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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快速现代化转型导致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引发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剧烈矛盾。为此，需要寻找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公共因子，来舒解帝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以便巩固新统一的民族国家，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作为人们记忆原点和情感落点的“乡土”即是这样一种公共因子。它不仅成为消弭因德国特殊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地方忠诚意识与统一民族国家认同矛盾的最大公约数，而且成了舒解各类敌视德意志帝国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共栖平台，成了缓和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对立的认同公器。
关键词 德意志帝国，转型，乡土，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 K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10-0011-12
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年）是德国历史上急剧转型的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转轨。这种现代性转轨主要表现为：政治上长久分裂割据局面的终结和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经济上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快速迈进①，社会领域在极短时间内由农村人口占多数的乡土社会转型为城市居民占主体地位的城市化国家。②上述德国社会的急剧现代化转型最终导致现代与传统的剧烈碰撞，形成了德国历史上的所谓“现代化危机”（Modernisierungskrise）。③在这种“现代化危机”的转型阵痛之中，乡土（家乡）作为绝大多数德国人童年记忆中的安全之地，成为应对和消解急速现代转型中诸多负面效应的传统精神堡垒，并由此催生了从精神文化领域到社会实践层面以回归乡土为取向的、范围广泛的乡土运动（Heimatbewegung）。④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不仅是消解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现代化危机的社会文化运动，它还拥有舒解新帝国内部诸种矛盾的强大功能，是缓和新帝国内部紧张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一剂良方。它不仅可以用乡土观念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来调适德国传统的地方忠诚意识与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巩固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且可以凭借传统的乡土共同体意识来舒缓德意志帝国时期各种现代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
从历史角度看，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虽然是多数德国人长期盼望并为之努力的结果，但是这个新统一的帝国在政治上并不“统一”。用学者阿隆·康费诺（Alon Confino）的话说，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社会的特征就是深层的断裂，主要是地区性断裂，也表现为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分裂”。①换言之，德意志帝国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三类“帝国之敌”（Reichsfeinde）：第一类是因国家长期分裂而在历史上形成的地方忠诚意识或者说地区意识;第二类是威胁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现实分离主义势力，包括帝国境内的波兰人、丹麦人等少数族裔、要求拥有更多自治权的阿尔萨斯人以及坚定捍卫天主教自治传统的天主教中央党等政治势力;第三类则是敌视现行国家制度和秩序者，其核心力量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除此之外，还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农业利益集团与工业利益集团、工业集团内部重工业集团与轻工业集团之间的利益集团矛盾等。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因此“陷入了深深的撕裂之中”。②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跨越割裂德国人的各种界线，建构一种明确的德国社会观念和能够代表他们所有人的德意志特性。”③或者说寻找一种为德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因子，用以舒解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各种矛盾，缓和敌视帝国的情绪，以便巩固这一新统一的民族国家，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于是，人们普遍热爱的、散发着浓浓童年记忆的乡土乡情就成为消弭因德国特殊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地方忠诚意识与统一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矛盾的最大公约数，成为舒解各类敌视德意志帝国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共栖精神平台，成了缓和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对立的认同公器。这就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以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的重要政治功能。
一、乡土作为统一民族国家之中传统地方忠诚意识的一方慰藉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对于德国的政治发展而言可谓一种完全颠覆性的历史变化。它意味着自中世纪以来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的终结，标志着现代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由于历史及思维的惯性之故，当新统一的民族国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不少德国人却陷于传统地方忠诚意识的情结之中无法自拔。这种传统地方忠诚意识源自德国中世纪以来的长期分裂割据。这种长期分裂割据不仅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独立邦国和领地，而且在此之上酿造出一种以领地邦国为载体的强大的“地方爱国主义”（lokaler Patriotismus）和“小邦本位主义”（Kleinstaaterei）传统，然后在这种传统之上积聚起“一種与独特环境相关联”的“效忠于地区和忠诚于王朝”的地方认同意识，一种具有“顽固的狭隘效忠”和“怀旧性落后”特征的“自我意识的地区认同”。④
然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面对法国大革命以来汹涌澎湃的现代欧洲民族主义潮流，四分五裂的德国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因此进入19世纪以后，消除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努力目标，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就是顺应这样一种历史潮流的结果。尽管如此，德国人在欣喜之余仍必须面对一个客观事实，即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数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地方忠诚意识毕竟无法在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脑海中抹去。于是，传统地方忠诚意识与现代统一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如何调适，或者说如何在统一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标准之下安慰人们对已经成为历史的邦国领地的情感怀恋和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挚爱，就成为德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德意志帝国统治者对于德国人之中存在的强烈“地方爱国主义”情感心知肚明。因此，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将其政治架构置于联邦制而非中央集权制之上。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允许地方各邦保留很大的权力，就是在制度层面安慰这种地方忠诚情感的具体体现。①但是这显然还不够，接下来人们还需要从深层的思想意识层面着手，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地方效忠意识与新的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寻找一种观念的共栖平台，建构一种兼容地方和民族国家的认知。而乡土就是二者都特别钟情的这样一个平台。乡土运动就是在回归乡土取向下建构这种兼容地方忠诚和民族国家认知的共栖平台，一种安抚地方忠诚意识的极具亲近感的社会努力。 就“地方爱国主义”者而言，乡土作为地方意识的基本载体，“具有一种确定的地点或确定的地区的强烈认同”，②因而是他们最钟情的所在。以乡土为载体的地方认同通常由当地的历史、自然、居民和民俗等要素构成，人们从童年时代起就通过这些要素建构自己的乡土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地域性的情感归依。研究表明，在统一不久的德国，这种以地方为取向的强烈地域化情感尤其突出，甚至造成“各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源就在于1871年以前的德国历史是由分裂各邦的历史构成的“许多不同的历史的共存”，各邦甚至各地区的人民长期“保持着一种日益增长的独特性情感”。这种独特性情感就是地方认同的基础。1871年以后，虽然德国结束了政治上的分裂，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但由于历史记忆的连续性和惯性之故，德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个由各地区和各邦组成的拼接物，一个由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构成的马赛克。④当时帝国的政治特征是，在联邦制之下各地方邦国仍然保留了统一前的各种政治结构，包括各邦首脑、邦议会、政府，甚至还有各自的法律。就此而言，德意志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一个由地区认同组成的一个整体民族国家”。⑤所以，对于忠诚于地方传统的人们而言，在乡土运动语境下强化各邦、各地区和地方的乡土历史和文化认同，就是在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背景下重申“民族标准化时代”的地方或地区的“独特性”，是“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单一化时代的地方独特性的一种再保险”。⑥
基于上述原因，德意志帝国时期成了德国“乡土研究的繁盛时期”，涌现出众多的地方乡土社团和以乡土为关注目标的出版物，⑦用以慰藉人们的乡土情结。
