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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杨亚几乎有两年时间都处于“翘课模式”。
杨亚就读于武汉大学会计专业，大一结束时，他的综合成绩还排在全班第一，而如今即将升入大四，他却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补齐前两年落下的学分。
改变他大学轨迹的，是大一暑期时做出的“毕业后就工作”的决定，“从决定找工作开始，我就研究了具体需要准备些什么。通过了解网上的面试经验和与学长们交流，我发现，实习非常重要。”但大学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学业和实习之间，杨亚选择了后者。
仅大三一年，杨亚就辗转了武汉、北京、杭州三地，这些付出最后汇集成了他简历中的重要部分—优衣库、京东商城、网易这些大公司的实习经历。杨亚认为这些经历是他最终拿到腾讯微信事业群暑期实习offer的关键原因，“很多公司除了在乎你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很在乎你在哪里实习过。”
如果把大学比作一场游戏，把找到工作看作游戏终点，那么杨亚这样的玩家代表的就是其中最高效的一种玩法：他们在进入大学后就早早给自己定了一个既定目标，并以最短路线去接近它，做任何事情都在考虑能否为自己的简历加分，但同时也要面对“因为放弃学习和探索而错过其他可能性”的风险—这条路线规划如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效仿模板，尽管还是在校学生，但在他们身上多少已经能看到公司人的模样。
“这类学生往往有很强的实习意愿，他们想要更早地开始积累实习经历，比如从大一寒假就开始，而这部分学生的比例正在上升。”智联招聘校园招聘事业部执行总监孙凌观察到。2014年，智联招聘就加设了推广实习的相关服务，通过对学生投递来的简历做用户分层，孙凌发现先前实习简历以大三学生居多，而如今大一大二学生就有实习经历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第一财经周刊》针对大学生所做的《“大学”这款游戏，你怎么打》的调查问卷结果或许能部分验证孙凌的观点。在被问到“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毕业后的工作做准备”时，答案已经和我们常规认知中“大三”这个时间点不同。在所有已经开始为工作做准备的学生中，从大二就已经开始行动的学生占比最高，达到23.57%，而另有14.18%的学生从大一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
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提出了“实用主义”的说法，并发出质疑：“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吗？大家总是习惯于计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量化关系，却往往忽略了大学给予的回报应该是什么。”
这也是如今很多高校老师为学生这种自我价值的认同标准感到担忧的原因。“现在的学生热衷于参加实习、考证或者其他活动，认为它们‘有用’，大家都在谈‘有用’的概念，很多学生对‘有用’这个概念理解非常狭隘，更多指向物质性的功用。他们会计算这些行为能带来的可量化的分数是多少，以此决定自己的某些选择。这种以就业为半径，只关注立竿见影得到回报的价值观最终会非常限制自身的未来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周文霞说。
若要追溯这股发生在大学的“实用主义”风潮的根源，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以及目标先行的思维惯性是一个主要因素，“当他们来到大学之后，变得迷茫，他们既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做决定，他们当然很容易会被现成的、成熟的选择所吸引。”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书中这样写道。
而企业和学校无疑是站在不同需求立场上的催化剂。企业越来越早地想要进入大学，对高校人才的争夺如今已经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优秀的人就那么点儿，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抢。”京东集团招聘负责人李庆庆对此现象直言不讳。今年6月3日，京东已经正式启动面向2019届毕业生的秋招，这个时间每年都在提前。孙凌也认为，现在企业会借着招收暑期实习生的名义提前获得一批适合公司的学生，录用比例达到一半以上，“如果企业不提前做校园招聘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它有可能会招不到人。”
原本与社会保持相对距离的“象牙塔”之门也为了提升就业率而提前开启。有实力的企业都会在高校内运营校园俱乐部或者举办商赛，以此来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京东HR团队甚至还被邀请以“导师”的身份与学生分享就业建议和未来的职业转型。“以往很多学校都会对企业有方方面面的限制，往往要10月以后才能进学校做活动。而从去年开始，学校基本上都已经全面开放了，大量企业从8月就开始进校。”孙凌说。
“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吗”的另一种表述是，大学是否只是一条通往公司的通道？大学教育难道就是为职场准备的吗？大学内获得的其他价值还重要吗？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抛给杨亚时，他显然被问住了。尽管已经获得了不错的offer，但杨亚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活仍然有很多遗憾，“实习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多参加一些校园社团，发展个人兴趣，多看书。我觉得自己大学期间接受的人文教育还太少，这是我的个人感觉，虽然至今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杨亚反问了一句，“你提出的，应该是大学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吧。”
这也正是《第一财经周刊》今年的毕业生报道想要讨论的问题。在对应届生求职做了9年持续的跟踪报道之后，今年我们想要从各种求职结果中跳出来，反观“找工作”这件事对于大学教育的影响。大学难道只是找到好工作的一条绿色通道吗？它在整个人生阶段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教育之于學生的意义何在？企业又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通过对学生、大学教师、企业以及人力资源机构的采访，我们试图探寻答 案。
