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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1980年到2011年，中国名义GDP的全球占比从1.89%上升到9.98%，与此同时，美国从26.03%下降到21.52%，德国从7.71%下降到5.18%，日本从10%下降到8.36%。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同期中国占比的变化更加显著，从2.19%上升到14.35%，美国从24.64%下降到19.1%，德国从6.74%下降到3.92%，日本从8.65%下降到5.57%。如果从横向比较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美国的实际GDP增长了2.28倍，德国增长了4.39倍，日本增长了5.47倍，而中国则增长了34.52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引人注目。
上面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而发达国家则相对衰落。中国的GDP总量在2007年超过了德国，在2010年又超越了日本，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缓慢衰落，对世界经济的原有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加之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读，“中国威胁论”也应运而生。
那么，中国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在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呢？
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认识
毫无疑问，GDP是一个最常用、最简单、最明确的经济指标，但也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的指标。只看GDP总量就判断中国经济已经崛起的观点可能有失偏颇。
首先，我们一般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最常使用的是GDP总量指标，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显然，国家的大小及人口数量对经济规模具有明显的影响。只要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本来就应该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尽管这可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新闻标题，但是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惊讶，因为这最多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太落后，而绝不可以因此断定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强大了。
其次，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标志一国经济实力的指标，则可以使用人均GDP。显然，如果两个国家的GDP规模相当，但一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另一个国家则相反，那么很明显，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差距、科研和科技发展水平，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等等差距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了。虽然1980年到2011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25倍，同期上述发达国家仅增长4倍左右，但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人均GDP水平到2011年依然分别是我们的3.93倍、4.14倍和4.99倍之多。也就是说，至少在人均GDP方面，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比GDP总量要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赶超。我们使用了30年的时间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本应具有的规模优势，那么要将这种优势转变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实力优势，至少可能还要花30年的时间才可能实现。
最后，如果从更宽泛意义上的经济实力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科技竞争力还是非常有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受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水平，摆脱人均GDP世界最低的贫穷状态。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选择就很简单，只要能快速摆脱贫困，其他的相对都可以暂缓。从1978年改革开始，直到1992年，开放才真正变成了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才出现了迅猛的增长。而依靠“三来一补”[1]发展经济的本质就在于利用国内的劳动力优势，为全世界提供廉价的组装产品。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中国更深地融入其中，与东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然后加工出口制成品，中国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
由于这种发展模式是以适用技术的应用作为基础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忽略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初主要是依靠劳动投入，之后又依靠资本投入，靠科技支撑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尽管中国早就掌握了两弹一星等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近年来也有一些国防科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按照迈克尔·波特[2]定义，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那些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防科技，暂时还没有给我们带来经济利益，而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还主要是依靠劳动力的优势，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没有形成稳定的、短期内难以被竞争对手超越的优势。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当一些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国家进入国际产业链，则中国立即面临被挤占和替代的风险，近期富士康向越南的转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次，同样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德国由于产品技术含量高，竞争优势明显，在世界市场上不容易被替代，因而遭受的影响也明显小于中国，尽管德国的贸易依存度比我们更高。如果从研究和开发开支在GDP中的比重、教育在GDP中的比重，以及基础科研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等指标来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很可能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就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项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的任务。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经济崛起现象的背后，中国真正的优势是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看来，不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水平，中国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惊人的。尽管中国经济实力还相差甚远，但西方国家还是难免心生不安和恐慌。在笔者接触的不少外国友人中，每当谈起中国经济的前景，他们总是相当乐观。对于我的担心，他们常常一笑置之，认为从他们的发展经验来看，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的，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问题是这个速度还可以维持多久呢？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必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年均9%左右的实际增长率，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红利开始下降，中国已经进入到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依靠劳动生产率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第二，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仅次于德国，再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得非常有限。
仅就GDP总量来说，当前和美国相近的是欧盟，至少在短期内中国也还无法与他们比肩，欧美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没有变化。而且，同样根据IMF和高盛的预测，中国超出日本以后又会面临印度追赶的挑战。
由于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我们积累下的很多风险都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逐渐化解，因此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每当面临外部经济冲击或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中国政府都不得不把保持经济增长率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但是，中国要长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还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进行很多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从1978年开始，随着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却持续下降。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的推出，投资比重上升和消费比重下降的局面变得更加明显，以至于到2009年两者几乎相等。这意味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创造更大的产能，而不是通过最终消费来实现的，因此这种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维持多久，还具有多大的发展空间都是值得怀疑的。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尽管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也出现过投资比重上升的情况，但是持续时间一般不长。从二战以后的数据看，美、日、欧国内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80%的水平上，而投资大体维持在20%以下，而且基本保持稳定，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另外，在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下，支持这些回收期很长的巨额投资背后的大量银行贷款可能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
