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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卢卡奇秉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这一理论传统，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立足于物化理论这一基础，他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全面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卢卡奇哲学的双重维度在于：他不仅从思想内容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还从思维方式上揭示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严重缺陷。
关键词：卢卡奇；物化理论；阶级意识；传统哲学
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从物化现象、普遍物化，物化意识逐渐深入细致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在马克思哲学原有“实践”的基础上，批判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论、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以及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理解，揭示了“历史辩证法”的光辉。卢卡奇在批判物化现象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对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给予批评。其哲学的双重维度已成为近来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
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物化”理论。什么是物化？卢卡奇所说的物化就是马克思在论述商品拜物教时所指出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他说：“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并且它表现在主客观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在主观方面，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在物化的资本主义现实中，出现了合理化原则、可计算性原则，主客体的分离。首先，纵观劳动过程的发展，从手工业发展到手工工场，最终以机器工业为代表，在劳动过程的发展中，科学技术在发挥显著作用的同时，劳动过程中的操作合理化原则愈加明显。“合理化”思想取自于马克思.韦伯，韦伯强调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促进西方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理性主义”新教伦理，新教伦理下是西方社会以理性为基础的劳动组织方式、政治法律体制，在这种不断“合理化”的过程，使得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组织程度越来越严密，这虽然带来了较高的效率，但也存在着负面效应。卢卡奇在阐述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过程中，就将“合理化”原则重点强调出来。“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都被提出来了。” [2]资本的逻辑在于逐利性，“合理化”原则加剧了资本的周转速度，迫使企业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構成，在资本的有机构成面临提高的前提下，劳动工人纷纷被削减，固定资本不断得到更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劳动工人的窘迫命运，以及资本主义现实中，工人的异化境遇。其次，在整个物化现象的背后，“可计算性”原则成为一个新的关键词，正如文本中讲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 [3]劳动过程的不断机械化和合理化，导致了劳动者面临着“工时”与“数量”的限定。在整个生产体系之中，每个工人在恒定的时间内，面临着等值的工作数量。“时间”本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物，是质的、可变的，此时，劳动时间逐渐成为精确的、可测定的、固定化的“空间” 。在资本主义物化之下，人隶属于机器，劳动将人置于次要地位，可计算性原则的出现才更加加剧了工人的不幸命运。马克思说：“由于人隶属于机器，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即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地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说质量，只有数量决定一切的时对时，天对天……” [4]马克思在这句话中所说的正是卢卡奇在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描绘的可计算性原则所支配的劳动场景。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工人所体会到的最终是一种压制和痛苦，如同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明的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最后，卢卡奇所论述的物化理论中，主客体的关系被鲜明的指了出来：即主客分离，主体即劳动者，客体即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主客的分离即就是劳动者与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不能产生直接的归属关系，劳动者也并不能掌握与参与到整个的劳动过程。西方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也将更凸显。这表现在经济领域工厂体系中，就是工人与整个劳动过程严格分离。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整个链条已被明确地划分出职责，工人由前资本主义时期作为占有商品生产者的整个过程的主体，成为仅仅占有生产流程的一个环节的操作者。不仅在整个生产中表现为重复的再生产，而且工人的主体创造性也被剥离，单纯地成为被动地客体直观着生产过程的局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样讲到：“一方面，他们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力同其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体化变成持续的和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以至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 [5]主客体二者的关系后来也在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理论中具体作了阐述，在总体性辩证法中，卢卡奇指出判别是否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标准在于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总体性的方法。这种总体性就表现为要用整体的眼光批判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不同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危机。同时，这种总体性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在历史中既把握资本主义事实，又发现资本主义现实，在历史中找到改变资本逻辑的真正主体。因此，总体性中主客体关系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打破物化现象所掩饰的主客分离，用阶级意识唤醒无产阶级的批判意识，使无产阶级成为真正主体，最终才能有力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之中。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不仅分析了生产、经济领域的物化现象及其后果，而且深入地分析了物化现象所导致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表现在政治、法律、哲学、语言文学等众多方面。