高考是人生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是学生进入大学重要甚至唯一的考核指标—在此之前，所有的教育似乎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一旦学生从这种高压强的环境中脱身，并得到自我决策的权力和自由，突如其来的改变会让很多学生感到迷茫和手足无措。
“高中和大学存在很大的区别，高中阶段的奋斗目标很明确，就是考一个大学，这个目标是外界给定的，不需要太纠结，而且实现目标必须要通过激烈的竞争。但大学是自由的，自由就意味着要自我负责，于是带来焦虑。大学生活是自由且焦虑的，学生得自己找一条出路，并且这条路可能从没人走过。”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所以很多学生会以一份好工作来为这段开放的、未知的旅程找到一个终点—它也是大部分人的选择，而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很多人会选的答案，因为它看起来似乎不会出错，相对安全。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32.62%的学生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是出于“考虑到未来的职业前景”，且占比最高。
杨亚在报考志愿时，填写的是管理学大类，大三时才细分到会计专业。原因在于，“自己数学比较好，而且觉得选择经济管理，就业会比较好解决”。
在进入大学前，他设想中的大学类似电影《无问西东》中呈现的模样：充满人文主义色彩，几位有志青年个性张扬鲜活且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个人抱负，“非常理想主义，但进入大学后发现完全不是那样，对自己的想象有种顛覆吧。”他说。
大一时，杨亚延续了高中时的学习模式，每天出入教室和图书馆，“那时我觉得好好学习是一个学生的基本义务。”直到大一暑假，学校邀请了一批学长学姐开展暑期实践，在交流过程中，杨亚被他们对未来的焦虑情绪感染，加之本身就有提前规划的性格，他决定要为毕业后的出路早做准备。
那是杨亚在大学遭遇的第一个焦虑期，甚至“出现了轻微抑郁现象”。当时摆在他面前的选择除了工作还有读研。读研是一条相对舒坦的路，只要延续大一的节奏就没有问题，但通过一年的课程学习，他反而陷入困惑，“也不知道吸收的内容是否能满足将来工作的需要，这些课对应到以后的工作上好像完全不沾边。这样的生活很没意思，日子一天一天重复。”杨亚觉得自己就像是在逃避。
为了让自己早点作出决定，他找到导师咨询，当得到“我们写的学术分析，更多是一种理论上的交流，不会对未来工作和社会产生任何改变”的答案时，杨亚彻底放弃了读研的想法，并迅速将自己调整到长达两年的就业“备战”状态。
“提前决定找一份好工作，这是一个目标，但谈不上志向。”陆一解释道，“目标甚至可以是别人告诉你的，跟从多数人都追求的目标好处是风险不会很大。早定下目标就能早做准备，且更有可能实现，这也无可厚非，只是一种选择。”
比起杨亚对于未来的清晰规划，更多的学生依然在这条寻找自我的道路上摇摆不定。
夏祺已经毕业一年，如今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回想当初选择经济学专业的原因，“综合了家里人的意愿，而且这个专业听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而对于这个专业到底要学习什么，夏祺一无所知。
“虽然我的高考成绩不错，但大一时，我觉得自己什么优点也没有，因为在大学里，成绩比我好的人多的是。”夏祺用经济学中的一个词来打比方，“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在这种不自信的状态下，夏祺早早地决定不想毕业后就工作，想要申请保研，她想让自己更多地浸润在校园单纯的学术氛围之下，但也不可避免地被周围同学的浮躁气息所影响。“大家每天谈论的话题都是怎么找一份好工作，如何为个人的实习经历加分，或者通过什么途径能够获得保研资格。”为了给保研加分，同时也是出于害怕落后的心态，在大二时，夏祺也申请了一个长达一年的项目并着手准备。
做项目的过程并没有缓解她对未来的焦虑，她逐渐意识到这种浮躁氛围所带来的弊端。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当她在项目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她发现自己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和热情，“我是为了获得加分才来做项目的，带有功利性。”如今再回想那段时间的经历，夏祺认识到，“那个阶段充斥着对未来的不确定，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想清楚以后，还是决定踏踏实实学一些东西，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自己想要的大学生活。”
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要在这4年里经历一段迷茫期，很多人倾向于为自己快速做出一个决定，或者给自己某个定义。的确，速战速决总是更让人安心，但大学本身的魅力正在于它充分的自由，以及更低的试错成本，如果太早将自己的大门关闭，其实也限制了自我探索的可能性。
同样在那本书中，威廉·德雷谢维奇认为，学生想要完成“自我发现”，仅仅依靠个人难度很大，大学可以做的，正是提供有效的工具帮助甚至迫使个人开始“灵魂铸造”的生命工程。
大一刚入学时，每个学生都会拿到一本厚厚的本科培养手册，上面用条条框框清晰地注明了学生在毕业前需要修满的学分，其中包含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这两大类，也代表了大学提供的最基本价值。
然而规划与现实常常脱节。“如果大学可以不上这些课就毕业的话，我肯定不会去上。”杨亚对自己所学的专业课程内容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教师讲授的书本内容可以在任何阶段通过自学掌握。 这种“大学课程无用论”的质疑在高校里并不少，周文霞对此的回应是，比起课本内容本身，教师的课程内容更多地其实是教会学生一种判断和思考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输出反过来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教育的本质：教书育人。
教师无疑是探讨高等教育时不可跳过的重要一环，而探讨教师的作用，需要从教师评价体系开始讨论。根据周文霞的介绍，目前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大学，都是将教师的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标准，优质的研究成果甚至能弥补教学的不足。这使得很多老师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忽略了对大学课程的重 视。
