认知和情感反映在规划中，减少居民与旅游开发主体间的冲突，有利于旅游规划的实施[1]。社区参与发展旅游理论共识的达成，从作为一种旅游规划方法，到旅游可持续发展考虑的需要，再到社区参与有效性的反思和质疑，这是一个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2]。在众多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中，居民感知公平是决定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关键。公平也无疑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亟需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公平问题对于充分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也对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文以山东济南朱家峪古村为例，从社区认同的角度，分析居民感知公平、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揭示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1 文献回顾
1.1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公平问题
国内外学者针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展开了讨论。Wall指出，旅游可持续发展强调社区参与的理念，目的是社区共同和公平分享收益[3]。Murphy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可以使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融入到旅游规划中，从而有效实现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4]。刘纬华指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具体包括授权居民参与制定旅游发展目标，倾听居民对发展旅游业的希望与看法， 并将这些意见纳入政府的决策之中，这样可以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即为所有的人提供获得物质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的公平机会[5]。黎洁和赵西萍认为，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社区要改变现有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必须从改变初始的资源分配状况着手，如增加社区居民的人力资本，提高社区居民的资源占有情况等[6]。李鹏和杨桂华强调，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公平优先主要关注参与权利和分配权力的平等性；在中国，社区主导模式难以促进旅游业迅速发展，在过分强调参与机会和收入分配公平的前提下，将造成旅游发展效率低下的缺陷[7]。以往研究注意到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促进作用，但却忽视了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的反作用。换言之，目前该类研究较少关注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更缺少基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理论视角的剖析。
1.2 感知公平概念及维度
公平理论作为研究组织行为的基础理论，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组织公平感是组织成员对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公平性的一种主观心理感知[8]。组织公平的研究始于1965年Adams的公平理论[9]，该理论重点关注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它是组织成员对工作结果和资源配置公平性的感受。鉴于分配公平并未考虑分配过程中的公平，Thibaut和Walker通过研究司法审判程序对诉讼者感知公平的影响，从而提出了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的概念，它是员工对组织的资源分配系统运作、分配方案原则和程序的评价[10]。随后，Bies和Moag又提出了互动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的概念，它关注于分配过程中的人际处理的公平性[11]。目前，有关组织公平的众多研究，都倾向于将感知公平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本文研究的旅游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社区居民感知公平也将沿用以上三维度的划分方式。
2 研究假设及模型
2.1 研究假设
2.1.1 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
经典分配公平理论指出，个体不仅关注自己的得失，而且还关注这种得失与别人得失之间的比较，如果比较结果是公平的，就会具有激励作用[9]。如果感觉得失比例与其他居民比相差不大，社区居民会认为是公平的且会心情愉悦，进而会持续参与旅游发展；如果比其他居民高，则会令其高兴，进而会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如果低于别人，社区居民就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通过抱怨宣泄情绪，消极怠工，甚至不再参与到社区旅游发展中。 程序公平理论认为，当员工意识到指定结果分配的决策过程是公平时，他们会受到激励并努力工作[12]。当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居民认识到，利益分配的决策程序对不同的居民具有一致性，分配过程摒弃了个人偏见，决策过程具有准确性，分配程序能反映所有相关人员的利益，分配程序符合一般的道德和伦理标准时，他们就会具有强烈的程序公平感，进而积极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反之，社区居民会感到分配过程和决策程序的不公平，进而消极参与社区旅游发展。
互动公平指在与上级的人际交往中和上级在传达信息中，雇员所感知到被公平对待的程度[11]。如果社区管理人员以礼貌、友善、平等的方式与居民进行沟通交流，社区居民感觉受到尊重，这会提高社区居民的互动公平感，进而提高社区旅游发展的参与程度；如果社区管理人员对利益分配结果和分配程序等进行及时的解释和信息共享，这会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层的信任，进而积极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反之，社区居民会在与社区管理人员的互动中存在不公平感，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程度也会相应降低。
基于此，本文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居民感知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1a： 分配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1b： 程序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1c： 互动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2.1.2 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的影响
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意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价值和意义[13]。组织认同是社会认同的特殊形式， 是个体与组织一致或归属于组织的感知[14]。组织认同一般包括三个维度：成员感（membership）、忠诚度（loyalty）、相似性（similarity ）。其中，成员感是员工对于组织产生的情感吸引和附属感，它来源于员工对成员关系的珍惜和作为组织成员的自豪感；忠诚度是员工对组织的一种支持感，它表现为员工忠实于组织，对组织的目标具有积极的热情；相似性是对组织共同理念的一致性理解，员工遵从共同价值规范，并能够用共同特性来表达认知到的相似性[15]。Allen研究表明，如果员工认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越高，员工就越认同自己的组织，越会将组织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16]。Cheung研究也表明，组织公平感（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越高，员工往往会对组织存在相对较高的情感依附和责任感，也即对组织产生更高的认同感[17]。所以，就旅游社区而言，社区居民的感知公平越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也会越高。
基于此，本文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居民感知公平正向影响社区认同
