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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刘再复先生与我恰好属于两个时代。他的大作在国内掀起巨大影响时，我只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我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时，刘先生早已名满学界，但这并不能弱化他对我的影响。无论是他早年出版的《性格组合论》，还是引起广泛争议的《告别革命》，我都想办法找来读过，在他温和但又不失铿锵的语句中，我年少时的灵魂仿佛受到了一种号召，使得我在大学四年里，攒出时间读完了他的大部分著作。
后来我从事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更发现刘再复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无论是早年的鲁迅研究、人学研究，还是后来客居海外时就思想启蒙、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等学术议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都屡屡使我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茅塞顿开。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也读到了其令爱刘剑梅教授的作品。父女均在知识界负有盛名，在当下中国这确实堪称无出其右。
凭借微博这一新兴通讯工具，我有幸结识了远在马里兰大学执教的刘剑梅教授，通过刘剑梅教授温文尔雅、谦和博学的气度，使我间接地感知到了刘再复先生的君子风范。于是我提出，非常期盼为久仰的刘再复先生做一次访谈。
当刘剑梅教授第一时间将我的意愿转达给刘再复先生时，刚刚抵达马里兰的刘再复先生竟欣然答应了我的邀请。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毕竟，可以这样近距离接触一位杰出的学术前辈，既是我这个后生的荣幸，也是一堂无声的启蒙课程。
“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培养长大起来的”
1941年，刘再复出生于福建南安码头镇的刘林村。
刘林村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与清丽风光的小村落，它处于高盖山下，村内有两个大姓，一个是侯姓，一个是刘姓，侯姓原本也属于刘姓，但因后来战乱，为了安全，被迫改姓为侯。因此，长期以来两大宗族和平相处，“两姓一家”的局面一直维持到现在。
在这里出生的刘再复，童年时却在饥饿中度过。自他出生开始，便是从抗战到内战漫长的八年，这八年里，中国的乡村处于近代史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中。对于刘再复一家而言，更是困难重重：当他七岁时，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不幸病逝。
父亲病逝后，留下了刘再复兄弟三个，母亲守寡养育他们，当刘再复开始上小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在新旧社会交替，尚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年代，当地的小学只实行一种奖励办法：全班第一名免除学费。
“读第二名都不行，读第二名我会哭的，期中考第二名我就会哭，一定要期末得第一名，否则下个学期没法读了。”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刘再复言及当时“做不了第一就会失学”的恐惧感，仍然心有余悸，有一次期中考试，刘再复考了全班第二名，自己偷偷地哭了一场，母亲知道后，用柳条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童年的磨难锻炼着刘再复的意志，逐渐长大的他，体会到了母亲的不易与艰辛，也逐步形成一种不怕吃苦、不屈不挠的的性格。读初中（南安成功中学）时他每星期带着一罐咸萝卜去学校，周末再把空罐子带回家，如此往复，便是他每天的菜肴。但他仍然坚持苦学，丝毫不懈怠。15岁时，免考“保送”入高中（国光中学）的刘再复因品学兼优被选为少先队辅导员，整个中小学阶段的刘再复，受到了学校、老师格外的关爱。因此，在怀念自己一位老师的散文中，刘再复曾如是感慨：“在我的梦境中，在我的心坎里，总是那样甜蜜，总是那样和暖，总是那样神圣”。
“读大学的时候又碰到困难时期，大饥饿时期，当时的浮肿病，这个医生给我按下去这个肉都弹不上来。所以我的青少年时代，我最深刻的体验就是饥饿的体验。”刘再复如是感叹自己的青春岁月，但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他依然充满了大爱，他说基督教徒的良心是对上帝的记忆，而“我的良心是对底层工农的记忆和对童年的记忆，在童年记忆里包含着很多良心的内涵，父老乡亲那么艰难，那么困苦，自己的母亲那么艰难，那么困苦。所以我到美国，从来不觉得苦。因为我小时候太苦了。”
在这样的苦境下，一路拿奖学金、靠学校扶助的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并于1963年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建设》编辑部后转入文学所。相对于大多数同龄人来说，刘再复依然是幸运、顺利的，他将这一切归于新中国对他的培养。在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发自内心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培养长大起来的，所以我当然是充满感激之情，肯定是这样子的。”
“一要说真话，二要维护我们人的尊严。”
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刘再复，遭遇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茫然。
与许多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一样，“文革”成为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政治运动开始了，读书、学术研究、写作全被“冻结”。而他所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偏偏是“大革命”的重灾区。
