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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本上同意刘国光学部委员《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观点，但对其中的六个问题有些不同的看法，特提出来与之商榷，并就教于刘国光学部委员和本文读者。
[关键词]分配与所有制关系 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所谓“私有化”倾向公有经济低效论
[中图分类号]F042；F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6-0070-03
[作者简介]何炼成（1928—），湖南浏阳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发展经济学。
最近拜读了刘国光同志《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刘文，参见《开放导报》2007年第5期），感到非常重要，值得一读。我同意该文中的基本原理和方向，但对其中的某些观点却不敢苟同，特写此文与之商榷，以就正于本文作者和读者。
一、关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
刘文在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问题时，以《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论述为例，来说明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我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论述的原意的。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中说的是“他们（指工人阶级）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而在法文版中却用的是“成正比”。虽然对此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如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的“笔误”（这根本不可能），有人认为后者是指整个工人阶级状况发展的趋势，而前者是指失业工人和在业工人相比较而言，而根本未涉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至于现时国际上通用的解释，人均生活费每天不到一美元者为绝对贫困，不到二美元者为相对贫困；我国也曾规定人均年收入不到630元者为绝对贫困人口。不论这种标准是否科学，但都不能作为两极分化的标志。基尼系数当然也是如此。
二、贫富差距扩大最根本的原因何在
刘文认为是“所在制结构的变化”。我认为这值得商榷：第一，刘文用“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理来说明，这当然不错，但为什么不进一步往上推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劳动者是最基本的生产力，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主要源泉，这是更基本的原理；第二，刘文对贫富差距扩大是“市场化改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种论调的评价：“这个说法不错”，“因为市场化本身就是崇尚竞争和优胜劣汰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造成收入差距拉大”。并指出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和两极分化的铁的法则，进一步批判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不成熟造成的”观点。前者是“新左派”的论据。后者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论点，刘文的倾向性不是很明显的吗？第三，刘文还评论了城乡二元结构论；地区不平衡论；行业差别论；腐败与钱权交易、不正之风论；政策不均、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论；再分配环节调节力度不够论等等。可惜语焉不详，特别是没有突出制度上的原因，我认为这正是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基本经济制度来说，所有制及其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刘文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其次，从主要经济体制来说，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内虽然不会造成贫富差距，但却形成普遍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拉大了，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也说明转变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刘文在这方面却很少分析。再次，关于其他经济制度、规制、政策、措施以至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钱权交易和不正之风以及垄断行业的特权和过高收入的问题，是人们当前最关心和痛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缩小贫富差距就只能是空谈。
三、对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估计
早在1986年底，我提出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飞机模式”：国有制好比飞机头，头不宜太大，占30%就可以起主导作用；集体所有制经济好比飞机身，是用来载人和装货物的，应当是主体，数量至少占40%；个体私营经济好比飞机翅膀，没有它就不可能起飞，至少应占30%。因此我称之为“343模式”。在1987年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我正式提出了这一模式，但却受到了会议上的普遍批评，当时只有宋养琰教授一人支持我的观点。后来又有人在《当代经济研究》上批判我的“非国有化论”，极尽歪曲攻击之能事，以致有人把我列入宣扬“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分子之一。刘文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判我，但实际上是把我包括在内了，因此不可不辩。
首先，私有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为什么一谈“私”就变色呢？不要把恐“资”病变为恐“私”病；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还应当允许其一定发展；最后，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不等于从数量上要占70%以上，主要是看公有制经济的质量及其调控的能力。为此，我主张应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数量上应大力压缩，压到一千家就足够了，国家直接控制和掌握的不要超过一百家，其余的交给各省市区去经营，产权全部下放给各股份制企业，真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企业的真正改革。
四、关于所谓“私有化”倾向