H2a、H2b、H2c：分配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居民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
H2d、H2e、H2f：程序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居民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
H2g、H2h、H2i：互动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居民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
2.1.3 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
组织认同强度越高的成员，越倾向于把自身当成组织的代表，且把群体利益作为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组织内部成员的合作意愿就越高[18]。社区居民如果对特定社区形成了较强的认同感，就会感知到自身与该社区间极强的关联关系，并试图以社区的名义来确认和维护自我形象，所以社区居民成员感越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也越高。
个体对社区的依恋、喜爱等情感越强烈，个体就越能参与到社区发展之中[19]。由于社区依恋往往是在社区忠诚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所以社区的忠诚感越强烈，社区参与发展的意愿越强。就旅游社区而言，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忠诚感越强，他就会对社区产生较强的依恋感，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热情也会相应越高。
自我归类理论（Self Categorization Theory）认为，社会归类本质上就是利用特定群体的知觉原型，去同化个体的自我概念的过程[20]。其实，自我归类是一个组织认同的过程，它强调组织成员间的相似性，体现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体现相似性的组织认同感，将促进成员产生与组织命运息息相关的感知，加强和提升组织凝聚力，进而促进组织绩效提高[21]。就旅游社区而言，社区居民进行自我归类的过程，会体现所属社区成员间的相似性，这将提高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
基于此，本文拟提出以下假设。
H3：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3a： 社区成员感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3b： 社区忠诚感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3c： 社区相似性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2.2 概念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演绎及研究假设，本文提出研究概念模型（图1）。
3 研究方法设计
3.1 案例选择及数据收集
朱家峪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是北方典型的山村型古村落，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民村”名录，距省会济南市区约 45 km。影视剧《闯关东》的热播，为朱家峪进行了品牌营销，也为招揽游客做了很好的铺垫。朱家峪旅游发展是社区居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之一。2014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接待游客2.2万人次，仅门票就收入47.5万元，朱家峪已成为山东省内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新亮点，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朱家峪拥有融合自然风光和传统民居于一体的旅游资源，社区居民和旅游发展并未完全分离，是一种重要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
本文研究对象是已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的社区居民，课题组成员于2014年6月深入朱家峪古村落，让社区居民现场作答现场收回的方式，收集到相关的样本及数据。目前，朱家峪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表现为：本村（或邻村居民）主要参与到旅游景区的门票管理、导游、餐饮服务、手工艺作坊、购物品零售、环卫、安保等服务工作中。 3.2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问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问题主要用来测量被访者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感知。第二部分问题主要用来测量被访者的社区成员感、忠诚感和相似性感知。第三部分问题主要测量被访者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程度。第四部分问题主要测量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等人口统计特征。
变量测量均借鉴国内外文献的成熟量表，并结合研究需要对问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每个变量的题项都用Likert7点式量表来衡量。分配公平借鉴Colquitt的研究[22]，调整后提取“您获得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您对景区工作的努力”等3个题项。程序公平借鉴Leventhal的研究[12]，调整后提取“分配过程长期内保持不变的程度”、“分配过程不存在有偏向的程度”等5个题项。互动公平借鉴Tyler[23]、Folger和Konovsky[24]的研究，调整后提取“景区领导对我的尊重和礼貌程度”等4个题项。组织认同借鉴Patchen[15]和Cheney[25]的研究。经过调整后，成员感采用“作为该景区成员，我感到很自豪”等3个题项；忠诚感采用“我对该景区是忠诚的”、“我会推荐我的亲朋好友来该景区工作”2个题项；相似性采用“我的价值观和景区的价值观非常相似”等3个题项。“社区参与”主要测量旅游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借鉴杨兴柱等[26]的研究，调整后提取“居民的参与意识”等4个题项。
4 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考虑到部分村民文化程度不高，课题组对问卷题项当面进行解释和说明，引导被访人员进行填写，收回有效问卷227份，有效率为75.67%。其中，男性占54.19%，女性占45.81%（见表1）。
综合考虑本研究特点和样本量，本文使用Smart PLS进行数据分析。PLS是基于成分分析方法的结构方程模型，相比较基于协方差矩阵的AMOS结构方程模型，其突出优势在于：允许变量为非正态分布，可以处理小样本数据等[27]。
4.1 测量模型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前，本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参考Fornell等[28]的研究，重点对测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分析。
4.1.1 信度检验
各个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值（Cronbach’s α），均明显高于可接受的最小临界值0.70（见表2），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4.1.2 效度检验
表2结果显示，各变量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的最小临界值，且在统计上显著，各变量平均方差提取（AVE）均大于最小临界值0.5，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相关系数矩阵结果显示（见表3）， 各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也均大于0.5的最小临界值，表明各个变量之间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Harman单因素检测，将本研究中所有问卷测项进行因子分析，在未做旋转且特征根大于1的条件下，获得6个因子，其中最大因子贡献率为18.75%，小于5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较大的共同方法偏差。
4.3 结构模型及假设检验
本研究利用R2来预测结构模型的预测能力，它反映了内生潜变量能够被外生潜变量解释的程度。内生变量社区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和社区参与的R2分别为0.14，0.18，0.23，0.27，均高于Cohen[29]对R2中等临界值的界定（弱：0.02；中：0.13；强：0.26），表明变量均得到较好的解释， 结构模型具备较强的解释力。