“大学要先弄明白自己到底是研究所，还是人才培养基地。如果在大学里，老师只是做研究而不是教育学生的话，那和研究所有何区别？”周文霞对此提出质疑。
当然，仍然有一批老师，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执行一名教育工作者所应承担的使命。
张守君已经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一年，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二时英语学院副教授高健开设的《美国思想史》课程，如果问他大学最喜欢哪一门课，这会是他不假思索的答案。
高健每节课都会先从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开始，比如“你自由吗”。根据张守君的回忆，他往往很难在课堂上立刻领悟到这些话题背后的意义，但“回去仔细想想，会发现很有用”。这些价值观和思考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之后的选择：从大学期间多次进入大公司实习，到毕业后放弃offer选择开一间餐饮店，“就是希望拥有自己可以掌控的东西，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努力实践。”
在和高健聊到他的教育理想时，他告诉我们，他给自己授课设定了三个教学目标：“首先，我们要回应人到底是人还是一台机器；其次，启发学生究竟要一份职业还是一份事业；最后，要点燃学生对于生活的热情。”这些全都与传统意义上的考核标准没有必然关系。高健认为，在教学课程中，老师不仅要教授知识，更需要传授这些知识背后的思想和文化理念，“大学教育是有价值的，这在于你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在于你如何理解人本身。”
“大學和职业技术学院的根本差别在于，大学不仅仅只为了大学生将来求得一份职业而运作，它还应当考虑学生的事业。我们需要客观的物质，但人的一生更多时候还需要热情、激情、强烈的意识、使命感等。”高健说他会在课堂上通过问题把这些观念传递给学生，“我喜欢看到学生发光的眼睛，证明我解答了他们一个困惑。”
与高健直接给出启发和建设性观点的做法不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在面对学生有关求职的问题时，往往会直接干脆地回答“不知道”，“你的人生困惑，导师实际上是帮不了你的。甚至我不认为导师在道德和人生阅历上比学生更高或者更多。”他解释道。
而上过郁喆隽的课的学生就能体会到，他给予启发的方式更多在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2010年，他还没有正式到课堂中任教，只是组织了一个20人的小型读书沙龙，当时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有哪些你曾经坚信的知识，后来被证明是存在问题的，是错的？”
“学生当时就有点蒙掉，有种被当头棒喝的感觉，但是经过4年的本科教育，学生一定会有一些变化，会去质疑过去的东西，尤其对于人文社科来说，质疑以往的知识和一个整体性反思，还是很有必要的。”郁喆隽说。
凯瑟琳·舒尔茨在《犯错》一书中这样写道：“质疑是一种技能，犯错是智慧的基础。”一个人如果总是处在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区域内，他或许不会经历失败，但他也会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原本可以成就自我的机会。
进入大学只是拉开了“寻找自我”的序幕，许多大学生都满怀期许进入校园，却最终因为各种压力和现实，而选择了不同的路线。
每个人都有过站在十字路口的焦虑，也有过做出选择后的释然。但不论何种决定，只要是遵从内心且付诸行动，最后都会构建属于他们的自我。
“在大一大二，我了解了自己的性格，确立了未来的方向。后面实习的过程教会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然后把自己和这个外部世界做一个契合。”这是杨亚大学三年的所获。
大二在武汉时，杨亚只是每周拿出两三天时间参加优衣库管理实习生的培训，“直白地说，就是卖衣服，去完第二天就不想去了”，但他还是在学习或继续实习的纠结中，选择了后者，“从功利角度而言，实习对我未来的帮助更大一些”。杨亚认为，通过这份实习，他收获了一些关于零售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
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实习机会，他在大三向学校申请去中国政法大学交流，也顺利在学姐的介绍下入职京东实习。这份实习让杨亚接触到了更感兴趣的互联网行业产品经理岗位，也让他进一步认同实习所能带给他的价值。
借着在京东实习的机会，他开始研究HR到底需要一份什么样的简历。通过与上司的交流，他得出的结论是，首先个人兴趣最重要，这决定了后期的投入程度；其次，实习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要顺着逻辑往下深入。
“这个概念的形成对我影响很大，要找到好工作，并非学校背景多好，成绩多优秀，或者实习经历多丰富，而是逻辑的顺承性和个人的感受比较重要。”在这段实习的启发下，杨亚还报名参加了与互联网有关的知识付费课程，并因此获得“优秀学员”称号而被推荐进入网易实习。
暑期实习生招聘在杨亚眼里就是“秋招提前批”，转正机会很大，他自然要抓住这个机会，并将目标直接瞄准腾讯。尽管已经有丰富且相对专业的互联网公司的实习经验，但面试时，杨亚感到极度焦虑，“整个面试过程等得很难受，因为害怕自己付出很多，最后没有收获。”
offer的发放让杨亚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尽管觉得没能和同学好好相处是种遗憾，但他对于自己的选择依然很坚定：“学习既可以通过老师授课的方式去学，也可以通过实习不断地试错和探索，我认为结果没什么不一样，但我这样度过大学是有意义的，自己选择了一条路去走，比随波逐流好很多。” 夏祺通过大学的时光，更多体会到的是“自我教育”的收获，也让她逐渐明确为什么大学是培养个人思维的最好时期。如今回看自己整个大学生涯，无论是前期的迷茫，还是考研之后品尝的失败滋味，又或是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喜悦，在她看来都是一种自我认知的体验，“大学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自信心在不断增强，也通过试错推翻了以往不太成熟的想法，更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而不是去走一条别人觉得好的路。”
杨亚回忆自己在参加腾讯面试时最大的焦虑来自于，担心“公司需要的，和个人所拥有的可能不一致，所以你不知道该展现一个怎样的自己，这里面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企业的筛选标准对于学生而言总是神秘的。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年迎接毕业生就业力市场调研”报告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实习经历”是应届毕业生认为自己能求职成功的最重要法宝。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学生一旦将找工作视为自己毕业后的目标之后，就会通过不断的实习去丰富个人简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是否扮演了大学“实用主义”氛围渐浓的重要推手？
