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垃圾分类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2007年8月，我和毛达、池田武等人一起，来到北京朝阳区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兼焚烧厂，它附近的万象新天小区居民也在维权，要求像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那样“缓建”。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缓建自然是小区居民持续维权的结果。这个地方原本是农村，原本是海淀区的“风水宝地”，按道理不该修建垃圾填埋场，也不该修建那么多居民小区。垃圾场建了不久，居民小区——而且颇有些高档意味的、追求生态的人喜欢的居民小区也建了起来。搞不清是规划出了问题还是开发商出了问题。“六·五”世界环境日，当一千多名六里屯周边社区的居民身穿统一的T恤，把国家环保总局围住之后，6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出面了，要求北京市政府缓建，对这个污染处理与居民高度混杂的社区重新评价，尽量“让污染与居民保持距离”。
　　然而所谓的胜利是虚妄的，北京市政府还是坚持要建这个垃圾焚烧厂，因为他们铁了心要把垃圾焚烧率由不足5%提高到40%以上，把垃圾填埋率由90%降到30%。需要重新评价的，最多是投资、技术、公众参与程度的问题，最多会搬迁一些离垃圾焚烧厂过近的少数居民和企业。
　　不管是焚烧还是填埋，其实最应该促动的是城市垃圾分类系统。垃圾里有许多好东西，烧掉是浪费，是污染，填掉也是浪费，是污染。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从1996年起就在北京大力倡导垃圾分类，时至今日，他们的工作几乎完全落空，最多是街上多了几个贴着标签的垃圾桶。北京市政府承诺2008年城市垃圾分类率要达到50%，从目前情况来看，能够有50%的地方安装了贴挂着“垃圾分类”说明的垃圾桶就已经很好了。
　　按道理，居民维权引发最直接的触动是个人环保责任，然后再讨论社区环保责任和政府环保责任，而不是反过来。从2007年初以来，我一直在追问我认识的人：你的家庭，进行垃圾分类了吗？你所在的社区，进行垃圾分类了吗？你所在的单位，进行垃圾分类了吗？
　　六里屯的居民给了我否定的回答，他们说垃圾分类是政府的事；高安屯的居民也给了我否定的回答，他们说垃圾分类是政府的事。就是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北京地球村，他们的办公室里也不过刚刚开始试验垃圾分类。而城市垃圾分类最易践行的两个地方，一是家庭，二是单位的办公室。因为都是相对密闭的熟人社区，倡导一种理想，比较容易践行。其他的，都有产业大军在从事——中国与全世界大概是不相同，中国有无数的人，依靠垃圾谋生；由于有了他们的存在，城市垃圾分类其实都做得不错，较难的问题，是塑料袋和危险废弃物。因此，市民的垃圾分类其实要做的事也简单，就是“把塑料袋给揪出来”。让干湿分开，让有机物与无机物分开。
　　
　　后记：互相推诿是当前北京市垃圾分类迟迟无法迈出大步的重要原因。环保是每个人的责任。当政府说居民素质不高的时候，是政府不作为；当居民说政府没有尽责任的时候，居民也未必尽到自己的责任。两方任何一方努力一步，都会把事情朝前推进一小寸。垃圾分类不是一蹴而就的，假如1996年就达到1%，十年后，至少应达到30%，2008年，就真有可能达到50%。而假如大家根本不着力，老是期望瞬间考个高分数，那么永远不可能获得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关于环保的虚假，我看到了太多。不管是出于自私还是出于公益而做的维权，都有许多值得推进的事务要跟进。我总在想，假如六里屯和高安屯的居民，在政府无望的情况下，自己做起垃圾分类来，难道不是一个能量增持的办法？难道不是一条更好的“环境维权”之路？