刘文从实践层面和思想理论层面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我认为也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能否结合的问题，刘文指出有人“鼓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化。”这个观点早已有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其理论依据就是如此。而西方经济学家却据此宣扬“私有化”的“优越性”。其实，我国近20多年来主张实行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都是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完全可以结合的，而一些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却认为两者根本不可能结合，据此来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可见，刘文的矛头指向搞错了。
二是关于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是否清晰的问题。首先，什么是产权？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此下了许多定义，但都未抓住问题的本质。马克思有关论著中所说的“财产权”，既包括对财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利，这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产权”。可见，产权并不能完全与所有制划等号，而是在所有制的基础上，产权主体（包括自然人和企业法人）对所属财产的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利，是各种权利的综合（因此英文用复数）。因此，如果以上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我国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就是产权不清晰甚至虚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明晰产权，股份制企业的产权应当由董事会掌握，而不应当由政府机构来越俎代疱。
三是关于股份制的性质问题，刘文虽然没有明确界定，但从其中批判“通过股份制将国企化为私企”来说，他认为股份制是属于私人企业，连股份合作制也变为私人企业。我认为，这样的定性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更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现实。《资本论》第3卷中谈到信用制度的发展时，马克思指出股份制的出现使资本社会化，虽然这不是公有制，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也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夺。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指出，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劳动者组成的合作社已具有劳动者集体所有的性质，并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劳动者组成的合作社，就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怎么会变成“私人企业”呢？
四是关于所谓“国退民进”的问题。这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流行的一个口号，也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其用意何在？但是，正如刘文所说的：“中央提出国有经济战线过长，要作战略调整，以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而提出“有进有退”的战略。试问：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国退民进”的问题，应当是合情合理的，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最后，关于所谓“一卖了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问题，这的确是在国企改革后期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引起各方面的严重关注。但是，这到底该怪谁呢？难道都推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吗？更不能推给一些地县市的领导干部，因为他们主持卖掉一些国有企业，是地方财政养活不了这些企业，国家财政又顾不到这些企业，只有出卖一条路；再加上当时地方国企也不争气，多数亏损严重，不但不能给地方按时交税，而且还要地方支持，成了地方上一个包袱，都以丢掉为快，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有的地方由于采用了MBO方式（即由国企内部管理人低价收购），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但也只是少数地方试行，而且很快就被纠正过来了，为什么老是抓住不放呢？
此外，这里还要谈谈“郎旋风”的问题，因为刘文吹捧郎咸平教授是“香港有良知的学者”，他“抓住了要害问题，私有化，MBO，等等”，“网民们给郎以九成的支持率”，“反对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私有化”。我认为，这些都是溢美之辞，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据近年来的表现，郎咸平教授推出《大陆人吃人的社会》一文，即认为现代中国出现的各种差距及其扩大，都是“人吃人”的表现。不管他的主观意愿如何，他把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都说成是“人吃人”的结果，这是对我国现实的恶意歪曲和诬蔑，也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
五、“公有经济低效论”是个伪命题吗
这是刘文中提出的一个新观点，其用意在于要证明“公有经济高效论”是个“真命题”。其实，所谓“真”、“伪”的标准取决于实践，要让事实说话。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从总体来说和从长期来说，公有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经济）是高效的，这点谁也没有否认，连反对和敌视我们的人也无法否认，刘文所说的所谓“私有化”论者也没有人说过。但是我国30年来的实践也证明，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也经常出现“低效”甚至“负效”的情况，其中国有经济甚至一度出现全面亏损的现象，这也是不可否认的问题。由此可见，所有制并不是决定企业高效或低效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因此说公有制决定企业高效或低效都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公有企业（或私有企业）存在“低效”或“负效”的客观事实。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会出现效率很低和很高甚至一度出现全面亏损的现象，我认为主要是在经济体制和具体制度与规制中存在问题。例如在体制转轨时期，我们仍固守计划经济体制不变，国家有关部门仍然抓住国有企业不放，牢牢掌握国有企业的产权，使国有企业无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只有依靠国家财政（通过银行）生存，对国企职工又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以至出现前面卡得过紧，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企业大面积亏损，而后面又放得太松，特别是对国有垄断行业过于优惠，使得其利润大幅度上升，职工待遇成倍增长，从而拉大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埋下了若干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才是当前应当重视和及时解决的问题，至于公有经济是高效还是低效问题的争论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留给学术界再去争论吧。
