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貌似不涉及派阀斗争的忠厚长者人设，在当选首相之后正面临瓦解。
　　10月以来，“菅义伟下台”的话题标签数次冲上日本Twitter的热搜趋势榜，让不久前挟创纪录民意支持率就任首相的菅义伟，经历了一个最短的蜜月期。
　　在后安倍时代，引起争议的话题既有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也有菅义伟参加QUAD对话，而二次回炉担任文部科学大臣的萩生田光一代表日本政府，否决了“日本学术会议”中有“跟政府唱反调”嫌疑的6名知名学者的提名，则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也让数百名抗议者顶着疫情扩散的压力到首相官邸外聚集。
　　这边厢，菅义伟积极慰留、延揽安倍内阁的旧臣，还把没有安全事务经验的安倍胞弟岸信夫任命为防卫大臣，引发了坊间对安倍是菅义伟内阁“影子幕府将军”的广泛质疑。那边厢，菅义伟内阁向不驯服的学术界展现强硬，挑战日本政治中政学界传统势力范围的边界，视同宣战。
　　刚刚发足的菅义伟政府，将如何走完这关键的过渡之年？

“安倍的影子”

　　浸淫政坛多年，菅义伟绝不仅仅是凭借努力和好人缘坐上首相大位。虽然网络流传的励志故事，总喜欢强调菅义伟出身秋田县，远离首都圈，但菅义伟的政治起点并不低。
　　1975年，通过在知名企划公司“电通”任职的法政大学前辈介绍，菅义伟成为了法政大学出身的第57代众议院议长中村梅吉的秘书，之后又成为自民党中同派阀的众议员小此木彦三郎的秘书11年。1983年，随着小此木就任通商产业大臣，菅义伟升任大臣秘书官，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1987年，菅义伟在小此木的政治地盘—神奈川县横滨市议会首次当选，并连选连任。尽管当选次数只有2次，但作为小此木事实上的替身，他活用秘书时代培养的政、财、官界的人脉参与市政，被称为“影子横滨市长”，同时展现出圆融的政治个性和对权谋的自在掌握。
　　在安倍辞职后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石破茂代表的地方派系向中央发难，要求自民党高层采用能体现地方诉求的普选票制，结果遭到了高层派阀的联合抵制。石破茂的派系，甚至连原来掌握的高层派阀票数都没能如期得到。
　　在党务改革方面，虽然调门很高，但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和密室政治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菅义伟既是派阀密室政治的“圈内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的继任虽然是过渡性质，但同样肩负着维护派阀政治权力秩序的责任。
　　所以，菅义伟的内阁中，留任的安倍内阁阁僚为数很多，一些执政成绩不彰、民望口碑很差的官僚却得以留任甚至被委以重任。比如，任内因森友、加计学园丑闻饱受抨击的文部大臣萩生田光一留任；因为抗疫不力和被国会质询时一问三不知而被全国声讨的原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甚至升了官，接替菅义伟成为了内阁官房长官。
　　而表现突出但不属于派阀“圈内人”的河野太郎，却被调动到了行政改革担当大臣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边缘闲职上。特别是菅义伟延揽安倍的胞弟岸信夫入阁，直接任命为防卫大臣，释放了一个不寻常的信号。
　　随着美国积极推进在印太地区防范中国的战略，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能力松绑，安排日本在美日澳印“QUAD”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承担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发展受到疫情重创，整体政治气氛比安倍政权时期更加倾向于支持修宪。

安倍的胞弟岸信夫此前的身份是国会议员，没有担任内阁大臣的政治经验，突然接掌至关重要的防卫大臣一职，显然是菅义伟希望延续和加强安倍时期同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

　　菅义伟一方面在人事案上与学界对抗，剑指争夺修宪的话语权，意在突破由学者掌握的法理和舆论对修宪的掣肘，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日本的再武装；另一方面，更加积极地在安全战略上向美国靠拢，并把任内首访地选择在越南和印尼。他还可能通过日美同盟，规避日本宪法的各项限制，在日美军事合作的框架下实现实质上的再武装化。
　　无论选择哪条路线，防卫大臣与内阁、与自民党各派阀、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都至关重要。而安倍的胞弟岸信夫此前的身份是国会议员，没有担任内阁大臣的政治经验，突然接掌至关重要的防卫大臣一职，显然是菅义伟希望延续和加强安倍时期同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
　　岸信夫一直被视作安倍的替身，作为坚定的亲美和亲台派，与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反华议员关系密切，与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私交甚笃，并以国会议员和安倍特使的身份访问台湾参加李登辉的葬礼，密会蔡英文、赖清德等人。台媒报道，岸信夫曾向蔡英文提出时任首相的安倍与蔡英文亲自通话的提案，虽然最终以日本政府的“澄清”作结，但岸信夫执掌日本的防卫政策之后，加强和巩固美日军事同盟、积极推进与台湾的安全交流，应该是既定事项。

“学者的国会”