首先，德意志帝国时期涌现出大批地方性历史学会，以强化公共历史记忆下的乡土认同。地方性历史学会关注地方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它们通过研究、宣传和编撰地方历史，促进人们对家乡历史文化的兴趣，强化人们的乡土意识。研究表明，虽然德国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出现地方性历史学会，诸如“巴尔历史与自然史学会”（Verein für Geschichte und Naturgeschichte der Baar，1805年）、
“拿骚古典学和历史研究学会”（Verein für Nassauische Altertumskunde und Geschichtsforschung，1812年）、“上法兰克历史学会”（Historischer Verein für Oberfranken，1827年）等，但这类地方性历史学会的广泛建立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象。例如，仅在巴登地区就出现了布莱斯高历史联合会（Breisgau-Geschichtsverein，1873年）、中部巴登历史联合会（Historischer Verein für Mittelbaden，1909年）、韦特海姆历史联合会（Historischer Verein Wertheim，1904年）等多个历史学会。在北德地区也出现了吕根—波莫瑞历史学会（Rügisch-Pommerscher Geschichtsverein，1899年）和波莫瑞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 für Pommern，1910年）等一系列地方性历史学会。①到1900年左右，德国境内拥有大量会员的重要地方性历史学会已经达150个，另有许多活跃于地方乡镇的小型历史学会没有列入统计。②这些地方性历史学会的目标就是通过挖掘和宣传地方的家乡历史文化，强化人们的乡土意识。
其次，德意志帝国时期还出现了编撰各类乡土史、乡土教程和乡土志的热潮。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弘扬乡土历史文化，增进地方意识。虽然德国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地方史著作，③但是以乡土史呈现的地方史编撰却是在帝国时期乡土运动的产物。当时随着各地历史学会的纷纷建立，编撰具有浓烈乡土气息的乡土历史形成一股热潮。人们希望通过挖掘和宣传地方家乡的历史，将家乡历史“共同体化”，最终建构出一种历史的“共同遗产”，进而强化人们的乡土意识。④出于这种目的，编撰地方家乡历史时，人们往往会根据实际需要对历史进行主观“裁剪”和取舍，刻意剔除那些不光彩的乡土记忆，最大限度地呈现令人骄傲和自豪的地方历史和文化。譬如，在符滕堡乡土史中，来自符滕堡（Württemberg）贵族家庭的雇佣兵赫尔瓦特·冯·比滕费尔德（Herwarth von Bittenfeld）因为加入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的軍队，就被有意识地放大成了符滕堡人富有勇气、敏锐判断力和热爱祖国的象征。⑤因此乡土运动语境下的地方史经常被一些专业历史学家批评为缺乏“理性和逻辑性的研究及书写”，⑥甚至被蔑视为“粗制滥造的”“半吊子式的地方史研究”。⑦但是，不管怎样，从宣传乡土历史和凸显乡土观念的角度看，这类地方史的编撰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各类乡土教程、乡土志的编撰出版也成为强化地方意识的重要路径。这些乡土教程和乡土志主要通过大众教育和广泛传播乡土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来展示地方意识，培养人们的乡土情怀。以乡土教程为例，它们主要着眼于所在地区的优势和特色，编撰视角和形式不拘一格。《古老黑森：艺术史乡土教程集》就从艺术史角度介绍了黑森（Hessen）市政厅和威廉高地宫（Schloss Wilhelmsh？觟he）等著名建筑，以表明“黑森向来就在艺术方面扮演领导角色”，同时“促进对于黑森邦的历史的兴趣，唤醒对于传统纪念物的乐趣，使有关家乡保护和纪念物维护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⑧《图林根—萨克森地名：乡土教程集》则将地名作为了解家乡的切入点，目的是“从这些地名中能够取得一种唤醒我们孩子的历史感受的途径”，唤起他们的家乡意识。⑨此后，随着乡土运动的发展，乡土教程最终通过乡土课程形式列入中小学校教学计划，这有利于人们从小了解家乡和热爱家乡的传统文化，从而使地方乡土教育和传承乡土文化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和行为。到20世纪初，乡土课程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纳入德国中小学课程体系。① 各类乡土志的编撰和流行则将乡土意识的强化从学校推进到整个社会层面。乡土志在内容上比乡土教程更为丰富，也突破了乡土教程的中小学教育语境，开始面向家庭和社会，因而是培养乡土意识的更高进阶形式。它们受众广泛，乡土气息浓厚，特别有助于人们“认识家乡，了解其历史，感悟其美丽”，增进乡土情感。②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志可分为省级乡土志和地方性乡土志两类。省级乡土志的编撰取向各异。例如，《下萨克森乡土志》不仅介绍了该地区著名的自然景观、文化名胜、历史典故和风俗习惯，甚至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沼泽地小村庄诺伊多夫（Neudorf）和普拉滕多夫（Platendorf）也被收录其中，原因在于它们是擁有大片沼泽地的下萨克森“吕内堡荒原移民垦殖”的成功典范。③《勃兰登堡马克乡土志》则是另一种编撰取向。勃兰登堡（Brandenburg）因为拥有大都市柏林而已经“为人熟知”，所以该乡土志在内容安排上只是对该地区“重要的和有价值的”目标“进行关键性呈献”，④像偏远的贝斯考夫—施托考夫县（Beeskow-Storkow）的内容就只有1个条目。尽管如此，它却别开生面地以游记形式巧妙地介绍该县的美景，最后在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中将人们引向挥之不去的“乡愁”。⑤地方乡土志则把重点放在通过具体素材建立起家乡与每个人之间的联系，宣传家乡名片，进而强化人们对家乡的印象。例如，《慕尼黑乡土志》在寓家乡历史文化于景观介绍之中的同时，每个条目后都附有加深人们对家乡印象的相关提问，如“从慕尼黑地图上找出你最亲密的家乡，你的城区”等。关于著名的慕尼黑啤酒节，书中不仅描写节日盛况，介绍节日来历，最后还要求“画一幅啤酒节的小图画”，以加深印象。⑥
再次，众多乡土博物馆和乡土保护联盟的建立成为强化地方认同的又一重要路径。德意志帝国存在不到半个世纪，但就在这段时间内，受激于乡土运动，从大都会柏林到各地小城镇，总共建立了197座乡土博物馆。⑦这些乡土博物馆专门收藏与乡土有密切关系的自然史、文化史，以及民俗学方面的物品和文献，然后通过这些展品和文献，凸显所在地的历史文化价值，⑧进而帮助强化人们的乡土认同。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各类乡土博物馆成了满足“乡土情感的心理需要”，以实物方式长期保存地方家乡记忆⑨和维系乡土认同的重要公共平台。
众多乡土保护社团的出现，及其积极推动对家乡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保护的关注等，实际上也是努力强化地方家乡认同的体现。研究表明，德意志帝国时期曾涌现出诸多的乡土保护社团，诸如“下萨克森乡土联盟”“下萨克森乡土保护委员会”“莱茵纪念物维护和乡土保护联合会”“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乡土保护全邦联合会”“威斯特伐利亚乡土保护委员会”“巴登乡土全邦联合会”“黑森乡村家园维护及福利和文化维护联合会”等，仅在南德大邦巴伐利亚就出现了“伊萨河谷联合会”“民族艺术和民俗学联合会”“德意志工艺联盟”“巴伐利亚自然保护联盟”等一系列家乡保护社团组织。在这些社团中，如1894年成立的“巴伐利亚民俗和方言研究联合会”和1909年成立的符滕堡“自然和家乡保护委员会”都明确强调要通过地方性的民俗研究、自然和文化保护，促进本地区的独特性认同，是强化地方认同、突显地方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体现，是为了保护地方家乡的独特文化记忆。①
关于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地方乡土文化和历史为关注取向的意义，德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bprecht）说得很清楚。他指出，地方文化史研究、地方史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发展，就是要在“民族国家发展特性”之下呈现一种“独特的地区性”。②换言之，以凸显地方乡土历史文化为取向的乡土运动，实际上是德国联邦主义传统的一种延续，是在统一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框架下坚持地方特性认知和继续效忠地方传统的一种体现，地方意识则是民族国家认同之下的一种个性化乡土张扬。
德意志帝国时期乡土运动语境下的“乡土”是强化地方认同的载体、一种地方忠诚意识的安慰剂。但是它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并不矛盾。用当代德国学者的话说，德国人的地方意识实际上包含着具有辩证特性的两种取向，它虽然呈现为地区和分离意识，却包容于集体认同之中。③这种地方意识在帝国时期因应时代之需，开始转化为一种民族国家的符号，成为建构和巩固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的平台。人们“通过将国家记忆和想象中的（地方）社区的结合”，“在地方和国家记忆之间建立共同的分母”。④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如果说德意志帝国时期具有浓烈传统色彩的乡土运动呈现出某种现代性色彩的话，那么“对民族的兴趣”正是它的“现代性”所在。⑤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人们既需要顾及依然存在的作为历史遗产的强烈的地方忠诚传统，又必须考虑到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强化对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认同。关于这一点，诚如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在论及统一后意大利所面临的任务时指出的：“我们已经造出了意大利，现在我们还必须制造意大利人。”换言之，统一后的德国也“不得不从多样性的地区认同中制造德国人，制造归附于地区同时又归附于民族国家的德国人，他们无须放弃对地方的热爱，但必须确认民族爱国主义的至高无上”。⑥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建构一种既能展示地方独特性又能体现德意志民族共性的记忆呢？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寻找一种既能容纳地方意识又能巩固乃至强化德意志民族认同的记忆载体。而这时人们突然发现，效忠地方传统者所钟情的“乡土”正是促进民族国家认同的绝好平台。乡土作为一种地方性认同概念，完全可以转变成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象征。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乡土历史和文化、乡土博物馆等都可以成为建构兼具地方意识和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路径。乡土转变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符号的过程，就是各个地方整合为德意志民族国家有机体组成部分的过程。
例如，由各个地方历史学会推动的乡土史编撰在建构地方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兼容关系的过程中就起了一种辩证性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每个地方家乡的历史记忆是独特的，它固然有强化地方意识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独特的地方性历史记忆实际上是整个德国往日历史多样性特征的一种真实反映。从这一角度来看，地方乡土记忆就是德意志民族和民族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德国境内共存的多样性历史的体现。当所有独特的地方乡土历史编织到一种彼此紧密相关的德国历史之中的时候，它们就成了德意志民族国家整体历史记忆的呈现。也就是说，地方乡土历史记忆既包含了地方史的特殊性，同时也体现了作为整体的德国历史的统一性和共性，进而“把地方家乡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前文提到符滕堡乡土史将来自符滕堡贵族家庭的雇佣兵加入普鲁士军队描述为符滕堡人热爱祖国的象征，就是最典型的说明。 乡土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众多地方性乡土保护团体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地方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兼容关系。如前所述，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各地曾建立众多乡土保护社团。这些地方性乡土保护社团于1904年在德累斯顿（Dresden）组建全国性乡土保护组织“德意志乡土保护联盟”，从社团组织层面形成了一种兼容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完美形式。到1911年，该组织已经拥有29个分支和1.5万名会员。①
