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肖特论政治思想史研究

来源 :史学月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hinafeed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迈克尔·奥克肖特是20世纪英美学界治政治思想史名家。相比于此领域几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其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作的反思和讨论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因而不容忽视。第一,奥克肖特认为,政治思想之内涵不是单义的,不可以定义的方式把握之,而需要在学术传统中探寻政治思想的范围。第二,因为政治思想具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的观点和哲学的观点可以并行不悖。第三,奥克肖特反对一种找寻作者式的研究路径,但其观点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亦有所分别。第四,奥克肖特批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实践考量的渗入,而提倡一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纯粹研究的态度。当然,奥克肖特式的融贯论没有完全解决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历史与实践两分的哲学构想,也缺少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局限所在。
其他文献
《元史·礼乐志》中收录有两套释奠乐章:一为实用乐章,共16章,史家以为“皆旧曲”;一为备用乐章,元人撰作而未及使用,共11章,存9章,“阙”2章。明人指出,实用乐章之“旧曲”系沿用宋大晟府释奠乐章而来。清人察觉到大晟府乐章是14章,与实用乐章16章之数不符,从而断定所多2章为元人增撰;并且从元代这两套乐章间找到“巧合”,得出实用乐章较大晟府所多2章就是备用乐章所缺2章的结论。可是,如果把问题放到元代祭孔礼仪演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会发现,《元史》备用乐章11章之数及所谓缺2章的记载本已失误,清人据此辗转解
陈独秀的科学观源于孔德的法国实证主义传统的科学主义,其与笛卡尔的法国理性主义传统一脉相承。而陈的科学主义与法国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联系,并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孔德的“神学-玄学-科学”三时代进化论,强化了陈的无神论的非宗教观,他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虚妄的迷信,而且是文明进步的障碍。他相信,科学的发展终将“以科学代宗教”,达致宇宙与人生的契合。唯物史观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孔德式科学主义信仰,使他相信唯物史观的社会科学完全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在五四知识分子中,科学主义大行其道。陈的孔德式实证主义宗教观是五四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改典客和大行官名。利用现存各种史料,可以确认典客和大行在更名前是并存的两官,这表明《史记》对此问题的记载属实。典客和大行在更名前应是统属关系。结合典客和大行各自官名的渊源与内涵以及更名发生的政治背景可知,"典客"这一官称因难以匹配当时王国在汉朝的政治定位而被废弃,"大行"则因具有礼书文献的依据和"尊天子"的政治寓意而胜出。同时,是次更名亦应视为文景时期朝臣要求汉廷约束诸侯以及完备天子之礼的产物。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叶青于1928年年底到成都,与其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相一致,继续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中西文化问题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评判。1930年冬,他到上海参与创办左翼出版机构辛垦书店,并从此"专心学术",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观点。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的学术与政治立场逐步偏离中共,而与国民党逐步接近。他在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最终成为国民党理论家的过程中,其学术与政治立场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英国政治、经济的转轨时期,也是英国智库发展的"第二波",涌现出经济事务学会、政策研究中心、亚当·斯密研究所等诸多智库。就成立缘由、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而言,这些智库兼具时代特征与自身特色。它们以各自的理念和实践方式,与政府、政党以及公众展开辩论与互动,形成的研究成果和营造的意见氛围,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透过智库自身话语中夸大的炫耀成分,智库的真实影响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具有关键性,反而呈现出意识形态色彩强烈、影响"外围"化、为政策失败承担责任等多重侧面。产生或壮大于
期刊
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兴起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认为那种为了"捉妖""打鬼"的"整理国故",不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树立,于是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阐释和弘扬,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建设民族新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九·一八"后,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热潮。如果说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的话,那么,研究历史的目
浙东上虞皂李湖灌溉区域以运河为界,运河北岸为湖水灌溉区,南岸则不在灌溉范围之内。运河干涸时,县级官府希望开湖水济运,这与南岸民众旱时要求分水灌溉之愿望契合。因此,在明代的湖水纠纷中,北岸灌溉区湖民与县级官府、南岸民众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北岸灌溉区湖民通过构建湖由曹黎二姓割田而成之“史实”,抵制官方济运与南岸分水之诉求。万历年间,南岸精英家族通过编纂由县级官府主导的地方志,意图将湖泊变为公有,使双方矛盾彻底激化。湖水灌溉的地理区域界限、运河两岸农田分布差异和家族势力等综合因素,决定了湖水纠纷的发生及运作过程。
抗战胜利后数年间频见于上海媒体的“抗战夫人”话题,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使国家公务员的道德水准和公信力广受质疑。知识分子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公务员阶层的道德低下和腐败误国,给政府敲响警钟,敦促政府对吏治风气作出整顿。商界和电影界出于获取商业利润的本能,对“抗战夫人”题材加以庸俗化利用,使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务员成为民众休闲娱乐中的笑料和商品消费中的促销符号,对政府公信力具有无形的杀伤力。政府起初通过重新解释相关法律条文或者默认既成事实的方式,减轻公务员事涉重婚罪的罪责,避免造成公务员整体形象的坍塌,继之通过提炼
1949年后,中国曾长期处于“继续革命”的氛围中,集体至上,精神第一,家庭观念、个人主义、物质享受均成为批判革除的对象。然而,贴近考察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史,不难发现,也许正因为国家大环境重“精神”轻物质,私人领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质”;青年男女的婚恋过程,“匹配”的通常仍是各种各样的“条件”,而城市年轻夫妇的生育率已大为下降。无论物质生活的调剂还是婚姻问题的“解决”,家庭往往是人们可以调动的基本资源;在“家庭”的价值被否定、遭破坏多年之后,仍有一些家庭拥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家庭成员互为可靠的物质后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