他谈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致命性地沉浸到人的意识里。” [6]简单说来，物化意识指的是工人与大众已经将资本主义这种生产体系、这种机器取代人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看作为合理的、不可改变的现象，只采取顺从的态度，而不去批判与改变，这种物化意识表现在官僚制度的形成、科学与哲学片面性发展，文化领域的深入等方面。首先在政治领域，物化意识促使官僚政治的形成，这一点上，卢卡奇强调了韦伯的“合理化原则” ，韦伯谈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建立在可计算性原则的基础上，国家的法律机构和管理系统，也被合理的计算了出来。这种合理的管理表现在政治领域即就是官僚制，这种官僚制所带来的正如物化现象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一样“重复性” 、“机械化” ，分工的专门化。一切活动都按照一种越来越标准化、形式化的方式处理。因而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度所体现的也是一种不同形式、不同侧面的“物”的结构，其本质表现仍是一种物的关系。其次，物化意识还体现为科学和哲学的片面性发展。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总体性丧失、整体性的缺乏。在科学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专门化、物化的影响，导致科学在对待事实的时候往往采取孤立、局部，片面性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后果必然是不能掌握现实的整体。他认为资本主义当代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受到了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的影响，其中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实证主义倾向为代表，这导致在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上单纯地采用一种抽象地、分离地方法，忽视对整个操作过程的完全把握。各门具体科学单纯地研究某一个别现象，完全忽视了本学科内部与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卢卡奇就指出真正的方法是辩证的总体性的方法，他反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同时反对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并看到了主客分离的后果，认为只有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运用总体的方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当代科学的畸形发展。科学领域存在畸形发展，哲学领域同样也面临窘境，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深受物化意识的影响，由近代哲学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至始至终不能解决的问题便是主客二元论的问题，不管是谢林、费希特还是康德，都无法找到主客体同一的基础，黑格尔虽用历史的观点，找到了主体，却将主体定义为绝对精神投入到神话的怀抱。因而只有克服物化的影响，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进程，才能达到主客真正同一。最后，物化意识还深刻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而且也使物的个性异化。” [7]卢卡奇用新闻界工作者的态度作了具体例证，在那里，新闻工作者失去了气节，出卖了他们的信念和经验，失去了原有的追求。在文学艺术领域，卢卡奇推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他认为只有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文艺，才可以唤醒人们的阶级意识，方可达到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总的来说，在思想内容层面，通过对物化现象、物化意识的阐述，卢卡奇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给工人、社会的异化境遇，批判了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实证主义倾向，在克服异化的途径上卢卡奇强调只有坚持革命的总体性辩证法，克服物化理论的影响，用总体的方法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用“实践”的观点指导革命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全人类解放扫清道路。
二
卢卡奇不仅从思想内容这一层面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思维方式这一维度上他批判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与二律背反问题。
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知识论模式哲学。古希腊哲学长时间停留于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在对于世界本原的溯源中，出现了泰勒斯的“水本原说” 、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逻各斯学说” 、普罗泰格拉的“太一说”等。这些学说明显具有古代本体论的色彩，不能揭示世界的真正本原。柏拉图区分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 ，他认为人在现象世界所看到的终究是“摹仿”“分有”理念世界的原型，是虚假的，而真正真实的世界只存在于“理念世界” ，“理念世界”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活动，这就给主体与客体同一划上了鲜明界限。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它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予以思辨的把握。古希臘哲学将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中世纪哲学是一种神学，它宣称人生下来就被赋予了“原罪” ，上帝是万事万物的拯救者，因而只有虔诚的信仰上帝才能得救。“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 ，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这突出体现着中世纪时代上帝挥着理性的鞭子抽打着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 。可以说，中世纪神学将人的地位贬低，赋予了上帝至高地位，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在神学笼罩下只有信仰，失去了主体性的认知。在中世纪，理性异变，一方面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另一方面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的支配。最终理性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仍然皈依宗教神学。中世纪神学理性与信仰二元分立。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使传统西方哲学进入鼎盛时期，如果说近代哲学之前的研究侧重于对客体的研究，那么近代哲学则从对客体的研究转向了对主体的研究，从而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从意识出发构造对象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根本特征。近代西方哲学是鲜明的理性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的研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唯理论和经验论。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它拒绝承认世界是某种已经出现的、独立于认识主体的东西（或例如由上帝所制造的），而情愿把它想象为它自己的产物。” [8]对理性的崇拜，对人的主体能力的颂扬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旋律。莱布尼茨认为理性观念只存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等。总的来说，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性的，具有或然性。