鉴于地方历史与民族国家历史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乡土运动中的“热衷于乡土事务者”（Heimatler）在编撰地方乡土历史的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地方乡土歷史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有机整合，会根据需要对历史进行选择性取舍，刻意突出与民族国家密切联系且令人骄傲的地方历史和文化，剔除那些不利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记忆。如前所述，在符滕堡乡土史编撰中，来自符滕堡贵族家庭的雇佣兵因为加入普鲁士军队而被放大成符滕堡人热爱祖国的象征，但是符滕堡在1813年民族会战中站在拿破仑一边反对德国同胞的历史，以及1866年普奥战争中与奥地利一起反对普鲁士的历史却被有意识地忘却或忽略了。②很显然，这种乡土运动语境下编撰出的乡土史虽然不尽严谨，只是“近乎学术”，③却是服务于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学术利器。
基于以上史实，某些学者在论及德意志帝国各类地方历史学会的功能时指出，地方乡土史的编撰固然对于强化地方记忆具有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承担了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要“在狭隘的‘乡土之爱’与普遍性的‘祖国之爱’之间建立调解”，进而建构一种兼容乡土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家国情怀。④在地方乡土史编撰者的眼中，地方家乡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内在逻辑是：热爱地方家乡，才会真正热爱祖国，热爱地方家乡就是热爱祖国，“所有真正的祖国之爱都植根于深深的乡土之爱。若非如此，这种爱就像一株萎靡不振、没有汁液和没有力量的植物，缺少健康的营养土壤”。⑤这应该也是著名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关于地方史研究“将普遍性置于地方性之中加以理解”的意义所在。
实际上，前文提到的德意志帝国时期大量建立的乡土博物馆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它们既是强化地方忠诚的重要路径，也是建构地方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共存的需要，是实现地方意识和民族国家认同共存的重要平台。如前所述，建立乡土博物馆原本是为了满足“乡土情感的心理需要”，目的在于以实物方式呈现和保存地方家乡的记忆。但是，当众多乡土博物馆遍布德国各地时，这些乡土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和物品在呈现地方差异性的同时，也变成了“通过相似的物体展示”而构成的“一种民族叙事”，从而使“地方性转变成了民族国家”。换言之，乡土是民族国家的具体化和个性化呈现，民族国家是乡土的共性表达。这些乡土博物馆通过各自的具体展物“给抽象的民族性以一种具有地方经历的可触感”，揭示出地方家乡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联系，呈现出“对家乡和对德意志祖国的热爱”。①在这方面，“新科隆乡土博物馆”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1897年，教师艾米尔·费舍尔（Emil Fischer）在柏林附近“德国最大的村庄”雷克斯多夫（Rixdorf）建立了这座博物馆。该博物馆起初展示的是自然史，以及当地文化和民俗物品，最终却转向展示雷克斯多夫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中的角色和贡献，志在以此唤醒并维护“对于家乡、祖国之爱的感受和理解”，从而将雷克斯多夫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从地方到民族国家的意涵转换。②可见，德意志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乡土“是乡土观念的最终表达”，也“是德意志民族国家及其历史、记忆和情感的最终象征性呈现”。③
此外，德国人的乡土观念本身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可转换性，非常有利于乡土发挥其地方和民族国家认同共享平台的功能。在德国，乡土作为一种观念经历了从地方家乡到邦国到民族国家的所属分层的转变。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强化地方认同实际上是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铺垫。“对地方历史、风俗和方言的兴趣的复活，以及地方歌曲和抒情诗作的扩散，虽然都是致力于乡土的一种表现，它们却塑造出地方对于德意志民族国家贡献的新神话。在乡土运动中，许多复兴的或新发明的节日庆典为大众共同庆贺民族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些乡土性庆典最后都演变成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文化符号。以慕尼黑啤酒节为例，它是慕尼黑的象征，是巴伐利亚首府的节日，是地方性的，但是，它最终转变成了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象征。从这一意义上，乡土“小镇”就是“更大的政治实体（民族国家）的‘摇篮’”。正是这种可转换的包容性使乡土变成了“民族国家远大目标和地区现实之间沟壑上的一座桥梁”，④成了“一种地方和民族共同体的永久认同”的象征。⑤所以，对于德国人而言，坚持地方传统并不排斥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德意志特性能够包含地方的多样性”。⑥虽然德国人的“乡土观念是地区性的”，志在创立地方认同，但这种观念“与基本的民族立场并不冲突”。巴伐利亚等邦坚持自己的传统，并非为了拒绝德意志民族国家，而“只是要在德意志民族国家中以联邦主义的保留条件来对抗机械性的中央集权制”。⑦这就是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中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实质所在。
上述可知，德国人眼中的乡土既是地方认同的基本载体，也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平台。如果说民族国家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那么乡土就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源起，是民族国家想象的“一种地方隐喻”，或者说是一种“大众化的民族国家的想象”。⑧诚如美国著名德意志文化史学者西莉亚·阿普尔盖特（Celia Applegate）在论及德国人的地方乡土观念与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时所说的那样：“乡土观念暗含着整个德国，从它的个体、局部到它新构成的整个国家。它向德国人提供了一种路径，用来调和一种独特的、超越民族观念的地方化政治传统遗产。乡土既是人们深爱的各个地方，又是受人们爱戴的民族国家。它是一种富有弹性的包容性的乡土，似乎包含了所有的地方。”⑨
因此，乡土的整合功能显然有助于克服德国人的传统地方意识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对立。这应该也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以乡土为关注焦点的乡土运动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乡土运动在德国继续发展，德国人仍在努力促进地方家乡与民族国家认同融合。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还成立了多个地方史研究所，将地方家乡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有机联系作为研究目标，志在通过挖掘地方历史和文化中呈现的德意志共性特征，进一步强化各个地方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认同。 三、乡土充当跨越社会阶级分野和消弭利益集团裂痕的认同公器
德意志帝国时期快速工业化导致社会阶级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迅速壮大为德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与以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抗现存国家制度的斗争。①德国统治者则祭出“非常法”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进行严厉镇压。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各种现代利益集团组织纷纷出现。代表农业界利益的“农场主同盟”“德意志农民联盟”、代表工业界利益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工业家联盟”等组织团体都依据自身利益提出不同的诉求，相互斗争日趋激烈。②例如，农业界要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防止美、俄等国农产品竞争，保护本国农产品价格;而工业界则恰恰相反，要求开放粮食等农产品的进口，以降低生活成本，进而尽可能降低工人工资。工业界内部各个集团也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整个德国社会因此呈现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分裂对抗状态。③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一种能够超越社会阶级对立和利益集团冲突的集体记忆，帮助人们克服社会阶级的分野和利益差异的界线，建构一种基于相同记忆的紧密联系的共同体意识，进而弥合各社会阶级之间的裂痕，消弭各种利益集团的对立，促进国家团结和稳定。对此，古老的乡土意识作为承载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公共平台，成为人们的期待所在。它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平复国内政治对立的任务，让德国成为沐浴在浓烈乡土情结中的“非政治的民族国家”。④
首先，从社会层面看，具有强烈乡土色彩的地方共同体意识可以让人们跨越阶级乃至经济利益集团的分野。通常情况下，乡土本身对人们而言并没有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固有阶级属性，也不存在贫穷和富有的区隔，其核心是传统的地方共同体认知，是一种人们对于自己的属地、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的认同和记忆，一种“乡土文化空间”。⑤因此，在德意志帝国社会中，各种形形色色的阶级群体，如容克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工业资产阶级内部代表工业大资产阶级的“工业家中央联合会”、代表中小企业主的“工业家联盟”、代表农业界利益的“农场主同盟”“德意志农民联盟”等利益集团，其成员都无一例外地有其地方乡土记忆。而这种由地方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自然景观构成的乡土记忆和情感对于每一位成员而言都应该是相同的，是每个人自童年时代开始的一种记忆原点和情感落点，不受其阶级立场或身份的制约。关于这一点，1912年巴伐利亚乡土运动的一份宣传品在其解说中有着非常真切的表达：在人们的眼中，乡土就意味着自己的养育之地，以及这里大家所熟知的风俗习惯，“富有和贫穷并不重要”。①