[关键词]分配与所有制关系 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所谓“私有化”倾向公有经济低效论
[中图分类号]F042；F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6-0070-03
[作者简介]何炼成（1928—），湖南浏阳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发展经济学。
最近拜读了刘国光同志《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刘文，参见《开放导报》2007年第5期），感到非常重要，值得一读。我同意该文中的基本原理和方向，但对其中的某些观点却不敢苟同，特写此文与之商榷，以就正于本文作者和读者。
一、关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
刘文在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问题时，以《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论述为例，来说明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我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论述的原意的。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中说的是“他们（指工人阶级）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而在法文版中却用的是“成正比”。虽然对此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如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的“笔误”（这根本不可能），有人认为后者是指整个工人阶级状况发展的趋势，而前者是指失业工人和在业工人相比较而言，而根本未涉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至于现时国际上通用的解释，人均生活费每天不到一美元者为绝对贫困，不到二美元者为相对贫困；我国也曾规定人均年收入不到630元者为绝对贫困人口。不论这种标准是否科学，但都不能作为两极分化的标志。基尼系数当然也是如此。
二、贫富差距扩大最根本的原因何在
刘文认为是“所在制结构的变化”。我认为这值得商榷：第一，刘文用“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理来说明，这当然不错，但为什么不进一步往上推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劳动者是最基本的生产力，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主要源泉，这是更基本的原理；第二，刘文对贫富差距扩大是“市场化改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种论调的评价：“这个说法不错”，“因为市场化本身就是崇尚竞争和优胜劣汰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造成收入差距拉大”。并指出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和两极分化的铁的法则，进一步批判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不成熟造成的”观点。前者是“新左派”的论据。后者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论点，刘文的倾向性不是很明显的吗？第三，刘文还评论了城乡二元结构论；地区不平衡论；行业差别论；腐败与钱权交易、不正之风论；政策不均、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论；再分配环节调节力度不够论等等。可惜语焉不详，特别是没有突出制度上的原因，我认为这正是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基本经济制度来说，所有制及其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刘文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其次，从主要经济体制来说，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内虽然不会造成贫富差距，但却形成普遍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拉大了，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也说明转变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刘文在这方面却很少分析。再次，关于其他经济制度、规制、政策、措施以至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钱权交易和不正之风以及垄断行业的特权和过高收入的问题，是人们当前最关心和痛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缩小贫富差距就只能是空谈。
三、对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估计
早在1986年底，我提出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飞机模式”：国有制好比飞机头，头不宜太大，占30%就可以起主导作用；集体所有制经济好比飞机身，是用来载人和装货物的，应当是主体，数量至少占40%；个体私营经济好比飞机翅膀，没有它就不可能起飞，至少应占30%。因此我称之为“343模式”。在1987年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我正式提出了这一模式，但却受到了会议上的普遍批评，当时只有宋养琰教授一人支持我的观点。后来又有人在《当代经济研究》上批判我的“非国有化论”，极尽歪曲攻击之能事，以致有人把我列入宣扬“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分子之一。刘文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判我，但实际上是把我包括在内了，因此不可不辩。
首先，私有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为什么一谈“私”就变色呢？不要把恐“资”病变为恐“私”病；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还应当允许其一定发展；最后，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不等于从数量上要占70%以上，主要是看公有制经济的质量及其调控的能力。为此，我主张应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数量上应大力压缩，压到一千家就足够了，国家直接控制和掌握的不要超过一百家，其余的交给各省市区去经营，产权全部下放给各股份制企业，真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企业的真正改革。
四、关于所谓“私有化”倾向
刘文从实践层面和思想理论层面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我认为也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能否结合的问题，刘文指出有人“鼓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化。”这个观点早已有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其理论依据就是如此。而西方经济学家却据此宣扬“私有化”的“优越性”。其实，我国近20多年来主张实行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都是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完全可以结合的，而一些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却认为两者根本不可能结合，据此来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可见，刘文的矛头指向搞错了。
