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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对高龄农民工群体而言，年迈后如何落叶归根，是他们人生的下一个“路口”。在外地打拼多年，归乡后如何找寻精神家园？记者在四川、浙江、江西等多地调研了解到，各地采取各种措施帮扶中老年返乡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
然而，无论是留在城市里打拼的“坚守阵营”，还是已经回到老家务农、打工的“返乡阵营”，为改革开放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高龄农民工，大部分人仍在工作一线，而且一些人还存在着没有养老保险、难找工作或留下职业病等问题。
部分留城高龄农民工生活艰辛
目前，有部分高龄农民工仍然在异乡城市“讨生活”。记者走访北京、杭州等地多位高龄农民工发现，这一群体目前主要依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从事保洁、门卫等职业，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近几年，年轻人到劳务市场找工作的不多，大多是40岁以上的。”浙江省杭州市杭海路劳动力市场职介员董成宏说，目前市场内长期“滞留”一批高龄农民工。他们普遍没有技术、文化水平较低，只能靠零散打一些小工糊口。“数量大概几十人，做完又回到这里。” 如今像北京市虎坊桥、杭州市杭海路这样的老牌劳务市场，已成为高龄农民工的“集散地”。
61岁的河南人刘德全，在北京丰台一建筑工地做门卫。2017年是他外出打工的第27年。一间简单的板房里，只有一张钢丝床和几件简单的家具、电器，既是值班室也是宿舍。虽然和做快递员的儿子生活在一个城市，但老人大多数时间一个人生活。“原来一起出来的工友，基本上都回家了。我现在每月工资2600元，除了抽烟的开销，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存1800元。趁着还能干得动，给孩子和自己再攒点钱。”刘德全说。
64岁在浙江省杭州市建筑工地做小工的管阿强，每天工钱100多元。“工地里条件很艰苦，虽然有食堂，每顿也就是两个菜。就打打零工没有保险，我们担心出意外。”管阿强的女儿管丽君说。
“现在这份工作合同，到2017年8月底。”杭州一小区保洁吴小妹说，“如果没有单位续聘，我就去做钟点工。”她表示留在城市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女儿照看孩子。
留城工作难找，返乡退休无依靠
部分高龄农民工仍“滞留”城市，大多数出于就近照顾子孙、城市收入较高等原因，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在“干与不干”之间犹豫。“工作难找”“退休无依靠”的现实，使他们陷入“回与不回”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城市为高龄农民工提供的工作机会减少。“送快递、外卖，手机不会用；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没见过。”受访的第一代农民工普遍认为，受自身身体状况、文化水平所限，未来工作机会将会更少。“‘不做了’这句话，我每年都说过，但不做不行，总有一天会干不动的。”刘德全说。与此同时，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进一步形成压力。管阿强说：“现在出去买点什么东西都贵，盼着一年到头不生病。”
另一方面，高龄农民工回乡生活又缺少依靠。管丽君说，父母現在回乡，靠种田基本无法养活自己。“父母既没体力也没技术，种点庄稼自己吃还可以。”
“再攒点钱回家”，是部分高龄农民工普遍的心声和无奈。社保参与度低、对下一代家庭养老能力的担忧，让高龄农民工缺乏安全感。吴小妹说，自己没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回乡生活，基本上要靠儿女供养，生病了也没有人照顾。
同时，返乡融入当地社会也成问题。“我在外边呆了20多年，回乡生活确实有点不适应。”刘德全说。
对话第一代农民工：期盼“老有所养”
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怀揣“致富梦”进城务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不少人已经进入暮年，却面临着继续打工养家和“老无所依”的境遇。61岁的武学明是其中之一。
武学明是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人，他是上个世纪90年代村里最早进城务工的农民之一。2017年春节刚过，他又进城务工收废品，租住在开封市南郊一处废品回收点旁的平房里。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被废品占了大半，拥挤而闷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武学明对现在的生活表示满意，对未来却充满着焦虑和期盼。
武学明说，俺家有5口人，儿子一家3口，加上我和俺老伴。儿子和儿媳妇带着小孙子，春节之后就去了杭州打工，挣的钱够他们自己用。俺家里有3亩多承包地，平时老伴照应着，遇着重活，我就回家干。我以前打工受过伤，左胳膊和右腿都骨折过，里边都装了钢板。4月份，我因为脑血栓中风，左腿行动不便。我是春节后，才来开封收废品的。去年在村里帮人家种地，一天能挣30块钱，打一桶农药挣4块工钱，但是农活不经常有。自己年龄大了，进工厂没人要，只能收废品。
武学明现在收废品，一天最多毛收入三四十块钱，开机动三轮车跑一天至少要消耗10块钱的汽油。租房一个月花掉100块钱，吃饭是自己做，每天花5块钱买面条、馒头和青菜。一个月干得好的话，能净赚400块钱，托人捎给家里老伴，还不够家里开销。
“俺村50岁以上的人，只要身体没病，不是出来打工，就是在家种地。俺这一代，年轻时拼死拼活地养孩子，孩子大了要盖房子、结婚成家，有了孙子还得照看。现在年龄大了，不少人还得进城打工赚钱。啥时候干不动了，才能歇着。”武学明说。