因为工作的关系，周文霞经常会和企业打交道。她常说的两句话是，“你们能否不要那么早进入校园，干扰学生的正常学习？”“在招人时，你们是否能有更多、更好的判断学生的标准，而不是仅仅看重他们的实习经历？”
但企業对此也感到很无奈，“他们给我的答案常常是，周老师，如果我们晚点去，别的企业都去早了，我们就招不到人了。”
为了在这场“抢人大战”中占据有利位置，很多企业开始争先恐后地进入校园，与学生互动，校园俱乐部、商赛都是常规打法，可以让大一大二的学生提前了解公司品牌和企业文化，甚至还有一些企业会通过与校方合作，共同建立一些与企业有关的选修内容。
《第一财经周刊》所采访的欧莱雅、京东和强生这三家企业，无一例外地，每年都会通过不定期在高校内举办活动，挖掘想要的人才，并在招聘季给予其一定的优先权，例如京东会直接给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发放终面直通卡。
近些年，企业的玩法更是越来越多样，也出现明显的“权利下放”的趋势。
过去，校园活动可能更多是企业布置任务，校园大使不过是宣传企业文化的窗口。去年，欧莱雅在30所大学的不同年级召集了30名“校园创想家”，其中大二学生占比最多。欧莱雅人力资源部招聘总监李沁沁会亲自与他们保持线上的密切互动，收集创意，并交由学生自己执行，表现出色的学生会获得暑期实习机会。“现在的学生更有个性，他们会考量企业是否真的匹配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反而要更多去听他们想要什么。”李沁沁说。
强生去年还在校园内举办了一场真正意义的商赛，和以往只需提交提案无需执行的模式不同，此次参赛的学生会收到一笔3000元的启动资金，经过自主拿货、售卖、接受企业培训等环节，比拼最后真实的盈利状况。
强生高级人才招聘经理黄艳华认为，通过这些活动能帮助学生了解未来的商业是什么样子，也能配合始终变化着的求职需求，让学生了解公司选拔人才的机制，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培养个人能力等，“如果大学4年的过程只是埋头读书，可能会发现自己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为企业做了4年校园招聘的孙凌提到，企业对学生的诉求往往有两点，第一是高等教育所培养的通识能力，“这一定是有价值的，能帮助学生提升整个思维架构，包括如何去学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等等，这是大学教学中一个很重要的产出内容。”而另一方面，企业同样还希望看到学生真正的上手能力，也就是实践部分的内容，这是大学课本所无法给予的。
不过，大学课程与未来人才市场的能力需求的脱节可能短期内仍然无法解决。“原本的教育体系适合为工业时代去培养人才，那个时候一个工种的存在是长期的，可能一种工作方式五到十年都不会变，大学有时间去培养人然后进入这个岗位。但现在大量新兴岗位的出现，对于教育制度是个明显的挑战。学校的反应速度跟不上时代需求的变化。”孙凌认为这个现实可能在短期内都很难扭转，尽管他已经看到不少学校加快了自己的响应速度，比如清华大学在2017年7月已经开设了区块链协会，开始做这个领域的相关探讨。但更重要的是，学生自身应该保持这种对外界的敏感，“我们所说的实践，不光是实习，也包括自学，比如现在网上有大量的学习工具，通过这些工具，学生也可以了解到更多当下的企业需求。”孙凌说。
李庆庆也认为，比起实习经历的数量，更重要的是看你在这段实习过程中收获的价值。在京东的面试中，经常会问到“你认为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这件事给团队带来了什么价值？”通过这个问题，李庆庆想要考察学生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看重的不是越多越好的实习经历，而是实习的价值。直接相关的实习价值最大，但如果不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也需要从实习经历中感受学生的个人成长、对公司的贡献。”
“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提出这个观点的初衷是：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即便是对人才有急迫需求的企业，它们也表示在短期内不会大规模给大一大二的学生发放offer。“因为那时大学还没有改变他们。大学除了留足时间让学生去储备知识，更是在教会他们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未来在工作中可以快速吸取想要学习的内容。”李庆庆说。
陆一在回忆多年前自己的大学生活时，用“自由、求索和焦虑感”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她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听了许多其他专业的课程，和朋友们搞读书会，也参加过学生会活动、社会实习，体验过互联网创业，从身边认识的朋友和老师身上，看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临近毕业才决定走上学术的道路。
她的经验是：“如果在人生观还没有成长过的情况下，过早制定好了自己的目标，其实还是抱着高中的水平在判断和决定之后的人生。虽然凭借高中毕业生的见识大概也能过好这一生，但比起建立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过程中反省自己的目标，这是大学教育的价值。”
近些年，周文霞对毕业十年以上的学生做了大量的访谈，她得出结论：他们毕业多年之后，再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记忆清晰的不是某个知识点，而是丰富了自我内在的一种精神资源。
“所有大学所经历的，都会沉淀在一个人身上，逐步让一个人对世界的感知变得不同，或许拥有了全新看问题的角度，或许拥有了不一样的审美。这些到了职场上，是不会再有人教授的。”周文霞说。
“我们所学的在十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曾经这样说道。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工作的意义正在被重新定义，人工智能给职场人带来了真实的危机感，如果我们仍然只是为了获得一份好工作而看轻高等教育的意义、忽略大学的价值，这无疑是对这4年自由的最大浪费。
大学应该是一段梦想的开始，一次探险的旅程，在这4年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成为自己。大胆一点，做自己的选择，犯自己的错误，过自己的人生。