2009年，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达敏教授站在文学所门前的走廊上，对笔者说：“文革这里发生了无数的悲喜剧，但是我认为，悲剧的数量远远大于喜剧。”
“你想文学研究所多少名人，全社会科学院多少名人，一个一个地自杀，有的撞火车，有的喝敌敌畏，有的甚至在暖气管上吊死。”面对自己尊敬的师长如此惨烈地走向不归之路，刘再复至今都感到悲恸不已，而年轻的他在遭遇这一切时，又显得如此的无力，“我真正在这个时候要替老师说一句话都那么难。所以，维护人的尊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茫然”，持续了整整十年，但也让刘再复变得更加清醒，对于人的思考，他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每天无休止的高音喇叭、大字报、批斗会乃至武斗层出不穷，“揭发”、“批判”成为了家常便饭，残酷斗争使得人的伦常体系与道德底线全部分崩离析。这些浩劫，刘再复看在眼里，想在心上。
我们知道，人文学者研究的对象就是人，就是社会。“十年浩劫”为青年刘再复，提供了一个反思社会、重构人性的绝好机会，时代的不幸，却提升了学者刘再复的质疑能力和批判视野。“穿越文化大革命，就像穿历过炼丹炉一样，我觉得，在此之后我整个思想变化非常大。”刘再复感叹自己在这十年里的精神历练为他今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使我这种乖孩子觉醒了，大彻大悟了，从此之后我一定做到，一要说真话，二要维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这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 “八十年代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时代。”
浩劫结束，万象更新，刘再复重新回到科研岗位，此时的他，不再是彼时刚从饥饿中走出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即将接近不惑之年的中年学者。
“十年浩劫”的末期，一些言论、思想逐渐被放开。刘再复开始从事鲁迅研究，通过对鲁迅的研究，刘再复阐释了民主、科学等启蒙内涵的历史意义。但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语境下，刘再复只能尝试着表达自己的观点，未能尽兴。
1979年之后，刘再复开始思考一系列重大的文学问题——“典型论”对不对？“反映论”对不对？文学的党性原则与个性原则是什么关系？作家的“现实主体”与“艺术主体”是什么关系？“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是什么关系？文学的“时代审判”与“自我审判”是什么关系（忏悔意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为什么是模糊的组成？文学如何真正地成为“人的文学”？带着这一系列的思考，八十年代的刘再复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重要刊物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其他灵魂开始复苏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刘再复开始用自己的勤奋、多思来弥补“十年无成”的历史缺憾，但他又凭借着自己十年的自我反思，成为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
1985年，刘再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与《文学评论》主编。在这一年，他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这篇文章引起学界广泛争议，进而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次年，刘再复的代表作《性格组合论》出版，这是当代中国美学史中一部具备里程碑意义的著述，这本书重新定义了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这一核心要素，理清了人与文学的真正关系。表述此著中心思想的学术论文《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比专著提前一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刊发，这本书也获得了当年的全国“金钥匙图书奖”。一九八七年，刘再复与老一辈文论家周扬共同署名，执笔写作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总论”。
无疑，刘再复成为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风云无二的“关键词”，直至现在，知识分子们一旦论及“八十年代文学”，脑海里第一个冒出的名字，多半是“刘再复”。这一点刘再复自己也感觉到：“在八十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是潮流中人，是‘弄潮儿’。处于40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觉得可以开点新风气。”
“八十年代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经历过八十年代，跟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真是不一样。”时至今日，刘再复如是感叹，“今天对八十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现在我们中国可能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
一九八八年，刘再复受邀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他成为瑞典文学院邀请参加典礼的第一位中国文学学者，这一年的获奖者是埃及小说家纳吉布?迈哈福兹。