记者问武学明：“你未来养老是靠儿子，还是会去养老院？”
武学明答：“无儿无女的人才去养老院，我肯定不会去，多丢人，子女脸上也没面子。俺乡里养老院条件不好，都是五保户在里边住，像我这种情况，想去还不让去嘞。现在国家在搞扶贫，像俺们这样五六十岁的人，也需要关注。年轻时在外打工，干体力活，年龄大了，不少人都累出了病。希望国家能在医疗报销比例上，对年龄大的农民工倾斜一下。在养老上，可以让子女出一部分钱、政府出一部分钱，一起办养老院。养老院条件好了，我也愿意去。”
返乡群体遗留问题待解决
除了坚守城市的，近几年一些高龄农民工已经选择告别城市，回到家乡。但遗留下的职业病与无养老保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56岁的王福苟，因常年做搬运工作，7年前被诊断出严重腰间盘突出，经鉴定为伤残等级十级。打工几十年的他，因为缺钱无法住院治疗，只好回到江西省樟树市大桥街道龙湾村的家中休养。2011年，王福苟也曾尝试到福建漳州一家企业打工，但因为身体不适，且检查出肝病、胃病等，只能返回老家。
“就算一身病，也要养活家庭。”如今，王福苟已经承受不了任何重活，只能在樟树市一家宾馆做保安，靠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维持全家生活。“我老婆患有低血压病，家里还有孙子和80多岁的母亲需要照看，一家人的开支实在是太大了。”
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都没有给自己办理养老保险的意识，而医疗保险，也仅是报销范围有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以前一直都没有要买养老保险的想法，现在有些后悔了。”55岁的邓小华，是江西省宜春市人。他从1993年便开始外出打工，2008年回到老家的建筑工地做散工，每月工资3000多元。“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不能休息。”
“每个月的收入，只够全家人的温饱。我们夫妻俩都没有买养老保险，所以想自己创业试试看。”邓小华没缴社保，自然没有养老金。近几个月，正好有朋友邀邓小华一起在附近的村子做养殖业生意，他说：“做生意收入应该还不错，也许可以维持后半生的生计。”
“回乡只是一个开始。”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卓认为，当前农民工返乡后，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尴尬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属于较早出去打工的一批农民工，当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培训，可能在城市常年从事低端劳动力密集职业，对自己人生没有长远规划。当他们年老后，很多人在城市难以立足，不得不选择归乡这条路。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农民工返乡人群激增。过去农民工福利制度不完善，由此所积累的心理困惑、现实困难，需要全社会特别关注。”四川省农科院原副院长刘建军说。
刘建军认为，改革开放后较早离乡外出的一代青壮年农民工，当年主要在18岁到40多岁，如今多数已是55岁到70岁左右了。中老年农民工只身或举家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可谓“牺牲”了一代、二代，甚至三代人——农村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不少家庭夫妻难聚，孩子离乡后就学转学难，家乡父老没法照顾。在当年那种低工资、低保障、难维权、艰苦甚至恶劣的生存生活条件下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建设和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得到关注、受到关怀。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咨询师李云歌认为，作为城市“边缘人”，中老年农民工情感长期无寄托，回到家乡后，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农民工只身一人回到家乡，或者儿女常年在外打工无法照料的，他们的孤独感、无助感非常强烈，但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李云歌说。
相关保障制度需完善
接受采访的有关专家学者认为，为了让中老年农民工回得去、留得住，政府不可缺位。
应摸清中老年农民工底数。刘建军认为，需要对第一代农民工数量、区域分布、分类结构、养老归宿地、生活状况、基本保障等问题，给予重视并部署专项调研。
高龄农民工养老体系待完善。有关专家建议，国家应立法或出台政策，统一全国农民工养老制度，加大力度统筹和规范解决老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医保、福利等基本保障，务求全覆盖，做到应保尽保。
中老年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职业技能培训仍需加强。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卓认为，中老年农民工出去打工早，自身文化水平较低，部分劳动者年龄偏大，又缺少技术，回到家乡后，缺乏相应的谋生技能，应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引导返乡中老年农民工参与乡村治理。王卓认为，这批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在外打工多年，接受了城市生活理念，思想相对开放一些，见识也比较多，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可以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例如安排一些公益性岗位，或者进入村委会等，让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发挥余热促进家乡发展。
