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原名汤道耕）被称为“流浪文豪”，也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的作家” 。1925年夏天，距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艾芜瞒着父亲离开故土，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行漂泊之途。这位怀抱“劳工神圣”理想的知识分子，这位因为家庭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的男性娜拉，凭借一双脚板，从川西到滇东，出入野人山，踏足茅草地，浪迹滇缅边境，把脚步延伸到很多人难以企及的所在。南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空间机缘和文学机缘。艾芜注重从民风、民情、民俗中提炼小说题材和艺术构思，铺展多民族风情画卷，其作品展现着浓厚的民俗学意蕴。在他的语言容器里，也盛满了对于自由与野性生命的浪漫想象。通过对西南边陲和华缅杂居地域风光习俗的粗笔勾勒或工笔细描，他将滇缅边境和东南亚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推至读者面前，使我们看到“边地中国”以及域外不同民族的生活情状。

物质民俗

　　西南边地是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活跃着彝族、白族、傣族、苗族、佤族、瑶族、怒族、壮族、哈尼族、傈僳族、景颇族、纳西族、布依族、阿昌族等数十个民族。每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社会组织、意识习惯、心理程式、语言表达各有特质，其衣食住行、生产生活、丧葬嫁娶、审美方式等等都是风向标，浸淫着丰富的时空信息和文化因子。单就衣着服饰而言，艾芜就给大家呈现出多彩的画卷——有“金孔雀”之称的傣族女性喜欢穿窄衣和长裙，窄衣裹身，长裙及踝，婀娜多姿，身材曼妙。她们常穿红绿长裙、白色纱衣，而头部却缠以黑绸，堆高几十厘米，仿佛顶了一只小桶。傣族男子，常常上穿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衫，下着长管裤，头部以白布或蓝布包裹。景颇男青年常常头部戴有黑帕子，腰间佩着长刀，斜挎红色通袋，俨然武林中人。景颇姑娘则是“穿着银角子做纽扣的黑色短衣，系着短裙子，露出黑籘围绕膝头”，别有一番英武之气。加拉人喜欢纯净的素色，他们习惯身着白衣、头裹白帕，让人在惊艳的同时产生一种文化的陌生感。艾芜还在小说《山中送客记》中勾画出特殊职业者偷马贼的轻便装扮，他们上着青绸短衣，下穿黄斜纹短裤，背挎长刀，身携配有红黑须子的统袋，纵马历险，纵声歌唱。《卡拉巴士第》的缅甸女子，上着白纱短衣，自胸到脚背则是水绿色绸笼基。哪怕她在发髻装扮方面极尽夸张，却不忘留出一小撮头发拖到耳边，因为那是民族习俗里女孩尚未出嫁的标志。
　　艾芜以底层流浪者的视角勾画出城市与乡村之外的蛮野世界。在这个特别的空间里，无论是密匝得看不见阳光的林子、白色而骇人的瘴气、野兽一般咆哮的山风、桀骜不驯的江水、此起彼伏的松涛等自然景观，还是神秘的民居空间，往往都被赋予特定的民俗寓意，包藏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象征意味。在艾芜的小说中，你可看到各色缅式、傣式屋宇，那些竹楼似乎在讲述着民族的隐秘；你可看到滇缅通商的古道和路边的茅屋野店，那些参差错落的歇脚处似乎在隐藏着传奇故事；你还可看到高山峻岭之中简陋而又神秘的岩洞客店，它们似乎在恣肆着关于匪盗与侠客的想象……这是真实的底层世界，也是杂色的民间江湖，拥有着一种与自然的狂暴阴森相关联的野性和神秘。这是陌生化的居住场域，也是人格化的民俗场景。“对民间建筑的描写，建构了一个真实的生活空间。这个空间是民族精神和地域文化的外化。”
　　艾芜勾画了一个充满江湖气息的民间草野世界，这里活动着很多被逸出正常生产、生活轨道的人，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操持着非常化的谋生手段———流浪卖艺者、贩卖私烟者、蹈险响马贼、搏命滑竿手、辛苦捶背人、江湖走镖汉以及深山盗匪强梁、底层商贩杂役……他们是另类的民俗群体。马帮是这里的重要场景，不少人盗马、养马、以马载物，借马讨生活。鸦片是这里的地域标识，在此更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里的很多人要么种植鸦片，要么走私鸦片，要么癖好鸦片。《南行记》中，相当一大批人都附着在与鸦片相关联的职业或生活链条上。在滇缅边境，除了鸦片，槟榔和酒是特别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活景象。克钦族无论男女都嗜嚼槟榔，比如《山官》中的他们，“有事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嚼槟榔”。安南人饮酒，习惯于将一大碗酒放在众多碗碟中间，用调羹掬来饮，那种氛围迥异于内地的推杯换盏。生活在边地的汉族，渐渐濡染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喜欢上口嚼槟榔、喝竹筒酒，节日随着别的民族载歌载舞。被同化的背后，是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的强劲穿透力。
　　此外，艾芜还书写了边境之域的文化往来，比如滇缅通商，在双方的通联要道上，伴着各式的洋货输入，异质的文化也一并逶迤而至，并悄然落户（《洋官与鸡》）。再如多国别多族别场域，店老板娘与其女为了拓展生意，皆可在三种语言中自由切换（《我诅咒你那一笑》）；即使是四海为家流浪为生的盗马贼，亦精通滇缅边地多种民族的语言，跟本地异族人甚至外国人称兄道弟（《山中送客记》）。“混血”状态下，边地的文化充满了张力和弹性，表现出与内地迥异的人文生态。