其次，从政治角度看，基于地方共同体的乡土认知和情感成了缓和各个对立阶级之间相互敌视和冲突的最大政治公约数。以对立最严重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例，当时面对工人阶级不断掀起的罢工斗争，资产阶级迫切希望“寻找一种能够优先于大众政治现实的国家公约数，使民族国家的意义超越现有政治领域的冲突”，进而缓和日趋激烈的阶级矛盾，稳定既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资产阶级看来，“乡土就提供了这样一块从未有过的土地”。原因之一，“乡土观念将民族国家描绘成了一种小而无阶级的、与自身及自然和平相处的共同体”。在乡土观念下，“乡土与住所、家庭及社会领域相联系，体现为一个整体，这与政治领域完全相反”。原因之二，乡土在传统和想象中还与专注于家庭家务却鲜少参与政治的妇女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而烙上了“缺失政治能力”或非政治的色彩。②乡土这些缺乏或无视政治含义的特征，非常符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和原则。因为作为既得利益者和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资产阶级极不愿意讨论德国的社会平等和民主的时候涉及敏感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的差异，所以没有政治色彩的乡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缓和社会和阶级冲突的理想选择。
同样，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他们不满于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没有阶级属性的乡土并不在其列。既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地方乡土在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自然景观方面是相同的，当然也就不存在用工人阶级的乡土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乡土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家乡，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所以工人们有自己的体操协会和歌咏协会，以表明与类似的资产阶级社团的区别，却从来没有单独建立什么自己的乡土协会。前文提到的德国各类乡土协会都呈现一种开放的社会性，没有阶级的区隔，是所有热爱乡土活动者的共栖平台。因此，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乡土成了一种跨越政治立场差异的共有“精神平台”。③既然没有必要用社会主义的乡土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乡土，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及其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所有德国人只有一个家乡”。既然乡土没有政治意涵，在乡土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下层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现实的德国所遭受的歧视”，在“不关心政治”的乡土德国中也就不再存在。④所以，我们可以明确这样的事实：在现实中激烈反抗既有秩序的工人群体却有着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有关德意志帝国时期工人图书馆中的阅读模型分析也清楚地表明，在各类文学题材中，工人们最喜爱和阅读最多的是乡土文学作品，这也从侧面折射出他们内心浓烈的乡土乡情。基于这种情况，有学者感慨地指出，正是在乡土认同这一公共平台上，“德国人找到了不受政治影响、有着和谐关系的第二个德国，以弥补第一个有着缺陷和各种冲突的现实的德国”。⑤
再次，乡土也成为缓和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消弭“帝国之敌”天主教会敌视新教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情感平台。德国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就形成了天主教与新教两大教派的“信仰分裂”，甚至爆发激烈战争。⑥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则使这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再次加剧。由于天主教大邦奥地利在1866年“德意志内战”中败给新教大邦普鲁士，被迫退出德意志，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形成了新教势力占据优势的局面。与此同时，天主教徒却在南德和西德的一些特定地区仍然占据多数。①这种宗教力量的特殊分布格局使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就站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对立面”，试图削弱国家的控制力，保持自己在传统天主教占優势地区的影响。②为此，俾斯麦领导的帝国政府曾发动“文化斗争”打击天主教会势力，以图巩固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其结果是，整个德国因宗教信仰问题而严重撕裂。③在这种情势下，人们期望寻找一种超越宗教差异的平台，化解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进而缓和天主教与新教占主导地位的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促进整个德国的团结。 这时人们发现，传统乡土认同不只是缓解各种社会阶级对立和利益集团冲突的有效手段，也能成为弥合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分歧的重要平台。就像前文提到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尽管天主教和新教都有自己明确的势力范围，但是不论地方家乡还是新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它们本身并没有以天主教或者新教的方式明确呈现出来，家乡的自然景观和风俗习惯、人们的乡土情结等都不存在明确和固有的宗教属性。因此在天主教徒看来，没有必要从宗教角度明确区分新教或天主教的德意志家乡。也正因为如此，天主教徒们拥有自己的歌咏协会等社团，以便有别于类似的新教社团，建构出自己的天主教文化社团，却从未建立任何分离性的天主教乡土社团。由于乡土的非宗教色彩和容易引起人们基于乡愁乡情的情感共鸣的特性，它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结束德国长期宗教分裂”、体现天主教和新教共同拥有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象征。④乡土运动也因此成了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拥抱平台，他们在这一平台上放弃宗教成见，一起成为共同的德意志家园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在这方面，威廉二世（WilehlmⅡ）时期的天主教大学生群体具有指向性意义。研究表明，帝国时期的天主教大学生群体虽然对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德意志帝国抱有抗拒心理，却认可德意志帝国为“合法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其逻辑基点是突出对家乡和对祖国的情感，强调天主教徒应该具有“基于上帝恩典对统治者的忠心和基于上帝旨意对（德意志）国家共同体的忠诚”，特别是“与（德意志）民族联系在一起地对祖国的热爱”。由于“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植根于深深地对乡土的挚爱之中”，而“对乡土的挚爱是建立在对历史传统的充分认可之上的”，是“对于德意志民族之爱”的“最美丽和最简洁的表达”，所以不存在宗教信仰的區别。因此在天主教大学生眼中，新教的普鲁士主导下的德意志帝国就选择性地隐去了它的新教特征，更多地呈现出与天主教相通的“基督教”共性的一面，变成了新教和天主教都认同的“理想化的基督教国家”，成了德意志人共同的乡土家园。⑤于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最终有了共同语言，乡土成了“克服德国长久宗教分裂”的有效公约数。⑥
乡土既然成了消弭德意志帝国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敌对的最大公约数，一种德意志民族国家想象的地方隐喻，一种“大众化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关键时刻成为德国人凝聚团结的公共平台也就不足为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所谓“1914年精神”（Geist von 1914）和“八月经历”（August-Erlebnis）就是德国人在德意志帝国这一想象的“乡土”之上团结起来的写照。战争爆发后，德国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反对者，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立即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弃置一边，毫不迟疑地在帝国议会中和其他各党派一道支持通过战争拨款，支持“保卫”德意志祖国。德国社会民主党宣称，他们“首先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对于所有的德国人来说，只有一块乡土”，那就是德意志帝国，全体德国人必须团结一致为这块乡土而战。像社会民主党这一最强大的“帝国之敌”的态度的转折性变化一样，原先被广泛指责的其他“帝国之敌”也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面对德意志可能遭到敌对国家毁灭的威胁，起初对立的各个政党、阶级群体和利益集团立马“超越传统的阶级分野和激烈的政治冲突”，将原先的相互敌视束之高阁，在“兄弟之国”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①甚至天主教徒们也在“宗教隐喻”下，高呼“上帝支持我们！”（Gott will es！）支持发动一场捍卫德意志祖国这一共同家园的“十字军东征”。②全体德国人为了捍卫德国这块浸透着眷恋情感的乡土，终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形成了捍卫德意志这块“乡土”的全国大团结。用德皇威廉二世的话说就是“我不再知道什么党派，我只知道德国人”。③有鉴于此，后来有著名政论家在一篇名为《乡土》的文章中感慨地评论道：德国原本“是一个分裂的国度”，但是乡土乡情使德国人超越了政治冲突，跨越了政治界线，因为“在所有这些对立之中，存在着对于我们家乡土地的默默的爱”。④
上述表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同时具有多种潜在的含义，它“有时是民族主义的，有时是地方性的，有时是种族主义的，有时是带有兼具性的”，或者说对于德国人而言，“乡土、祖国和民族的概念是交融发散的”，⑤乡土认同也因此成了不同群体的人们兼容共存的最大公约数，成了凝聚德国人共识的最有效载体和舒解德意志帝国内部各种政治矛盾冲突的重要路径。它不仅成为安慰地方效忠者的一剂良方，也通过挖掘地方乡土的共性，“在地方和国家记忆之间建立起共同的分母”，进而转化为民族国家的符号和强化民族认同的平台，成为化解地方效忠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对立的神奇利器，最终使原本只有地方意涵的乡土变成了德意志国家的同义语。关于这一点，一位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者曾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地方乡土与德意志国家如同一枚勋章不可分割的两面：爱地方乡土就是爱祖国，爱祖国应该爱地方家乡。同样，帝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对立和矛盾，最终也都在乡土语境下实现了“存异求同”：每个德国人都有自己的地方家乡、阶级属性和宗教信仰，但都同属于一个祖国，德国是所有德意志人乡土乡情的寄托所在。这就是所谓的“对外一致性，内部多样性”。⑥这种用传统乡土认同化解新建立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差异和对立，并以此凝聚共识建构“德国人”认同，正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乡土运动语境下乡土认同的深层政治和社会使命。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史。