杨亚就读于武汉大学会计专业，大一结束时，他的综合成绩还排在全班第一，而如今即将升入大四，他却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补齐前两年落下的学分。
改变他大学轨迹的，是大一暑期时做出的“毕业后就工作”的决定，“从决定找工作开始，我就研究了具体需要准备些什么。通过了解网上的面试经验和与学长们交流，我发现，实习非常重要。”但大学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学业和实习之间，杨亚选择了后者。
仅大三一年，杨亚就辗转了武汉、北京、杭州三地，这些付出最后汇集成了他简历中的重要部分—优衣库、京东商城、网易这些大公司的实习经历。杨亚认为这些经历是他最终拿到腾讯微信事业群暑期实习offer的关键原因，“很多公司除了在乎你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很在乎你在哪里实习过。”
如果把大学比作一场游戏，把找到工作看作游戏终点，那么杨亚这样的玩家代表的就是其中最高效的一种玩法：他们在进入大学后就早早给自己定了一个既定目标，并以最短路线去接近它，做任何事情都在考虑能否为自己的简历加分，但同时也要面对“因为放弃学习和探索而错过其他可能性”的风险—这条路线规划如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效仿模板，尽管还是在校学生，但在他们身上多少已经能看到公司人的模样。
“这类学生往往有很强的实习意愿，他们想要更早地开始积累实习经历，比如从大一寒假就开始，而这部分学生的比例正在上升。”智联招聘校园招聘事业部执行总监孙凌观察到。2014年，智联招聘就加设了推广实习的相关服务，通过对学生投递来的简历做用户分层，孙凌发现先前实习简历以大三学生居多，而如今大一大二学生就有实习经历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第一财经周刊》针对大学生所做的《“大学”这款游戏，你怎么打》的调查问卷结果或许能部分验证孙凌的观点。在被问到“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毕业后的工作做准备”时，答案已经和我们常规认知中“大三”这个时间点不同。在所有已经开始为工作做准备的学生中，从大二就已经开始行动的学生占比最高，达到23.57%，而另有14.18%的学生从大一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
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提出了“实用主义”的说法，并发出质疑：“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吗？大家总是习惯于计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量化关系，却往往忽略了大学给予的回报应该是什么。”
这也是如今很多高校老师为学生这种自我价值的认同标准感到担忧的原因。“现在的学生热衷于参加实习、考证或者其他活动，认为它们‘有用’，大家都在谈‘有用’的概念，很多学生对‘有用’这个概念理解非常狭隘，更多指向物质性的功用。他们会计算这些行为能带来的可量化的分数是多少，以此决定自己的某些选择。这种以就业为半径，只关注立竿见影得到回报的价值观最终会非常限制自身的未来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周文霞说。
若要追溯这股发生在大学的“实用主义”风潮的根源，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以及目标先行的思维惯性是一个主要因素，“当他们来到大学之后，变得迷茫，他们既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做决定，他们当然很容易会被现成的、成熟的选择所吸引。”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书中这样写道。
而企业和学校无疑是站在不同需求立场上的催化剂。企业越来越早地想要进入大学，对高校人才的争夺如今已经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优秀的人就那么点儿，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抢。”京东集团招聘负责人李庆庆对此现象直言不讳。今年6月3日，京东已经正式启动面向2019届毕业生的秋招，这个时间每年都在提前。孙凌也认为，现在企业会借着招收暑期实习生的名义提前获得一批适合公司的学生，录用比例达到一半以上，“如果企业不提前做校园招聘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它有可能会招不到人。”
原本与社会保持相对距离的“象牙塔”之门也为了提升就业率而提前开启。有实力的企业都会在高校内运营校园俱乐部或者举办商赛，以此来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京东HR团队甚至还被邀请以“导师”的身份与学生分享就业建议和未来的职业转型。“以往很多学校都会对企业有方方面面的限制，往往要10月以后才能进学校做活动。而从去年开始，学校基本上都已经全面开放了，大量企业从8月就开始进校。”孙凌说。
“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吗”的另一种表述是，大学是否只是一条通往公司的通道？大学教育难道就是为职场准备的吗？大学内获得的其他价值还重要吗？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抛给杨亚时，他显然被问住了。尽管已经获得了不错的offer，但杨亚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活仍然有很多遗憾，“实习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多参加一些校园社团，发展个人兴趣，多看书。我觉得自己大学期间接受的人文教育还太少，这是我的个人感觉，虽然至今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杨亚反问了一句，“你提出的，应该是大学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吧。”
这也正是《第一财经周刊》今年的毕业生报道想要讨论的问题。在对应届生求职做了9年持续的跟踪报道之后，今年我们想要从各种求职结果中跳出来，反观“找工作”这件事对于大学教育的影响。大学难道只是找到好工作的一条绿色通道吗？它在整个人生阶段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教育之于學生的意义何在？企业又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通过对学生、大学教师、企业以及人力资源机构的采访，我们试图探寻答 案。
+谁的青春不迷茫？
高考是人生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是学生进入大学重要甚至唯一的考核指标—在此之前，所有的教育似乎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一旦学生从这种高压强的环境中脱身，并得到自我决策的权力和自由，突如其来的改变会让很多学生感到迷茫和手足无措。
