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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30日，备受瞩目的气候大会在巴黎召开。在布尔歇展览中心的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张：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20%左右；较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增加45亿立方米。短短四句话，确立了中国未来15年的气候治理规划纲要。而为这些规划出谋划策的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而杜祥琬院士，正是这个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顶级“智囊团”的领头人。
巴黎气候大会的全名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这个长长的名字的背后也是世界各国漫长的气候谈判。
在能源和气候的国家战略上，杜祥琬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思维来对待的。他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早年在莫斯科学原子物理，回国后就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发中。后来参与国家“863”计划，领导中国强激光领域的研究。
直到2002年，杜祥琬接受上级安排，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往能源学部履新。对当时正醉心于激光技术研究的杜祥琬来讲，能源是充满未知的全新领域。工作性质也由具体的科研项目攻关，转向更加宏观的战略咨询层面。这个全新的角色不无挑战。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快速推进，经济得以飞速增长，然而与之相伴的则是能源消耗总量节节高攀、环境污染日益堪忧。就在杜祥琬履新的2002年，我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也是煤炭、钢铁、铜矿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如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何开发布局新能源建设……摆在杜祥琬面前的，是一个个难解的命题。与以往一样，杜祥琬克服困难的办法仍是那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不停学习，业务知识要更新，工作方法更要不断探索。
2010年，研究了8年能源问题的杜祥琬出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这一组织是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顶级“智囊团”。同年冬天，杜祥琬第一次作为气候变化问题“智囊团”成员飞赴坎昆参加谈判。气候谈判背后，是各国间能源发展的角力。从一线科研到战略咨询，领域变更，角色转换，杜祥琬说其间贯穿着相通的思维方法，“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搞具体研究需要它，搞战略研究更离不开它”。无论研究如何宏观，都得老老实实“抠数据”，科学思维仍是基础。他归结出几个确定的“支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和环境安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支点”为大家共同认可，才可进一步提出应对策略。
现在，作为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需要从宏观战略层面把握国家的能源与气候发展走向，还需要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在气候谈判桌上为中国尽可能多地争取利益。在严峻的现实下，他最看重的依旧是科学和理性的力量。
留学生：近几年来，中国很多城市地区遭遇灰霾天气，更多的人关心的是治霾速度和力度能否更快更见效。有关人士提出治霾最快需要15—20年，对此你如何看？
杜祥琬：治霾是必须的，肯定需要时间，但太长了让人没有信心。我认为10年应该见成效。中国总是在不断进步的。雾霾的出现，说明我们以前的发展方式存在粗放的问题，若要治霾较快见效，迫切需要我国在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上做精心设计，因为国内的环境容量比国际平均水平低好几倍。我们的发展没有本钱粗放，需要认真设计现代化、城镇化，以及同步设计分布式低碳能源方案。
留学生：其他国家在雾霾治理与环境保护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
杜祥琬：国际上有比较成功的经验，比如企业责任延伸制度，就是对其产品负责到底，包括产生的污染物。强制性措施，包括行政性、经济性和教育性，这是一套改变环境、生态和社会的组合拳。目前在很多国家成立了一种包括政府、企业、专家和公众的联合环境协调委员会，就是让民众自由表达心声的权利和体现，这也是政府的一个抓手，一种社会治理的模式。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丹麦国土面积不大，不过海岸线很长，因此风电海上多于陆上。德国虽然和法国比邻，但是能源政策情况差异很大，法国核电占发电比例的75%，而德国准备“弃核”发展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未来这是大势所趋。我国现在与丹麦、德国、法国合作得非常密切。
从某种角度而言，我国有这么多的省相当于欧洲很多国家，各地蕴含的可再生能源不一样，像西南地区以水电为主。所以要因地制宜、高比例地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有关部门统筹制定发展规划，不断实施一些鼓励政策。中央已明确要继续发展核电，而且要深入论证内陆核电站。
留学生：煤的燃烧对大气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而我国煤炭用量在能源总量上比重很大，今后是否会在煤的开采、生产和消费等用量及使用方式上加以控制？