本研究通过进行Bootstrap检验（N原始=227，N抽样=1 000），分析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结果见表4）。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方面，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显著，这表明，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显著，假设H1得到支持。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的影响方面，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别对社区成员感、忠诚感和相似性影响路径显著，这表明，感知公平与社区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H2得到支持。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方面，社区成员感、忠诚感和相似性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路径显著，这表明，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显著，假设H3得到支持。
4.4 中介效应检验
参考Shrout和Bolger的研究[30]，使用Bootstrap 程序检验社区认同的中介效应。表5结果显示，9条路径的95% 置信区间均没出现0，这表明社区认同（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在感知公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与社区参与间存在中介效应。
5 结论、启示和贡献
5.1 结论讨论
（1）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换言之，当感知到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较高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也相应越高。本研究也发现，相比较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配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更大，这表明，处在收入不稳定和地位不高的社会状态下，中国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更看重分配结果的公平。
（2）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可以说，当感知到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越高时，越会认为自己是旅游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一员，且有一种作为成员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越会对社区有一种忠诚感，越会认同自己所属社区的价值理念。本研究也发现，相比较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社区认同影响最大，这由中国所处的文化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中国是“关系”（Guanxi）型社会，这导致中国人比较重视人情和面子的“人治”， “法治”观念相对淡薄。处于旅游社区中的居民，更看重与景区领导或管理者之间的“私人”关系，领导与居民间的互动公平非常有利于居民对领导产生认同感（尤其是忠诚感）。个体在评价某一行为主体的时候，会将主体某些特征泛化到其他一系列相关的特征上（晕轮效应）[31]，所以当居民认同领导时，也会对领导所在的社区产生认同。程序公平充分体现了西方的“法治”精神，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的法制意识较弱，所以程序公平对社区认同的影响也相对较弱。 （3）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社区认同的三个维度（社区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均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其中忠诚感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最为明显。换言之，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一旦形成并得到强化，社区居民可以做到在没有督促的情景下，做出符合社区整体利益的行为，积极参与到社区旅游发展之中，有效提高社区组织的凝聚力，改善社区居民群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表现。
5.2 管理启示
（1）充分保证社区居民公平感，以促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分配公平方面，保证居民能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程序公平方面，健全旅游社区利益分配体制机制，为分配过程提供政策保障；互动公平方面，对待社区居民礼貌友好，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支持，定期与社区居民进行情感沟通与交流。
（2）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平感以增加社区认同感。走有中国特色的“依法治旅”之路，兼顾中国特有的“人治”模式，通过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感知，培养居民对旅游社区的成员自豪感和成员忠诚感，增强对社区价值观的认同感。
（3）引导居民由“个体人”转换为“社区人”的思维方式，进而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通过培养社区成员感、忠诚感和相似性，增强集体主义观念和团队意识，促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5.3 理论贡献
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本研究关注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有益于完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影响框架和理论。另一方面，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的视角，揭示了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机理，这将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5.4 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通过社区认同的角度，揭示居民公平感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理，缺乏其他的相关理论的剖析，未来可以通过社会交换理论等相关理论展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以朱家峪古村落为例，研究结论是否适合其他旅游景区，需进一步深入探究；朱家峪古村旅游发展经过了企业主导和政府主导两个阶段，从时间维度来看，社区居民的过去公平感、现在公平感和未来公平感，是否会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urphy P.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 [M]. New York： Methuen， 1985.
[2]孙九霞，保继刚. 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J].旅游学刊， 2006， 21（7）：63-68. [Sun Jiuxia， Bao Jigang. From Absence to Distinction：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7）：63-68.]
[3]Wall G. Sustainable Tourism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C]// Wahab S， Pigram J J J.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ility[M].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1997.
[4]Murphy P E， Murphy A E. 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Tourism Communities： Bridging the Gaps[M].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4.
[5]刘纬华. 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 旅游学刊， 2000， 15（1）： 47-52.[Liu Weihua. Some Theoretical Thoughts about Community Involved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00， 15（1）： 47-52.]