“高中和大学存在很大的区别，高中阶段的奋斗目标很明确，就是考一个大学，这个目标是外界给定的，不需要太纠结，而且实现目标必须要通过激烈的竞争。但大学是自由的，自由就意味着要自我负责，于是带来焦虑。大学生活是自由且焦虑的，学生得自己找一条出路，并且这条路可能从没人走过。”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所以很多学生会以一份好工作来为这段开放的、未知的旅程找到一个终点—它也是大部分人的选择，而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很多人会选的答案，因为它看起来似乎不会出错，相对安全。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32.62%的学生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是出于“考虑到未来的职业前景”，且占比最高。
杨亚在报考志愿时，填写的是管理学大类，大三时才细分到会计专业。原因在于，“自己数学比较好，而且觉得选择经济管理，就业会比较好解决”。
在进入大学前，他设想中的大学类似电影《无问西东》中呈现的模样：充满人文主义色彩，几位有志青年个性张扬鲜活且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个人抱负，“非常理想主义，但进入大学后发现完全不是那样，对自己的想象有种顛覆吧。”他说。
大一时，杨亚延续了高中时的学习模式，每天出入教室和图书馆，“那时我觉得好好学习是一个学生的基本义务。”直到大一暑假，学校邀请了一批学长学姐开展暑期实践，在交流过程中，杨亚被他们对未来的焦虑情绪感染，加之本身就有提前规划的性格，他决定要为毕业后的出路早做准备。
那是杨亚在大学遭遇的第一个焦虑期，甚至“出现了轻微抑郁现象”。当时摆在他面前的选择除了工作还有读研。读研是一条相对舒坦的路，只要延续大一的节奏就没有问题，但通过一年的课程学习，他反而陷入困惑，“也不知道吸收的内容是否能满足将来工作的需要，这些课对应到以后的工作上好像完全不沾边。这样的生活很没意思，日子一天一天重复。”杨亚觉得自己就像是在逃避。
为了让自己早点作出决定，他找到导师咨询，当得到“我们写的学术分析，更多是一种理论上的交流，不会对未来工作和社会产生任何改变”的答案时，杨亚彻底放弃了读研的想法，并迅速将自己调整到长达两年的就业“备战”状态。
“提前决定找一份好工作，这是一个目标，但谈不上志向。”陆一解释道，“目标甚至可以是别人告诉你的，跟从多数人都追求的目标好处是风险不会很大。早定下目标就能早做准备，且更有可能实现，这也无可厚非，只是一种选择。”
比起杨亚对于未来的清晰规划，更多的学生依然在这条寻找自我的道路上摇摆不定。
夏祺已经毕业一年，如今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回想当初选择经济学专业的原因，“综合了家里人的意愿，而且这个专业听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而对于这个专业到底要学习什么，夏祺一无所知。
“虽然我的高考成绩不错，但大一时，我觉得自己什么优点也没有，因为在大学里，成绩比我好的人多的是。”夏祺用经济学中的一个词来打比方，“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在这种不自信的状态下，夏祺早早地决定不想毕业后就工作，想要申请保研，她想让自己更多地浸润在校园单纯的学术氛围之下，但也不可避免地被周围同学的浮躁气息所影响。“大家每天谈论的话题都是怎么找一份好工作，如何为个人的实习经历加分，或者通过什么途径能够获得保研资格。”为了给保研加分，同时也是出于害怕落后的心态，在大二时，夏祺也申请了一个长达一年的项目并着手准备。
做项目的过程并没有缓解她对未来的焦虑，她逐渐意识到这种浮躁氛围所带来的弊端。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当她在项目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她发现自己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和热情，“我是为了获得加分才来做项目的，带有功利性。”如今再回想那段时间的经历，夏祺认识到，“那个阶段充斥着对未来的不确定，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想清楚以后，还是决定踏踏实实学一些东西，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自己想要的大学生活。”
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要在这4年里经历一段迷茫期，很多人倾向于为自己快速做出一个决定，或者给自己某个定义。的确，速战速决总是更让人安心，但大学本身的魅力正在于它充分的自由，以及更低的试错成本，如果太早将自己的大门关闭，其实也限制了自我探索的可能性。
-论大学老师的“工具”属性
同样在那本书中，威廉·德雷谢维奇认为，学生想要完成“自我发现”，仅仅依靠个人难度很大，大学可以做的，正是提供有效的工具帮助甚至迫使个人开始“灵魂铸造”的生命工程。
大一刚入学时，每个学生都会拿到一本厚厚的本科培养手册，上面用条条框框清晰地注明了学生在毕业前需要修满的学分，其中包含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这两大类，也代表了大学提供的最基本价值。
然而规划与现实常常脱节。“如果大学可以不上这些课就毕业的话，我肯定不会去上。”杨亚对自己所学的专业课程内容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教师讲授的书本内容可以在任何阶段通过自学掌握。 这种“大学课程无用论”的质疑在高校里并不少，周文霞对此的回应是，比起课本内容本身，教师的课程内容更多地其实是教会学生一种判断和思考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输出反过来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教育的本质：教书育人。
教师无疑是探讨高等教育时不可跳过的重要一环，而探讨教师的作用，需要从教师评价体系开始讨论。根据周文霞的介绍，目前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大学，都是将教师的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标准，优质的研究成果甚至能弥补教学的不足。这使得很多老师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忽略了对大学课程的重 视。
“大学要先弄明白自己到底是研究所，还是人才培养基地。如果在大学里，老师只是做研究而不是教育学生的话，那和研究所有何区别？”周文霞对此提出质疑。
当然，仍然有一批老师，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执行一名教育工作者所应承担的使命。