杜祥琬：今后几十年中，虽然煤炭和石油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会逐步下降，但是它依然是主导能源之一。因此，在能源结构变革的第二个阶段，要做到化石能源的节能优先、总量控制。从总量控制上，头脑中要时刻有一个“天花板”概念，同时，要积极探索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低碳利用。
在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耗当中，只有一半是用来发电的。我们认为，煤炭发电的比例要增加，而直接燃烧、散烧煤要用气、电、余热等替代。除了总量控制，煤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清洁利用。洁净化有非常清晰的国家环保概念，脱硫、脱硝、除尘都有明确标准，这一点中国做得不比国际差。但是低碳化仍然是个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节煤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虽然有效、但是有限的。进一步低碳，呼唤创新，比如发展碳捕捉、利用和存储。
此外，在我国终端能源结构中，要显著提高电力的比例。也就是说，要大幅度降低煤炭和石油直接燃烧的部分，增加电力使用的部分，简单地说也就是电气化。同时，在电力的结构中，要增加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比例。我认为，智能电网和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留学生：现在世界不仅对气候变化有争议，对气候变化谈判的争议也是存在的。国际气候谈判的难点在哪里？
杜祥琬：这个问题很现实。要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是减排。各国要减少气体排放，这就牵涉到了各自的责任问题。所以确有分歧，也确有争论。
谈判经过这么多年，一个很重要的成就是定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共同有序。意思是发达国家要首先承担绝对减排的责任。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排放得最多，历史累计排放显然很高。同时区别就在这儿，发展中国家则是尽自己可能，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尽量地主动承担一些义务，这叫“共同”。比如《京都议定书》给发达国家定了减排量，但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定。
这个吵架尽管吵，但是大家都认同这个原则。从去年以来，发达国家都要提交绝对减排的单子，而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对减排的单子，这就体现了区别。但是有些发达国家的政治责任感不够强，所以大家对他们不满意。国际谈判吵架难免，但是我经常讲，就是吵而不分，斗而不破。谈了20年了，尽管吵架，谁也没敢退出，谁都不敢去承担谈判破裂的大事，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大事。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什么呢？它不是个闹剧，它是人类严肃的、责任重大的努力。
留学生：近些年的谈判，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成果？
杜祥琬：应该说除了《议定书》以外，实质性的成果就是正确的原则。但是除此之外，确实没有出现重大的突破。我们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觉得是铺垫了将要来临的成功。我个人理解，这次COP21应该有实质性的突破，能够达成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民性的协议。
留学生：在这方面中国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中国已经做了哪些准备？
杜祥琬：这里面中国是积极的，而且是务实的。中美两国最近发表了气候变化的声明：第一，气候变化是科学的；第二，中美共同制定减排原则。我们谈了美国需要绝对减多少，中国需要相对减多少。最后列出了中美合作的实际应用，它在全球产生了很正面的影响。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给大家增加了很多信心。在此之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双边地发布了要促进气候谈判的声明。经过这一系列的铺垫，为这个会做足了准备。
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大会能解决一切问题。也许大会能够达成历史性的、有实质性进展的全面的协议，但是现在还要继续努力。这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诉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他们（发达国家）一直没有落实好。发达国家也没有否认自己应该这么做，所以我们也不断地督促他们把这条落实。
中国要应对气候变化，不纯粹是为了国际谈判，而是为了国家本身的发展。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但资源有限、环境容量有限。我们国家需要绿色低碳发展，这个转型本身是中国未来的需求。
留学生：你是粒子物理学家，你是怎么从原子物理到核能研究，到强激光研究，然后转到能源咨询、包括气候变化领域的？
杜祥琬：其实我这一生的道路，自己掌握不住，全都是国家给我选择的，我是被选择。我高中毕业时想学天文物理学，但那时国家选预备生，把我派到莫斯科去学原子物理。他们说，最大的天文没学成，去学最小的原子核。这就不是我能定的了。一回来就参加了核武器研究，这就是后来我和核能的关系。再后来做“863”计划，我又是授命去搞核能激光研究，这也是国家要我做的事。
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接触过相关领域，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不得不学习。后来我去中国工程院做副院长，主持能源的工作。从本世纪初我就介入了能源的研究。中国能源很复杂，很费脑子的。从能源研究，我很自然地就进入了气候变化领域。其实气候变化的背后就是能源问题。所以现在我在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嘛。我就是被国家需求导向，适应国家的需求，让它成为我的专业。
留学生：科学研究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什么不一样？