[6]黎洁， 赵西萍.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 旅游学刊， 2001， 16（4）： 44-47.[Li Jie， Zhao Xiping. On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01， 16（4）： 44-47.]
[7]李鹏，杨桂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以云南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为例[J].林业经济， 2010，（8）： 120-124.[Li Peng， Yang Guihua. On the Equity and Efficienc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Yubeng Tibetan Village in Meili Snow Moutain， Yunnan[J]. Forestry Economics， 2010，（8）： 120-124.]
[8]Niehoff B P， Moorman R H. Justice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ods of Monitoring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36（3）： 527-556. [9]Adams J S.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5， （2）：267-299.
[10]Thibaut J W， Walker L.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M]. Hillsdale， N J. New York， N Y： L. Erlbaum Associates， 1975.
[11]Bies R J， Moag J S.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J].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1986， 1（1）： 43-55.
[12]Leventhal G S. What Should Be Done with Equity Theory？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Fairnes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C]// Gergen K， Greenberg M， Willis R.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M]. New York： Plenum， 1980：27-55.
[13]Tajfel H.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Social Psychology[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79， 18（2）： 183-190.
[14]Mael F， Ashforth B E. Alumni and Their Alma Mater： A Partial Test of the Reformulat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2， 13（2）： 103-123.
[15]Patchen M. Models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70，14（3）： 389-407.
[16]Allen N J， Meyer J P. The Measurement and Antecedents of Affective， Continuance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1990， 63（1）： 1-18.
[17]Cheung M F Y， Law M C C. Relationship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 Hong Kong[J].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2008， 14（2）： 213-231.
[18]Dukerich J M， Golden B R， Shortell S M.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dentity， and Image on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s of Physician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2， 47（3）： 507-533.
[19]丁凤琴.关于社区情感的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J]. 城市问题， 2010，（7）： 23-27. [Ding Fengqi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mmunity Attachment[J]. Urban Problems， 2010， （7）： 23-27.]
[20]Turner J C.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Selfconcept：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roup Behavior[J].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985， 2： 77-122.
[21]Kreiner G E， Ashforth B E. Evidence Toward an Expand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3， 25（1）： 1-27.
[22]Colquitt J A， Conlon D E， Wesson M J， et al. 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25 Year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search[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86（3）： 425. [23]Tyler T R.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Procedural Justice， Legitimacy， and Complianc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24]Folger R， Konovsky M A. Effects of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on Reactions to Pay Raise Decis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32（1）： 115-130.
[25]Cheney G， Tompkins P K. Coming to Terms with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Commitment[J].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1987， 38（1）： 1-15.
[26]杨兴柱， 陆林， 王群. 农户参与旅游决策行为结构模型及应用[J]. 地理学报， 2005， 60（6）： 928-940.[Yang Xingzhu， Lu Lin， Wang Qun. Peasant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Its Applic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60（6）： 928-940.]
[27]White J C， Varadarajan P R， Dacin P A. Market Situ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Response： The Role of Cognitive Styl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Use[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3， 67（3）： 63-79.
[28]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50.
[29]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M]. London： Routledge Academic， 2013.
[30]Shrout P E， Bolger N. Mediation in Experimental and Nonexperimental Studies： New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ations[J].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02， 7（4）： 422.
[31]Thorndike E L.A Constant Error in Psychological Rating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20， 4（1）： 25-29.
[32]王春武.山东半岛蓝色链带休闲旅游多层次“竞合”建设模式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5）：140-146.[Wang Chunwu.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atterns of Multileve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Leisure Tourism in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Chain Belt [J]. Review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3， （5）：140-146.]
[33]来逢波，任建兰. 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演进对区域旅游产业的影响与优化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79 - 85. [Lai Fengbo， Ren Jianlan. Study on the Impact and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to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J]. Journal of Sh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2）：79-85.]