二是关于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是否清晰的问题。首先，什么是产权？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此下了许多定义，但都未抓住问题的本质。马克思有关论著中所说的“财产权”，既包括对财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利，这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产权”。可见，产权并不能完全与所有制划等号，而是在所有制的基础上，产权主体（包括自然人和企业法人）对所属财产的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利，是各种权利的综合（因此英文用复数）。因此，如果以上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我国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就是产权不清晰甚至虚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明晰产权，股份制企业的产权应当由董事会掌握，而不应当由政府机构来越俎代疱。
三是关于股份制的性质问题，刘文虽然没有明确界定，但从其中批判“通过股份制将国企化为私企”来说，他认为股份制是属于私人企业，连股份合作制也变为私人企业。我认为，这样的定性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更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现实。《资本论》第3卷中谈到信用制度的发展时，马克思指出股份制的出现使资本社会化，虽然这不是公有制，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也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夺。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指出，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劳动者组成的合作社已具有劳动者集体所有的性质，并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劳动者组成的合作社，就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怎么会变成“私人企业”呢？
四是关于所谓“国退民进”的问题。这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流行的一个口号，也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其用意何在？但是，正如刘文所说的：“中央提出国有经济战线过长，要作战略调整，以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而提出“有进有退”的战略。试问：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国退民进”的问题，应当是合情合理的，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最后，关于所谓“一卖了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问题，这的确是在国企改革后期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引起各方面的严重关注。但是，这到底该怪谁呢？难道都推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吗？更不能推给一些地县市的领导干部，因为他们主持卖掉一些国有企业，是地方财政养活不了这些企业，国家财政又顾不到这些企业，只有出卖一条路；再加上当时地方国企也不争气，多数亏损严重，不但不能给地方按时交税，而且还要地方支持，成了地方上一个包袱，都以丢掉为快，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有的地方由于采用了MBO方式（即由国企内部管理人低价收购），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但也只是少数地方试行，而且很快就被纠正过来了，为什么老是抓住不放呢？
此外，这里还要谈谈“郎旋风”的问题，因为刘文吹捧郎咸平教授是“香港有良知的学者”，他“抓住了要害问题，私有化，MBO，等等”，“网民们给郎以九成的支持率”，“反对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私有化”。我认为，这些都是溢美之辞，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据近年来的表现，郎咸平教授推出《大陆人吃人的社会》一文，即认为现代中国出现的各种差距及其扩大，都是“人吃人”的表现。不管他的主观意愿如何，他把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都说成是“人吃人”的结果，这是对我国现实的恶意歪曲和诬蔑，也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
五、“公有经济低效论”是个伪命题吗
这是刘文中提出的一个新观点，其用意在于要证明“公有经济高效论”是个“真命题”。其实，所谓“真”、“伪”的标准取决于实践，要让事实说话。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从总体来说和从长期来说，公有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经济）是高效的，这点谁也没有否认，连反对和敌视我们的人也无法否认，刘文所说的所谓“私有化”论者也没有人说过。但是我国30年来的实践也证明，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也经常出现“低效”甚至“负效”的情况，其中国有经济甚至一度出现全面亏损的现象，这也是不可否认的问题。由此可见，所有制并不是决定企业高效或低效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因此说公有制决定企业高效或低效都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公有企业（或私有企业）存在“低效”或“负效”的客观事实。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会出现效率很低和很高甚至一度出现全面亏损的现象，我认为主要是在经济体制和具体制度与规制中存在问题。例如在体制转轨时期，我们仍固守计划经济体制不变，国家有关部门仍然抓住国有企业不放，牢牢掌握国有企业的产权，使国有企业无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只有依靠国家财政（通过银行）生存，对国企职工又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以至出现前面卡得过紧，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企业大面积亏损，而后面又放得太松，特别是对国有垄断行业过于优惠，使得其利润大幅度上升，职工待遇成倍增长，从而拉大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埋下了若干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才是当前应当重视和及时解决的问题，至于公有经济是高效还是低效问题的争论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留给学术界再去争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