　　混杂、互相污染是废品成为垃圾、废品价值降低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只需要居民稍费心思，把有机物与其他“废物”有心地分开，不仅各种废物的利用资源会得到大大的提高，有机物本身的处理也容易得多。在武汉的绿景苑小区里，有几台“有机垃圾处理站”。开发这个小区的武汉市青山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王海春说：“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机物收集在这个柜子里，用特定的微生物进行发酵之后，做成有机肥料。居民按垃圾量交纳处理费。处理费就是公司的利润来源。这样处理之后，我们社区的垃圾量减少了40%左右。其他的都是可回收的了，金属、纸张、塑料什么的，被废品回收的公司和个人抢走了。”据了解，这种有机垃圾处理站，是上海恒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二）垃圾回收产业需要补贴
　　
　　


　　笔者所住的小区在丰台，西出口有一道铁门。铁门外，刚刚入住小区的时候，每天都有辆三轮板车在那等着，一年到头，三个安徽人坚守一摊。他们是一家人，等着居民把垃圾送到脚下，他们也很坦然地上门接收，而且服务态度颇好。
　　有一天，我与他们聊了一阵，男主人刚刚病了一场，他不停地与过往的居民打招呼。
　　
　　我们2001年11月与丰台的回收公司签了约，当时这个小区很多人还没入住呢，我们来的时候，没亲没故，不像他们河南人，成帮成派的，北京一大半的废品回收都归他们。
　　其实所谓的国有回收公司也是私人的，他们也不干什么，只是卖这辆板车给我们（车上刷的“再生资源回收”字样，已经很模糊了），再收点我们的管理费，这样我们就合法了，路上城管看着我们也不太收缴。有两种方式，一是1200元买断，三年内不交任何钱；二是600元买车，每月给他们要再交150元。我花1200元买了。
　　可到2004年，铁门内就修了那个亭子，里面两个河南人入住；公司就要把我赶走，有一天来了辆车，七八个人，要把我的板车拉走。我说这车是我买的，当时我也给你们交了钱了，你们不可能不让我在这收。你们要是敢把车拉走，我就到法院告你们去。
　　里面的人就对保安说，要保安管。有些居民把废品拿出来卖，保安就管，居民就和保安吵架，居民说我愿意卖给谁，你们管不着。管一次吵一次，保安就不敢管了。
　　现在就这样维持着，儿子已经打工去了，剩我们老两口。怎么说也比在老家种地强些。一天挣个二三十块钱吧。现在收得少了，白天我不常来了，主要是老婆子她来收，卖的时候我去盯着，她是女人，容易受欺负。
　　
　　2004年，铁门之内，紧挨着保安的岗亭，建起了一个几平方米的活动房，房子上面刷着“北京再生资源回收网”这样的字。2006年底，还成为“利乐包”专业回收的试点小区，贴上了宣传广告。里面，两个穿制服的回收工人轮流上班、合作经营。他们都来自河南，原本与安徽人一样，属于半定点，只是在这之后，他们的身份出现了微妙的分化。
　　居民们开始犹豫，不知道该把废品卖给谁。选择的随机性就加大了。
　　铁门内的生意越来越好，铁门外的生意逐渐下降。但大家都还在坚持。而且，似乎不起冲突。铁门外的人，受到居民的召唤，也仍旧提着巨大的蛇皮袋到楼宇内收废品，只是不好明目张胆地骑着板车入门，毕竟，铁门内的坐地户，是与物业签了约的。其实铁门外的此前也是与物业签了约的，至少签了可以打擦边球的约，签了和平时代易遵守，竞争时代易变节的约。只是，他们签约的合同，法力不如后来者的正规和强大罢了。
　　网点工人老郭穿着蓝色的制服，蹲在地上，正在拆解一个分线盒，分线盒里有一个铜线圈，他拿锤子把它敲了下来，分线盒有一块板是铝的，其他的板是铁的，他也将其分开，因为铜、铝、铁，价格都不一样。分开的办法非常简单，他有一块吸铁石，能吸上的，就是铁，铁是最便宜的金属：
　　
　　我们来自河南，是连襟，两个人合作。我们什么都收，你看这旧家具、旧家电，都收，路过看到的有人愿意买，就卖了，不行就卖给旧货公司。废品什么的就拉到南五里店，那里有个大的回收门市。你看我们打包多精细，比他们强多了。
　　


