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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明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机理，文章在进行理论分析和假说演绎的基础上，运用2010—2017年全国58个重点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选取经典计量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信息化和市场化改革是驱动城市文旅产业融合的两大动力，且驱动过程中存在协同效应;两大动力的驱动效应受到市场需求制约而呈现“门限”特征。基于实证结果，文章提出技术创新—市场改革的协同驱动、供需两端的双向发力以促进文旅产业融合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信息化;市场化改革;文旅产业融合;协同效应;门限特征
DOI：10.16315/j.stm.2021.02.008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Informationization，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convergenc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LIU Qiao， ZHOU Chun-bo
（Ningbo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Angers Joint Institute， Ningbo 315201，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formatization and market-oriented reform on the convergenc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the paper uses panel data of 58 tourism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7，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hypothetical deduction. And the classical econometric model，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are us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informatization and market-oriented reform are two main driving forces to contributing to the convergence of urba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and there is synergistic effect in the driving process. Moreover， its driving effects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reshold when they are restricted by market demand.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synergy dri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market reform and two-way force on the supply & demand sides to promote the convergenc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Keywords：informationization; market-oriented reform; the convergenc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synergistic effe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reshold
收稿日期： 2020-10-28
基金項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JY051）。
作者简介： 刘 乔（1993—），女，硕士研究生;
周春波（1987—），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态势逐渐加快，文化和旅游融合新业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培育新型文化业态”。2018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出版的《Tourism and Culture Synergies》再次强调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加快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信息化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正向推进作用[1]，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劲引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逐步渗透到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价值链各个环节，推进了价值链环节间的渗透与交叉，山水实景演出、文化科技主题乐园、影视城、文化旅游新零售智慧店等“文化+旅游+技术”融合业态陆续出现。不过，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仍然有待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进行阐述和验证。
国外相关研究在探讨文旅产业融合研究议题时倾向于从遗产旅游、创意旅游、影视旅游、节事旅游等视角切入。Apostolakis[2]在供需范式下研究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时强调游客需求的推力作用和旅游供应商的拉力作用。Richards[3]探讨了文化创意与旅游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创新转向”由供给与需求驱动并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Connell[4]、Ferdinand等[5]则从空间与产业层面分析了管制放松、价值创新等文旅融合影响因素。国内相关研究则置重于归纳阐释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因素，包括内在因素（消费需求、管理创新等）和外在推力因素（技术创新、制度支持等）[6-7]。周春波[8]、刘安乐等[9]从定量分析层面对融合动力因素进行了新的探索。不过，上述研究强调了需求侧要素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作用，而使得制度、创新等供给侧要素的重要性被弱化。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化已成为产业融合、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关键因素。Buhalis[10]认为信息技术创造的智能环境不可避免地会改变行业结构、生产管理流程，对旅游服务创新、管理等产生破坏性影响。进一步的，旅游产业与信息技术日趋紧密的联系正是旅游产业为了适应游客需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创新的新范式[11]。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带动了市场各要素不同程度的变革，逐步影响了我国的产业融合进程。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规制协同演化的制度环境推动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探明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和效应对于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据此，本文可能存在两点贡献：第一，在供需范式下，把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市场需求同时纳入到产业融合动力研究框架中，以弥补相关文献在机理分析中的不足;第二，利用2010—2017年全国58个重点旅游城市数据，采用经典计量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定量测度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单独和协同影响效应，引入面板门限模型检验非线性影响效应，以拓展该领域的研究深度。 1 理论分析与假说演绎
1.1 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线性驱动机理
信息技术在文化与旅游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两大产业逐渐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这在提升两大产业信息化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两大产业间的交叉、渗透及技术融合。然而，技术融合的产生并不必然带来产业融合[12]。技术创新及其引发的技术融合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减轻技术的市场不确定性[13]。互联网的发展通过变革科层组织形态、削减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供应链结构由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该转向驱使文化和旅游企业不断改变客户价值主张、服务方式、盈利模式等以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进而促使其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实现文旅产业在业务层面的融合。产业融合最终以市场融合为导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文化和旅游市场的需求特征及消费结构。电子商务背景下，需求特征由同质化向个性化转变，使得融合型文化旅游产品的需求逐渐显现。面对多元化市场需求，企业倾向于跨产业合作以发挥互补效应，由此加速了文化旅游产品及企业的衍生，推动了文旅产业在市场层面的融合。