而真正确定性的知识只能在理性中寻求，即理性才能保证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和必然性。经验论者则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如培根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休谟以因果观为突破口证明了因果性只是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联想，他认为联想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休谟以因果性概念向大陆唯理论者提出了有力地挑战，此后，洛克、贝克莱等人也不断发展了经验论。总之，唯理论和经验论宣告了主体的能动性作用，但二者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经验论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必然性与科学的确定性问题，而唯理论在面临如何保证知识的必然性方面存在困境，这两种理论分支最终无法解决地最重要问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完整统一。因为不管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它都单纯地强调了人的主体的认知能力，忽视了从客体角度出发认知主体。在此期间，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发展的高峰，涌现了诸如谢林、费希特、康德，黑格尔等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德国古典哲学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此之前，哲学的研究重心是主体如何认知客体，康德完成了哲学认知的转向即“客体对象符合主体认知” 。康德在自己的哲学中区分了“现象界”和“物自体” ，他认为人类的理性所能把握到的只有“现象界”而“物自体”是无法认知的，这使得“现象界”和“物自体”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为解决这一难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赋予了人以道德自由，认为人可以在“心灵世界”把握主体和客体、现象和本质，自由和必然的矛盾。但他所说的道德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不关乎外部世界的形式上、无实质内容的自由，问题终究没有解决。费希特用“自我”设定“非我” ，企图从主体领域设定客体，将客体看作是主体设定的产物，将主客体统一于主体，但其没有真正克服康德哲学的矛盾，因为其所说的主客同一只是主体意识领域内形式上的统一，真正的统一并没有实际发生。黑格尔则提出了“绝对精神” ，认为绝对观念在逻辑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绝对精神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同时，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处于一种运动之中，在运动中表现为纯粹概念运动。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绝对精神在运动中经过否定之否定最终回归自身。黑格尔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主客体的统一是通过绝对精神的异化为他物，又从他物复归于自身的过程中达到的，主体既是创造者又是产物，在由它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运动。但问题在于把绝对精神作为主体陷入了神话的怀抱，真正的主体在黑格尔那里没有找到。
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哲学面临着的主客二元对立最终没有真正解决。卢卡奇在文本中批判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主客分离，并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实证主义歪曲理解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商务印书馆，1999，（150）.
[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4）.
[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5）.
[4]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恩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6-97）.
[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7）.
[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伦敦：1971，（9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54）.
[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24）.
关键词：卢卡奇；物化理论；阶级意识；传统哲学
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从物化现象、普遍物化，物化意识逐渐深入细致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在马克思哲学原有“实践”的基础上，批判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论、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以及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理解，揭示了“历史辩证法”的光辉。卢卡奇在批判物化现象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对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给予批评。其哲学的双重维度已成为近来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
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物化”理论。什么是物化？卢卡奇所说的物化就是马克思在论述商品拜物教时所指出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他说：“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并且它表现在主客观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在主观方面，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在物化的资本主义现实中，出现了合理化原则、可计算性原则，主客体的分离。首先，纵观劳动过程的发展，从手工业发展到手工工场，最终以机器工业为代表，在劳动过程的发展中，科学技术在发挥显著作用的同时，劳动过程中的操作合理化原则愈加明显。“合理化”思想取自于马克思.韦伯，韦伯强调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促进西方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理性主义”新教伦理，新教伦理下是西方社会以理性为基础的劳动组织方式、政治法律体制，在这种不断“合理化”的过程，使得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组织程度越来越严密，这虽然带来了较高的效率，但也存在着负面效应。卢卡奇在阐述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过程中，就将“合理化”原则重点强调出来。“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都被提出来了。” [2]资本的逻辑在于逐利性，“合理化”原则加剧了资本的周转速度，迫使企业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構成，在资本的有机构成面临提高的前提下，劳动工人纷纷被削减，固定资本不断得到更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劳动工人的窘迫命运，以及资本主义现实中，工人的异化境遇。其次，在整个物化现象的背后，“可计算性”原则成为一个新的关键词，正如文本中讲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 [3]劳动过程的不断机械化和合理化，导致了劳动者面临着“工时”与“数量”的限定。在整个生产体系之中，每个工人在恒定的时间内，面临着等值的工作数量。