　　我们和公司有多大关系？一年我们要给他们交一万多块钱——公司再给物业交钱，好像是一年交三千左右——其他的，公司就不管了。亭子、磅称，还有里面复印后挂在板上的营业执照，是公司弄的。所有的买卖都是当日现金结算，两人平分。今后，肯定是我们最正宗，铁门外的肯定要清除，谁来清除我就不知道了，肯定会有人出面来管。管了之后，我们的业务肯定就更好了。
　　
　　不仅是丰台，北京的宣武、海淀、朝阳、东城、西城、崇文等区，都在陆续悄然成立由各区政府控股、面向社会资本开放的资源回收公司。这些公司还联起网来，互相助阵。
　　每个小区都会发生铁门内外的角力故事。最后，显然是铁门外的被逐步淘汰出局或者被收编入正规军。
　　顺着铁门往北五十米左右，是小区与一所中学的隔墙。墙根下，有一对来自河南周口的年轻夫妇，他们属于“捡垃圾”一族；捡垃圾最终也是“卖废品”，只是他们不像收废品的那样需要成本，只需要埋头劳动，努力分拣，就能保证有收入，虽然收入时高时低，劳动环境也不如收废品的清爽干净。
　　女人挺着大肚子，戴着棒球帽似的一顶小薄帽，戴着好几层橡胶手套，忙着整理捡来的报纸，一些杂纸浇水弄湿后，夹在报纸里，这样能给报纸添重不少。
　　
　　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做了三年了。每天就在这小区的西区里活动，每个楼道每层楼的垃圾桶都要巡查三遍，能卖钱的都捡出来。玻璃，能卖两毛钱一公斤，旧衣服，也能卖个两毛钱，但纯白色的卖得贵些。我们知道分得越细越卖钱，但只能做一些粗的分类，太忙了，太细分分不过来。
　　没有人管得着我们。这一行有个好处，就是自由，而且有保障，每天的收入不管多少，都是现金；我们凭体力吃饭，靠劳动吃饭，干的活还有一定的环保效果，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居民楼的垃圾桶没有别的不好，什么都有，但就是乱，杂，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现在人也精了，能卖的都卖了，不能卖的才扔。一扔出来，好多双眼睛都盯着。现在都知道垃圾的好处。小区里捡垃圾多了，不只是我们一家，我哥住的那个楼里，就有四个北京的老头老太太也在捡垃圾，他们捡了就卖给收废品的。这一行表面静悄悄，其实竞争很激烈。
　　我们的分类做得比较简单，附近有好几家收我们的东西，他们收走后，会再进行分类，分得越细，越卖钱。他们的卡车一般早上五六点钟出城，那时候警察没上班，中午再进城，那时候警察也在休息。
　　这一行是不好干，但我们这样没有什么成本，一天卖下来，几十块钱是有的。前几天我到一个五里店的朋友那去，听说那有一对夫妇，女的专门捡塑料袋，一天能卖个九十多块钱；加上那个男的，一家子一天能挣三百多块钱。我们这一行，上千万的富翁也有不少。有些东西，收货的那不要，但有人到我们这来“上门收购”，旧自行车轮胎，卖给修车铺；刚刚走了一个收烟盒、酒盒、酒瓶的，尽要品相好的，我猜他是收去做假烟和假酒；还有专门收泡沫塑料的，一会儿他肯定会来；还有专门收塑料袋的，杂色的塑料袋便宜，才一毛多钱一公斤，但是纯白色的贵，一公斤能卖两三块钱。
　　
　　如果以我所居住的小区为模板观察，一个小区内，至少有四股势力在搅动：自发捡垃圾的业主和路人；河南周口的捡垃圾的夫妇；正规的收废品的河南人；原本正规但滑向不正规的收废品的安徽人。很多小区，门口往往同时有五六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在“守望”。收废品在北京，早已是一个抢手的职业。
　　北京的“城市金矿”采掘业，已经出现了多源头挺进的局面，“四川人只捡垃圾、河南人只收废品”的局面早已打破，不少省份的人，包括北京本地人，都已经投身于城市金矿开采业。北京的垃圾资源争夺战，正在各个小区和街道展开。有人认为，垃圾分类需要社区志愿者参与与小区居委会来统筹。实际上，如果运筹得法，小区门口每天蹲守的这批人完全能够成为“志愿者”和“专业定点回收工”。
　　居民“垃圾分类”甚至已经超越了环保，涉及人道主义范畴。为了资源回收产业的人能够工作在更人道状态中，居民有责任进行垃圾分类。
　　垃圾处理小区化的展开，有可能会对这个产业形成新的冲击。有了小区内“捡垃圾群落”，运到垃圾场的垃圾能捡出来的“油水”越来越少。显然，号召居民实施垃圾分类，正随着市场本身的推动，越来越成为可能。