由此提出假设H1：信息化能够推动文旅产业融合。
1.2 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线性驱动机理
文化与旅游产业作为开放的产业系统，其演化进程必然受到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和干预。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撤销或放松产业进入、投资方面的限制，为文旅产业融合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而且，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降低要素交易成本，为文旅产业融合进一步扫除要素供给层面的障碍。同时，劳动、资本、信息等要素的集聚也推动了技术进步[14]，进而带动文旅产业升级。不仅如此，市场化改革还有助于打破市场垄断，提升市场竞争水平，文化与旅游企业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就需要不断创新产品并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从而激励了文化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的生成。此外，市场化改革也为知识产权的转化及保护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运行和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在加快推进科研创新成果向生产转移的同时也为技术、产品、管理等方面创新提供产权保护，从而激发了文旅企业的创新活力[15]。
由此提出假设H2：市场化改革能够推动文旅产业融合。
1.3 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协同驱动机理
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在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一方面，信息技术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影响效应的催化剂，高效的信息反馈机制确保了制度供给能够对文化和旅游市场诉求做出即时回应。另一方面，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市场化环境在文旅产业演化的各个阶段支持和保障了技术创新;而且，市场化改革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强化了信息技术的扩散效应，从而加速了信息技术在文旅产业中的渗透和融合。
由此提出假设H3：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协同推动文旅产业融合。
1.4 非线性驱动机理
本部分从需求维度探究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非线性驱动机制。在文化旅游市场发展初期，文旅消费需求较小，利润空间十分有限，信息技术投入成本较高，因而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效应并未达到最大化;而在市场发展中后期，消费者对文化旅游新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信息技术投入成本降低，信息化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开始显现[16]。在达到一定阈值后，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效应增强。
由此提出假设H4：在市场需求制约下，信息化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过程具有门限特征。
同样的，由于早期文化旅游市场需求有限，利润空间较小，市场化进程并未显著影响文旅产业融合;当市场需求达到一定规模时，更多的文化和旅游企业受到利益驱使开始为消费者提供跨界产品与服务。随着市场需求继续增长，市场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进文旅产业在业务、企业和市场等方面的融合。
由此提出假设H5：在市场需求制约下，市场化改革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过程具有门限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机理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构建
为检验信息化和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设定计量模型，记为式（1）。考虑到产业融合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故將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动态计量模型，记为式（2）：
β2mktit+∑θictrlit+εit。（2）
将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引入交互项ln infor×mkt，通过检验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来判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以考察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协同机制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记为式（3）：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ic为文旅产业融合度，ln infor为信息化，mkt为市场化改革，ctrl为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ln hr）、政府支持（gov）、城镇化水平（urban）、对外贸易（tra）;c为常数项，αi、
βi（i=1，2，3）分别为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变量的相关系数，φ为交互项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然后，引入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将市场需求作为门限变量引入模型，以探寻市场需求制约下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是否具有非线性特征。市场需求变量采用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指标来刻画，取其对数，记为ln de。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市场需求分别在5%和1%统计水平上存在单门限和双门限效应，具体分析参见下文，不再赘述。最后，参考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建立式（4）和式（5）：
其中：I（·）为示性函数，ln de为门限变量，γi（i=1，2，3）为待估计的门限值。
2.2 变量测度
2.2.1 文旅产业融合度
现有研究对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测量方法逐渐形成共识，即在构建两大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文旅产业融合水平[17]。本文沿用该方法，首先从产业的要素水平和经济效益2个维度构建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共选取12个二级指标），旨在考察该阶段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如表1所示;其次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后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文旅产业融合度。模型如下： 其中：c为文旅产业耦合度，t为文旅产业发展综合协调指数，u1和u2分别为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rij、wij分别为产业i指标j的标准化值、权重。
2.2.2 信息化
信息化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有2种，一是采用“信息化发展指数”，利用指标体系对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该方法虽能较全面地反映区域信息化情况，但也存在指标众多、评价标准不统一、重复计算、数据缺失等不足，尤其是本研究涉及到58个地级市，数据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二是采用信息化替代变量，如邮电业务总额、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等。茶洪旺等[18]选取网民人数指标来刻画互联网普及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化的应用水平。考虑到该方法能有效避免价格等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偏差，且数据采集具有可行性，本文沿用这一方法，为克服异方差的影响，对该指标数值取对数。同时，本文将邮电业务总额作为信息化的替代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同样取其对数，记为ln infor′。
2.2.3 市场化改革
赵文军等[19]采用非国有企业投资在固定投资中的占比来衡量市场化水平。韩先锋等[20]则采用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来衡量。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机制对私人资本投资生产生活领域的刺激作用，因此本文选用第1种指标来刻画市场化改革。同时，本文采用第2种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记为mkt′。
2.2.4 控制变量