“时间”本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物，是质的、可变的，此时，劳动时间逐渐成为精确的、可测定的、固定化的“空间” 。在资本主义物化之下，人隶属于机器，劳动将人置于次要地位，可计算性原则的出现才更加加剧了工人的不幸命运。马克思说：“由于人隶属于机器，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即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地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说质量，只有数量决定一切的时对时，天对天……” [4]马克思在这句话中所说的正是卢卡奇在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描绘的可计算性原则所支配的劳动场景。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工人所体会到的最终是一种压制和痛苦，如同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明的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最后，卢卡奇所论述的物化理论中，主客体的关系被鲜明的指了出来：即主客分离，主体即劳动者，客体即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主客的分离即就是劳动者与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不能产生直接的归属关系，劳动者也并不能掌握与参与到整个的劳动过程。西方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也将更凸显。这表现在经济领域工厂体系中，就是工人与整个劳动过程严格分离。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整个链条已被明确地划分出职责，工人由前资本主义时期作为占有商品生产者的整个过程的主体，成为仅仅占有生产流程的一个环节的操作者。不仅在整个生产中表现为重复的再生产，而且工人的主体创造性也被剥离，单纯地成为被动地客体直观着生产过程的局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样讲到：“一方面，他们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力同其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体化变成持续的和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以至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 [5]主客体二者的关系后来也在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理论中具体作了阐述，在总体性辩证法中，卢卡奇指出判别是否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标准在于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总体性的方法。这种总体性就表现为要用整体的眼光批判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不同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危机。同时，这种总体性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在历史中既把握资本主义事实，又发现资本主义现实，在历史中找到改变资本逻辑的真正主体。因此，总体性中主客体关系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打破物化现象所掩饰的主客分离，用阶级意识唤醒无产阶级的批判意识，使无产阶级成为真正主体，最终才能有力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之中。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不仅分析了生产、经济领域的物化现象及其后果，而且深入地分析了物化现象所导致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表现在政治、法律、哲学、语言文学等众多方面。他谈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致命性地沉浸到人的意识里。” [6]简单说来，物化意识指的是工人与大众已经将资本主义这种生产体系、这种机器取代人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看作为合理的、不可改变的现象，只采取顺从的态度，而不去批判与改变，这种物化意识表现在官僚制度的形成、科学与哲学片面性发展，文化领域的深入等方面。首先在政治领域，物化意识促使官僚政治的形成，这一点上，卢卡奇强调了韦伯的“合理化原则” ，韦伯谈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建立在可计算性原则的基础上，国家的法律机构和管理系统，也被合理的计算了出来。这种合理的管理表现在政治领域即就是官僚制，这种官僚制所带来的正如物化现象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一样“重复性” 、“机械化” ，分工的专门化。一切活动都按照一种越来越标准化、形式化的方式处理。因而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度所体现的也是一种不同形式、不同侧面的“物”的结构，其本质表现仍是一种物的关系。其次，物化意识还体现为科学和哲学的片面性发展。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总体性丧失、整体性的缺乏。在科学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专门化、物化的影响，导致科学在对待事实的时候往往采取孤立、局部，片面性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后果必然是不能掌握现实的整体。他认为资本主义当代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受到了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的影响，其中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实证主义倾向为代表，这导致在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上单纯地采用一种抽象地、分离地方法，忽视对整个操作过程的完全把握。各门具体科学单纯地研究某一个别现象，完全忽视了本学科内部与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卢卡奇就指出真正的方法是辩证的总体性的方法，他反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同时反对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并看到了主客分离的后果，认为只有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运用总体的方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当代科学的畸形发展。科学领域存在畸形发展，哲学领域同样也面临窘境，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深受物化意识的影响，由近代哲学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至始至终不能解决的问题便是主客二元论的问题，不管是谢林、费希特还是康德，都无法找到主客体同一的基础，黑格尔虽用历史的观点，找到了主体，却将主体定义为绝对精神投入到神话的怀抱。因而只有克服物化的影响，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进程，才能达到主客真正同一。最后，物化意识还深刻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而且也使物的个性异化。” [7]卢卡奇用新闻界工作者的态度作了具体例证，在那里，新闻工作者失去了气节，出卖了他们的信念和经验，失去了原有的追求。在文学艺术领域，卢卡奇推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他认为只有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文艺，才可以唤醒人们的阶级意识，方可达到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总的来说，在思想内容层面，通过对物化现象、物化意识的阐述，卢卡奇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给工人、社会的异化境遇，批判了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实证主义倾向，在克服异化的途径上卢卡奇强调只有坚持革命的总体性辩证法，克服物化理论的影响，用总体的方法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用“实践”的观点指导革命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全人类解放扫清道路。