宋彩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豆艳荣】
关键词 德意志帝国，转型，乡土，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 K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10-0011-12
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年）是德国历史上急剧转型的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转轨。这种现代性转轨主要表现为：政治上长久分裂割据局面的终结和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经济上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快速迈进①，社会领域在极短时间内由农村人口占多数的乡土社会转型为城市居民占主体地位的城市化国家。②上述德国社会的急剧现代化转型最终导致现代与传统的剧烈碰撞，形成了德国历史上的所谓“现代化危机”（Modernisierungskrise）。③在这种“现代化危机”的转型阵痛之中，乡土（家乡）作为绝大多数德国人童年记忆中的安全之地，成为应对和消解急速现代转型中诸多负面效应的传统精神堡垒，并由此催生了从精神文化领域到社会实践层面以回归乡土为取向的、范围广泛的乡土运动（Heimatbewegung）。④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不仅是消解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现代化危机的社会文化运动，它还拥有舒解新帝国内部诸种矛盾的强大功能，是缓和新帝国内部紧张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一剂良方。它不仅可以用乡土观念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来调适德国传统的地方忠诚意识与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巩固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且可以凭借传统的乡土共同体意识来舒缓德意志帝国时期各种现代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
从历史角度看，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虽然是多数德国人长期盼望并为之努力的结果，但是这个新统一的帝国在政治上并不“统一”。用学者阿隆·康费诺（Alon Confino）的话说，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社会的特征就是深层的断裂，主要是地区性断裂，也表现为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分裂”。①换言之，德意志帝国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三类“帝国之敌”（Reichsfeinde）：第一类是因国家长期分裂而在历史上形成的地方忠诚意识或者说地区意识;第二类是威胁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现实分离主义势力，包括帝国境内的波兰人、丹麦人等少数族裔、要求拥有更多自治权的阿尔萨斯人以及坚定捍卫天主教自治传统的天主教中央党等政治势力;第三类则是敌视现行国家制度和秩序者，其核心力量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除此之外，还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农业利益集团与工业利益集团、工业集团内部重工业集团与轻工业集团之间的利益集团矛盾等。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因此“陷入了深深的撕裂之中”。②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跨越割裂德国人的各种界线，建构一种明确的德国社会观念和能够代表他们所有人的德意志特性。”③或者说寻找一种为德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因子，用以舒解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各种矛盾，缓和敌视帝国的情绪，以便巩固这一新统一的民族国家，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于是，人们普遍热爱的、散发着浓浓童年记忆的乡土乡情就成为消弭因德国特殊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地方忠诚意识与统一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矛盾的最大公约数，成为舒解各类敌视德意志帝国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共栖精神平台，成了缓和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对立的认同公器。这就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以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的重要政治功能。
一、乡土作为统一民族国家之中传统地方忠诚意识的一方慰藉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对于德国的政治发展而言可谓一种完全颠覆性的历史变化。它意味着自中世纪以来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的终结，标志着现代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由于历史及思维的惯性之故，当新统一的民族国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不少德国人却陷于传统地方忠诚意识的情结之中无法自拔。这种传统地方忠诚意识源自德国中世纪以来的长期分裂割据。这种长期分裂割据不仅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独立邦国和领地，而且在此之上酿造出一种以领地邦国为载体的强大的“地方爱国主义”（lokaler Patriotismus）和“小邦本位主义”（Kleinstaaterei）传统，然后在这种传统之上积聚起“一種与独特环境相关联”的“效忠于地区和忠诚于王朝”的地方认同意识，一种具有“顽固的狭隘效忠”和“怀旧性落后”特征的“自我意识的地区认同”。④
然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面对法国大革命以来汹涌澎湃的现代欧洲民族主义潮流，四分五裂的德国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因此进入19世纪以后，消除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努力目标，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就是顺应这样一种历史潮流的结果。尽管如此，德国人在欣喜之余仍必须面对一个客观事实，即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数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地方忠诚意识毕竟无法在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脑海中抹去。于是，传统地方忠诚意识与现代统一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如何调适，或者说如何在统一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标准之下安慰人们对已经成为历史的邦国领地的情感怀恋和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挚爱，就成为德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德意志帝国统治者对于德国人之中存在的强烈“地方爱国主义”情感心知肚明。因此，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将其政治架构置于联邦制而非中央集权制之上。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允许地方各邦保留很大的权力，就是在制度层面安慰这种地方忠诚情感的具体体现。①但是这显然还不够，接下来人们还需要从深层的思想意识层面着手，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地方效忠意识与新的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寻找一种观念的共栖平台，建构一种兼容地方和民族国家的认知。而乡土就是二者都特别钟情的这样一个平台。乡土运动就是在回归乡土取向下建构这种兼容地方忠诚和民族国家认知的共栖平台，一种安抚地方忠诚意识的极具亲近感的社会努力。 就“地方爱国主义”者而言，乡土作为地方意识的基本载体，“具有一种确定的地点或确定的地区的强烈认同”，②因而是他们最钟情的所在。以乡土为载体的地方认同通常由当地的历史、自然、居民和民俗等要素构成，人们从童年时代起就通过这些要素建构自己的乡土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地域性的情感归依。研究表明，在统一不久的德国，这种以地方为取向的强烈地域化情感尤其突出，甚至造成“各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源就在于1871年以前的德国历史是由分裂各邦的历史构成的“许多不同的历史的共存”，各邦甚至各地区的人民长期“保持着一种日益增长的独特性情感”。这种独特性情感就是地方认同的基础。1871年以后，虽然德国结束了政治上的分裂，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但由于历史记忆的连续性和惯性之故，德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个由各地区和各邦组成的拼接物，一个由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构成的马赛克。④当时帝国的政治特征是，在联邦制之下各地方邦国仍然保留了统一前的各种政治结构，包括各邦首脑、邦议会、政府，甚至还有各自的法律。就此而言，德意志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一个由地区认同组成的一个整体民族国家”。⑤所以，对于忠诚于地方传统的人们而言，在乡土运动语境下强化各邦、各地区和地方的乡土历史和文化认同，就是在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背景下重申“民族标准化时代”的地方或地区的“独特性”，是“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单一化时代的地方独特性的一种再保险”。⑥
基于上述原因，德意志帝国时期成了德国“乡土研究的繁盛时期”，涌现出众多的地方乡土社团和以乡土为关注目标的出版物，⑦用以慰藉人们的乡土情结。
首先，德意志帝国时期涌现出大批地方性历史学会，以强化公共历史记忆下的乡土认同。地方性历史学会关注地方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它们通过研究、宣传和编撰地方历史，促进人们对家乡历史文化的兴趣，强化人们的乡土意识。研究表明，虽然德国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出现地方性历史学会，诸如“巴尔历史与自然史学会”（Verein für Geschichte und Naturgeschichte der Baar，1805年）、