　　此次成为争议焦点的“日本学术会议”，是一个学术自治机构，由210名会员和2000名协作会员（一般由非全职的学者成员或公务员担任）组成，虽然使用政府预算，但与政府保持平行运作。
　　自成立伊始，“日本学术会议”就是日本政府资助科研和进行决策咨询的主要咨议部门，在国际性政府间科学组织中代表日本，并为日本政府战后以来的科技决策提供支持。其中就包括“和平开发、确保安全、运营民主”的“核能和平利用三原则”和积极参与南极国际科学合作等重大战略建议。
　　由于地位和作用特殊，且会员选任独立于政府运作，“日本学术会议”被学术界称为“学者的国会”。而2020年10月的换届选举中，出现了战后首次有学术会议成员被以明显的政治倾向为理由否决的情况。 　　针对“日本学术会议”成员任命之争，菅义伟10月9日对记者表示，他“没有见过105人的推荐名单，只见过99人的名单”。说辞一出，旋即遭到了学界的强烈指责。
　　“日本学术会议”前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西隆在接受日媒JNN采访时，不无揶揄地表示“看来名单是呈交首相之前就被什么人动过手脚了，这可是篡改政府公文书的大问题啊”。
　　6名未得到任命的教授之一、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教授冈田正则（行政法）对记者表示，根据《日本学术会议法》的规定，首相使用错误的名单任命会员的行为，属于“违法任命”。
　　在日本学者中间，广泛的邮件联署和学术组织的声讨此起彼伏，似乎是安倍政权建立以来，日本政府对学术界的渗透和改造造成的矛盾的总爆发。
　　新首相因为与知识界的紧张关系陷入舆论口诛笔伐，安倍就是个例子。他二次执政后，当时还是安倍圈内好友的笼池泰典想走安倍的门路，在自己经营的森友、加计两个私立学校，增設国立医科大学停止申请的兽医系，并通过倒买倒卖廉价国有土地牟利，最后因为东窗事发而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
　　安倍在首相任期末，还遭遇了学术界的一次反弹。2020年7月，日本医师协会换届选举爆冷，69岁的副会长中川俊男击败了已经连任4届会长的横仓义武。而现年75岁的横仓义武一直与自民党走得很近，曾经是自民党右翼大佬、现任日本遗族会会长古贺诚竞选国会议员时的后援会长。在安倍第一任期仓促收场之后，横仓义武与安倍成了好朋友，组织了为安倍助选和筹款的“医晋会福冈”。
　　“恰巧”在安倍二次执政的2012年，横仓义武当选日本医师协会会长，自此坐稳日本医师协会4个任期总共8年的会长任期，进入了东京的核心圈子。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横仓义武代表日本医师协会多次为政府糟糕的抗疫表现站台背书，压制医师协会要求扩大PCR检测和加强隔离的呼声，处处为安倍政府的消极抗疫措施打掩护，最终在四起的批评声浪中黯然辞职。
　　但辞职后的横仓义武，与安倍走得更近，直到7月换届选举中被代理会长职务的中川俊男爆冷击败。这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安倍对医学界影响力退潮的一个明确信号。

不确定的未来

　　日本是科教大国，在知识领域一向不吝支出。金字塔尖的东京大学教授，年收入在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5万元）左右，还有丰厚的年金、退休金和医保等保障。由于战后民主主义的发展加上经济和人格独立，日本的学术界有深厚的左翼批判传统，战后日本两次反美日安保协定的群众斗争，都发轫于东大和早稻田两所大学的文科系。

横仓义武代表日本医师协会多次为政府糟糕的抗疫表现站台背书，压制医师协会要求扩大PCR检测和加强隔离的呼声，处处为安倍政府的消极抗疫措施打掩护，最终在四起的批评声浪中黯然辞职。

　　震惊世界的“安田讲堂攻防战”，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斗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日本国内一小部分坚守学术底线和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受害者提供了许多学术支持和帮助，对戳穿日本右翼掩盖历史、罗织罪名的倒行逆施，起了重要作用。
　　也正是因为此，日本政界的保守派也屡屡想要压制和渗透知识界。而面对知识界对安倍以修宪挑战和平宪法和“战后德谟克拉西”的强烈批判，安倍政府甩出了蓄谋已久的精简策略，宣布将在未来逐步压缩公立大学文科类专业的经费支持，并要求公立大学检讨、核减文科类终身教职的比例。
　　表面上看，就业率和教育经费使用考核等因素，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指向则是通过收紧钱袋子的方式，削弱日本高等教育中深厚的左翼传统。
　　继任安倍的菅义伟，曾经的政治形象是保守稳健的敦厚长者，但否决“日本学术会议”所提名人选的举动，暴露出菅义伟对待政学两界边界和主导权的态度，比安倍更保守。
　　相较于安倍执政后期从讨好右翼向中间派务实路线回归，菅义伟这个实质上的看守内阁总理历史包袱更少，连任压力更小，更有可能为塑造自民党继任者的执政理念和政治底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安倍辞职前中日关系中的波澜，结合菅义伟上台后一系列的保守政治立场宣示来看，日本的内政外交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归保守路线。
　　随着疫情以来日本的经济滑坡，悲观失望情绪在日本社会中有所抬头，加之日本政府对供应链安全采取的“自主化”对策，在政治民族主义的火上浇了经济民族主义的一桶油，日本国内的右翼邪火显然会越烧越旺。结合安倍辞职前，被党内派阀要挟就香港问题、南海问题和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等问题表态的事实，可以作出如下预判：
　　随着中美关系转趋恶化，美国会收紧对日本外交方针的掌控，而执政的自民党中的保守派阀会继续向美国靠拢。这意味着中日两国间的善意和默契会越来越少，日本冒犯中国核心利益诉求的言论和行动将会越来越多。中日之间发生正面外交交锋的可能性，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呈显著的上升态势。如何管控中日之间的立场分歧，将是考验两国政府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