Abstract Residents a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while perceived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determin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perceived justice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aking an example of Zhujiayu， an ancient village in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his research made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justice，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y construc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Perceived justice exert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when they perceive more impartial profit sharing， sharing process and interpersonal and inform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community residents will take par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more positively. This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compared to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mot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more easily， which is decided by the status of rural tourism practitioners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China. ②Perceived justice exert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Suffice it to say， when they perceive more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they will identify themselves more with tourism community’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old more loyalty to community， and recognize more the value of the community they belong to.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compared to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teractional justice exert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due to China’s cultur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③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exert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hree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membership， loyalty and similarity，are good predictor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mong which loyalty exerts the greatest influence.By enriching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vided method guidance to strengthen residents’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
Key words perceived justice；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Zhujiayu
关键词 感知公平；社区认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朱家峪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113-08
近年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社区参与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前提和途径，也是公平和民主理念在旅游发展中的具体体现。旅游是一个社区产业，社区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旅游规划过程，该过程强调社区居民参与规划和决策制定，其目的在于通过当地居民参与规划，使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业的认知和情感反映在规划中，减少居民与旅游开发主体间的冲突，有利于旅游规划的实施[1]。社区参与发展旅游理论共识的达成，从作为一种旅游规划方法，到旅游可持续发展考虑的需要，再到社区参与有效性的反思和质疑，这是一个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2]。在众多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中，居民感知公平是决定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关键。公平也无疑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亟需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公平问题对于充分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也对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文以山东济南朱家峪古村为例，从社区认同的角度，分析居民感知公平、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揭示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1 文献回顾
1.1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公平问题
国内外学者针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展开了讨论。Wall指出，旅游可持续发展强调社区参与的理念，目的是社区共同和公平分享收益[3]。Murphy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可以使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融入到旅游规划中，从而有效实现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4]。刘纬华指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具体包括授权居民参与制定旅游发展目标，倾听居民对发展旅游业的希望与看法， 并将这些意见纳入政府的决策之中，这样可以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即为所有的人提供获得物质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的公平机会[5]。黎洁和赵西萍认为，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社区要改变现有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必须从改变初始的资源分配状况着手，如增加社区居民的人力资本，提高社区居民的资源占有情况等[6]。李鹏和杨桂华强调，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公平优先主要关注参与权利和分配权力的平等性；在中国，社区主导模式难以促进旅游业迅速发展，在过分强调参与机会和收入分配公平的前提下，将造成旅游发展效率低下的缺陷[7]。以往研究注意到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促进作用，但却忽视了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的反作用。换言之，目前该类研究较少关注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更缺少基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理论视角的剖析。
1.2 感知公平概念及维度
公平理论作为研究组织行为的基础理论，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组织公平感是组织成员对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公平性的一种主观心理感知[8]。组织公平的研究始于1965年Adams的公平理论[9]，该理论重点关注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它是组织成员对工作结果和资源配置公平性的感受。鉴于分配公平并未考虑分配过程中的公平，Thibaut和Walker通过研究司法审判程序对诉讼者感知公平的影响，从而提出了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的概念，它是员工对组织的资源分配系统运作、分配方案原则和程序的评价[10]。随后，Bies和Moag又提出了互动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的概念，它关注于分配过程中的人际处理的公平性[11]。目前，有关组织公平的众多研究，都倾向于将感知公平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本文研究的旅游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社区居民感知公平也将沿用以上三维度的划分方式。
2 研究假设及模型
2.1 研究假设
2.1.1 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