张守君已经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一年，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二时英语学院副教授高健开设的《美国思想史》课程，如果问他大学最喜欢哪一门课，这会是他不假思索的答案。
高健每节课都会先从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开始，比如“你自由吗”。根据张守君的回忆，他往往很难在课堂上立刻领悟到这些话题背后的意义，但“回去仔细想想，会发现很有用”。这些价值观和思考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之后的选择：从大学期间多次进入大公司实习，到毕业后放弃offer选择开一间餐饮店，“就是希望拥有自己可以掌控的东西，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努力实践。”
在和高健聊到他的教育理想时，他告诉我们，他给自己授课设定了三个教学目标：“首先，我们要回应人到底是人还是一台机器；其次，启发学生究竟要一份职业还是一份事业；最后，要点燃学生对于生活的热情。”这些全都与传统意义上的考核标准没有必然关系。高健认为，在教学课程中，老师不仅要教授知识，更需要传授这些知识背后的思想和文化理念，“大学教育是有价值的，这在于你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在于你如何理解人本身。”
“大學和职业技术学院的根本差别在于，大学不仅仅只为了大学生将来求得一份职业而运作，它还应当考虑学生的事业。我们需要客观的物质，但人的一生更多时候还需要热情、激情、强烈的意识、使命感等。”高健说他会在课堂上通过问题把这些观念传递给学生，“我喜欢看到学生发光的眼睛，证明我解答了他们一个困惑。”
与高健直接给出启发和建设性观点的做法不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在面对学生有关求职的问题时，往往会直接干脆地回答“不知道”，“你的人生困惑，导师实际上是帮不了你的。甚至我不认为导师在道德和人生阅历上比学生更高或者更多。”他解释道。
而上过郁喆隽的课的学生就能体会到，他给予启发的方式更多在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2010年，他还没有正式到课堂中任教，只是组织了一个20人的小型读书沙龙，当时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有哪些你曾经坚信的知识，后来被证明是存在问题的，是错的？”
“学生当时就有点蒙掉，有种被当头棒喝的感觉，但是经过4年的本科教育，学生一定会有一些变化，会去质疑过去的东西，尤其对于人文社科来说，质疑以往的知识和一个整体性反思，还是很有必要的。”郁喆隽说。
凯瑟琳·舒尔茨在《犯错》一书中这样写道：“质疑是一种技能，犯错是智慧的基础。”一个人如果总是处在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区域内，他或许不会经历失败，但他也会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原本可以成就自我的机会。
×自我往往是在无形中构建
进入大学只是拉开了“寻找自我”的序幕，许多大学生都满怀期许进入校园，却最终因为各种压力和现实，而选择了不同的路线。
每个人都有过站在十字路口的焦虑，也有过做出选择后的释然。但不论何种决定，只要是遵从内心且付诸行动，最后都会构建属于他们的自我。
“在大一大二，我了解了自己的性格，确立了未来的方向。后面实习的过程教会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然后把自己和这个外部世界做一个契合。”这是杨亚大学三年的所获。
大二在武汉时，杨亚只是每周拿出两三天时间参加优衣库管理实习生的培训，“直白地说，就是卖衣服，去完第二天就不想去了”，但他还是在学习或继续实习的纠结中，选择了后者，“从功利角度而言，实习对我未来的帮助更大一些”。杨亚认为，通过这份实习，他收获了一些关于零售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
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实习机会，他在大三向学校申请去中国政法大学交流，也顺利在学姐的介绍下入职京东实习。这份实习让杨亚接触到了更感兴趣的互联网行业产品经理岗位，也让他进一步认同实习所能带给他的价值。
借着在京东实习的机会，他开始研究HR到底需要一份什么样的简历。通过与上司的交流，他得出的结论是，首先个人兴趣最重要，这决定了后期的投入程度；其次，实习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要顺着逻辑往下深入。
“这个概念的形成对我影响很大，要找到好工作，并非学校背景多好，成绩多优秀，或者实习经历多丰富，而是逻辑的顺承性和个人的感受比较重要。”在这段实习的启发下，杨亚还报名参加了与互联网有关的知识付费课程，并因此获得“优秀学员”称号而被推荐进入网易实习。
暑期实习生招聘在杨亚眼里就是“秋招提前批”，转正机会很大，他自然要抓住这个机会，并将目标直接瞄准腾讯。尽管已经有丰富且相对专业的互联网公司的实习经验，但面试时，杨亚感到极度焦虑，“整个面试过程等得很难受，因为害怕自己付出很多，最后没有收获。”
offer的发放让杨亚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尽管觉得没能和同学好好相处是种遗憾，但他对于自己的选择依然很坚定：“学习既可以通过老师授课的方式去学，也可以通过实习不断地试错和探索，我认为结果没什么不一样，但我这样度过大学是有意义的，自己选择了一条路去走，比随波逐流好很多。” 夏祺通过大学的时光，更多体会到的是“自我教育”的收获，也让她逐渐明确为什么大学是培养个人思维的最好时期。如今回看自己整个大学生涯，无论是前期的迷茫，还是考研之后品尝的失败滋味，又或是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喜悦，在她看来都是一种自我认知的体验，“大学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自信心在不断增强，也通过试错推翻了以往不太成熟的想法，更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而不是去走一条别人觉得好的路。”
÷然而大公司总是那么神秘
杨亚回忆自己在参加腾讯面试时最大的焦虑来自于，担心“公司需要的，和个人所拥有的可能不一致，所以你不知道该展现一个怎样的自己，这里面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企业的筛选标准对于学生而言总是神秘的。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年迎接毕业生就业力市场调研”报告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实习经历”是应届毕业生认为自己能求职成功的最重要法宝。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学生一旦将找工作视为自己毕业后的目标之后，就会通过不断的实习去丰富个人简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是否扮演了大学“实用主义”氛围渐浓的重要推手？