（本文选自：百姓生活 2018年01期）
然而，无论是留在城市里打拼的“坚守阵营”，还是已经回到老家务农、打工的“返乡阵营”，为改革开放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高龄农民工，大部分人仍在工作一线，而且一些人还存在着没有养老保险、难找工作或留下职业病等问题。
部分留城高龄农民工生活艰辛
目前，有部分高龄农民工仍然在异乡城市“讨生活”。记者走访北京、杭州等地多位高龄农民工发现，这一群体目前主要依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从事保洁、门卫等职业，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近几年，年轻人到劳务市场找工作的不多，大多是40岁以上的。”浙江省杭州市杭海路劳动力市场职介员董成宏说，目前市场内长期“滞留”一批高龄农民工。他们普遍没有技术、文化水平较低，只能靠零散打一些小工糊口。“数量大概几十人，做完又回到这里。” 如今像北京市虎坊桥、杭州市杭海路这样的老牌劳务市场，已成为高龄农民工的“集散地”。
61岁的河南人刘德全，在北京丰台一建筑工地做门卫。2017年是他外出打工的第27年。一间简单的板房里，只有一张钢丝床和几件简单的家具、电器，既是值班室也是宿舍。虽然和做快递员的儿子生活在一个城市，但老人大多数时间一个人生活。“原来一起出来的工友，基本上都回家了。我现在每月工资2600元，除了抽烟的开销，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存1800元。趁着还能干得动，给孩子和自己再攒点钱。”刘德全说。
64岁在浙江省杭州市建筑工地做小工的管阿强，每天工钱100多元。“工地里条件很艰苦，虽然有食堂，每顿也就是两个菜。就打打零工没有保险，我们担心出意外。”管阿强的女儿管丽君说。
“现在这份工作合同，到2017年8月底。”杭州一小区保洁吴小妹说，“如果没有单位续聘，我就去做钟点工。”她表示留在城市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女儿照看孩子。
留城工作难找，返乡退休无依靠
部分高龄农民工仍“滞留”城市，大多数出于就近照顾子孙、城市收入较高等原因，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在“干与不干”之间犹豫。“工作难找”“退休无依靠”的现实，使他们陷入“回与不回”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城市为高龄农民工提供的工作机会减少。“送快递、外卖，手机不会用；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没见过。”受访的第一代农民工普遍认为，受自身身体状况、文化水平所限，未来工作机会将会更少。“‘不做了’这句话，我每年都说过，但不做不行，总有一天会干不动的。”刘德全说。与此同时，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进一步形成压力。管阿强说：“现在出去买点什么东西都贵，盼着一年到头不生病。”
另一方面，高龄农民工回乡生活又缺少依靠。管丽君说，父母現在回乡，靠种田基本无法养活自己。“父母既没体力也没技术，种点庄稼自己吃还可以。”
“再攒点钱回家”，是部分高龄农民工普遍的心声和无奈。社保参与度低、对下一代家庭养老能力的担忧，让高龄农民工缺乏安全感。吴小妹说，自己没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回乡生活，基本上要靠儿女供养，生病了也没有人照顾。
同时，返乡融入当地社会也成问题。“我在外边呆了20多年，回乡生活确实有点不适应。”刘德全说。
对话第一代农民工：期盼“老有所养”
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怀揣“致富梦”进城务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不少人已经进入暮年，却面临着继续打工养家和“老无所依”的境遇。61岁的武学明是其中之一。
武学明是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人，他是上个世纪90年代村里最早进城务工的农民之一。2017年春节刚过，他又进城务工收废品，租住在开封市南郊一处废品回收点旁的平房里。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被废品占了大半，拥挤而闷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武学明对现在的生活表示满意，对未来却充满着焦虑和期盼。
武学明说，俺家有5口人，儿子一家3口，加上我和俺老伴。儿子和儿媳妇带着小孙子，春节之后就去了杭州打工，挣的钱够他们自己用。俺家里有3亩多承包地，平时老伴照应着，遇着重活，我就回家干。我以前打工受过伤，左胳膊和右腿都骨折过，里边都装了钢板。4月份，我因为脑血栓中风，左腿行动不便。我是春节后，才来开封收废品的。去年在村里帮人家种地，一天能挣30块钱，打一桶农药挣4块工钱，但是农活不经常有。自己年龄大了，进工厂没人要，只能收废品。
武学明现在收废品，一天最多毛收入三四十块钱，开机动三轮车跑一天至少要消耗10块钱的汽油。租房一个月花掉100块钱，吃饭是自己做，每天花5块钱买面条、馒头和青菜。一个月干得好的话，能净赚400块钱，托人捎给家里老伴，还不够家里开销。
“俺村50岁以上的人，只要身体没病，不是出来打工，就是在家种地。俺这一代，年轻时拼死拼活地养孩子，孩子大了要盖房子、结婚成家，有了孙子还得照看。现在年龄大了，不少人还得进城打工赚钱。啥时候干不动了，才能歇着。”武学明说。
记者问武学明：“你未来养老是靠儿子，还是会去养老院？”
武学明答：“无儿无女的人才去养老院，我肯定不会去，多丢人，子女脸上也没面子。俺乡里养老院条件不好，都是五保户在里边住，像我这种情况，想去还不让去嘞。现在国家在搞扶贫，像俺们这样五六十岁的人，也需要关注。年轻时在外打工，干体力活，年龄大了，不少人都累出了病。希望国家能在医疗报销比例上，对年龄大的农民工倾斜一下。在养老上，可以让子女出一部分钱、政府出一部分钱，一起办养老院。养老院条件好了，我也愿意去。”