其次，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需基础上的。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出现动荡，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必然受到影响。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伴随投资形成的巨额产能必然向海外寻找市场，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到2007年已经接近70%。相比之下，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大体仅为20—30%，比美国略高。而就全球范围内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只有德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比中国略高。然而中德在出口产品结构、技术含量，以及价格弹性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因此，当同样面临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德国的出口尽管也受到影响，但是下降程度明显比中国要小，从而凸显出中国对外贸易的脆弱性。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总出口与美国的货物进口高度相关。这种情况在危机前后表现得非常明显。
另外，从近年来诸如铁矿石谈判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条件在过去20年中持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以进口资源和出口制成品的增长模式也存在可持续性的疑问。在未来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2012年3月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税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征收反补贴税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经济结构的失衡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则增加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以后，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在金融危机中，为了配合刺激政策的出台，银行贷款明显增加。在2009年全年，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新增贷款量明显超过了正常水平，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迟早要得到显现的。从2010年初到2011年中，通货膨胀水平就开始一路飙升，给中国经济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形势迫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的趋势，造成民间金融市场的紧张，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在美国始终维持低利率的情况下，还出现了由于中美利差的上升而造成国际资本流入，通货膨胀压力叠加，并且推高人民币币值的局面。尽管到2012年2月，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抑制，但是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其次，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国际经济治理的机制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内经济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之间进行取舍，如何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和开放经济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国际资本流动给中国经济、物价水平和汇率水平带来的冲击），如何面对国内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经济影响和国际社会压力（如国内出口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及G20参考性指南的压力）就成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再次，从贷款的部门流向看，增加的银行信贷也经历了从最先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到流向居民房地产的转变。尽管最初的新增信贷直接投入到了实体经济部门中，但是出于对贷款安全的担心，从2010年开始，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贷款增速出现迅速下降，并开始转向依赖相对安全的住房贷款。但是这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并最终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
最后，从统计数据看，房地产价格在近年的确比较明显地成为通货膨胀的先导指标，因此抑制房价的上涨的确可以起到抑制整个物价水平的作用。但是打压了房地产市场，也就等于扼住了经济增长的龙头。本来这是近期宏观调控的目的，但是问题在于从2011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又出现了减速，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甚至在2011年底全球资本已经出现了流出新兴市场的苗头，中国的经济政策再次面临挑战。
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了二次探底，如果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减速的压力，需要推出新的刺激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政策？还有多少政策空间呢？如果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有钱可花，有事可做，有人可用，那么金融危机过后，从钱的方面来看，为应对危机推出的刺激政策留下的负担还没有被经济增长所化解，银行系统的超贷还需要控制，贷款需要跟踪，地方债也需要偿付；从事的方面来看，上一次正确地选择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回收期长的项目，那么近期如果真的再需要一轮新的刺激政策，这次的着力点又在什么领域呢？服务行业的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但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对投资的需求却远远比不上基础设施；从人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刘易斯拐点[3]即将到来，事实上，在近年中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上面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而发达国家则相对衰落。中国的GDP总量在2007年超过了德国，在2010年又超越了日本，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缓慢衰落，对世界经济的原有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加之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读，“中国威胁论”也应运而生。
那么，中国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在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呢？
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认识
毫无疑问，GDP是一个最常用、最简单、最明确的经济指标，但也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的指标。只看GDP总量就判断中国经济已经崛起的观点可能有失偏颇。
首先，我们一般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最常使用的是GDP总量指标，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显然，国家的大小及人口数量对经济规模具有明显的影响。只要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本来就应该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尽管这可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新闻标题，但是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惊讶，因为这最多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太落后，而绝不可以因此断定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强大了。
其次，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标志一国经济实力的指标，则可以使用人均GDP。显然，如果两个国家的GDP规模相当，但一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另一个国家则相反，那么很明显，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差距、科研和科技发展水平，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等等差距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了。虽然1980年到2011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25倍，同期上述发达国家仅增长4倍左右，但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人均GDP水平到2011年依然分别是我们的3.93倍、4.14倍和4.99倍之多。也就是说，至少在人均GDP方面，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比GDP总量要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赶超。我们使用了30年的时间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本应具有的规模优势，那么要将这种优势转变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实力优势，至少可能还要花30年的时间才可能实现。
最后，如果从更宽泛意义上的经济实力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科技竞争力还是非常有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受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水平，摆脱人均GDP世界最低的贫穷状态。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选择就很简单，只要能快速摆脱贫困，其他的相对都可以暂缓。从1978年改革开始，直到1992年，开放才真正变成了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才出现了迅猛的增长。而依靠“三来一补”[1]发展经济的本质就在于利用国内的劳动力优势，为全世界提供廉价的组装产品。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中国更深地融入其中，与东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然后加工出口制成品，中国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
