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听到战略知识分子这个词,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新颖、很新鲜,颇有吸引力,或者说诱惑力,没有肯定或否定。后来看了一些有关的文章,包括陶文昭教授最早发表的那篇文章,认真思考了一下,越来越觉得有点不明白,有点迷惑了。主要有三点:战略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实际作用是什么?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里有没有现实可能性或者可操作性?
　　
　　战略知识分子如何界定
　　
　　我国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确实需要更深入研究战略问题,对国家发展中各种问题提出前瞻性看法和建议。研究战略,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政治家包括政府主要领导更需要有战略思维。这里基本是指研究的方向或研究的类别,而不是从事研究战略的人员的定性。从事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与“战略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还是大不相同。究竟如何界定战略知识分子,这需要科学的、确切的、能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在我所读到的有关文章中,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明确界定,而更多的是些高谈阔论式的堆砌。陶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有一些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描述,人民论坛在调查选项中也列出了几条标准,我反复思考,总觉得所谓战略知识分子是用文字描绘出来的抽象的高大全形象,实际上很难有人能如此完美。如果综合所有提到的条件作为标准去选拔战略知识分子,不要说一批,恐怕一两个也选不出来。再说,这些要求的尺度怎么衡量和掌握也是个问题。我们现在不乏各种高级的头衔,实际效果如何就难说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门类学科繁多、人员千差万别、工作岗位不一的庞大群体,是互相依存、互补互济、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们分工不同,作用也不一样。这样一个群体里,谁算战略知识分子,谁又不是,谁高谁下,谁重谁轻,实在难以区分。袁隆平教授不是研究戰略的,但他解决的问题是真正战略问题,而且是国际战略问题。陈景润一生都研究1+1=2这样一个问题,他却曾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他们算不算战略知识分子?什么叫战略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难以界定。
　　毫无疑问,我国处于大变革时期,更需要战略思想。实际上我国既有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有一些具体的战略策划。邓小平关于我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在21世纪头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等等,都是大的战略。但在世界错综变化的时代,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在我们的社会里,的确需要有一些人具有战略思维,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点,眼睛盯着大局,对有些问题进行高瞻远瞩研究,未雨绸缪,提出想法和建议。比如能源问题、污染问题、气候变化等问题,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有人从战略角度先行研究,提出及时应对方略。
　　这些人从事的是战略性研究,国家需要这样一批人才。但需不需要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样的概念,还应认真考虑和探讨。如果一定要搞,就必须有科学的界定,公众认可,社会承认,否则将会弊多利少,更不能靠什么推举、公选、赐封。有些人社会名气很大,其实在学术界名气不是很大,这类事并不罕见。
　　
　　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其手中就“掌握真理”,有些实质是谬论
　　
　　整体讲,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作用,但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一般概念中的知识分子。真正“具有推动发展、影响历史、影响未来的重要作用”的,“有引领时代潮流的精尖的战略预见性人才”,古今中外也没有几个。他们不是“踱方步”的谋士,而是具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在我国近代,只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少数几个人称得上。
　　在例举战略知识分子的具体人物中,中国孔子、老子、孟子等人以及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人被提及。他们是否是“战略知识分子”,恐怕要具体分析。老子是伟大的辩证思想家,但他“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总不能算是“引导时代潮流”的战略预见。孔孟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但孔子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诸侯国器重,直到汉朝儒家思想才被“独尊”推崇,后来则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五四运动”中还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
　　美国的几位学者学术上确有一些成就,但对他们的作用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既没有“引领时代潮流”,更不是“真理掌握在他们手中”。萨缪尔·亨廷顿最有名气的是他的《文明冲突论》,刚提出时美国国内就有争论,后来发生了“9·11”事件,有人就推崇他的“预见”。用“文明冲突”解释恐怖主义行为是一些美国人的歪曲,企图为美国在中东的错误政策开脱。恐怖主义的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而不是“文明的冲突”。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和国际大局的视角看,“文明冲突论”本质是错误的,世界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奥巴马总统在埃及的讲话实际也否定了这一观点。福山在冷战行将结束时推出《历史的终结》一书,做出世界历史将终结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上的论断,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这实质是对当时世界发展的西方一种过于乐观的误判。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这确实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说法。但“软实力”的运用古今早就有之,只不过没有这样生动的用词。美国实际在国际上一直重视“软”“硬”两手,并不是“软实力”这个概念提出后才开始做。
　　我国古代倡导的“王道”和“霸道”,实质就是指“软实力”和“硬实力”。美国很重视战略研究,美国几所名校也盛于此道,提出不少战略报告和文件,有的被政府采用,多数则不被重视。美国等西方国家称强世界,固有具有战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因素,但也不能夸大他们的作用。基辛格博士可算是具有很强战略思想的政治家,但如果没有尼克松的赞赏,恐怕也难发挥作用。英国从“日不落帝国”衰败到现在的境地,不是因为没有懂战略的知识分子,英国的战略研究也是很强的。还应看到,美国的战略研究根本上是为美国的利益和国际地位服务的,我们应从世界人民利益的角度对美国的战略理论加以判断,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其手中就“掌握真理”,有些实质是谬论。
　　
　　既不能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能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认为,既不能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能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包括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要看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就大多数从事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主要起“谋士”的作用,为国家出谋划策。创造出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或头衔,把他们说得神乎其神,究竟有多大现实意义,值得研究。有的学者提出战略知识分子不是政府官员做的,我觉得还是要务实一点。真正为国家、为人民长远谋划、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一定和社会结合,要和政府结合,要和实践结合。不能只摇着羽毛扇“闲庭信步”,更不能自命清高,自以为是。
　　钱学森向温总理提了个问题,我觉得提的很深刻。钱学森为什么向温总理提,而不向其他学者提出,他很明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的决策,需要改进整个大的环境。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当前我国知识界确实存在不少弊病,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也存在一些毛病。但靠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能否改变或改善这一切,我抱有很大怀疑。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一些体制有关,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推动对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标准和品质开展讨论,提高大家认识,成一种社会“压力”,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议我不反对,但也不赞同
　　
　　任何新的提议和概念,只有具备现实意义,才有可操作性。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我觉得不好操作。
　　首先,战略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和作用,现在还缺乏明确的解释,认识也不一致。即便支持这个提法的人,看法也是多种多样,角度不同。这可能是操作的最大困难。
　　另外,与我国政治体制、社会氛围、接受程度等有关。研究美国的学者知道,美国学者研究的氛围和条件相对好一些,可以听到各种各样言论,包括一些“奇谈怪论”,而且有人出钱,所以像《文明冲突论》这类的思想才能出来。我国政府现在很重视知识分子作用,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发表意见,但现实生活中仍存在某些局限。说实话,有些见解和观点能否顺利上达,中间会碰到什么梗塞,那就难说了。在中国现在的环境条件下,即便有战略知识分子能够提出战略性高见,如果没有顺畅通道,也难起作用。如被认作“奇谈怪论”,就更难出台了。
　　再就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但也有些质量不那么高、品德不那么好的。知识分子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比如不实事求是,互相不服气,甚至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搞不好就可能助长浮躁情绪。
　　基于以上三方面考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议我不反对,但也不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