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初春，天空飘起了小雨。远远见到记者，乔榛从轮椅上起身，颤颤巍巍走过来，身边的人正要上前搀扶，他却摆了摆手——8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半边身体瘫痪，电动轮椅成了他的日常出行工具。即便身体大不如前，他对配音的热爱却丝毫未减。
　　这些年，乔榛和老伴儿唐国妹住在上海周浦的一家养老社区，将一间卧室“开辟”成录音房，每日配音朗诵，捣鼓录制剪辑。两年前，上海电影译制厂（以下简称上译厂）现任副厂长刘风制作喜马拉雅有声剧《红楼梦》和《西游记》，乔榛前去助兴，给荣国府的老爷贾政和玉皇大帝配了音。今年正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乔榛正在筹备一场主题朗诵会，每日选稿、彩排，忙得团团转。
　　表演“尖子生”开启配音生涯
　　年近耄耋，乔榛经常回头看那段属于译制片的辉煌岁月，重温过去那一部部他曾参与配音的经典影片。提到配音生涯的起点，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几十年前，大上海繁华又动荡的时代——
　　在吴侬软语遍地的老上海，我能说一口标准纯正的普通话，这得益于母亲的教导。母亲是一名小学特级教师，我从小跟着她学拼音和朗诵，一颗文艺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一场文艺汇演，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华海中学正编排汇报演出剧目《我的一家》。这部话剧改编自那个年代火遍全国的电影《革命家庭》，我饰演的是个“小英雄”角色——地下共产党员江海清的儿子江立群。首演很成功，后来我们的小剧团走出校园，参加市里大大小小的比赛，获得了许多关注。那段时间，观众的信像雪片一样飞到学校的传达室，其中的一封来自两位上海戏剧学院（以下简称上戏）的青年教师。
　　1960年，18岁的我被“内招”进了上戏。毕业那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影厂）的张瑞芳老师、孙道临老师来学校挑选“尖子生”，我再一次被选上。
　　我在上影厂的“新人培训”，便从体验生活开始。刚进厂，比我高6届的上戏师兄杨在葆就带着我们一群学弟学妹深入到农村、工厂和部队。在秋收的农田里，在工厂的生产线上，杨在葆大哥给我们讲表演，讲他对角色的认识：“作为一个演员，必须真听、真想、真感受，如果没有思考和感悟，眼睛就会变得黯淡无光。”这些宝贵的表演经验，也成为我日后参加配音工作的准则。半个世纪过去，回想这句话我依然心存感激。
　　一扇遥望世界的窗户
　　我读小学时，上译厂引进了大批苏联电影，我第一次接触到译制片。当时我完全被电影里的故事所吸引，为电影里的人物而感动。
　　我真正走近译制片，是因为《红菱艳》。我配的角色是佩姬的芭蕾舞教练马赛因。这个人物极具个性，严厉起来破口大骂，情绪平复后又温柔至极。给他配音前，我做足了功课，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一站到话筒前就跃跃欲试。然而当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配音时，我吓了一大跳——我的声音和搭档的声音格格不入，音调要高出好几个八度。
　　我一时懊丧至极，配音室的前辈们都来帮我。他们告诉我：在话筒前状态要松弛，才能做到与电影中的人物“同呼吸、共脉搏”。上完这堂现场配音课后，我找到了感觉，立马调整好状态，顺利配完了马赛因这个角色。
　　1975年，我正式成為上译厂的一名配音演员。现在回忆起来，从《魂断蓝桥》《叶塞尼娅》到《廊桥遗梦》《寅次郎的故事》，配音往事历历在目。
　　自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那是中国译制片的黄金时期。在中国艺术范畴中，译制艺术是一朵独树一帜的奇葩。那些细腻隽永的译制片，不仅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认可，更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代中国人。
　　一直关注“声音的事业”
　　“乔老师，我是听着您的声音长大的。”当初见到老影迷，我常听到这样一句感叹。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问我：“乔老师，你们上译厂还在不在？”我一听这话，就觉得扎心。被我视为毕生事业的译制片，正渐渐淡出观众的视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我们这一批上译厂的老配音演员们。
　　如今，还健在的老配音演员们聚在一起时总说：“我们虽然在职务上都退了下来，但会一直关注‘声音的事业’。”自1986年起，我患上癌症，1999年复发，2001年发现骨转移，其后心梗、脑梗，一共8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每当病情好转，我就辗转于全国各地的朗诵会，还是想多走走、多看看、多宣传。
　　我始终觉得，汉语是一种非常优美、灵动的语言。在上个世纪，我们老一辈配音演员用中国人的语言文化，塑造了外国影片中的经典形象，带着国人认识西方和世界;如今时代变了，新一代配音人回归传统，原汁原味地演绎古代经典名著，让世界了解东方和东方文化。
　　如今我已是一个八十老翁，但也必当竭尽全力支持他们，扶植这项“声音的事业”，更希望能让译制片这棵老枝有机会重新绽放娇艳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