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在文旅产业融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其财政支出能体现对经济社会的调控能力和影响力，本文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来衡量政府支持变量。人力资本：人才要素为文旅产业融合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本文将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并选取地方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来衡量并对数据取对数[21]。城镇化水平：考虑到文旅产业的融合内嵌于城镇化的进程中，本文将城镇化纳入模型中，并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对外贸易：考虑到对外贸易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本文将其引入计量模型中，并用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来衡量。
2.3 数据来源
现有文旅产业融合的量化研究大都局限于省际层面的数据，本文则聚焦于城市这一空间尺度，选用《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框定的60个重点旅游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时间跨度为2010—2017年（由于个别城市的数据缺失严重，实际纳入统计的城市数为58个，样本量为464）。遵循地域均衡原则，本文实证样本涵盖了全国东中西部的主要城市，分别为北京、天津、石家庄、秦皇岛、承德、太原、大同、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南通、连云港、杭州、宁波、温州、合肥、黄山、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南昌、九江、济南、青岛、烟台、威海、郑州、洛阳、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中山、南宁、桂林、北海、海口、三亚、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官方网站发布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针对个别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均值替换法，即使用缺失值前后两年的平均值来替换缺失的数据。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为避免计量分析中可能存在的伪回归结果，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各变量至少在2种检验中拒绝原假设，则认为各变量均为平稳性序列且能够进行回归分析。
3.2 模型参数估计
3.2.1 基本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为探究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线性驱动效应，本文使用OLS方法对式（1）进行初步估计。接着，利用Hausman检验进行固定效应模型（FE）与随机效应模型（RE）的择优，结果强烈拒绝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因而采用FE模型。由于解释变量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可能与随机扰动项相关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所以引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GMM），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对式（2）进行计量估计。然后，继续检验计量模型是否存在调节效应，使用OLS、FE、SGMM方法分别对式（3）进行估计。各模型的F检验值与Wald值均统计显著，且动态计量模型通过了Arellano-Bond检验与Sargan檢验，拟合度R2介于48%与57%之间，说明计量模型设定较合理，如表4所示。
从基本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信息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当信息化水平提高1%时，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提高0.073%～0.119%，这表明信息化显著推进了文旅产业融合，假设H1得到初步验证。另一核心解释变量市场化改革的回归系数在[0.09， 0.217]区间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市场化改革能够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假设H2得到初步验证。从调节效应估计结果来看，交互项ln infor×mkt的系数在1%或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在推进文旅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存在协同效应。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强化了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在文旅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也有利于市场化改革推进文旅产业融合，由此假设H3得以验证。
3.2.2 面板门限模型估计分析
在进行门限回归分析前需要检验计量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若存在，则进一步确定其门限值。传统做法是由研究者根据经验确定一个或多个门限值，由于该种方法主观性强且无法对其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所设定的门限值缺乏信度。鉴于此，Hansen提出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原则对门限值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有利于克服主观设定门限值所导致的结果偏误。本文应用stata15.0，采用Wang[22]开发的程序进行门限效应检验与回归分析（PTR）。首先，对式（4）进行门限效应检验，显示单门限模型在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如表5所示。门限估计值为0.904，对应95%置信区间为[0.881， 0.908]。其门限回归结果，如表7列1所示。其次，对式（5）进行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门限模型通过了单门限和双门限效应检验，且分别在1%和5%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存在2个门限值，如表6所示。第1个门限值为0.582，第2个门限值为0.904，对应95%置信区间分别为[0.568， 0.587]、[0.892， 0.908]。其门限回归结果，如表7列2所示。 由表7列1可知，当市场需求变量低于阈值0.904时，信息化水平每提升1%，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上升0.108%;当市场需求变量跨越该阈值时，信息化水平每提升1%，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则上升0.155%。这表明市场需求达到一定规模后，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效应趋于增强，假设H4得到验证。由表7列2可知，当市场需求变量值位于第一、二区间内时，市场化改革未能对文旅产业融合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而一旦市场需求变量超过阈值0.904，处于第三区间内时，市场化改革则显著驱动文旅产业融合，此时市场化改革水平每提升1%，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提升0.164%，假设H5得到验证。
4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2种稳健性测试。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核心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结果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相当的稳健性。第一，本文将整体样本划为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分地区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东中部还是西部，信息化均通过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与全样本估计下的结果相一致。在东中部地区，市场化改革也显著提升了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而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却未显著影响文旅产业融合，这可能是因为该区域市场需求规模尚未达到阈值，从而导致市场化改革尚未对文旅产业融合产生明显推动作用，如表8所示。
第二，本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指标，将邮电业务总额、非国有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作为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变量的替换指标。为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将邮电业务总额调整为2010年不变价格，并取其对数。替换指标后的结果显示信息化和市场化改革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文旅产业融合，如表9所示。
5 结论与建议
文旅产业融合是现今旅游管理领域的政策焦点与研究热点，但现有研究对于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机理颇易隐没不彰。因此，本文将机理剖析与量化验证融为一体，揭示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驱动文旅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定量测度其线性与非线性驱动效应，得出如下结论：经典计量分析表明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是驱动城市文旅产业融合的两大动力;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两大动力在推动文旅产业融合的进程中存在协同效应;门限回归分析表明两大动力的驱动效应受到市场需求制约而呈现“门限”特征。当市场需求跨越阈值时，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效应趋于增强，而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作用则从不显著转为显著驱动。
