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领导干部职业压力，从根本上看，根源于发展模式的严峻性，原有发展模式既给领导干部带来业绩获得的便利，也给他们带来了问责临头的风险；干部社会关系的压力本质上折射了中国公民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
　　
　　近几年关于领导干部心理压力情况的调查显示，领导干部的压力问题确实不容乐观，主要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即职业压力、社会关系压力、角色意识冲突压力以及私人生活压力。那么，这些压力的本质是什么，其根源何在？
　　
　　职业压力：业绩的显成效与责任的潜风险，折射发展模式转换的严峻性
　　
　　从理论上说，任何职业都面临任务与责任的双重压力，这是普遍现象，仅仅从这一层面不足以说明领导干部的职业压力就成为问题。决定领导干部职业压力成为问题的因素在于，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说，当前领导干部业绩之所以容易取得和问责之所以高几率临头，均来自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观察。
　　从宏观上看，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形成了出口导向与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中我们缺少应有的内需驱动这一项，发展模式内在不足。在世界产业链条化的前提下，我们采用制造化模式尽管直接获得了外汇，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国力，但相对的代价并不合算，其结果就是生态的失调与资源浪费。所以，作为该模式的直接操作者，领导干部群体尽管成绩显著，但也不得不面临公共性问题凸显所带来的责任重压。
　　不仅如此，这也使得中国的就业路径与市场发展面临着相当大风险。体现在社会问题上，就是人们议论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开始出现。而这无疑给领导干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增加了担当领导责任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上述发展模式既给领导干部带来业绩获得的便利，也给他们带来了问责临头的风险。
　　从微观看，上述现象的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这即是出口与引资优势背后的体制支撑面临着可持续危机。事实上，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和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来临，内需市场不得不提升。这意味着，土地产权的改革将提上日程，人力成本低之局面将不得不翻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当前领导干部职业压力，从根本上看，根源于发展模式的严峻性，其求解的关键是相关体制的与时俱进和转换。
　　
　　社会关系压力：现代性明约束与人治的潜规则，折射公民社会转型中的复杂性
　　
　　所谓社会关系的压力，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无论处在哪一级位置上的干部，都不得不重视营造、平衡和妥善处理上下左右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迎来送往、接待上访’，‘左右逢源、四处结缘’，已成为当代干部典型的生活状态特征。”这对干部无形中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按理说，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应成为一种压力。那么，为什么领导干部会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有压力呢？原来，处理这种社会关系遵循的是一种潜规则，而干部在实践中面对社会公众的则是一种显规则。正是这种人前背后的双重性状态使得干部心理发生严重冲突，导致压力。因此，所谓社会关系的压力，准确说是潜规则的压力。
　　而从本质上看，潜规则的核心是传统社会的人治原则，它以权力为中轴，以角色依附为前提，以私利为基准，通过权力的层级设置，来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潜规则的存在规模可以反衬出一个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当前我国潜规则的大量存在说明市场化的任务还很重，市场化之路还远未完成。
　　公权转型意味着，公民授权观念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所面对的显规则就是以这些为核心内容。因此，也就不难想象，当一个领导干部公共生活是这样现代化，而私下行动又是这样前现代，人格心理的扭曲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在宏观意义上，要真正破除潜规则必须实现社会的结构转型，即推动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领导干部社会关系的压力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公民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角色意识冲突的压力：官员的客体化与公民的主体化，凸显公民社会转型中的博弈特征
　　
　　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意味着，领导干部要想合乎时代发展要求，就需要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需要实现由“管治者”向“管理者”转变，由“管治者”向“服务者”转变。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有不少干部，内心还总是把自己当成管治者，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甚至动用一些国家机器，因此引发了一些群体性事件。这就启发我们，在透过社会转型观察领导干部的压力时，还需要关注他们角色意识的外部冲突所产生的问题。
　　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实际上带来的是对领导干部传统角色的颠覆。而在这种颠覆过程中，领导干部因传统意识的惯性还未及时完成角色意识的转换，还时不时保留着惯性思维，因而形成了因角色意识的外部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公共性危机，最终造成对领导干部职业前景的损害。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领导干部因角色意识的冲突而形成的压力，本质上体现的是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私权与公权博弈的复杂性。
　　
　　私人生活压力：权力的分界不明与人性的约束不足，折射市场化路径选择的风险性
　　
　　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反映的是，干部掌握一定人、财、物支配权，在现实中面临着更多的金钱、情色的诱惑，诱惑增多、心理压力增加。该情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客观上权力是诱惑源，二是主观上抗惑能力是关键。从理论上说，权力既是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受监督的。市场条件下的权力不见得会导致金钱与情色对它的追逐。深入分析发现，问题源于我们的市场化本身。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推动市场化，促进市场的发育，但我们实现市场化的路径存在风险。具体说，我们的市场化路径很特殊，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释放模式，即我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模式。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约束或者限制权力的执行者的利益需求。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市场化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的配套制度能否时时跟进。
　　回到中国实际，我们发现，该制度还不太理想。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何在市场化逐渐深入的今天，权力不仅没有有限化，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强势。因为它主导着市场化方向和决定着哪些领域和什么时候进行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生活中，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较为突出。反映在个体身上，就是干部成为金钱与情色盯逐的对象。
　　而从主观上看，基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在缺乏完全有效监督与约束的背景下，人性弱点将被放大。所以，掌握缺乏应有约束的权力的干部，在多方面的诱惑下出现复杂的心理和行为失衡也就难免。如一些干部心理狂妄，自认为位高权重，盛气凌人；一些干部无休止地追求更高的权力、更多的财富，不能自拔；一些干部与所谓方方面面的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等等。这说明，当前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除了客观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深层次反映的是，当前中国市场化路径存在潜在风险这一社会问题。（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教授；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