“拿骚古典学和历史研究学会”（Verein für Nassauische Altertumskunde und Geschichtsforschung，1812年）、“上法兰克历史学会”（Historischer Verein für Oberfranken，1827年）等，但这类地方性历史学会的广泛建立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象。例如，仅在巴登地区就出现了布莱斯高历史联合会（Breisgau-Geschichtsverein，1873年）、中部巴登历史联合会（Historischer Verein für Mittelbaden，1909年）、韦特海姆历史联合会（Historischer Verein Wertheim，1904年）等多个历史学会。在北德地区也出现了吕根—波莫瑞历史学会（Rügisch-Pommerscher Geschichtsverein，1899年）和波莫瑞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 für Pommern，1910年）等一系列地方性历史学会。①到1900年左右，德国境内拥有大量会员的重要地方性历史学会已经达150个，另有许多活跃于地方乡镇的小型历史学会没有列入统计。②这些地方性历史学会的目标就是通过挖掘和宣传地方的家乡历史文化，强化人们的乡土意识。
其次，德意志帝国时期还出现了编撰各类乡土史、乡土教程和乡土志的热潮。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弘扬乡土历史文化，增进地方意识。虽然德国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地方史著作，③但是以乡土史呈现的地方史编撰却是在帝国时期乡土运动的产物。当时随着各地历史学会的纷纷建立，编撰具有浓烈乡土气息的乡土历史形成一股热潮。人们希望通过挖掘和宣传地方家乡的历史，将家乡历史“共同体化”，最终建构出一种历史的“共同遗产”，进而强化人们的乡土意识。④出于这种目的，编撰地方家乡历史时，人们往往会根据实际需要对历史进行主观“裁剪”和取舍，刻意剔除那些不光彩的乡土记忆，最大限度地呈现令人骄傲和自豪的地方历史和文化。譬如，在符滕堡乡土史中，来自符滕堡（Württemberg）贵族家庭的雇佣兵赫尔瓦特·冯·比滕费尔德（Herwarth von Bittenfeld）因为加入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的軍队，就被有意识地放大成了符滕堡人富有勇气、敏锐判断力和热爱祖国的象征。⑤因此乡土运动语境下的地方史经常被一些专业历史学家批评为缺乏“理性和逻辑性的研究及书写”，⑥甚至被蔑视为“粗制滥造的”“半吊子式的地方史研究”。⑦但是，不管怎样，从宣传乡土历史和凸显乡土观念的角度看，这类地方史的编撰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各类乡土教程、乡土志的编撰出版也成为强化地方意识的重要路径。这些乡土教程和乡土志主要通过大众教育和广泛传播乡土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来展示地方意识，培养人们的乡土情怀。以乡土教程为例，它们主要着眼于所在地区的优势和特色，编撰视角和形式不拘一格。《古老黑森：艺术史乡土教程集》就从艺术史角度介绍了黑森（Hessen）市政厅和威廉高地宫（Schloss Wilhelmsh？觟he）等著名建筑，以表明“黑森向来就在艺术方面扮演领导角色”，同时“促进对于黑森邦的历史的兴趣，唤醒对于传统纪念物的乐趣，使有关家乡保护和纪念物维护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⑧《图林根—萨克森地名：乡土教程集》则将地名作为了解家乡的切入点，目的是“从这些地名中能够取得一种唤醒我们孩子的历史感受的途径”，唤起他们的家乡意识。⑨此后，随着乡土运动的发展，乡土教程最终通过乡土课程形式列入中小学校教学计划，这有利于人们从小了解家乡和热爱家乡的传统文化，从而使地方乡土教育和传承乡土文化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和行为。到20世纪初，乡土课程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纳入德国中小学课程体系。① 各类乡土志的编撰和流行则将乡土意识的强化从学校推进到整个社会层面。乡土志在内容上比乡土教程更为丰富，也突破了乡土教程的中小学教育语境，开始面向家庭和社会，因而是培养乡土意识的更高进阶形式。它们受众广泛，乡土气息浓厚，特别有助于人们“认识家乡，了解其历史，感悟其美丽”，增进乡土情感。②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志可分为省级乡土志和地方性乡土志两类。省级乡土志的编撰取向各异。例如，《下萨克森乡土志》不仅介绍了该地区著名的自然景观、文化名胜、历史典故和风俗习惯，甚至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沼泽地小村庄诺伊多夫（Neudorf）和普拉滕多夫（Platendorf）也被收录其中，原因在于它们是擁有大片沼泽地的下萨克森“吕内堡荒原移民垦殖”的成功典范。③《勃兰登堡马克乡土志》则是另一种编撰取向。勃兰登堡（Brandenburg）因为拥有大都市柏林而已经“为人熟知”，所以该乡土志在内容安排上只是对该地区“重要的和有价值的”目标“进行关键性呈献”，④像偏远的贝斯考夫—施托考夫县（Beeskow-Storkow）的内容就只有1个条目。尽管如此，它却别开生面地以游记形式巧妙地介绍该县的美景，最后在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中将人们引向挥之不去的“乡愁”。⑤地方乡土志则把重点放在通过具体素材建立起家乡与每个人之间的联系，宣传家乡名片，进而强化人们对家乡的印象。例如，《慕尼黑乡土志》在寓家乡历史文化于景观介绍之中的同时，每个条目后都附有加深人们对家乡印象的相关提问，如“从慕尼黑地图上找出你最亲密的家乡，你的城区”等。关于著名的慕尼黑啤酒节，书中不仅描写节日盛况，介绍节日来历，最后还要求“画一幅啤酒节的小图画”，以加深印象。⑥
再次，众多乡土博物馆和乡土保护联盟的建立成为强化地方认同的又一重要路径。德意志帝国存在不到半个世纪，但就在这段时间内，受激于乡土运动，从大都会柏林到各地小城镇，总共建立了197座乡土博物馆。⑦这些乡土博物馆专门收藏与乡土有密切关系的自然史、文化史，以及民俗学方面的物品和文献，然后通过这些展品和文献，凸显所在地的历史文化价值，⑧进而帮助强化人们的乡土认同。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各类乡土博物馆成了满足“乡土情感的心理需要”，以实物方式长期保存地方家乡记忆⑨和维系乡土认同的重要公共平台。
众多乡土保护社团的出现，及其积极推动对家乡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保护的关注等，实际上也是努力强化地方家乡认同的体现。研究表明，德意志帝国时期曾涌现出诸多的乡土保护社团，诸如“下萨克森乡土联盟”“下萨克森乡土保护委员会”“莱茵纪念物维护和乡土保护联合会”“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乡土保护全邦联合会”“威斯特伐利亚乡土保护委员会”“巴登乡土全邦联合会”“黑森乡村家园维护及福利和文化维护联合会”等，仅在南德大邦巴伐利亚就出现了“伊萨河谷联合会”“民族艺术和民俗学联合会”“德意志工艺联盟”“巴伐利亚自然保护联盟”等一系列家乡保护社团组织。在这些社团中，如1894年成立的“巴伐利亚民俗和方言研究联合会”和1909年成立的符滕堡“自然和家乡保护委员会”都明确强调要通过地方性的民俗研究、自然和文化保护，促进本地区的独特性认同，是强化地方认同、突显地方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体现，是为了保护地方家乡的独特文化记忆。①
关于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地方乡土文化和历史为关注取向的意义，德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bprecht）说得很清楚。他指出，地方文化史研究、地方史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发展，就是要在“民族国家发展特性”之下呈现一种“独特的地区性”。②换言之，以凸显地方乡土历史文化为取向的乡土运动，实际上是德国联邦主义传统的一种延续，是在统一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框架下坚持地方特性认知和继续效忠地方传统的一种体现，地方意识则是民族国家认同之下的一种个性化乡土张扬。
德意志帝国时期乡土运动语境下的“乡土”是强化地方认同的载体、一种地方忠诚意识的安慰剂。但是它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并不矛盾。用当代德国学者的话说，德国人的地方意识实际上包含着具有辩证特性的两种取向，它虽然呈现为地区和分离意识，却包容于集体认同之中。③这种地方意识在帝国时期因应时代之需，开始转化为一种民族国家的符号，成为建构和巩固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的平台。人们“通过将国家记忆和想象中的（地方）社区的结合”，“在地方和国家记忆之间建立共同的分母”。④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如果说德意志帝国时期具有浓烈传统色彩的乡土运动呈现出某种现代性色彩的话，那么“对民族的兴趣”正是它的“现代性”所在。⑤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人们既需要顾及依然存在的作为历史遗产的强烈的地方忠诚传统，又必须考虑到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强化对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认同。关于这一点，诚如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在论及统一后意大利所面临的任务时指出的：“我们已经造出了意大利，现在我们还必须制造意大利人。”换言之，统一后的德国也“不得不从多样性的地区认同中制造德国人，制造归附于地区同时又归附于民族国家的德国人，他们无须放弃对地方的热爱，但必须确认民族爱国主义的至高无上”。⑥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建构一种既能展示地方独特性又能体现德意志民族共性的记忆呢？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寻找一种既能容纳地方意识又能巩固乃至强化德意志民族认同的记忆载体。而这时人们突然发现，效忠地方传统者所钟情的“乡土”正是促进民族国家认同的绝好平台。乡土作为一种地方性认同概念，完全可以转变成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象征。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乡土历史和文化、乡土博物馆等都可以成为建构兼具地方意识和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路径。乡土转变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符号的过程，就是各个地方整合为德意志民族国家有机体组成部分的过程。
例如，由各个地方历史学会推动的乡土史编撰在建构地方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兼容关系的过程中就起了一种辩证性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每个地方家乡的历史记忆是独特的，它固然有强化地方意识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独特的地方性历史记忆实际上是整个德国往日历史多样性特征的一种真实反映。从这一角度来看，地方乡土记忆就是德意志民族和民族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德国境内共存的多样性历史的体现。当所有独特的地方乡土历史编织到一种彼此紧密相关的德国历史之中的时候，它们就成了德意志民族国家整体历史记忆的呈现。也就是说，地方乡土历史记忆既包含了地方史的特殊性，同时也体现了作为整体的德国历史的统一性和共性，进而“把地方家乡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前文提到符滕堡乡土史将来自符滕堡贵族家庭的雇佣兵加入普鲁士军队描述为符滕堡人热爱祖国的象征，就是最典型的说明。 乡土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众多地方性乡土保护团体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地方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兼容关系。如前所述，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各地曾建立众多乡土保护社团。这些地方性乡土保护社团于1904年在德累斯顿（Dresden）组建全国性乡土保护组织“德意志乡土保护联盟”，从社团组织层面形成了一种兼容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完美形式。到1911年，该组织已经拥有29个分支和1.5万名会员。①
