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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云的科学决策思想凝聚在他常说的三句话之中:一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二曰“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三曰“全面、比较、反复”。陈云的三句话并不难理解,但要真正做到很不容易,这里面甚至包括许多血与泪。
陈云这三句话,是从延安整风时讲起,讲到建国以后几十年,已经不知讲了好多遍了。延安整风时期,陈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对我党自创立到延安整风其间20年左右历史中两种思想路线的高度概括和最好的总结。在那段历史中,我党受教条主义的统治长达10年之久。在教条主义统治的年代,谁要不唯上,不唯书,有的就可能受到残酷斗争和严重的打击。不幸的情况又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见,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需要一个共产党员有高度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从这些血与泪的历史教训中,需要我们领导于部吸取的是,一定要允许下级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上者的正确。作为领导者,再也不能听不得下级相反的但却是实事求是的真知灼见,决不能对这种情况再搞残酷斗争了。只有在上者高度发扬民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空气才能在我们党内越来越浓,而那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浮夸、假大空等歪风,才会真正除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更加端正和成熟。而这种端正成熟的标志之一,就表现在中央领导同志鼓励我们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但其所规定的政策,只能照顾全局,照顾一般,而到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情况进行贯彻时,就需要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者认真研究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些是不能由中央和上级包办的。我们党平时所说的吃透两头,正是这个意思。所谓吃透两头,一要吃透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的精神,二要吃透下面的情况。而吃透下面的情况,则是最主要的。我们国家之大、人口之多、发展之不平衡、情况复杂之程度,都是别的国家无可比拟的。因此,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中央没想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说的,地方可以说;中央没让做的,地方看准了的,地方可以做;中央说错了的,地方可以争。当然,地方在想、说、做、争中,有新的意见和措施时,要报告中央,有的要请中央批准。这样,既保持了党的团结、集中、统一和纪律,又发挥了下级和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的党中央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党中央,我们各级领导更应该发扬陈云所说的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陈云讲不唯书,只唯实。也不是不要学习理论。恰好相反,陈云既是我党实事求是的模范,也是我党的学习模范。延安整风时期,有两个学习小组学得最好,其中一个就是陈云领导的。他领导的这个组,从始至终学完了马恩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又学完了马列全集,尤其十月革命后列宁的著作。陈云学习理论,总是要结合实际,考虑理论中有那些适合我们的情况,如何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贯彻;他也考虑哪些理论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应当纠正;哪些实际情况是理论上未讲到的,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政策上补充和发展。由于陈云结合实际学习理论,所以,他的著作深人浅出,通俗易懂,而且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要唯实,就得实行陈云提倡的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的思路。现在,很多同志认为难以做到陈云所说的这一条,原因就是一个字:忙。其实,仔细考察一下,我们许多同志忙了不应该自己忙的事,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上级包办下级之事。这些都不是领导者应该忙的事,自己却在那里忙得不亦乐乎!其实,忙不到点子上,忙也忙不好,疏漏很多,拖延很多,失误很多,结果下面意见一大堆,吃力不讨好。
领导者要善于抓中心工作,带动一般,推动工作由这一阶段向下一阶段发展。如果领导者实行正确领导,注意维护下级权利,树立下级权威,自己就完全可以摆脱忙乱,而投入他应当忙的工作当中去,这样才有可能做到用90%以上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
陈云还是我党调查研究工作的模范,而且他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调查方法。他在典型调查中,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他在《青浦调查》一文中,关于养猪的调查,就是一个范例。他到青浦,对养猪有关的各方面的情况,都虚心向农民求教,垂询备至,反复计算,才得出养猪私养为主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决定,时间很短,写成文件也不过两天,但调查的时间却用了20天。陈云并不根据自己的典型调查搞一刀切的决策,如他认为母猪也应私养为主,但像上海郊区菜农,就不一定以母猪私养为主。
陈云的调查决不是只采取典型调查的方法。他还向很多部门调查。比如《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他就是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然后由中央财经小组集中讨论后才向政治局汇报的。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到陈云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总是如实的反映情况,从已经掌握的材料,得出可以得出的结论;然后,说明还有什么情况,应当调查而未来得及调查,还不要做出决定,允许进一步调查,再做出最后决定等等。我们从这些调查报告中,清楚地看到,它们对于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克服和减少左倾错误造成的灾害所起的重大作用。
在调查研究中,我们还要向陈云学习设法启发大家提出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并不等于不正确的意见,只是和领导者原来设想的意见有所不同罢了。只有领导者虚心求教,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反复比较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有时正确的但和领导者原来的设想相反的意见,倒可以纠正领导者不正确的意见,或使领导者原来设想的意见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有时听不到相反的意见,陈云就自己设想出许多相反的意见,从最坏的可能结果考虑对策,向最好的结果努力,使决策作到万无一失。1956年,陈云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商业工作天天挨骂。我看,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商业工作有不少唱对台戏的,这可以促使我们改进,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了错误,加以改正,就可以不断进步。如果5年没有人说有错误,一直往上爬,到第6年再从5层楼上跌下来,那就坏了。例如,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如果有毛病不指出来,一味地高呼万岁,一下跨了就不得了。宝成铁路修通了,只是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30页)陈云的这些话如果得到采纳,我们也许不至于有以后的左倾错误。
陈云所说的全面、比较、反复,其中的意思,首先就是指要听取正反几个方面各种不同的意见,从各个侧面看问题。他在《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一文中说:“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做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陈云的这句话非常重要,那种以片面事实作借口,而不肯真正认识事物的全面,探求事物发展规律,往往是要犯错误的。
要想认识全面,还需要反复比较地去研究问题。陈云在《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一文中说:“研究问题,制订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比如,陈云说,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从历史上和陈独秀与王明作比较;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从横的方面,和日本军国主义作比较。而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陈云是我党领导率先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现状和趋势,使我国现代化建设能适应新形势的迎接挑战者之一。
陈云还说:“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做出决定。”(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196页)这就是陈云所说的反复,这种决定问题审慎从事的主张,也是领导决策中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