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

　　对于艾芜来说，边地迥异于内地的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丰富、神秘并耐人寻味，那些在时间长河中蜿蜒传承而来的人生仪礼、岁时节日、民间娱乐、民间信仰、民间艺术、巫术禁忌、民间哲学伦理观念等，浸淫着当地人民的意识和习惯，“既是新鲜活泼的民俗生活事象，又有古老深沉的文化内蕴”。
　　在令艾芜自谓“销魂”的滇缅边地，他每走一步，触碰的都是历史的筋脉，踏响的都是文化的回声。“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天”的边地文化场域，如超大的卷轴，包含着多民族聚居的彩色长卷，呈现出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态。或古朴或野性或神秘的边地习俗自然流淌在艾芜的文中，成为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艾芜描写到不同民族的婚恋习俗：彝族男女喜欢于水畔、阡陌间对歌，将自然当作孕育爱情的温床，由对歌进而相爱的故事在这里频频上演；彝族男女的新婚之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洞房花烛，而是在看似大煞风景的激烈厮打中展开，最后使新郎手上、脸上挂彩留痕——以凸显新娘的贞操体面；傣族男子晚上身披毡子去约姑娘，毡子下的两个人，便边走边谈爱情，在一场华丽的外出中，爱情在行走，爱情诗也在行走；哈尼族夫妻通常不共居于一室之内，他们常常在有月亮的夜晚、在一番酣暢的歌舞之后共赴林子深处过夜。艾芜还描述了充满魔幻色彩的边地传说，涉笔民族巫术、禁忌等。如傣族女人深谙魔术，若有不讨喜的男子频频轻佻地望她，男子便难逃其法术之下的病患之灾；与之结婚的汉人最好不要试图有异心，若回家乡必须按时归来，否则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下去的药会让人丧命。 　　边地流溢着蛮野之风，比如克钦人的配饰习俗和卡瓦人的“杀人祭地”农耕习俗。克钦山深处的人家，常常在门前悬挂水牛头颅的骨骼。每个成年的克钦男子必须佩长刀，哪怕是他们走向军营，在集体的荷枪之外，亦不能离开祖传的长刀。据说在每年种稻之时，便有卡瓦人伏于暗处，一旦伺到外乡人过路，便将其一刀剁死，以其头颅内的热血祭洒谷地，借此祈求丰收之年。“听说不如此，便没好收成，这是祖传的章法。”相较于内地之儒家伦理和制度规则，艾芜塑造的边地更多地呈现出一种酒神精神、一种自然率真的姿态、一种火辣奔放的粗野、一种酣于冒险的强力。这里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多的是热辣倔强、狂放不羁。这里的男子似乎少了那么些温良敦厚，这里的女子也似乎少了那么些三从四德。比如，男女可以在小河中一起沐浴，仅以围裙遮盖下身。和尚喜欢喝酒、吃肉，以自由为本（《七指人》）。女人长着比男子还长的脚，无论是抽烟还是处事，都很“爷们”，绝少谨言慎行（《流浪人》《洋官与鸡》）。
　　在其边地系列作品中，艾芜描摹到很多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那种文化的陌生感让人感受到一浪接一浪的审美冲击。艾芜饶有兴致地叙述到“边民”们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动鲜活地描述他们的特色民族节（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浓郁地方味。这些内容，彰显着特别的生命价值观，也表现出边地民族潜在的心理状态及结构组成。