　　而最大的冲击是北京正在大力推进的“资源回收体系统一化”。 过去的辉煌而迅猛的垃圾“发行二渠道”，还来不及成为主渠道，就马上要被主渠道“并购”，至少，要与主渠道“合流”。但合流的方式，也许是对“二渠道”的侵略和盘剥。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嘉兴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教授，这位被业界称为“垃圾教授”的再生资源利用专家估算，中国从事垃圾分捡回收和利用业务的，大约至少有2000万人。中国早已成为再生资源利用大国。而广东、浙江正成为全球的再生资源拆解利用中心。这些现象表明，相对“动脉产业”而言，垃圾回收利用业属于“静脉产业”，在我国已颇为强壮。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垃圾回收业中的环保和人道问题；二是为垃圾回收利用业正名、正形的问题。我国的资源并不富足，如果环保与人道问题解决得好，大量进口“洋垃圾”也是获得再生资源的一个有效途径。
　　如果仔细分析这2000万人，你会发现，他们多半是农民。要么是城郊的农民，要么是来自远方的农民，比如在北京“就业”的人主要来自四川和河南等地；广州就业的主要来自湖南等地，在贵阳“就业”的主要来自附近的一些县城。从垃圾里淘取现金，是这些人进城的主要目标。这些钱不多，但比在农村里算是容易的。获取这些钱的工作环境并不好，但终究“劳动的收入风险”要比农村小得多。
　　因此，杜欢政认为，要尊重这些人的劳动，除了将他们正规化之外，政府必须对这个产业进行补贴。他在浙江的永康，设计并推行了“永康模式”。
　　政府补贴，不一定要参与管理。政府补贴，不一定要出钱。只需要给一块地，把这块地给一家或者几家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从事垃圾产业的龙头公司。龙头公司在这块地上，建设一个“垃圾产业园”，以极低的租金或者不需要租金，把摊位分租给各个废品回收者。
　　同时龙头公司牵头成立产业协会。由产业协会来对产业里的员工进行管理和协调。每个从业者发放统一的三轮车，发放统一的服装，佩戴工号；为了保证各负其责，每人负责一块区域，各个区域内每个垃圾桶、每个垃圾堆放点都进行“卫星定位”，并有摄像头监控。
　　每天收废品的人回来交易时，交易的过程也有摄像头全程记录，交易的“内容”被记录得非常清晰，这样，万一有人偷盗了些什么，也容易追查，保证了产业的健康性。
　　这样，政府也轻松，产业兴旺，从业者的尊严也得到了极大的尊重。
　　
　　后记：北京的垃圾产业未来走势，仍旧不够明朗，因为，面对一个需要补贴的产业，很可能会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作为谋利的资源，要想制止这个趋势的发展，唯一的办法是尽快对生长了近二十年的民间产业力量进行最好的扶持，而不是重新成立一个新的体系；在对这个产业体系进行扶持之时，一定要避免对其进行“吸血”，而是要设计出健康的输血模式，这样，这个产业的回报能力才可能持久。
　　把产业链调剂好了，政府接下来的问题是主攻居民垃圾分类。而当今由于收废品事业的高度发达，垃圾中最需要分开的，是塑料袋。因此，居民要做垃圾分类，非常简单，只需要做到一点，一是少用塑料袋，二是把用过的塑料袋都揪出来，送给捡垃圾的人或者卖给收废品的人。
　　垃圾分类其实是居民的渴望。当前有一种把垃圾分类吓人化、繁琐化的趋势，其实，应当用最简单的方法，寻找最可能的突破口，循序渐进。而当前城市里，不管市政管理部门做得怎么样，居民都有责任进行垃圾分类。或者说，政府不作为不是居民不作为的理由。
　　


　　较容易施行垃圾分类的，一是家庭，因为家庭生产的垃圾量不大，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把塑料袋分出，留下有机物，“剩菜剩饭”什么的；二是小型办公室，因为办公室是一个熟人社会，推行一个理念，容易遵循，而且办公室里的有机物产生比家庭少，容易归拢到一个某个集中点上。