杜祥琬：做具体的科研比较深，而做战略政策制定要求你知识面要广，眼光要远，而且要超脱单个的利益，要有宏观的思维。你要站在世界和国家战略这个高度去考虑问题，性质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科学态度，要有严明的科学态度。所以我经常抠数据，不管是做宏观的战略，还是做具体的科研，这都是要坚持的。从理论出发，根据数据，通过科学手段，作出结论。微观的结论也好，宏观的结论也好，过程是共同的。
巴黎气候大会的全名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这个长长的名字的背后也是世界各国漫长的气候谈判。
在能源和气候的国家战略上，杜祥琬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思维来对待的。他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早年在莫斯科学原子物理，回国后就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发中。后来参与国家“863”计划，领导中国强激光领域的研究。
直到2002年，杜祥琬接受上级安排，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往能源学部履新。对当时正醉心于激光技术研究的杜祥琬来讲，能源是充满未知的全新领域。工作性质也由具体的科研项目攻关，转向更加宏观的战略咨询层面。这个全新的角色不无挑战。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快速推进，经济得以飞速增长，然而与之相伴的则是能源消耗总量节节高攀、环境污染日益堪忧。就在杜祥琬履新的2002年，我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也是煤炭、钢铁、铜矿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如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何开发布局新能源建设……摆在杜祥琬面前的，是一个个难解的命题。与以往一样，杜祥琬克服困难的办法仍是那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不停学习，业务知识要更新，工作方法更要不断探索。
2010年，研究了8年能源问题的杜祥琬出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这一组织是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顶级“智囊团”。同年冬天，杜祥琬第一次作为气候变化问题“智囊团”成员飞赴坎昆参加谈判。气候谈判背后，是各国间能源发展的角力。从一线科研到战略咨询，领域变更，角色转换，杜祥琬说其间贯穿着相通的思维方法，“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搞具体研究需要它，搞战略研究更离不开它”。无论研究如何宏观，都得老老实实“抠数据”，科学思维仍是基础。他归结出几个确定的“支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和环境安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支点”为大家共同认可，才可进一步提出应对策略。
现在，作为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需要从宏观战略层面把握国家的能源与气候发展走向，还需要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在气候谈判桌上为中国尽可能多地争取利益。在严峻的现实下，他最看重的依旧是科学和理性的力量。
留学生：近几年来，中国很多城市地区遭遇灰霾天气，更多的人关心的是治霾速度和力度能否更快更见效。有关人士提出治霾最快需要15—20年，对此你如何看？
杜祥琬：治霾是必须的，肯定需要时间，但太长了让人没有信心。我认为10年应该见成效。中国总是在不断进步的。雾霾的出现，说明我们以前的发展方式存在粗放的问题，若要治霾较快见效，迫切需要我国在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上做精心设计，因为国内的环境容量比国际平均水平低好几倍。我们的发展没有本钱粗放，需要认真设计现代化、城镇化，以及同步设计分布式低碳能源方案。
留学生：其他国家在雾霾治理与环境保护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
杜祥琬：国际上有比较成功的经验，比如企业责任延伸制度，就是对其产品负责到底，包括产生的污染物。强制性措施，包括行政性、经济性和教育性，这是一套改变环境、生态和社会的组合拳。目前在很多国家成立了一种包括政府、企业、专家和公众的联合环境协调委员会，就是让民众自由表达心声的权利和体现，这也是政府的一个抓手，一种社会治理的模式。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丹麦国土面积不大，不过海岸线很长，因此风电海上多于陆上。德国虽然和法国比邻，但是能源政策情况差异很大，法国核电占发电比例的75%，而德国准备“弃核”发展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未来这是大势所趋。我国现在与丹麦、德国、法国合作得非常密切。
从某种角度而言，我国有这么多的省相当于欧洲很多国家，各地蕴含的可再生能源不一样，像西南地区以水电为主。所以要因地制宜、高比例地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有关部门统筹制定发展规划，不断实施一些鼓励政策。中央已明确要继续发展核电，而且要深入论证内陆核电站。
留学生：煤的燃烧对大气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而我国煤炭用量在能源总量上比重很大，今后是否会在煤的开采、生产和消费等用量及使用方式上加以控制？
杜祥琬：今后几十年中，虽然煤炭和石油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会逐步下降，但是它依然是主导能源之一。因此，在能源结构变革的第二个阶段，要做到化石能源的节能优先、总量控制。从总量控制上，头脑中要时刻有一个“天花板”概念，同时，要积极探索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低碳利用。