语言民俗

　　艾芜并没有站在启蒙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腔调和华丽的辞藻去装饰作品，也没有把自己定位为边地的“他者”，而是从自己的民间体验和民俗积累出发，以原生态的语言讲述故事、素描边地、展现民间。源自生活现场的方言、土语、民谣、谚语、黑话、酒令、歇后语等，“有真意、去粉饰”，让他的小说充满朴质、生动的光彩。比如形容小店的“鸡毛店”，描述说梦话的“发梦天”，指代诡计的“鬼过场”，标识说好话的“打个上福”，形容说谎的“冲壳子”，代表首领的“舵把子”，指代媒婆的“红叶婆”，比喻怕老婆的“耙耳朵”，描述坝子的“夷方”等。
　　地方方言的自然融入，使艾芜的边地小说充满异域情调。如《伙伴》中，景颇语“阿普”指代的是“大哥”，“慈雅基”指代的是“先生”，缅语“扁达”指代的是“警察及巡缉员”。《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傣语“蒲骚”指代小姑娘，“景好”意指吃饭。《我的旅伴》中，缅语“木头咖”指代的是“汽车”。《我们的友人》中，缅甸姑娘所喊的“阿哥几……”称谓的是“大哥”。《流浪人》中，“胶粘着胯了”意指“让人着急”。《欧洲的风》中的方言俗语更是形象生动，“干挣”指代“替别人瞎操心，却根本帮不上忙”；“吃黑大枣”，指代“坐牢”；“走洋脚”，指代边地的马帮“为洋人赶马运货”；而“捏红炭圆”，则比喻“使人为难”。其他如《人生哲学的一课》中克钦山语种的方言表达“幺厮”“打总成”“壁罗”等。
　　除了方言、土语，民谣的大量渗透亦使艾芜的南行文本充满“山野味”。《森林中》的马哥头在刀刃上讨生活，哪怕面临无比险峻的生存环境，依然是热辣辣的情歌盈口绕心：“夜晚睡觉脸朝东，梦见小妹在怀中。睡醒不见妹模样，脚蹬床板手拍胸。” 野猫子即使与父亲一起沦为强盗，依然执着于远方的自由与逍遥：“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 边地人崇尚自由快活，所以才有民间曲子的对歌“吃菜要吃白菜心，养女莫嫁唐督军”，他们不追求“走在人前倒好看”的面子工程，只觉得“喊声奴婢怪难听”。《山中送客记》的偷马贼，自建起一套生存秩序，以四处历险为自由和快乐：“说荒唐来就荒唐，不纳税来不完粮，碰到官儿还要打他的耳光！” 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艾芜笔下的俚语、俗语、咒语、谚语、民歌、民谣、神话、传说等语言民俗，不但大大丰富了小说叙事空间，渲染了边地的诡奇与神秘，而且标识了小说的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成为读者想象滇缅边地的载体，了解滇缅边地风俗人情的文学“标本”。

满溢着异域风情的活力

　　艾芜边地小说具有丰富的民俗意味，不但体现于其字里行间呈现出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有形民俗与无形民俗，还表现在其文本背后深隐的民间立场、叙事形态、写作态度、角色设置等众多方面。如同当今之地方文学如桂剧、黔剧、滇剧，满浸着地方文化。
　　在滇湎边境的漂泊中，艾芜彻底融入了边缘阶层，由一个带有浪漫气质的书生摇身变作一名十足的流浪汉。颠沛流离中，艾芜不是自视为他者和旁观者，而是真正融入其中。他曾经同小偷、马帮、盗马贼、抬滑竿的、私烟贩子等这样的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为伍，甚至一度与那些被迫铤而走险的游民们朝夕相处。所以，“他以相对客观的笔调展现了边境文化的异质向度和荒野状态下的自然本真”。民俗学视野下，艾芜的西南边地充满着郁勃的生命活力，人物多野蛮而率真、粗砺而坦荡，民俗多野性而浪漫、原始而张扬。
　　艾芜饱蘸个体的民间经验和民间情感倾情书写民俗，“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判断与种种民俗事象进行融合交会，并使风俗作为展现民族历史运命、反思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平台”。他以民俗为载体，彰显边地的异质因素，关注那游走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自由不羁的人群及其特立独行的人生形式，发现了在“黑屋子”之外的另一片天地，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与审美建构。也许正如陈思和所定义的民间，艾芜笔下的边地也免不了“藏污纳垢”，掺杂着“民主性的精华”以及“封建性的糟粕”，但它的自由自在、它的江湖意味、它的生气勃勃正是艾芜所心心念念并倾力书写的。感受南疆“精神气候”的他，在时间的那一端，呼应着杨义所提出的文化与文学的“边缘活力说”，他试图以之呼吁补足中原文化的缺项。
　　（作者系廣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 （项目编号：17FZW003）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2017M623293XB）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