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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汉时期形成了两种重要的文学观，“发愤著书说”和“诗教说”。这两种文学观启发了曹丕、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学观，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两汉文学；后代文学
一、“发愤著书”说对后代文学观的启发：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的“怨”指诗歌具有反映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 到了司马迁这里得到了发展，形成了“发愤著书”说。“怨”的内涵加深了，不仅可以通过文学作品“著书泄愤” ，而且还能“著书言道” 。同时，不再像先秦时期表达情感要“止乎礼义”，而是大胆的抒发自己的真性情。这一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指导了历代进步文人积极运用文学创作与现实作斗争。
到了韩愈，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平则鸣说”。“不平”是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提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1]。这里所说的虽然是自然事物，用到人身上，就是引发创作主体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原因。韩愈一方面主张“著书言道”， “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学习和写作都是为了明白道理。一方面又提倡“著书泄愤”，他认为“穷苦之言易好”。为什么写穷苦困顿的作品容易写好呢？韩愈这是针对当时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文学风气而言的，真正的好作品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忧国忧民愁思的作品。
继韩愈之后，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说” 。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2]梅与欧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宋初西昆体诗歌思想内容空洞，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诗文革新运动旨在去除西昆体的弊端。欧阳修十分推崇梅尧臣的诗，欧阳修通过写梅尧臣的仕途坎坷，提出诗歌要“殆穷者而后工”。诗人想要写出好的诗，首先内心要有真情实感，才能把难以描摹的感情形之于诗篇。 “穷而后工说”是“发愤著书说”的延续，只有通过个人历练抒发真情才能“著书泄愤”。同时还要立足现实，发挥文学的现实功用，“著书言道”。
元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科举取士道路中断，文人地位低下，士人郁积于心，转而通过杂剧以“泄愤”。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描写窦娥的悲惨遭际，深刻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对恶霸、贪官的描写不正是现实存在在文学作品中的生动反映吗？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不忘“言道”。 第二折中，窦娥不忍心婆婆年迈受讯，含冤招认毒杀张驴儿的父亲，被判斩刑，这是在明孝道。第四折中，窦父重审案件，冤情昭雪，这是明正道。白朴的《墙头马上》，裴少俊与李千金真心相爱，却被裴父所不容，后裴少俊考取功名，重金求娶李千金。白朴歌颂了对自由婚姻的追求，是“泄愤”。同时，用明媒正娶来“言道”。
二、诗教论对后代文学的启发：
《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 温和、宽厚，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孔子的“仁”。何为“仁”？“克已复礼为仁”、“仁者爱人”。《毛诗序》中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善乎诗。”诗歌显然具有了对社会人生具有指导作用的功能，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这种观点无疑把文学的社会功用推崇到了过高的地位。
后人不断的对“诗教论”增踵加码。曹魏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桓范在《世要论·序作》中说著书立伦应当弘扬大道，传播圣人思想，并且认为不仅当世要这么做，后世也要继承下去。曹丕对文学功用的认识受到教化论的影响很大，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文章具有治理国家的功效，把文学的地位空前提高。
《周书·苏绰传》载：“太祖方欲革易时政……（苏绰）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3]他认为国家的兴衰与教化有很大的关系，只有用美好的品德去导化人民，人才会变得正直质朴，而正直质朴正是祥和盛世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隋书·文学传序》载：“然则文之为用，……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文帝立国之初，李谔上书改革华丽文体，讲求实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达到了“四海靡然向风”的局面。王通在《中说·天地篇》中说诗应“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这一点从卢思道、薛道衡和杨素的诗中可见一斑。
安史之乱后，胡羌践踏中原大地，地方割据、宦官专权、社会矛盾激化。面对现实的残酷，“诗教论”重新兴盛起来。元稹、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便是“补察时政”、“ 泄导人情”，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和美刺作用。他们重写实、尚通俗，如元稹的《织妇词》，白居易的《秦中吟》。
宋代以儒立国，理学兴盛，理学注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禹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诗歌骈丽化，强调文学为教化仁义服务。范仲淹认为文章应当“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
“发愤著书说”和“诗教说”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体现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给现代文学带来了无穷的启示。
注释：
[1]（唐）韩愈著；严昌校点：《韩愈集》，第241页，岳麓书社，长沙，2000年版。