鉴于地方历史与民族国家历史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乡土运动中的“热衷于乡土事务者”（Heimatler）在编撰地方乡土历史的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地方乡土歷史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有机整合，会根据需要对历史进行选择性取舍，刻意突出与民族国家密切联系且令人骄傲的地方历史和文化，剔除那些不利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记忆。如前所述，在符滕堡乡土史编撰中，来自符滕堡贵族家庭的雇佣兵因为加入普鲁士军队而被放大成符滕堡人热爱祖国的象征，但是符滕堡在1813年民族会战中站在拿破仑一边反对德国同胞的历史，以及1866年普奥战争中与奥地利一起反对普鲁士的历史却被有意识地忘却或忽略了。②很显然，这种乡土运动语境下编撰出的乡土史虽然不尽严谨，只是“近乎学术”，③却是服务于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学术利器。
基于以上史实，某些学者在论及德意志帝国各类地方历史学会的功能时指出，地方乡土史的编撰固然对于强化地方记忆具有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承担了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要“在狭隘的‘乡土之爱’与普遍性的‘祖国之爱’之间建立调解”，进而建构一种兼容乡土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家国情怀。④在地方乡土史编撰者的眼中，地方家乡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内在逻辑是：热爱地方家乡，才会真正热爱祖国，热爱地方家乡就是热爱祖国，“所有真正的祖国之爱都植根于深深的乡土之爱。若非如此，这种爱就像一株萎靡不振、没有汁液和没有力量的植物，缺少健康的营养土壤”。⑤这应该也是著名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关于地方史研究“将普遍性置于地方性之中加以理解”的意义所在。
实际上，前文提到的德意志帝国时期大量建立的乡土博物馆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它们既是强化地方忠诚的重要路径，也是建构地方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共存的需要，是实现地方意识和民族国家认同共存的重要平台。如前所述，建立乡土博物馆原本是为了满足“乡土情感的心理需要”，目的在于以实物方式呈现和保存地方家乡的记忆。但是，当众多乡土博物馆遍布德国各地时，这些乡土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和物品在呈现地方差异性的同时，也变成了“通过相似的物体展示”而构成的“一种民族叙事”，从而使“地方性转变成了民族国家”。换言之，乡土是民族国家的具体化和个性化呈现，民族国家是乡土的共性表达。这些乡土博物馆通过各自的具体展物“给抽象的民族性以一种具有地方经历的可触感”，揭示出地方家乡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联系，呈现出“对家乡和对德意志祖国的热爱”。①在这方面，“新科隆乡土博物馆”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1897年，教师艾米尔·费舍尔（Emil Fischer）在柏林附近“德国最大的村庄”雷克斯多夫（Rixdorf）建立了这座博物馆。该博物馆起初展示的是自然史，以及当地文化和民俗物品，最终却转向展示雷克斯多夫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中的角色和贡献，志在以此唤醒并维护“对于家乡、祖国之爱的感受和理解”，从而将雷克斯多夫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从地方到民族国家的意涵转换。②可见，德意志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乡土“是乡土观念的最终表达”，也“是德意志民族国家及其历史、记忆和情感的最终象征性呈现”。③
此外，德国人的乡土观念本身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可转换性，非常有利于乡土发挥其地方和民族国家认同共享平台的功能。在德国，乡土作为一种观念经历了从地方家乡到邦国到民族国家的所属分层的转变。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强化地方认同实际上是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铺垫。“对地方历史、风俗和方言的兴趣的复活，以及地方歌曲和抒情诗作的扩散，虽然都是致力于乡土的一种表现，它们却塑造出地方对于德意志民族国家贡献的新神话。在乡土运动中，许多复兴的或新发明的节日庆典为大众共同庆贺民族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些乡土性庆典最后都演变成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文化符号。以慕尼黑啤酒节为例，它是慕尼黑的象征，是巴伐利亚首府的节日，是地方性的，但是，它最终转变成了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象征。从这一意义上，乡土“小镇”就是“更大的政治实体（民族国家）的‘摇篮’”。正是这种可转换的包容性使乡土变成了“民族国家远大目标和地区现实之间沟壑上的一座桥梁”，④成了“一种地方和民族共同体的永久认同”的象征。⑤所以，对于德国人而言，坚持地方传统并不排斥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德意志特性能够包含地方的多样性”。⑥虽然德国人的“乡土观念是地区性的”，志在创立地方认同，但这种观念“与基本的民族立场并不冲突”。巴伐利亚等邦坚持自己的传统，并非为了拒绝德意志民族国家，而“只是要在德意志民族国家中以联邦主义的保留条件来对抗机械性的中央集权制”。⑦这就是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中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实质所在。
上述可知，德国人眼中的乡土既是地方认同的基本载体，也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平台。如果说民族国家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那么乡土就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源起，是民族国家想象的“一种地方隐喻”，或者说是一种“大众化的民族国家的想象”。⑧诚如美国著名德意志文化史学者西莉亚·阿普尔盖特（Celia Applegate）在论及德国人的地方乡土观念与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时所说的那样：“乡土观念暗含着整个德国，从它的个体、局部到它新构成的整个国家。它向德国人提供了一种路径，用来调和一种独特的、超越民族观念的地方化政治传统遗产。乡土既是人们深爱的各个地方，又是受人们爱戴的民族国家。它是一种富有弹性的包容性的乡土，似乎包含了所有的地方。”⑨
因此，乡土的整合功能显然有助于克服德国人的传统地方意识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对立。这应该也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以乡土为关注焦点的乡土运动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乡土运动在德国继续发展，德国人仍在努力促进地方家乡与民族国家认同融合。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还成立了多个地方史研究所，将地方家乡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有机联系作为研究目标，志在通过挖掘地方历史和文化中呈现的德意志共性特征，进一步强化各个地方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认同。 三、乡土充当跨越社会阶级分野和消弭利益集团裂痕的认同公器
德意志帝国时期快速工业化导致社会阶级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迅速壮大为德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与以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抗现存国家制度的斗争。①德国统治者则祭出“非常法”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进行严厉镇压。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各种现代利益集团组织纷纷出现。代表农业界利益的“农场主同盟”“德意志农民联盟”、代表工业界利益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工业家联盟”等组织团体都依据自身利益提出不同的诉求，相互斗争日趋激烈。②例如，农业界要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防止美、俄等国农产品竞争，保护本国农产品价格;而工业界则恰恰相反，要求开放粮食等农产品的进口，以降低生活成本，进而尽可能降低工人工资。工业界内部各个集团也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整个德国社会因此呈现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分裂对抗状态。③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一种能够超越社会阶级对立和利益集团冲突的集体记忆，帮助人们克服社会阶级的分野和利益差异的界线，建构一种基于相同记忆的紧密联系的共同体意识，进而弥合各社会阶级之间的裂痕，消弭各种利益集团的对立，促进国家团结和稳定。对此，古老的乡土意识作为承载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公共平台，成为人们的期待所在。它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平复国内政治对立的任务，让德国成为沐浴在浓烈乡土情结中的“非政治的民族国家”。④
首先，从社会层面看，具有强烈乡土色彩的地方共同体意识可以让人们跨越阶级乃至经济利益集团的分野。通常情况下，乡土本身对人们而言并没有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固有阶级属性，也不存在贫穷和富有的区隔，其核心是传统的地方共同体认知，是一种人们对于自己的属地、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的认同和记忆，一种“乡土文化空间”。⑤因此，在德意志帝国社会中，各种形形色色的阶级群体，如容克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工业资产阶级内部代表工业大资产阶级的“工业家中央联合会”、代表中小企业主的“工业家联盟”、代表农业界利益的“农场主同盟”“德意志农民联盟”等利益集团，其成员都无一例外地有其地方乡土记忆。而这种由地方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自然景观构成的乡土记忆和情感对于每一位成员而言都应该是相同的，是每个人自童年时代开始的一种记忆原点和情感落点，不受其阶级立场或身份的制约。关于这一点，1912年巴伐利亚乡土运动的一份宣传品在其解说中有着非常真切的表达：在人们的眼中，乡土就意味着自己的养育之地，以及这里大家所熟知的风俗习惯，“富有和贫穷并不重要”。①
