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新春是位有情怀的写作者。在他疏离文学书写多年以后，花甲之年重新捡拾笔墨，便把目光聚焦在生长于斯的青海河湟谷地，致力于挖掘族源历史，以一份执拗与耐力，进行着对“身从何来”问题的寻根探究。青海汉族是从南京珠丝巷迁徙而来的说法在河湟地区世代相传，有学者从语言学、民俗学的角度寻找着相距遥远的金陵古城和西北一隅的蛛丝马迹的关联，却不见任何官修私修史书、地方志书的明确记载。为了拨开历史的迷雾，仲新春查访、阅读了大量散落在民间的河湟区域的谱牒，包括自己的族谱，参照相关历史背景以及民间传说，先祖被迫西行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他历经数载，数易其稿，用一部题为《金玉斗》的长篇小说的方式将传说中的历史具象化了。这部书的写作毫无功利目的，就是在缅怀一段历史，一段与个人、家族、一个地域民众的生命之根密切相关的历史，用文字向经历屈辱、迁徙的痛苦、在遥远边地再建家园，与边地民众融合的先祖致意。可以说，他是在用小说的方式“补历史之阙”，同时，填补了没有文学作品表现这一题材的空白。
　　《金玉斗》融真实背景、民间传说和艺术虚构为一体，以此作为想象历史的方法。鲁迅在其以中国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讲到了历史文学的两种写法，即两种文学建构历史的方法，一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为“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前者强调真实再现，后者着眼于想象与虚构，但在鲁迅更侧重于“随意点染”的创作实践中，也非常重视史料支持下的真实环境氛围的营造，这使得他笔下人物的行为与故事的走向具有了坚实的历史逻辑性。仲新春的《金玉斗》同样注重将合理的想象纳入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明初为解决历年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移民屯田，开垦荒地”几成国策，洪洞大槐树现象呈现的恰是那一时期历经50年的流向中原的山西移民的乡思之愁，可以印证明政府的移民举措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这一毋庸置疑的史实无疑构成了南京人西迁的背景参照。而民间广泛流传的露马脚的故事与青海地区因耍社火扮马戏而触怒龙颜的传说颇为类似，民间对于古已有之的“解手”一词的解释与流徙事件的联系，和青海人对自己背手习惯的解说也不无相似之处，民间传说往往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青海方言与吴方言之中大量含义和用法相同的词汇的存在，婚丧习俗相近，这一切都为仲新春描述祖先由东迁徙而来的故事提供了切实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以洪家为核心的南京珠玑巷八大军户受辱迁移，在西北边地再建家园的经历为叙事线索，演绎了一段毁灭的悲怆与再生的欣悦交织的情节曲折、色彩斑斓的历史故事。国人向有通过“演义”“稗官”来掌握历史的习惯，愿意将小说故事视为真实的历史存在，从这一角度讲，《金玉斗》的创作与出版，的确是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部了解青海汉族“身从何来”历史的读本。
　　虽然面对的是历史，但毕竟是以小说的方式呈现，用史料是否翔实可靠去考量一部文学作品，用历史真实去裁定文学真实，无疑是一种苛求。就《金玉斗》的写作而言，历史资料的相对匮乏，反而为作者无拘束的艺术想象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仲新春是要写一部能唤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小说，一部好看的小说，将历史传奇化就是吸引读者所采取的一种方法。小说中洪家西行路上多次遭遇剪径者的袭击，遇险纾难的过程多有巧合、偶然的因素，来到荒寒西部，洪希彩被吐蕃拉陇玉多部落掳去成为部落王后，最终遁入空门的经历也充满了诡异离奇的色彩。小说在情节设置上，环环相扣，密不透风，节奏急促，显然借鉴了中国传统“说部”的叙事方式，是将蒙冤迁移、行走的艰难，家园建设、耕读传世、灾荒饥馑等情节元素，置于传奇小说的模式中建构历史的画面与场景。这只是想象迁徙历史的一种方法，绝不是唯一的方法。追求历史的传奇化和故事的曲折离奇，固然能给读者极大地阅读快感，却可能遮蔽日常化的历史，疏离了社会风俗和世态人情的细微描写，历史生活的肌理会因此漶漫不清，历史感也会因此被削弱，这或许是将历史传奇化所付出的代价。
　　对于一部历史小说来说，用什么样的观念与态度去阐释历史尤为重要。每个写作者都可以依据自己对历史的认知确立解读历史的立场，但都应当对历史怀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其历史观一定是趋向理性与客观的。仲新春在《金玉斗》中显然呈现了两种审视历史的眼光，一是对强加罪名逼迫民众迁徙的当权者的愤懑和对被迫西行者的同情，这一建立在民间伦理立场的态度隐含着作为南京移民后裔的情感因素，二是追溯先祖西迁西北高地堅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以及与当地民众休戚与共，共同建设家园历程，是从更为宽阔纵深的视野来呈示迁移的历史意义，将民间伦理与历史价值观进行了一次有效的链接。当南京珠丝巷那些曾经的朝廷功勋和富家子弟沦为罪犯踏上漫漫西行路时，小说充满了对官府的怨怼和对立情绪，使被侮辱被损害的诉求成为符合同情弱者的民间道义的正义的呼声。随小说人物落户西陲，作者的情感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愤恨的情绪渐次淡化，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东来的人们“以文教化”，原住民奉献慷慨与接纳，民族融合，文化交融，和谐共处的生活图景一一展现，移民在历史发展维度中所显露的正面价值得到了作者的完全认同。小说结尾处，已迁徙湟水谷地16年的洪希明觉得远离南京故土的伤感惆怅已经化解，他在脚下这块看似贫瘠的土地上获得内心宁静与自由，这番感悟也可以视作作者审视先祖迁移历史的基本态度。看待历史眼光的转移，并没有使这本小说产生断裂，相反恰是因为主观情感的介入和豁达宽容胸襟的展示，使这本小说成为了一本有温度的书。
　　上个世纪80年代，昌耀在一首歌咏西宁的诗歌中写道，“看不出我们是谁的后裔了？/我们的先人或是戍卒。或是边民。或是刑徒。/或是歌女。或是行商贾客。或是公子王孙。”或许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真的无法确认祖先从哪儿来，或许真如昌耀所说“我们毕竟是我们自己”，但事实上谁也无法摆脱了解自己族缘的渴望。《金玉斗》就是一部满足了青海人寻根渴望的一本书，是一部填补历史空白的一部书，是一部了解一个区域的民众生命根源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