因为工作的关系，周文霞经常会和企业打交道。她常说的两句话是，“你们能否不要那么早进入校园，干扰学生的正常学习？”“在招人时，你们是否能有更多、更好的判断学生的标准，而不是仅仅看重他们的实习经历？”
但企業对此也感到很无奈，“他们给我的答案常常是，周老师，如果我们晚点去，别的企业都去早了，我们就招不到人了。”
为了在这场“抢人大战”中占据有利位置，很多企业开始争先恐后地进入校园，与学生互动，校园俱乐部、商赛都是常规打法，可以让大一大二的学生提前了解公司品牌和企业文化，甚至还有一些企业会通过与校方合作，共同建立一些与企业有关的选修内容。
《第一财经周刊》所采访的欧莱雅、京东和强生这三家企业，无一例外地，每年都会通过不定期在高校内举办活动，挖掘想要的人才，并在招聘季给予其一定的优先权，例如京东会直接给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发放终面直通卡。
近些年，企业的玩法更是越来越多样，也出现明显的“权利下放”的趋势。
过去，校园活动可能更多是企业布置任务，校园大使不过是宣传企业文化的窗口。去年，欧莱雅在30所大学的不同年级召集了30名“校园创想家”，其中大二学生占比最多。欧莱雅人力资源部招聘总监李沁沁会亲自与他们保持线上的密切互动，收集创意，并交由学生自己执行，表现出色的学生会获得暑期实习机会。“现在的学生更有个性，他们会考量企业是否真的匹配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反而要更多去听他们想要什么。”李沁沁说。
强生去年还在校园内举办了一场真正意义的商赛，和以往只需提交提案无需执行的模式不同，此次参赛的学生会收到一笔3000元的启动资金，经过自主拿货、售卖、接受企业培训等环节，比拼最后真实的盈利状况。
强生高级人才招聘经理黄艳华认为，通过这些活动能帮助学生了解未来的商业是什么样子，也能配合始终变化着的求职需求，让学生了解公司选拔人才的机制，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培养个人能力等，“如果大学4年的过程只是埋头读书，可能会发现自己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为企业做了4年校园招聘的孙凌提到，企业对学生的诉求往往有两点，第一是高等教育所培养的通识能力，“这一定是有价值的，能帮助学生提升整个思维架构，包括如何去学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等等，这是大学教学中一个很重要的产出内容。”而另一方面，企业同样还希望看到学生真正的上手能力，也就是实践部分的内容，这是大学课本所无法给予的。
不过，大学课程与未来人才市场的能力需求的脱节可能短期内仍然无法解决。“原本的教育体系适合为工业时代去培养人才，那个时候一个工种的存在是长期的，可能一种工作方式五到十年都不会变，大学有时间去培养人然后进入这个岗位。但现在大量新兴岗位的出现，对于教育制度是个明显的挑战。学校的反应速度跟不上时代需求的变化。”孙凌认为这个现实可能在短期内都很难扭转，尽管他已经看到不少学校加快了自己的响应速度，比如清华大学在2017年7月已经开设了区块链协会，开始做这个领域的相关探讨。但更重要的是，学生自身应该保持这种对外界的敏感，“我们所说的实践，不光是实习，也包括自学，比如现在网上有大量的学习工具，通过这些工具，学生也可以了解到更多当下的企业需求。”孙凌说。
李庆庆也认为，比起实习经历的数量，更重要的是看你在这段实习过程中收获的价值。在京东的面试中，经常会问到“你认为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这件事给团队带来了什么价值？”通过这个问题，李庆庆想要考察学生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看重的不是越多越好的实习经历，而是实习的价值。直接相关的实习价值最大，但如果不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也需要从实习经历中感受学生的个人成长、对公司的贡献。”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度过大学这几年？
“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提出这个观点的初衷是：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
即便是对人才有急迫需求的企业，它们也表示在短期内不会大规模给大一大二的学生发放offer。“因为那时大学还没有改变他们。大学除了留足时间让学生去储备知识，更是在教会他们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未来在工作中可以快速吸取想要学习的内容。”李庆庆说。
陆一在回忆多年前自己的大学生活时，用“自由、求索和焦虑感”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她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听了许多其他专业的课程，和朋友们搞读书会，也参加过学生会活动、社会实习，体验过互联网创业，从身边认识的朋友和老师身上，看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临近毕业才决定走上学术的道路。
她的经验是：“如果在人生观还没有成长过的情况下，过早制定好了自己的目标，其实还是抱着高中的水平在判断和决定之后的人生。虽然凭借高中毕业生的见识大概也能过好这一生，但比起建立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过程中反省自己的目标，这是大学教育的价值。”
近些年，周文霞对毕业十年以上的学生做了大量的访谈，她得出结论：他们毕业多年之后，再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记忆清晰的不是某个知识点，而是丰富了自我内在的一种精神资源。
“所有大学所经历的，都会沉淀在一个人身上，逐步让一个人对世界的感知变得不同，或许拥有了全新看问题的角度，或许拥有了不一样的审美。这些到了职场上，是不会再有人教授的。”周文霞说。
“我们所学的在十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曾经这样说道。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工作的意义正在被重新定义，人工智能给职场人带来了真实的危机感，如果我们仍然只是为了获得一份好工作而看轻高等教育的意义、忽略大学的价值，这无疑是对这4年自由的最大浪费。
大学应该是一段梦想的开始，一次探险的旅程，在这4年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成为自己。大胆一点，做自己的选择，犯自己的错误，过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