返乡群体遗留问题待解决
除了坚守城市的，近几年一些高龄农民工已经选择告别城市，回到家乡。但遗留下的职业病与无养老保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56岁的王福苟，因常年做搬运工作，7年前被诊断出严重腰间盘突出，经鉴定为伤残等级十级。打工几十年的他，因为缺钱无法住院治疗，只好回到江西省樟树市大桥街道龙湾村的家中休养。2011年，王福苟也曾尝试到福建漳州一家企业打工，但因为身体不适，且检查出肝病、胃病等，只能返回老家。
“就算一身病，也要养活家庭。”如今，王福苟已经承受不了任何重活，只能在樟树市一家宾馆做保安，靠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维持全家生活。“我老婆患有低血压病，家里还有孙子和80多岁的母亲需要照看，一家人的开支实在是太大了。”
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都没有给自己办理养老保险的意识，而医疗保险，也仅是报销范围有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以前一直都没有要买养老保险的想法，现在有些后悔了。”55岁的邓小华，是江西省宜春市人。他从1993年便开始外出打工，2008年回到老家的建筑工地做散工，每月工资3000多元。“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不能休息。”
“每个月的收入，只够全家人的温饱。我们夫妻俩都没有买养老保险，所以想自己创业试试看。”邓小华没缴社保，自然没有养老金。近几个月，正好有朋友邀邓小华一起在附近的村子做养殖业生意，他说：“做生意收入应该还不错，也许可以维持后半生的生计。”
“回乡只是一个开始。”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卓认为，当前农民工返乡后，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尴尬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属于较早出去打工的一批农民工，当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培训，可能在城市常年从事低端劳动力密集职业，对自己人生没有长远规划。当他们年老后，很多人在城市难以立足，不得不选择归乡这条路。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农民工返乡人群激增。过去农民工福利制度不完善，由此所积累的心理困惑、现实困难，需要全社会特别关注。”四川省农科院原副院长刘建军说。
刘建军认为，改革开放后较早离乡外出的一代青壮年农民工，当年主要在18岁到40多岁，如今多数已是55岁到70岁左右了。中老年农民工只身或举家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可谓“牺牲”了一代、二代，甚至三代人——农村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不少家庭夫妻难聚，孩子离乡后就学转学难，家乡父老没法照顾。在当年那种低工资、低保障、难维权、艰苦甚至恶劣的生存生活条件下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建设和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得到关注、受到关怀。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咨询师李云歌认为，作为城市“边缘人”，中老年农民工情感长期无寄托，回到家乡后，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农民工只身一人回到家乡，或者儿女常年在外打工无法照料的，他们的孤独感、无助感非常强烈，但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李云歌说。
相关保障制度需完善
接受采访的有关专家学者认为，为了让中老年农民工回得去、留得住，政府不可缺位。
应摸清中老年农民工底数。刘建军认为，需要对第一代农民工数量、区域分布、分类结构、养老归宿地、生活状况、基本保障等问题，给予重视并部署专项调研。
高龄农民工养老体系待完善。有关专家建议，国家应立法或出台政策，统一全国农民工养老制度，加大力度统筹和规范解决老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医保、福利等基本保障，务求全覆盖，做到应保尽保。
中老年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职业技能培训仍需加强。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卓认为，中老年农民工出去打工早，自身文化水平较低，部分劳动者年龄偏大，又缺少技术，回到家乡后，缺乏相应的谋生技能，应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引导返乡中老年农民工参与乡村治理。王卓认为，这批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在外打工多年，接受了城市生活理念，思想相对开放一些，见识也比较多，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可以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例如安排一些公益性岗位，或者进入村委会等，让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发挥余热促进家乡发展。
（本文选自：百姓生活 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