其次，从政治角度看，基于地方共同体的乡土认知和情感成了缓和各个对立阶级之间相互敌视和冲突的最大政治公约数。以对立最严重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例，当时面对工人阶级不断掀起的罢工斗争，资产阶级迫切希望“寻找一种能够优先于大众政治现实的国家公约数，使民族国家的意义超越现有政治领域的冲突”，进而缓和日趋激烈的阶级矛盾，稳定既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资产阶级看来，“乡土就提供了这样一块从未有过的土地”。原因之一，“乡土观念将民族国家描绘成了一种小而无阶级的、与自身及自然和平相处的共同体”。在乡土观念下，“乡土与住所、家庭及社会领域相联系，体现为一个整体，这与政治领域完全相反”。原因之二，乡土在传统和想象中还与专注于家庭家务却鲜少参与政治的妇女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而烙上了“缺失政治能力”或非政治的色彩。②乡土这些缺乏或无视政治含义的特征，非常符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和原则。因为作为既得利益者和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资产阶级极不愿意讨论德国的社会平等和民主的时候涉及敏感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的差异，所以没有政治色彩的乡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缓和社会和阶级冲突的理想选择。
同样，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他们不满于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没有阶级属性的乡土并不在其列。既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地方乡土在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自然景观方面是相同的，当然也就不存在用工人阶级的乡土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乡土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家乡，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所以工人们有自己的体操协会和歌咏协会，以表明与类似的资产阶级社团的区别，却从来没有单独建立什么自己的乡土协会。前文提到的德国各类乡土协会都呈现一种开放的社会性，没有阶级的区隔，是所有热爱乡土活动者的共栖平台。因此，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乡土成了一种跨越政治立场差异的共有“精神平台”。③既然没有必要用社会主义的乡土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乡土，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及其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所有德国人只有一个家乡”。既然乡土没有政治意涵，在乡土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下层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现实的德国所遭受的歧视”，在“不关心政治”的乡土德国中也就不再存在。④所以，我们可以明确这样的事实：在现实中激烈反抗既有秩序的工人群体却有着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有关德意志帝国时期工人图书馆中的阅读模型分析也清楚地表明，在各类文学题材中，工人们最喜爱和阅读最多的是乡土文学作品，这也从侧面折射出他们内心浓烈的乡土乡情。基于这种情况，有学者感慨地指出，正是在乡土认同这一公共平台上，“德国人找到了不受政治影响、有着和谐关系的第二个德国，以弥补第一个有着缺陷和各种冲突的现实的德国”。⑤
再次，乡土也成为缓和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消弭“帝国之敌”天主教会敌视新教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情感平台。德国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就形成了天主教与新教两大教派的“信仰分裂”，甚至爆发激烈战争。⑥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则使这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再次加剧。由于天主教大邦奥地利在1866年“德意志内战”中败给新教大邦普鲁士，被迫退出德意志，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形成了新教势力占据优势的局面。与此同时，天主教徒却在南德和西德的一些特定地区仍然占据多数。①这种宗教力量的特殊分布格局使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就站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对立面”，试图削弱国家的控制力，保持自己在传统天主教占優势地区的影响。②为此，俾斯麦领导的帝国政府曾发动“文化斗争”打击天主教会势力，以图巩固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其结果是，整个德国因宗教信仰问题而严重撕裂。③在这种情势下，人们期望寻找一种超越宗教差异的平台，化解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进而缓和天主教与新教占主导地位的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促进整个德国的团结。 这时人们发现，传统乡土认同不只是缓解各种社会阶级对立和利益集团冲突的有效手段，也能成为弥合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分歧的重要平台。就像前文提到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尽管天主教和新教都有自己明确的势力范围，但是不论地方家乡还是新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它们本身并没有以天主教或者新教的方式明确呈现出来，家乡的自然景观和风俗习惯、人们的乡土情结等都不存在明确和固有的宗教属性。因此在天主教徒看来，没有必要从宗教角度明确区分新教或天主教的德意志家乡。也正因为如此，天主教徒们拥有自己的歌咏协会等社团，以便有别于类似的新教社团，建构出自己的天主教文化社团，却从未建立任何分离性的天主教乡土社团。由于乡土的非宗教色彩和容易引起人们基于乡愁乡情的情感共鸣的特性，它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结束德国长期宗教分裂”、体现天主教和新教共同拥有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象征。④乡土运动也因此成了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拥抱平台，他们在这一平台上放弃宗教成见，一起成为共同的德意志家园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在这方面，威廉二世（WilehlmⅡ）时期的天主教大学生群体具有指向性意义。研究表明，帝国时期的天主教大学生群体虽然对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德意志帝国抱有抗拒心理，却认可德意志帝国为“合法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其逻辑基点是突出对家乡和对祖国的情感，强调天主教徒应该具有“基于上帝恩典对统治者的忠心和基于上帝旨意对（德意志）国家共同体的忠诚”，特别是“与（德意志）民族联系在一起地对祖国的热爱”。由于“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植根于深深地对乡土的挚爱之中”，而“对乡土的挚爱是建立在对历史传统的充分认可之上的”，是“对于德意志民族之爱”的“最美丽和最简洁的表达”，所以不存在宗教信仰的區别。因此在天主教大学生眼中，新教的普鲁士主导下的德意志帝国就选择性地隐去了它的新教特征，更多地呈现出与天主教相通的“基督教”共性的一面，变成了新教和天主教都认同的“理想化的基督教国家”，成了德意志人共同的乡土家园。⑤于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最终有了共同语言，乡土成了“克服德国长久宗教分裂”的有效公约数。⑥
乡土既然成了消弭德意志帝国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敌对的最大公约数，一种德意志民族国家想象的地方隐喻，一种“大众化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关键时刻成为德国人凝聚团结的公共平台也就不足为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所谓“1914年精神”（Geist von 1914）和“八月经历”（August-Erlebnis）就是德国人在德意志帝国这一想象的“乡土”之上团结起来的写照。战争爆发后，德国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反对者，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立即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弃置一边，毫不迟疑地在帝国议会中和其他各党派一道支持通过战争拨款，支持“保卫”德意志祖国。德国社会民主党宣称，他们“首先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对于所有的德国人来说，只有一块乡土”，那就是德意志帝国，全体德国人必须团结一致为这块乡土而战。像社会民主党这一最强大的“帝国之敌”的态度的转折性变化一样，原先被广泛指责的其他“帝国之敌”也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面对德意志可能遭到敌对国家毁灭的威胁，起初对立的各个政党、阶级群体和利益集团立马“超越传统的阶级分野和激烈的政治冲突”，将原先的相互敌视束之高阁，在“兄弟之国”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①甚至天主教徒们也在“宗教隐喻”下，高呼“上帝支持我们！”（Gott will es！）支持发动一场捍卫德意志祖国这一共同家园的“十字军东征”。②全体德国人为了捍卫德国这块浸透着眷恋情感的乡土，终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形成了捍卫德意志这块“乡土”的全国大团结。用德皇威廉二世的话说就是“我不再知道什么党派，我只知道德国人”。③有鉴于此，后来有著名政论家在一篇名为《乡土》的文章中感慨地评论道：德国原本“是一个分裂的国度”，但是乡土乡情使德国人超越了政治冲突，跨越了政治界线，因为“在所有这些对立之中，存在着对于我们家乡土地的默默的爱”。④
上述表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同时具有多种潜在的含义，它“有时是民族主义的，有时是地方性的，有时是种族主义的，有时是带有兼具性的”，或者说对于德国人而言，“乡土、祖国和民族的概念是交融发散的”，⑤乡土认同也因此成了不同群体的人们兼容共存的最大公约数，成了凝聚德国人共识的最有效载体和舒解德意志帝国内部各种政治矛盾冲突的重要路径。它不仅成为安慰地方效忠者的一剂良方，也通过挖掘地方乡土的共性，“在地方和国家记忆之间建立起共同的分母”，进而转化为民族国家的符号和强化民族认同的平台，成为化解地方效忠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对立的神奇利器，最终使原本只有地方意涵的乡土变成了德意志国家的同义语。关于这一点，一位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者曾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地方乡土与德意志国家如同一枚勋章不可分割的两面：爱地方乡土就是爱祖国，爱祖国应该爱地方家乡。同样，帝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对立和矛盾，最终也都在乡土语境下实现了“存异求同”：每个德国人都有自己的地方家乡、阶级属性和宗教信仰，但都同属于一个祖国，德国是所有德意志人乡土乡情的寄托所在。这就是所谓的“对外一致性，内部多样性”。⑥这种用传统乡土认同化解新建立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差异和对立，并以此凝聚共识建构“德国人”认同，正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乡土运动语境下乡土认同的深层政治和社会使命。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史。
宋彩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豆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