由于这种发展模式是以适用技术的应用作为基础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忽略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初主要是依靠劳动投入，之后又依靠资本投入，靠科技支撑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尽管中国早就掌握了两弹一星等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近年来也有一些国防科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按照迈克尔·波特[2]定义，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那些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防科技，暂时还没有给我们带来经济利益，而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还主要是依靠劳动力的优势，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没有形成稳定的、短期内难以被竞争对手超越的优势。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当一些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国家进入国际产业链，则中国立即面临被挤占和替代的风险，近期富士康向越南的转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次，同样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德国由于产品技术含量高，竞争优势明显，在世界市场上不容易被替代，因而遭受的影响也明显小于中国，尽管德国的贸易依存度比我们更高。如果从研究和开发开支在GDP中的比重、教育在GDP中的比重，以及基础科研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等指标来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很可能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就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项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的任务。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经济崛起现象的背后，中国真正的优势是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看来，不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水平，中国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惊人的。尽管中国经济实力还相差甚远，但西方国家还是难免心生不安和恐慌。在笔者接触的不少外国友人中，每当谈起中国经济的前景，他们总是相当乐观。对于我的担心，他们常常一笑置之，认为从他们的发展经验来看，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的，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问题是这个速度还可以维持多久呢？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必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年均9%左右的实际增长率，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红利开始下降，中国已经进入到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依靠劳动生产率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第二，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仅次于德国，再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得非常有限。
仅就GDP总量来说，当前和美国相近的是欧盟，至少在短期内中国也还无法与他们比肩，欧美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没有变化。而且，同样根据IMF和高盛的预测，中国超出日本以后又会面临印度追赶的挑战。
由于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我们积累下的很多风险都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逐渐化解，因此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每当面临外部经济冲击或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中国政府都不得不把保持经济增长率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但是，中国要长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还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进行很多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从1978年开始，随着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却持续下降。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的推出，投资比重上升和消费比重下降的局面变得更加明显，以至于到2009年两者几乎相等。这意味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创造更大的产能，而不是通过最终消费来实现的，因此这种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维持多久，还具有多大的发展空间都是值得怀疑的。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尽管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也出现过投资比重上升的情况，但是持续时间一般不长。从二战以后的数据看，美、日、欧国内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80%的水平上，而投资大体维持在20%以下，而且基本保持稳定，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另外，在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下，支持这些回收期很长的巨额投资背后的大量银行贷款可能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
其次，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需基础上的。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出现动荡，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必然受到影响。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伴随投资形成的巨额产能必然向海外寻找市场，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到2007年已经接近70%。相比之下，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大体仅为20—30%，比美国略高。而就全球范围内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只有德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比中国略高。然而中德在出口产品结构、技术含量，以及价格弹性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因此，当同样面临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德国的出口尽管也受到影响，但是下降程度明显比中国要小，从而凸显出中国对外贸易的脆弱性。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总出口与美国的货物进口高度相关。这种情况在危机前后表现得非常明显。
另外，从近年来诸如铁矿石谈判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条件在过去20年中持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以进口资源和出口制成品的增长模式也存在可持续性的疑问。在未来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2012年3月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税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征收反补贴税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经济结构的失衡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则增加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以后，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在金融危机中，为了配合刺激政策的出台，银行贷款明显增加。在2009年全年，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新增贷款量明显超过了正常水平，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迟早要得到显现的。从2010年初到2011年中，通货膨胀水平就开始一路飙升，给中国经济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形势迫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的趋势，造成民间金融市场的紧张，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在美国始终维持低利率的情况下，还出现了由于中美利差的上升而造成国际资本流入，通货膨胀压力叠加，并且推高人民币币值的局面。尽管到2012年2月，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抑制，但是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其次，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国际经济治理的机制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内经济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之间进行取舍，如何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和开放经济变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国际资本流动给中国经济、物价水平和汇率水平带来的冲击），如何面对国内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经济影响和国际社会压力（如国内出口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及G20参考性指南的压力）就成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再次，从贷款的部门流向看，增加的银行信贷也经历了从最先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到流向居民房地产的转变。尽管最初的新增信贷直接投入到了实体经济部门中，但是出于对贷款安全的担心，从2010年开始，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贷款增速出现迅速下降，并开始转向依赖相对安全的住房贷款。但是这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并最终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
最后，从统计数据看，房地产价格在近年的确比较明显地成为通货膨胀的先导指标，因此抑制房价的上涨的确可以起到抑制整个物价水平的作用。但是打压了房地产市场，也就等于扼住了经济增长的龙头。本来这是近期宏观调控的目的，但是问题在于从2011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又出现了减速，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甚至在2011年底全球资本已经出现了流出新兴市场的苗头，中国的经济政策再次面临挑战。
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了二次探底，如果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减速的压力，需要推出新的刺激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政策？还有多少政策空间呢？如果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有钱可花，有事可做，有人可用，那么金融危机过后，从钱的方面来看，为应对危机推出的刺激政策留下的负担还没有被经济增长所化解，银行系统的超贷还需要控制，贷款需要跟踪，地方债也需要偿付；从事的方面来看，上一次正确地选择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回收期长的项目，那么近期如果真的再需要一轮新的刺激政策，这次的着力点又在什么领域呢？服务行业的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但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对投资的需求却远远比不上基础设施；从人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刘易斯拐点[3]即将到来，事实上，在近年中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已经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