经典分配公平理论指出，个体不仅关注自己的得失，而且还关注这种得失与别人得失之间的比较，如果比较结果是公平的，就会具有激励作用[9]。如果感觉得失比例与其他居民比相差不大，社区居民会认为是公平的且会心情愉悦，进而会持续参与旅游发展；如果比其他居民高，则会令其高兴，进而会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如果低于别人，社区居民就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通过抱怨宣泄情绪，消极怠工，甚至不再参与到社区旅游发展中。 程序公平理论认为，当员工意识到指定结果分配的决策过程是公平时，他们会受到激励并努力工作[12]。当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居民认识到，利益分配的决策程序对不同的居民具有一致性，分配过程摒弃了个人偏见，决策过程具有准确性，分配程序能反映所有相关人员的利益，分配程序符合一般的道德和伦理标准时，他们就会具有强烈的程序公平感，进而积极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反之，社区居民会感到分配过程和决策程序的不公平，进而消极参与社区旅游发展。
互动公平指在与上级的人际交往中和上级在传达信息中，雇员所感知到被公平对待的程度[11]。如果社区管理人员以礼貌、友善、平等的方式与居民进行沟通交流，社区居民感觉受到尊重，这会提高社区居民的互动公平感，进而提高社区旅游发展的参与程度；如果社区管理人员对利益分配结果和分配程序等进行及时的解释和信息共享，这会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层的信任，进而积极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反之，社区居民会在与社区管理人员的互动中存在不公平感，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程度也会相应降低。
基于此，本文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居民感知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1a： 分配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1b： 程序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1c： 互动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2.1.2 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的影响
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意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价值和意义[13]。组织认同是社会认同的特殊形式， 是个体与组织一致或归属于组织的感知[14]。组织认同一般包括三个维度：成员感（membership）、忠诚度（loyalty）、相似性（similarity ）。其中，成员感是员工对于组织产生的情感吸引和附属感，它来源于员工对成员关系的珍惜和作为组织成员的自豪感；忠诚度是员工对组织的一种支持感，它表现为员工忠实于组织，对组织的目标具有积极的热情；相似性是对组织共同理念的一致性理解，员工遵从共同价值规范，并能够用共同特性来表达认知到的相似性[15]。Allen研究表明，如果员工认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越高，员工就越认同自己的组织，越会将组织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16]。Cheung研究也表明，组织公平感（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越高，员工往往会对组织存在相对较高的情感依附和责任感，也即对组织产生更高的认同感[17]。所以，就旅游社区而言，社区居民的感知公平越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也会越高。
基于此，本文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居民感知公平正向影响社区认同
H2a、H2b、H2c：分配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居民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
H2d、H2e、H2f：程序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居民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
H2g、H2h、H2i：互动公平正向影响社区居民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
2.1.3 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
组织认同强度越高的成员，越倾向于把自身当成组织的代表，且把群体利益作为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组织内部成员的合作意愿就越高[18]。社区居民如果对特定社区形成了较强的认同感，就会感知到自身与该社区间极强的关联关系，并试图以社区的名义来确认和维护自我形象，所以社区居民成员感越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也越高。
个体对社区的依恋、喜爱等情感越强烈，个体就越能参与到社区发展之中[19]。由于社区依恋往往是在社区忠诚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所以社区的忠诚感越强烈，社区参与发展的意愿越强。就旅游社区而言，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忠诚感越强，他就会对社区产生较强的依恋感，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热情也会相应越高。
自我归类理论（Self Categorization Theory）认为，社会归类本质上就是利用特定群体的知觉原型，去同化个体的自我概念的过程[20]。其实，自我归类是一个组织认同的过程，它强调组织成员间的相似性，体现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体现相似性的组织认同感，将促进成员产生与组织命运息息相关的感知，加强和提升组织凝聚力，进而促进组织绩效提高[21]。就旅游社区而言，社区居民进行自我归类的过程，会体现所属社区成员间的相似性，这将提高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
基于此，本文拟提出以下假设。
H3：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3a： 社区成员感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3b： 社区忠诚感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H3c： 社区相似性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2.2 概念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演绎及研究假设，本文提出研究概念模型（图1）。
3 研究方法设计
3.1 案例选择及数据收集
朱家峪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是北方典型的山村型古村落，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民村”名录，距省会济南市区约 45 km。影视剧《闯关东》的热播，为朱家峪进行了品牌营销，也为招揽游客做了很好的铺垫。朱家峪旅游发展是社区居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之一。2014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接待游客2.2万人次，仅门票就收入47.5万元，朱家峪已成为山东省内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新亮点，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朱家峪拥有融合自然风光和传统民居于一体的旅游资源，社区居民和旅游发展并未完全分离，是一种重要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
本文研究对象是已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的社区居民，课题组成员于2014年6月深入朱家峪古村落，让社区居民现场作答现场收回的方式，收集到相关的样本及数据。目前，朱家峪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表现为：本村（或邻村居民）主要参与到旅游景区的门票管理、导游、餐饮服务、手工艺作坊、购物品零售、环卫、安保等服务工作中。 3.2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问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问题主要用来测量被访者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感知。第二部分问题主要用来测量被访者的社区成员感、忠诚感和相似性感知。第三部分问题主要测量被访者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程度。第四部分问题主要测量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等人口统计特征。
变量测量均借鉴国内外文献的成熟量表，并结合研究需要对问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每个变量的题项都用Likert7点式量表来衡量。分配公平借鉴Colquitt的研究[22]，调整后提取“您获得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您对景区工作的努力”等3个题项。程序公平借鉴Leventhal的研究[12]，调整后提取“分配过程长期内保持不变的程度”、“分配过程不存在有偏向的程度”等5个题项。互动公平借鉴Tyler[23]、Folger和Konovsky[24]的研究，调整后提取“景区领导对我的尊重和礼貌程度”等4个题项。组织认同借鉴Patchen[15]和Cheney[25]的研究。经过调整后，成员感采用“作为该景区成员，我感到很自豪”等3个题项；忠诚感采用“我对该景区是忠诚的”、“我会推荐我的亲朋好友来该景区工作”2个题项；相似性采用“我的价值观和景区的价值观非常相似”等3个题项。“社区参与”主要测量旅游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借鉴杨兴柱等[26]的研究，调整后提取“居民的参与意识”等4个题项。
4 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考虑到部分村民文化程度不高，课题组对问卷题项当面进行解释和说明，引导被访人员进行填写，收回有效问卷227份，有效率为75.67%。其中，男性占54.19%，女性占45.81%（见表1）。
综合考虑本研究特点和样本量，本文使用Smart PLS进行数据分析。PLS是基于成分分析方法的结构方程模型，相比较基于协方差矩阵的AMOS结构方程模型，其突出优势在于：允许变量为非正态分布，可以处理小样本数据等[27]。