走出国门的刘再复，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旅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漂泊者”的生涯。他决定辞去文学所所长的职务，游学世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漂泊的思想家”。
初到美国的刘再复，克服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甚至最开始的语言关，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此之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除了自己客居的美国之外，刘再复还先后到过法国、瑞典、拉脱维亚、加拿大、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等三十多个国家进行过游览与访问。仅法国就走访了七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再复是唯一一个完全凭借自己一己之力，行走最多国家的当代中国学者。这里特别应说明的是，刘再复不仅是“游览”，而且是“游学”，迄今为止，他已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台湾大学等五十多所院校作过学术讲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再复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先贤对于知识分子的最高要求。在路上，刘再复一边思考，一边写作。他不但完成了大量的学术专著，还出版了许多的行走手记与旅行随笔，成为一位著作等身的散文家。
2004年，作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的刘再复首次回到广州中山大学进行学术演讲，一时间引起国内知识界较大轰动，成为了当年文化界的公共事件之一。一时间，“刘再复热”被再度提起，出版社、杂志社纷纷开始刊登刘再复的著述。由于“他乡观照”，已年过古稀的刘再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且独到的认识，并出版了《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一系列的著述来阐释这类问题。
譬如他在《共鉴五四》中，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折点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启蒙”与“革命”的复杂关系；《红楼四书》则是刘再复站在时代与理论的前沿对《红楼梦》的全新诠释，用“悟证”替代“考证”与“实证”甚至“论证”，把《红楼梦》视为文学“圣经”和王阳明之后最伟大的心学，从而感受到“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另一部较有影响的《双典批判》则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这是一次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进行富有大力度的解构性阅读。刘再复如此执着、勤奋地进行一种的新的经典解读与文化实践，“晚年刘再复”成为了当代文化界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
“反向努力”是刘再复对自己近些年笔耕不辍的一个总结。“我们这个时代，是欲望燃烧的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最强盛的时代，但也是功名心最盛的时代。在今天这种时代里，知识分子要放下功名很难。”这是刘再复缘何在古稀之年“重新出征”的精神根源。
而且，刘再复的女儿刘剑梅近年来亦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取得了不凡成绩，父女俩合著的《共悟红楼》、《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等著述，既体现出父女间脉脉的文化温情，又体现出了刘剑梅对刘再复严谨态度与灵性思维的继承。值得一提的是，刘再复赴美时，刘剑梅正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攻读硕士学位，那时的她，曾自告奋勇担任过刘再复的“英语老师”。
一九九七年，刘剑梅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师从于著名学者王德威教授。目前，她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担任终身教授。“在同辈中，她的际遇应该算是最出色的之一”——这既是王德威教授对刘剑梅的评价，亦是对于刘再复“家学渊源”的高度肯定。
随着刘再复回到大陆讲学次数的增加，作为“漂泊的思想者”的他已然成为了国内学界、媒体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文化名人，只是，此“漂泊”并非是去国离乡之漂泊，而是刘再复依然在求真、向善、唯美的文哲学术之海里“漂泊”——尽管年过古稀，但刘再复仍积极著书立说，在国内外诸多期刊上，时常仍读到他的高论，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在先前的访谈中，刘再复曾坦诚自己对于祖国的未来抱有美好愿景：“我离开时候是一个中国，我现在回来好像另一个中国似的。所以我回来了。而且我确信有一条，就是现在中国可能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
责任编辑 陈晰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具有国际影响的当代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散文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与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荣誉教授、讲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其代表作《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放逐诸神》、《共鉴五四》、《人论二十五种》、《思想者十八题》、《漂流手记》（共十卷）与《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红楼四书》、《双典批判》、《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等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巨大。