二
卢卡奇不仅从思想内容这一层面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思维方式这一维度上他批判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与二律背反问题。
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知识论模式哲学。古希腊哲学长时间停留于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在对于世界本原的溯源中，出现了泰勒斯的“水本原说” 、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逻各斯学说” 、普罗泰格拉的“太一说”等。这些学说明显具有古代本体论的色彩，不能揭示世界的真正本原。柏拉图区分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 ，他认为人在现象世界所看到的终究是“摹仿”“分有”理念世界的原型，是虚假的，而真正真实的世界只存在于“理念世界” ，“理念世界”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活动，这就给主体与客体同一划上了鲜明界限。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它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予以思辨的把握。古希臘哲学将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中世纪哲学是一种神学，它宣称人生下来就被赋予了“原罪” ，上帝是万事万物的拯救者，因而只有虔诚的信仰上帝才能得救。“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 ，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这突出体现着中世纪时代上帝挥着理性的鞭子抽打着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 。可以说，中世纪神学将人的地位贬低，赋予了上帝至高地位，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在神学笼罩下只有信仰，失去了主体性的认知。在中世纪，理性异变，一方面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另一方面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的支配。最终理性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仍然皈依宗教神学。中世纪神学理性与信仰二元分立。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使传统西方哲学进入鼎盛时期，如果说近代哲学之前的研究侧重于对客体的研究，那么近代哲学则从对客体的研究转向了对主体的研究，从而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从意识出发构造对象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根本特征。近代西方哲学是鲜明的理性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的研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唯理论和经验论。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它拒绝承认世界是某种已经出现的、独立于认识主体的东西（或例如由上帝所制造的），而情愿把它想象为它自己的产物。” [8]对理性的崇拜，对人的主体能力的颂扬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旋律。莱布尼茨认为理性观念只存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等。总的来说，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性的，具有或然性。而真正确定性的知识只能在理性中寻求，即理性才能保证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和必然性。经验论者则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如培根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休谟以因果观为突破口证明了因果性只是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联想，他认为联想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休谟以因果性概念向大陆唯理论者提出了有力地挑战，此后，洛克、贝克莱等人也不断发展了经验论。总之，唯理论和经验论宣告了主体的能动性作用，但二者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经验论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必然性与科学的确定性问题，而唯理论在面临如何保证知识的必然性方面存在困境，这两种理论分支最终无法解决地最重要问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完整统一。因为不管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它都单纯地强调了人的主体的认知能力，忽视了从客体角度出发认知主体。在此期间，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发展的高峰，涌现了诸如谢林、费希特、康德，黑格尔等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德国古典哲学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此之前，哲学的研究重心是主体如何认知客体，康德完成了哲学认知的转向即“客体对象符合主体认知” 。康德在自己的哲学中区分了“现象界”和“物自体” ，他认为人类的理性所能把握到的只有“现象界”而“物自体”是无法认知的，这使得“现象界”和“物自体”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为解决这一难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赋予了人以道德自由，认为人可以在“心灵世界”把握主体和客体、现象和本质，自由和必然的矛盾。但他所说的道德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不关乎外部世界的形式上、无实质内容的自由，问题终究没有解决。费希特用“自我”设定“非我” ，企图从主体领域设定客体，将客体看作是主体设定的产物，将主客体统一于主体，但其没有真正克服康德哲学的矛盾，因为其所说的主客同一只是主体意识领域内形式上的统一，真正的统一并没有实际发生。黑格尔则提出了“绝对精神” ，认为绝对观念在逻辑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绝对精神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同时，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处于一种运动之中，在运动中表现为纯粹概念运动。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绝对精神在运动中经过否定之否定最终回归自身。黑格尔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主客体的统一是通过绝对精神的异化为他物，又从他物复归于自身的过程中达到的，主体既是创造者又是产物，在由它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运动。但问题在于把绝对精神作为主体陷入了神话的怀抱，真正的主体在黑格尔那里没有找到。
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哲学面临着的主客二元对立最终没有真正解决。卢卡奇在文本中批判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主客分离，并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实证主义歪曲理解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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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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