4.1 测量模型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前，本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参考Fornell等[28]的研究，重点对测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分析。
4.1.1 信度检验
各个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值（Cronbach’s α），均明显高于可接受的最小临界值0.70（见表2），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4.1.2 效度检验
表2结果显示，各变量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的最小临界值，且在统计上显著，各变量平均方差提取（AVE）均大于最小临界值0.5，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相关系数矩阵结果显示（见表3）， 各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也均大于0.5的最小临界值，表明各个变量之间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Harman单因素检测，将本研究中所有问卷测项进行因子分析，在未做旋转且特征根大于1的条件下，获得6个因子，其中最大因子贡献率为18.75%，小于5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较大的共同方法偏差。
4.3 结构模型及假设检验
本研究利用R2来预测结构模型的预测能力，它反映了内生潜变量能够被外生潜变量解释的程度。内生变量社区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和社区参与的R2分别为0.14，0.18，0.23，0.27，均高于Cohen[29]对R2中等临界值的界定（弱：0.02；中：0.13；强：0.26），表明变量均得到较好的解释， 结构模型具备较强的解释力。
本研究通过进行Bootstrap检验（N原始=227，N抽样=1 000），分析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结果见表4）。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方面，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显著，这表明，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显著，假设H1得到支持。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的影响方面，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别对社区成员感、忠诚感和相似性影响路径显著，这表明，感知公平与社区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H2得到支持。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方面，社区成员感、忠诚感和相似性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路径显著，这表明，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显著，假设H3得到支持。
4.4 中介效应检验
参考Shrout和Bolger的研究[30]，使用Bootstrap 程序检验社区认同的中介效应。表5结果显示，9条路径的95% 置信区间均没出现0，这表明社区认同（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在感知公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与社区参与间存在中介效应。
5 结论、启示和贡献
5.1 结论讨论
（1）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换言之，当感知到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较高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也相应越高。本研究也发现，相比较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配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更大，这表明，处在收入不稳定和地位不高的社会状态下，中国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更看重分配结果的公平。
（2）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可以说，当感知到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越高时，越会认为自己是旅游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一员，且有一种作为成员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越会对社区有一种忠诚感，越会认同自己所属社区的价值理念。本研究也发现，相比较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社区认同影响最大，这由中国所处的文化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中国是“关系”（Guanxi）型社会，这导致中国人比较重视人情和面子的“人治”， “法治”观念相对淡薄。处于旅游社区中的居民，更看重与景区领导或管理者之间的“私人”关系，领导与居民间的互动公平非常有利于居民对领导产生认同感（尤其是忠诚感）。个体在评价某一行为主体的时候，会将主体某些特征泛化到其他一系列相关的特征上（晕轮效应）[31]，所以当居民认同领导时，也会对领导所在的社区产生认同。程序公平充分体现了西方的“法治”精神，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的法制意识较弱，所以程序公平对社区认同的影响也相对较弱。 （3）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社区认同的三个维度（社区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均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其中忠诚感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最为明显。换言之，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一旦形成并得到强化，社区居民可以做到在没有督促的情景下，做出符合社区整体利益的行为，积极参与到社区旅游发展之中，有效提高社区组织的凝聚力，改善社区居民群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表现。
5.2 管理启示
（1）充分保证社区居民公平感，以促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分配公平方面，保证居民能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程序公平方面，健全旅游社区利益分配体制机制，为分配过程提供政策保障；互动公平方面，对待社区居民礼貌友好，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支持，定期与社区居民进行情感沟通与交流。
（2）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平感以增加社区认同感。走有中国特色的“依法治旅”之路，兼顾中国特有的“人治”模式，通过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感知，培养居民对旅游社区的成员自豪感和成员忠诚感，增强对社区价值观的认同感。
（3）引导居民由“个体人”转换为“社区人”的思维方式，进而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通过培养社区成员感、忠诚感和相似性，增强集体主义观念和团队意识，促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5.3 理论贡献
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本研究关注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有益于完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影响框架和理论。另一方面，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的视角，揭示了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机理，这将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5.4 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通过社区认同的角度，揭示居民公平感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理，缺乏其他的相关理论的剖析，未来可以通过社会交换理论等相关理论展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以朱家峪古村落为例，研究结论是否适合其他旅游景区，需进一步深入探究；朱家峪古村旅游发展经过了企业主导和政府主导两个阶段，从时间维度来看，社区居民的过去公平感、现在公平感和未来公平感，是否会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urphy P.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 [M]. New York： Methuen， 1985.
[2]孙九霞，保继刚. 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J].旅游学刊， 2006， 21（7）：63-68. [Sun Jiuxia， Bao Jigang. From Absence to Distinction：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7）：63-68.]
[3]Wall G. Sustainable Tourism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C]// Wahab S， Pigram J J J.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ility[M].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1997.
[4]Murphy P E， Murphy A E. 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Tourism Communities： Bridging the Gaps[M].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4.