后来我从事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更发现刘再复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无论是早年的鲁迅研究、人学研究，还是后来客居海外时就思想启蒙、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等学术议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都屡屡使我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茅塞顿开。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也读到了其令爱刘剑梅教授的作品。父女均在知识界负有盛名，在当下中国这确实堪称无出其右。
凭借微博这一新兴通讯工具，我有幸结识了远在马里兰大学执教的刘剑梅教授，通过刘剑梅教授温文尔雅、谦和博学的气度，使我间接地感知到了刘再复先生的君子风范。于是我提出，非常期盼为久仰的刘再复先生做一次访谈。
当刘剑梅教授第一时间将我的意愿转达给刘再复先生时，刚刚抵达马里兰的刘再复先生竟欣然答应了我的邀请。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毕竟，可以这样近距离接触一位杰出的学术前辈，既是我这个后生的荣幸，也是一堂无声的启蒙课程。
“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培养长大起来的”
1941年，刘再复出生于福建南安码头镇的刘林村。
刘林村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与清丽风光的小村落，它处于高盖山下，村内有两个大姓，一个是侯姓，一个是刘姓，侯姓原本也属于刘姓，但因后来战乱，为了安全，被迫改姓为侯。因此，长期以来两大宗族和平相处，“两姓一家”的局面一直维持到现在。
在这里出生的刘再复，童年时却在饥饿中度过。自他出生开始，便是从抗战到内战漫长的八年，这八年里，中国的乡村处于近代史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中。对于刘再复一家而言，更是困难重重：当他七岁时，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不幸病逝。
父亲病逝后，留下了刘再复兄弟三个，母亲守寡养育他们，当刘再复开始上小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在新旧社会交替，尚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年代，当地的小学只实行一种奖励办法：全班第一名免除学费。
“读第二名都不行，读第二名我会哭的，期中考第二名我就会哭，一定要期末得第一名，否则下个学期没法读了。”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刘再复言及当时“做不了第一就会失学”的恐惧感，仍然心有余悸，有一次期中考试，刘再复考了全班第二名，自己偷偷地哭了一场，母亲知道后，用柳条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童年的磨难锻炼着刘再复的意志，逐渐长大的他，体会到了母亲的不易与艰辛，也逐步形成一种不怕吃苦、不屈不挠的的性格。读初中（南安成功中学）时他每星期带着一罐咸萝卜去学校，周末再把空罐子带回家，如此往复，便是他每天的菜肴。但他仍然坚持苦学，丝毫不懈怠。15岁时，免考“保送”入高中（国光中学）的刘再复因品学兼优被选为少先队辅导员，整个中小学阶段的刘再复，受到了学校、老师格外的关爱。因此，在怀念自己一位老师的散文中，刘再复曾如是感慨：“在我的梦境中，在我的心坎里，总是那样甜蜜，总是那样和暖，总是那样神圣”。
“读大学的时候又碰到困难时期，大饥饿时期，当时的浮肿病，这个医生给我按下去这个肉都弹不上来。所以我的青少年时代，我最深刻的体验就是饥饿的体验。”刘再复如是感叹自己的青春岁月，但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他依然充满了大爱，他说基督教徒的良心是对上帝的记忆，而“我的良心是对底层工农的记忆和对童年的记忆，在童年记忆里包含着很多良心的内涵，父老乡亲那么艰难，那么困苦，自己的母亲那么艰难，那么困苦。所以我到美国，从来不觉得苦。因为我小时候太苦了。”
在这样的苦境下，一路拿奖学金、靠学校扶助的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并于1963年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建设》编辑部后转入文学所。相对于大多数同龄人来说，刘再复依然是幸运、顺利的，他将这一切归于新中国对他的培养。在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发自内心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培养长大起来的，所以我当然是充满感激之情，肯定是这样子的。”
“一要说真话，二要维护我们人的尊严。”
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刘再复，遭遇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茫然。
与许多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一样，“文革”成为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政治运动开始了，读书、学术研究、写作全被“冻结”。而他所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偏偏是“大革命”的重灾区。
2009年，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达敏教授站在文学所门前的走廊上，对笔者说：“文革这里发生了无数的悲喜剧，但是我认为，悲剧的数量远远大于喜剧。”