　　最需要分散处理的，是有机物。因为对湿度很高的垃圾，不管是集中进行焚烧还是集中填埋，都不是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小区分散处理，就地利用，把有机物处理成有机肥，作为小区的绿化肥料。
　　
　　（三） 废电池处理企业的尴尬处境
　　
　　王自新认为，有250万元，他的事业就可以成功。
　　他抱着一个巨大的电池，站在北京大兴区某个大张旗鼓准备建设成“循环经济园区”的院子里。他想在这个园区里租几亩地，建设成废旧电池堆放中心。
　　离这个园区不算太远，是北京的安定垃圾填埋场。北京目前收到的所有废旧电池，都在这个填埋场里“存放”。填埋场为此在门口专门建设了一排屋子。天津的做法更决绝一些，把废旧电池拌在水泥里，然后埋入地下，这种方法叫“固态封存”。
　　显然，北京也不知道拿这些废旧电池怎么办，只是无奈于城市居民对废旧电池异常热心——几乎所有的人，认为要参与环保，就得回收废旧电池。在城市居民排放的危险废弃物中，废旧电池是被对待得最精心的。因此，北京市政府要求四清集团承担此责。
　　王自新原本做建材贸易生意，十几年前，他突然投身于环保事业，主攻废旧电池利用。既做技术攻关，又要做产业推进。他做生意挣来的一百多万元，全都“空投”了进来。他曾经要在河北易县建设一个废旧电池处理利用中心，然而由于废水排放不达标问题，被当地环保部门叫停。
　　他发明的废旧电池回收生产设备，由于一直没有得到产业界的放大试验，一直只是台中试机器。这台机器现在放在大兴区他表妹的院子里生锈，上面躺着一只猫，下面躺着一只狗。
　　他这台机器可以先把电池里的汞蒸发出来，然后再把里面的锌、铁、锰一一分选出来。“即使电池不污染环境，纯粹从资源利用上讲，废旧电池也应该回收的。这台机器要正式制造，需要250万元；一个产业链要形成，只需要年处理1000吨就可以保本微利。而北京的电池消费量，却远超过这个数字。然后我可以在全国各地建设几个分中心。”
　　他想得很美，可惜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等几个部委联合出台的相关文件认为，电池只要低汞化和无汞化，就不会成为环境祸害。因此，力推的是“源头上的环保”。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已经认定，电池很快将不是“危险废弃物”。
　　王自新到处想法子。有许多人想利用王自新，不停地有人与他见面，怀什么样的心思都有。想帮他的人多半没钱，想利用他的人则花样百出，有人想利用他的技术去套骗国家科技项目，或者想利用他的技术去股市套骗股民。2004年，有家西班牙公司想出巨资购买他的技术再商业化，然而，王自新没有答应，他担心商家买了它的技术之后，“到处卖机器，结果搞垮了这个产业”。他的梦想是他全程控制，从技术选择，从设备制造，从回收网络建设，从加盟店的管理，都要融入他的思想和理念。这样才可能保证这个行业健康发展。
　　王自新是个没有钱的人，一家五口靠他爱人微薄的收入生活。他有着非凡的固执。现在他与一家电视购物公司合作。这家公司已经与他签订了协议，允诺从销售利润中拿出百分之十给他。比起其他的“合作意向”，王自新认为这份协议也许靠得住。
　　
　　后记：不是没有人想利用王自新，也不是王自新身上缺乏商机。还是王自新说得好：“其实即使不从环保角度，光从资源利用角度，废旧电池也不该扔掉。因为它里面的那么多金属，都是历经千难万险开掘、冶炼出来的，从产品的生命周期来考虑，我们也应该利用废旧电池。”
　　因此，也许我们该换个角度来思考废旧电池的问题，换个宣传口号来促进废旧电池的利用。在社会的所有抛弃物中，废旧电池是中国人最为尽心的，许多单位一搞环保，就是回收废旧电池，许多小区的门口，都有废旧电池收集箱；几乎所有的人遇到环保人士，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家的废旧电池怎么处理？北京市政府就是在市民的压力下，让北京安定填埋场建设了一个废旧电池的堆放库，等待处理方法明了的那一天。天津想出了更绝的招：把废旧电池与水泥搅拌在一起，做成硬块，固化在地底下。不知道许多年之后，这些电池里的各种物质释放出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在全社会如此高度关注的情况下，如果废旧电池问题都处理不好，那么我们的环保能力，也就可见一斑了。