[5]刘纬华. 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 旅游学刊， 2000， 15（1）： 47-52.[Liu Weihua. Some Theoretical Thoughts about Community Involved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00， 15（1）： 47-52.]
[6]黎洁， 赵西萍.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 旅游学刊， 2001， 16（4）： 44-47.[Li Jie， Zhao Xiping. On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01， 16（4）： 44-47.]
[7]李鹏，杨桂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以云南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为例[J].林业经济， 2010，（8）： 120-124.[Li Peng， Yang Guihua. On the Equity and Efficienc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Yubeng Tibetan Village in Meili Snow Moutain， Yunnan[J]. Forestry Economics， 2010，（8）： 120-124.]
[8]Niehoff B P， Moorman R H. Justice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ods of Monitoring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36（3）： 527-556. [9]Adams J S.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5， （2）：267-299.
[10]Thibaut J W， Walker L.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M]. Hillsdale， N J. New York， N Y： L. Erlbaum Associates， 1975.
[11]Bies R J， Moag J S.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J].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1986， 1（1）： 43-55.
[12]Leventhal G S. What Should Be Done with Equity Theory？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Fairnes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C]// Gergen K， Greenberg M， Willis R.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M]. New York： Plenum， 1980：27-55.
[13]Tajfel H.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Social Psychology[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79， 18（2）： 183-190.
[14]Mael F， Ashforth B E. Alumni and Their Alma Mater： A Partial Test of the Reformulat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2， 13（2）： 103-123.
[15]Patchen M. Models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70，14（3）： 389-407.
[16]Allen N J， Meyer J P. The Measurement and Antecedents of Affective， Continuance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1990， 63（1）： 1-18.
[17]Cheung M F Y， Law M C C. Relationship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 Hong Kong[J].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2008， 14（2）： 213-231.
[18]Dukerich J M， Golden B R， Shortell S M.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dentity， and Image on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s of Physician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2， 47（3）： 507-533.
[19]丁凤琴.关于社区情感的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J]. 城市问题， 2010，（7）： 23-27. [Ding Fengqi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mmunity Attachment[J]. Urban Problems， 2010， （7）： 23-27.]
[20]Turner J C.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Selfconcept：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roup Behavior[J].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985， 2： 77-122.
[21]Kreiner G E， Ashforth B E. Evidence Toward an Expand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3， 25（1）： 1-27.
[22]Colquitt J A， Conlon D E， Wesson M J， et al. 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25 Year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search[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86（3）： 425. [23]Tyler T R.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Procedural Justice， Legitimacy， and Complianc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24]Folger R， Konovsky M A. Effects of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on Reactions to Pay Raise Decis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32（1）： 115-130.
[25]Cheney G， Tompkins P K. Coming to Terms with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Commitment[J].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1987， 38（1）： 1-15.
[26]杨兴柱， 陆林， 王群. 农户参与旅游决策行为结构模型及应用[J]. 地理学报， 2005， 60（6）： 928-940.[Yang Xingzhu， Lu Lin， Wang Qun. Peasant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Its Applic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60（6）： 928-940.]
[27]White J C， Varadarajan P R， Dacin P A. Market Situ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Response： The Role of Cognitive Styl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Use[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3， 67（3）： 63-79.
[28]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50.
[29]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M]. London： Routledge Academic， 2013.
[30]Shrout P E， Bolger N. Mediation in Experimental and Nonexperimental Studies： New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ations[J].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02， 7（4）： 422.
[31]Thorndike E L.A Constant Error in Psychological Rating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20， 4（1）： 25-29.
[32]王春武.山东半岛蓝色链带休闲旅游多层次“竞合”建设模式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5）：140-146.[Wang Chunwu.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atterns of Multileve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Leisure Tourism in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Chain Belt [J]. Review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3， （5）：140-146.]
[33]来逢波，任建兰. 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演进对区域旅游产业的影响与优化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79 - 85. [Lai Fengbo， Ren Jianlan. Study on the Impact and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to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J]. Journal of Sh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2）：79-85.]
Abstract Residents a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while perceived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determin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perceived justice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aking an example of Zhujiayu， an ancient village in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his research made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justice，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y construc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Perceived justice exert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when they perceive more impartial profit sharing， sharing process and interpersonal and inform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community residents will take par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more positively. This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compared to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mot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more easily， which is decided by the status of rural tourism practitioners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China. ②Perceived justice exert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Suffice it to say， when they perceive more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they will identify themselves more with tourism community’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old more loyalty to community， and recognize more the value of the community they belong to.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compared to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teractional justice exert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due to China’s cultur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③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exert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hree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membership， loyalty and similarity，are good predictor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mong which loyalty exerts the greatest influence.By enriching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vided method guidance to strengthen residents’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
Key words perceived justice；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Zhujia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