“你想文学研究所多少名人，全社会科学院多少名人，一个一个地自杀，有的撞火车，有的喝敌敌畏，有的甚至在暖气管上吊死。”面对自己尊敬的师长如此惨烈地走向不归之路，刘再复至今都感到悲恸不已，而年轻的他在遭遇这一切时，又显得如此的无力，“我真正在这个时候要替老师说一句话都那么难。所以，维护人的尊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茫然”，持续了整整十年，但也让刘再复变得更加清醒，对于人的思考，他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每天无休止的高音喇叭、大字报、批斗会乃至武斗层出不穷，“揭发”、“批判”成为了家常便饭，残酷斗争使得人的伦常体系与道德底线全部分崩离析。这些浩劫，刘再复看在眼里，想在心上。
我们知道，人文学者研究的对象就是人，就是社会。“十年浩劫”为青年刘再复，提供了一个反思社会、重构人性的绝好机会，时代的不幸，却提升了学者刘再复的质疑能力和批判视野。“穿越文化大革命，就像穿历过炼丹炉一样，我觉得，在此之后我整个思想变化非常大。”刘再复感叹自己在这十年里的精神历练为他今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使我这种乖孩子觉醒了，大彻大悟了，从此之后我一定做到，一要说真话，二要维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这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 “八十年代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时代。”
浩劫结束，万象更新，刘再复重新回到科研岗位，此时的他，不再是彼时刚从饥饿中走出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即将接近不惑之年的中年学者。
“十年浩劫”的末期，一些言论、思想逐渐被放开。刘再复开始从事鲁迅研究，通过对鲁迅的研究，刘再复阐释了民主、科学等启蒙内涵的历史意义。但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语境下，刘再复只能尝试着表达自己的观点，未能尽兴。
1979年之后，刘再复开始思考一系列重大的文学问题——“典型论”对不对？“反映论”对不对？文学的党性原则与个性原则是什么关系？作家的“现实主体”与“艺术主体”是什么关系？“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是什么关系？文学的“时代审判”与“自我审判”是什么关系（忏悔意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为什么是模糊的组成？文学如何真正地成为“人的文学”？带着这一系列的思考，八十年代的刘再复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重要刊物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其他灵魂开始复苏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刘再复开始用自己的勤奋、多思来弥补“十年无成”的历史缺憾，但他又凭借着自己十年的自我反思，成为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
1985年，刘再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与《文学评论》主编。在这一年，他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这篇文章引起学界广泛争议，进而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次年，刘再复的代表作《性格组合论》出版，这是当代中国美学史中一部具备里程碑意义的著述，这本书重新定义了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这一核心要素，理清了人与文学的真正关系。表述此著中心思想的学术论文《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比专著提前一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刊发，这本书也获得了当年的全国“金钥匙图书奖”。一九八七年，刘再复与老一辈文论家周扬共同署名，执笔写作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总论”。
无疑，刘再复成为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风云无二的“关键词”，直至现在，知识分子们一旦论及“八十年代文学”，脑海里第一个冒出的名字，多半是“刘再复”。这一点刘再复自己也感觉到：“在八十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是潮流中人，是‘弄潮儿’。处于40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觉得可以开点新风气。”
“八十年代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经历过八十年代，跟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真是不一样。”时至今日，刘再复如是感叹，“今天对八十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现在我们中国可能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
一九八八年，刘再复受邀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他成为瑞典文学院邀请参加典礼的第一位中国文学学者，这一年的获奖者是埃及小说家纳吉布?迈哈福兹。
走出国门的刘再复，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旅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漂泊者”的生涯。他决定辞去文学所所长的职务，游学世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漂泊的思想家”。
