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分到新班级时，学姐问我的班主任是谁，我回答是老杨。学姐笑着说：“听说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你很幸运。”但初到一个陌生的班级令我感到有些不安，我丝毫体会不到自己幸运在哪。
　　分班后的第一天，避免不了和新老师交谈。以前每次和老师谈话的时候，都会让我产生一种压迫感，所以我习惯低着头，习惯老师叫错我的名字，也习惯我的青春波澜不惊。
　　但老杨不一样。
　　老杨问我：“有想读的大学或专业吗？”他态度之自然，像是很早之前他就已是我的老师一样。我坦白地说：“不知道。”说完，我为自己的目光短淺感到羞愧。
　　他没有痛心疾首责怪我不思进取，而是问我有什么爱好。我回答说喜欢民谣和电影，列举的爱好基本都与学习无关。
　　老杨从随身携带的黑蓝色帆布袋中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快速写下了五所大学的名字，把纸递给我说：“这些学校的中文系你可以考虑一下。”
　　自习课上，我把那张纸上列的大学的历年分数线写在了学校的名字后面，因为在谈话的末尾，老杨是这样说的：“头低得太久，你就会忘记怎么抬头;懒散太久，到了想努力的时候，你就会不清楚‘努力’究竟是怎样的感觉。如果不清楚将来的路该怎么走，就暂时以这些学校为目标吧。”
　　老杨偶尔也会露出不严谨的一面，但是他的职业素养却不容置疑。某一天的晚自习上，不用值班的老杨出现了，他走得有点慢，整个人不如平日那般意气风发，敏锐的同学察觉出老杨肯定小酌了几杯。老杨静静地坐在讲台上，下课铃响起时开口道：“我担心你们需要答疑，所以就过来了，可为什么都没有人找我问问题呢？”话音刚落，几个同学拿着英语试卷和练习册冲了上去，老杨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放学前，他又突然深有感触地说：“你们都很优秀。”
　　对待我们，老杨不会用那些令人难堪脸红的字眼，更多的是善意的提醒。即使有同学在英语课上“光明正大”地睡觉，老杨也不会大发雷霆朝他丢粉笔头，而是会让他站起来听课，或让他出去洗把脸。隔壁班的班主任为了不让同学们出现大幅度的心理波动，不再公开发布成绩单。老杨却一如既往地把成绩单贴出来，好像我们经历的不是高考模拟测试，只是他组织的单词测验一样。老杨不怕我们从高空坠落，因为他教会了我们降落伞的打开方法。
　　毕业前，老杨自掏腰包买了五十九本笔记本。可能是不擅长应对这类伤感离别的场面，他让班长发给我们，自己则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笔记本外观是统一的黑色封皮，女生们都喜欢小清新的风格，纷纷抱怨老杨的品位不好，可翻开本子扉页时，所有人都安静了。
　　我不知道他准备这些花了多少心思，但是他写给我的话，我非常喜欢：“我们这种平凡之人在面对胜负的关键时，总需要寻找某种倚靠，但在比赛中是孤独的，无法倚靠任何人，该倚靠什么？我想，只有自己曾经努力过的事实。”
　　这是东野圭吾小说中的台词。初次和他的谈话中我提过许多作家，其中就有东野圭吾，没想到老杨一直记得。
　　以前我以为，学生是老师手中的风筝，我们在他们的牵引下飞翔，毕业时他们剪断风筝线，任我们飞往不同的方向。老杨却让我联想到候鸟群的引路者，他既带着我们领略南国冬日的温暖，又于春天引我们归巢，飞在第一位是他永恒的信条，直到我们将路线熟记于心。或许有一天我会忘记《湖心亭看雪》有多么幽静深远，化学方程式有多么令人费解，但是我会记得要在正确的航线上不停地扇动翅膀，不到达目的地绝不轻易落脚休息。
　　我默默期许自己如老杨一般不习惯低头，永远心有所向，永远坚定地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