[2]（宋）欧阳修著；杜维沫，陈新选注：《欧阳修文选》，第2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
[3]（唐）令孤德棻撰：《周书》，第382页，中华书局，北京，1971年版。
【关键词】：两汉文学；后代文学
一、“发愤著书”说对后代文学观的启发：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的“怨”指诗歌具有反映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 到了司马迁这里得到了发展，形成了“发愤著书”说。“怨”的内涵加深了，不仅可以通过文学作品“著书泄愤” ，而且还能“著书言道” 。同时，不再像先秦时期表达情感要“止乎礼义”，而是大胆的抒发自己的真性情。这一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指导了历代进步文人积极运用文学创作与现实作斗争。
到了韩愈，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平则鸣说”。“不平”是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提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1]。这里所说的虽然是自然事物，用到人身上，就是引发创作主体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原因。韩愈一方面主张“著书言道”， “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学习和写作都是为了明白道理。一方面又提倡“著书泄愤”，他认为“穷苦之言易好”。为什么写穷苦困顿的作品容易写好呢？韩愈这是针对当时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文学风气而言的，真正的好作品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忧国忧民愁思的作品。
继韩愈之后，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说” 。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2]梅与欧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宋初西昆体诗歌思想内容空洞，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诗文革新运动旨在去除西昆体的弊端。欧阳修十分推崇梅尧臣的诗，欧阳修通过写梅尧臣的仕途坎坷，提出诗歌要“殆穷者而后工”。诗人想要写出好的诗，首先内心要有真情实感，才能把难以描摹的感情形之于诗篇。 “穷而后工说”是“发愤著书说”的延续，只有通过个人历练抒发真情才能“著书泄愤”。同时还要立足现实，发挥文学的现实功用，“著书言道”。
元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科举取士道路中断，文人地位低下，士人郁积于心，转而通过杂剧以“泄愤”。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描写窦娥的悲惨遭际，深刻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对恶霸、贪官的描写不正是现实存在在文学作品中的生动反映吗？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不忘“言道”。 第二折中，窦娥不忍心婆婆年迈受讯，含冤招认毒杀张驴儿的父亲，被判斩刑，这是在明孝道。第四折中，窦父重审案件，冤情昭雪，这是明正道。白朴的《墙头马上》，裴少俊与李千金真心相爱，却被裴父所不容，后裴少俊考取功名，重金求娶李千金。白朴歌颂了对自由婚姻的追求，是“泄愤”。同时，用明媒正娶来“言道”。
二、诗教论对后代文学的启发：
《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 温和、宽厚，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孔子的“仁”。何为“仁”？“克已复礼为仁”、“仁者爱人”。《毛诗序》中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善乎诗。”诗歌显然具有了对社会人生具有指导作用的功能，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这种观点无疑把文学的社会功用推崇到了过高的地位。
后人不断的对“诗教论”增踵加码。曹魏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桓范在《世要论·序作》中说著书立伦应当弘扬大道，传播圣人思想，并且认为不仅当世要这么做，后世也要继承下去。曹丕对文学功用的认识受到教化论的影响很大，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文章具有治理国家的功效，把文学的地位空前提高。
《周书·苏绰传》载：“太祖方欲革易时政……（苏绰）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3]他认为国家的兴衰与教化有很大的关系，只有用美好的品德去导化人民，人才会变得正直质朴，而正直质朴正是祥和盛世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隋书·文学传序》载：“然则文之为用，……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文帝立国之初，李谔上书改革华丽文体，讲求实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达到了“四海靡然向风”的局面。王通在《中说·天地篇》中说诗应“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这一点从卢思道、薛道衡和杨素的诗中可见一斑。
安史之乱后，胡羌践踏中原大地，地方割据、宦官专权、社会矛盾激化。面对现实的残酷，“诗教论”重新兴盛起来。元稹、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便是“补察时政”、“ 泄导人情”，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和美刺作用。他们重写实、尚通俗，如元稹的《织妇词》，白居易的《秦中吟》。
宋代以儒立国，理学兴盛，理学注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禹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诗歌骈丽化，强调文学为教化仁义服务。范仲淹认为文章应当“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
“发愤著书说”和“诗教说”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体现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给现代文学带来了无穷的启示。
注释：
[1]（唐）韩愈著；严昌校点：《韩愈集》，第241页，岳麓书社，长沙，2000年版。
[2]（宋）欧阳修著；杜维沫，陈新选注：《欧阳修文选》，第2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
[3]（唐）令孤德棻撰：《周书》，第382页，中华书局，北京，19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