初到美国的刘再复，克服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甚至最开始的语言关，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此之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除了自己客居的美国之外，刘再复还先后到过法国、瑞典、拉脱维亚、加拿大、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等三十多个国家进行过游览与访问。仅法国就走访了七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再复是唯一一个完全凭借自己一己之力，行走最多国家的当代中国学者。这里特别应说明的是，刘再复不仅是“游览”，而且是“游学”，迄今为止，他已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台湾大学等五十多所院校作过学术讲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再复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先贤对于知识分子的最高要求。在路上，刘再复一边思考，一边写作。他不但完成了大量的学术专著，还出版了许多的行走手记与旅行随笔，成为一位著作等身的散文家。
2004年，作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的刘再复首次回到广州中山大学进行学术演讲，一时间引起国内知识界较大轰动，成为了当年文化界的公共事件之一。一时间，“刘再复热”被再度提起，出版社、杂志社纷纷开始刊登刘再复的著述。由于“他乡观照”，已年过古稀的刘再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且独到的认识，并出版了《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一系列的著述来阐释这类问题。
譬如他在《共鉴五四》中，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折点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启蒙”与“革命”的复杂关系；《红楼四书》则是刘再复站在时代与理论的前沿对《红楼梦》的全新诠释，用“悟证”替代“考证”与“实证”甚至“论证”，把《红楼梦》视为文学“圣经”和王阳明之后最伟大的心学，从而感受到“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另一部较有影响的《双典批判》则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这是一次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进行富有大力度的解构性阅读。刘再复如此执着、勤奋地进行一种的新的经典解读与文化实践，“晚年刘再复”成为了当代文化界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
“反向努力”是刘再复对自己近些年笔耕不辍的一个总结。“我们这个时代，是欲望燃烧的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最强盛的时代，但也是功名心最盛的时代。在今天这种时代里，知识分子要放下功名很难。”这是刘再复缘何在古稀之年“重新出征”的精神根源。
而且，刘再复的女儿刘剑梅近年来亦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取得了不凡成绩，父女俩合著的《共悟红楼》、《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等著述，既体现出父女间脉脉的文化温情，又体现出了刘剑梅对刘再复严谨态度与灵性思维的继承。值得一提的是，刘再复赴美时，刘剑梅正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攻读硕士学位，那时的她，曾自告奋勇担任过刘再复的“英语老师”。
一九九七年，刘剑梅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师从于著名学者王德威教授。目前，她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担任终身教授。“在同辈中，她的际遇应该算是最出色的之一”——这既是王德威教授对刘剑梅的评价，亦是对于刘再复“家学渊源”的高度肯定。
随着刘再复回到大陆讲学次数的增加，作为“漂泊的思想者”的他已然成为了国内学界、媒体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文化名人，只是，此“漂泊”并非是去国离乡之漂泊，而是刘再复依然在求真、向善、唯美的文哲学术之海里“漂泊”——尽管年过古稀，但刘再复仍积极著书立说，在国内外诸多期刊上，时常仍读到他的高论，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在先前的访谈中，刘再复曾坦诚自己对于祖国的未来抱有美好愿景：“我离开时候是一个中国，我现在回来好像另一个中国似的。所以我回来了。而且我确信有一条，就是现在中国可能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
责任编辑 陈晰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具有国际影响的当代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散文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与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荣誉教授、讲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其代表作《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放逐诸神》、《共鉴五四》、《人论二十五种》、《思想者十八题》、《漂流手记》（共十卷）与《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红楼四书》、《双典批判》、《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等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