　　有很多人老说要求补贴，但我老是存疑，一是也许以商业的方式来操作更合理，二是补贴的方式需要灵活，化死补为活补，最重要的补贴方式是刺激这个产业的生成和壮大，而不是给一两家企业大量的资金。也许，浙江永康模式似的补贴，值得借鉴。
　　
　　（四）把垃圾扔进桶里还是不够环保
　　——环卫工人看居民的垃圾处理意识
　　
　　我们负责从大街到终端处理的几乎所有业务，包括居民抛弃的垃圾，也包括公共厕所的粪便消纳。各个小区内、楼宇等“私人场所”的保洁和垃圾收集是由各小区自己管理的，他们把垃圾收集后，送到分布在全市的垃圾密闭式清洁站，然后再由我们进行压缩、装运、填埋等，我们向各个物业公司收取“垃圾消纳费”。当然，大街等公共场所的保洁工作则由我们负责。
　　处理垃圾几乎都是靠政府补贴，大概处理一吨垃圾需要150元左右，北京现在每天要产生1万5千吨垃圾左右。全国城市居民都在交污水处理费，因为污水好计量，可垃圾处理费至今不易开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小区居民交给物业公司的垃圾清运费，并没有多少交到我们这里。从“谁污染谁治理”这样的观点来看，居民并没有为他们的污染负责。
　　过去，人们喜欢乱扔垃圾，后来这一点慢慢改变了，人们在大街上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在家里把垃圾装入塑料袋中。它们往往会再统一放到更大的垃圾桶里，装到垃圾车中，最后堆放到垃圾填埋场。但是实际上，把垃圾扔进垃圾桶，还是不够环保，只是完成了“污染转移”和“污染集中”。从我的角度来看，居民们没有尽到垃圾分类的责任。
　　这两年，随着“卖废品意识”的日益普及，应当说居民随便扔的东西少了，易回收的有价值之物，比如金属、玻璃、纸张、塑料被收废品的和捡垃圾的层层拦截，开始少了下来。但是，纸张和塑料，尤其是被污染的纸张、塑料袋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纠缠在一起，互相牵制。过去垃圾里的煤灰啊、渣土啊什么的不少，现在主要是“剩饭剩菜”这样的有机物多了起来。生活好了，人们贪图便利了。别的不说，光是塑料袋，不仅自身降解慢，而且影响有机物的降解，同时影响垃圾渗滤液的归拢和收集。因此，我呼吁，居民应当努力把塑料袋给分拣出来，我甚至认为，用塑料袋装垃圾的办法并不科学。当然，城市居民不可能像农村那样有个泔水桶，但我想，总能找到替代方案。
　　北京近二十年来纯粹由民间自发推动形成了一套垃圾回收体系。过去，全北京的环卫只有环卫工人参与，现在，来自国内四川、河南等省大量的农民在北京依靠淘垃圾为生。他们这些“身在局内的局外人”无形之中帮助北京利用了许多资源，减少了大量垃圾处理量。刺激他们在北京依靠垃圾为生的原因有许多，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给北京带来的正面影响，在设计垃圾处理方案时，必须保证延续甚至强化他们的活力。因为北京已经离不开他们。
　　北京的环卫部门和各大垃圾填埋场一直也在寻找对北京日常垃圾的最科学处理方案，但是说实在的，目前政府对垃圾产业的投入仍旧不足，而且，居民对垃圾处理场地的对抗情绪越来越高。这其实内中很多事情不是我们造成的，有时候是居民过分紧张。比如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其实也是很无奈的；安定填埋场，要扩建时也遭到居民的反对；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最近也有人在反对。可有些居民点建设，是在我们的填埋场投入运营之后的，比如高安屯旁边马上要建的一个大型“廉租房”项目，楼盖起来之前，做规划时不提醒这一点，一旦盖起来，住进去，居民闻到垃圾场飘出来的臭味，肯定也会抗议，可这是垃圾场的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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