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史称“洋务新政”，或“同光中兴”。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构成发生巨大改变，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成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
　　就在中国按部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和军方鹰派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发誓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于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三十四年时改变了韬光养晦的既定政策，为朝鲜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战争结束后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的祸。此后短短十几年，大清国成为历史，中国发展根本转向。无法假设中国在1895年的转向是好还是坏，只是回望历史，中国放弃洋务新政实在可惜。
　　根据清廷在1860年代确定“中体西用”路径时的看法，中国之所以不必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并不是中国不愿学习西方，而是因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国所缺在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没有适时跟上。所以，中国不需要在政治架构上大动干戈，中国的发展只需要做加法，不需要或者说很少需要做减法。中国应该增加自己文明形态中所不具有的西方元素，但中国没有必要像日本那样与传统诀别，从头开始。
　　中体西用的理由在那时是充足的，中国人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充满自信，所以当日本使者1870年代向中国方面传递明治维新思路和做法时，中国人并不认为日本的做法值得中国仿效。
　　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的洋务运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谋取发展，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能有效消化西方高科技，转化西方高科技，并成为中国发展的有效力量。根据不完全研究，中国在1870年代初期，现代轮船制造业、军械制造业等，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利用西方技术，赶上西方的制造能力，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一大批具有西方元素和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发展迅猛，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
　　除了实业发展，洋务新政也注意与世界发展的一致性，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各国对华投资、交涉等事务；创设同文馆，培养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派遣幼童出洋留学；派遣驻外公使分布世界各大国。应该说，中国在洋务时期有足够理由自信“中体西用”的道路、理论和体制，因为毕竟短短三十年使中国面貌根本改变，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先前的坚守呢？
　　洋务新政不论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就是回应西方，与世界一致。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从一开始就转身向西，没有休克疗法，没有先进行政治改革，重建制度，再发展经济和科技，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用加法，迅速增加中国的物质财富，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迅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但是，中国并不是因为发展就要脱离世界发展的主航道另搞一套。清廷应该在洋务新政发展早期，至少在18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人起来的时候给予清晰解释。这一代知识人已经知道世界，知道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体制，知道民主制度，知道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当此时，清廷如果有意识释放对社会的管控，有意识释放言论空间，有意识释放对资本的管制，有意识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培植更多的非国家资本主义。换言之，1895年走向维新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举措，在洋务时期都能得到尝试，那么可以相信，由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方才有真正意义的出路。
　　一个不敢充分释放社会潜能的体制肯定不是自信的体制，一个不能充分容纳各种发展方式的道路肯定不是自信的道路。同样，一个置各种不同意见于不容讨论地位的理论，肯定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理论。因此，当三十年洋务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肯定其成功与意义，设法弥补不足，而是弃之若敝屣，重新开始。这是非常可惜的。
　　中国文明之所以博大，就是因为中国文明从来不拒绝外来的东西。其实，清廷当年已经在这样做。
　　清廷在宣布中体西用后，并没有画地为牢。中国自1870年代开始，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体制，西学之用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只是清廷统治者不愿这样说，以为只有坚守祖宗老路才是正路。等到甲午战争结束，没有人旧话重提，而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弃旧图新，从头开始，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大的不经济。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