在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耗当中，只有一半是用来发电的。我们认为，煤炭发电的比例要增加，而直接燃烧、散烧煤要用气、电、余热等替代。除了总量控制，煤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清洁利用。洁净化有非常清晰的国家环保概念，脱硫、脱硝、除尘都有明确标准，这一点中国做得不比国际差。但是低碳化仍然是个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节煤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虽然有效、但是有限的。进一步低碳，呼唤创新，比如发展碳捕捉、利用和存储。
此外，在我国终端能源结构中，要显著提高电力的比例。也就是说，要大幅度降低煤炭和石油直接燃烧的部分，增加电力使用的部分，简单地说也就是电气化。同时，在电力的结构中，要增加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比例。我认为，智能电网和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留学生：现在世界不仅对气候变化有争议，对气候变化谈判的争议也是存在的。国际气候谈判的难点在哪里？
杜祥琬：这个问题很现实。要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是减排。各国要减少气体排放，这就牵涉到了各自的责任问题。所以确有分歧，也确有争论。
谈判经过这么多年，一个很重要的成就是定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共同有序。意思是发达国家要首先承担绝对减排的责任。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排放得最多，历史累计排放显然很高。同时区别就在这儿，发展中国家则是尽自己可能，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尽量地主动承担一些义务，这叫“共同”。比如《京都议定书》给发达国家定了减排量，但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定。
这个吵架尽管吵，但是大家都认同这个原则。从去年以来，发达国家都要提交绝对减排的单子，而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对减排的单子，这就体现了区别。但是有些发达国家的政治责任感不够强，所以大家对他们不满意。国际谈判吵架难免，但是我经常讲，就是吵而不分，斗而不破。谈了20年了，尽管吵架，谁也没敢退出，谁都不敢去承担谈判破裂的大事，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大事。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什么呢？它不是个闹剧，它是人类严肃的、责任重大的努力。
留学生：近些年的谈判，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成果？
杜祥琬：应该说除了《议定书》以外，实质性的成果就是正确的原则。但是除此之外，确实没有出现重大的突破。我们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觉得是铺垫了将要来临的成功。我个人理解，这次COP21应该有实质性的突破，能够达成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民性的协议。
留学生：在这方面中国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中国已经做了哪些准备？
杜祥琬：这里面中国是积极的，而且是务实的。中美两国最近发表了气候变化的声明：第一，气候变化是科学的；第二，中美共同制定减排原则。我们谈了美国需要绝对减多少，中国需要相对减多少。最后列出了中美合作的实际应用，它在全球产生了很正面的影响。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给大家增加了很多信心。在此之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双边地发布了要促进气候谈判的声明。经过这一系列的铺垫，为这个会做足了准备。
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大会能解决一切问题。也许大会能够达成历史性的、有实质性进展的全面的协议，但是现在还要继续努力。这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诉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他们（发达国家）一直没有落实好。发达国家也没有否认自己应该这么做，所以我们也不断地督促他们把这条落实。
中国要应对气候变化，不纯粹是为了国际谈判，而是为了国家本身的发展。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但资源有限、环境容量有限。我们国家需要绿色低碳发展，这个转型本身是中国未来的需求。
留学生：你是粒子物理学家，你是怎么从原子物理到核能研究，到强激光研究，然后转到能源咨询、包括气候变化领域的？
杜祥琬：其实我这一生的道路，自己掌握不住，全都是国家给我选择的，我是被选择。我高中毕业时想学天文物理学，但那时国家选预备生，把我派到莫斯科去学原子物理。他们说，最大的天文没学成，去学最小的原子核。这就不是我能定的了。一回来就参加了核武器研究，这就是后来我和核能的关系。再后来做“863”计划，我又是授命去搞核能激光研究，这也是国家要我做的事。
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接触过相关领域，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不得不学习。后来我去中国工程院做副院长，主持能源的工作。从本世纪初我就介入了能源的研究。中国能源很复杂，很费脑子的。从能源研究，我很自然地就进入了气候变化领域。其实气候变化的背后就是能源问题。所以现在我在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嘛。我就是被国家需求导向，适应国家的需求，让它成为我的专业。
留学生：科学研究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什么不一样？
杜祥琬：做具体的科研比较深，而做战略政策制定要求你知识面要广，眼光要远，而且要超脱单个的利益，要有宏观的思维。你要站在世界和国家战略这个高度去考虑问题，性质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科学态度，要有严明的科学态度。所以我经常抠数据，不管是做宏观的战略，还是做具体的科研，这都是要坚持的。从理论出发，根据数据，通过科学手段，作出结论。微观的结论也好，宏观的结论也好，过程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