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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生活里的助人行为越常见，越受到鼓励，也就越可能发生。利他是培养的，不是天生的。
美国民间组织“卡内基英雄基金委员会”（Carnegie Hero Fund Commission）每年都会评选出上一年度的舍己救人英雄。每年获“英雄奖”的约为18名，许多都是普通百姓，例如2014年获奖者中有一位名叫梅艮·葛林的妇女，她有7个月的身孕，但还是跳下水去救起两名溺水的男子。另一位名叫克林顿·布莱克本的卡车司机，正好遇上一位警察在与逃犯搏斗，逃犯夺走了警察的抢，这位司机冲向罪犯，与警察一起制服了逃犯。
英雄基金会于1904年由安德鲁·卡内基捐赠500万美元创办，总部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委员会的宗旨是奖励见义勇为的美国和加拿大人士。委员会共有21名委员，他们向获奖人士授予铜质奖章和奖金。见义勇为者如果受伤，可获得抚恤金；如果牺牲，赖其抚养者也可获得抚恤金。委员会还提供奖学金以供资助。
“英雄奖”的颁奖对象不包括执行公务中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也不包括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担负着保护人民生命的职责。颁奖不考虑儿童，因为儿童并不懂得所冒的是怎样的生命危险。也不考虑救援自家亲人的勇敢行为。从1904年至2016年9月，委员会评议了88000多宗救助他人行为，获奖人数为9893人。到2016年为止，委员会为施救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的一次性资助共达3850万美元。委员会记录对施救者和受救者基本上都有详细记载，所以不断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专家利用这些宝贵的原始资料来对利他行为进行不同的研究。
夏威夷大学教授唐纳德·约翰逊（Ronald C. Johnson）在《英雄行为个人表现和受助者的特征》（Attributes of Persons Performing Acts of Heroism and of the Recipients of These Acts）一文中对“英雄奖”得主作了分析研究，得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结论。他指出，社会生物学研究利他，往往侧重于“舍己救人”行为，这样的行为有利于他人，但对行为者自己不利，被视为违背达尔文主义的自我保存原则。但是，心理学家研究一般关心“利己利人”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既有利于他人，也不损害自己。约翰逊本人的社会心理研究则是针对“最纯粹、最极端形式”的利他——“那种自己冒生命危险援救他人生命的行为”。
他研究的对象是从1989至1999年的450个英雄行为事例。他发现，委员会审议的英雄行为中，90%是男性做出的，占60%。此外，将近20%的英雄行为者献出了生命，舍命相救的对象经常是施救者熟悉或认识的。被救者中年幼和年老的居多，而且，施救者多数是农村劳动者和小城镇居民，而大城市的陌生者较少。
耶鲁大学“人类合作实验室”（Human Cooperation Lab）大卫·兰德（ David G. Rand）教授在与合作者的《不假思索地冒生命危险：本能决定与极端利他》中提出，为什么有的人能冲进大火救人、从歹徒手里夺刀、迎着飞驰而来的火车救人，而大多数人就不能呢？
兰德在研究实验中让300 位实验对象阅读和收听51名英雄奖得者的报道。他发现绝大多数认为英雄是本能地行动，而不是权衡利害后才决定。兰德从其他实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英雄基本上都是先行动后思考的。在非常危险的极端情况下，他们都是本能的勇敢，无暇作自私的盘算。”他对英雄行为的两个解释是，“首先，你必须要有助人的冲动；其次，你必须按照这个冲动有所行动，而不是去多想”。他认为，“这种直觉的合作行为并不一定是在人的基因里编码好了的。这种本能来自日常生活经验。”平时生活里的助人行为越常见，越受到鼓励，也就越可能发生。一个人从小的教育非常重要，对人有类似于军事训练或宗教感化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利他是培养的，不是天生的。”
一个国家需要有某种机构来保存民间见义勇为档案，这会有利于国人倡导助人精神和利他行为，也能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真实材料。
美国民间组织“卡内基英雄基金委员会”（Carnegie Hero Fund Commission）每年都会评选出上一年度的舍己救人英雄。每年获“英雄奖”的约为18名，许多都是普通百姓，例如2014年获奖者中有一位名叫梅艮·葛林的妇女，她有7个月的身孕，但还是跳下水去救起两名溺水的男子。另一位名叫克林顿·布莱克本的卡车司机，正好遇上一位警察在与逃犯搏斗，逃犯夺走了警察的抢，这位司机冲向罪犯，与警察一起制服了逃犯。
英雄基金会于1904年由安德鲁·卡内基捐赠500万美元创办，总部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委员会的宗旨是奖励见义勇为的美国和加拿大人士。委员会共有21名委员，他们向获奖人士授予铜质奖章和奖金。见义勇为者如果受伤，可获得抚恤金；如果牺牲，赖其抚养者也可获得抚恤金。委员会还提供奖学金以供资助。
“英雄奖”的颁奖对象不包括执行公务中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也不包括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担负着保护人民生命的职责。颁奖不考虑儿童，因为儿童并不懂得所冒的是怎样的生命危险。也不考虑救援自家亲人的勇敢行为。从1904年至2016年9月，委员会评议了88000多宗救助他人行为，获奖人数为9893人。到2016年为止，委员会为施救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的一次性资助共达3850万美元。委员会记录对施救者和受救者基本上都有详细记载，所以不断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专家利用这些宝贵的原始资料来对利他行为进行不同的研究。
夏威夷大学教授唐纳德·约翰逊（Ronald C. Johnson）在《英雄行为个人表现和受助者的特征》（Attributes of Persons Performing Acts of Heroism and of the Recipients of These Acts）一文中对“英雄奖”得主作了分析研究，得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结论。他指出，社会生物学研究利他，往往侧重于“舍己救人”行为，这样的行为有利于他人，但对行为者自己不利，被视为违背达尔文主义的自我保存原则。但是，心理学家研究一般关心“利己利人”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既有利于他人，也不损害自己。约翰逊本人的社会心理研究则是针对“最纯粹、最极端形式”的利他——“那种自己冒生命危险援救他人生命的行为”。
他研究的对象是从1989至1999年的450个英雄行为事例。他发现，委员会审议的英雄行为中，90%是男性做出的，占60%。此外，将近20%的英雄行为者献出了生命，舍命相救的对象经常是施救者熟悉或认识的。被救者中年幼和年老的居多，而且，施救者多数是农村劳动者和小城镇居民，而大城市的陌生者较少。
耶鲁大学“人类合作实验室”（Human Cooperation Lab）大卫·兰德（ David G. Rand）教授在与合作者的《不假思索地冒生命危险：本能决定与极端利他》中提出，为什么有的人能冲进大火救人、从歹徒手里夺刀、迎着飞驰而来的火车救人，而大多数人就不能呢？
兰德在研究实验中让300 位实验对象阅读和收听51名英雄奖得者的报道。他发现绝大多数认为英雄是本能地行动，而不是权衡利害后才决定。兰德从其他实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英雄基本上都是先行动后思考的。在非常危险的极端情况下，他们都是本能的勇敢，无暇作自私的盘算。”他对英雄行为的两个解释是，“首先，你必须要有助人的冲动；其次，你必须按照这个冲动有所行动，而不是去多想”。他认为，“这种直觉的合作行为并不一定是在人的基因里编码好了的。这种本能来自日常生活经验。”平时生活里的助人行为越常见，越受到鼓励，也就越可能发生。一个人从小的教育非常重要，对人有类似于军事训练或宗教感化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利他是培养的，不是天生的。”
一个国家需要有某种机构来保存民间见义勇为档案，这会有利于国人倡导助人精神和利他行为，也能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真实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