本研究具有如下启示：第一，制定技术创新—市场改革协同驱动的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加大对文旅行业内信息技术和应用平台的研发、生产等投资，引领“智慧”文旅產业发展，扩大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在文旅场景中的创新性应用，丰富、创新文化旅游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供给和营销能力。完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在文旅产业中的有效供给和快速流通，鼓励跨产业合作，有效整合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优势，积极引导和推动文化旅游合作项目的建设和落地，着力培育文旅新业态。第二，坚持供给需求两端双向发力，加快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方面，把文化旅游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精心打造迎合市场需求的文化旅游产品，形成具有优良口碑和高附加值的文化旅游品牌，并搭建线上分销渠道，扩大文化旅游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构建并完善市场主体利益保障机制，规范文化旅游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完善文化旅游消费设施，推广移动支付方式，实现移动网络全覆盖，营造良好的文化旅游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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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厉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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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informationization; market-oriented reform; the convergenc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synergistic effe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reshold
收稿日期： 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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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 乔（1993—），女，硕士研究生;
周春波（1987—），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态势逐渐加快，文化和旅游融合新业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培育新型文化业态”。2018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出版的《Tourism and Culture Synergies》再次强调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加快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信息化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正向推进作用[1]，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劲引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逐步渗透到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价值链各个环节，推进了价值链环节间的渗透与交叉，山水实景演出、文化科技主题乐园、影视城、文化旅游新零售智慧店等“文化+旅游+技术”融合业态陆续出现。不过，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仍然有待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进行阐述和验证。
国外相关研究在探讨文旅产业融合研究议题时倾向于从遗产旅游、创意旅游、影视旅游、节事旅游等视角切入。Apostolakis[2]在供需范式下研究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时强调游客需求的推力作用和旅游供应商的拉力作用。Richards[3]探讨了文化创意与旅游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创新转向”由供给与需求驱动并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Connell[4]、Ferdinand等[5]则从空间与产业层面分析了管制放松、价值创新等文旅融合影响因素。国内相关研究则置重于归纳阐释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因素，包括内在因素（消费需求、管理创新等）和外在推力因素（技术创新、制度支持等）[6-7]。周春波[8]、刘安乐等[9]从定量分析层面对融合动力因素进行了新的探索。不过，上述研究强调了需求侧要素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作用，而使得制度、创新等供给侧要素的重要性被弱化。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化已成为产业融合、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关键因素。Buhalis[10]认为信息技术创造的智能环境不可避免地会改变行业结构、生产管理流程，对旅游服务创新、管理等产生破坏性影响。进一步的，旅游产业与信息技术日趋紧密的联系正是旅游产业为了适应游客需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创新的新范式[11]。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带动了市场各要素不同程度的变革，逐步影响了我国的产业融合进程。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规制协同演化的制度环境推动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探明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和效应对于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据此，本文可能存在两点贡献：第一，在供需范式下，把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市场需求同时纳入到产业融合动力研究框架中，以弥补相关文献在机理分析中的不足;第二，利用2010—2017年全国58个重点旅游城市数据，采用经典计量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定量测度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单独和协同影响效应，引入面板门限模型检验非线性影响效应，以拓展该领域的研究深度。 1 理论分析与假说演绎
1.1 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线性驱动机理
信息技术在文化与旅游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两大产业逐渐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这在提升两大产业信息化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两大产业间的交叉、渗透及技术融合。然而，技术融合的产生并不必然带来产业融合[12]。技术创新及其引发的技术融合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减轻技术的市场不确定性[13]。互联网的发展通过变革科层组织形态、削减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供应链结构由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该转向驱使文化和旅游企业不断改变客户价值主张、服务方式、盈利模式等以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进而促使其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实现文旅产业在业务层面的融合。产业融合最终以市场融合为导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文化和旅游市场的需求特征及消费结构。电子商务背景下，需求特征由同质化向个性化转变，使得融合型文化旅游产品的需求逐渐显现。面对多元化市场需求，企业倾向于跨产业合作以发挥互补效应，由此加速了文化旅游产品及企业的衍生，推动了文旅产业在市场层面的融合。
由此提出假设H1：信息化能够推动文旅产业融合。
1.2 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线性驱动机理
文化与旅游产业作为开放的产业系统，其演化进程必然受到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和干预。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撤销或放松产业进入、投资方面的限制，为文旅产业融合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而且，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降低要素交易成本，为文旅产业融合进一步扫除要素供给层面的障碍。同时，劳动、资本、信息等要素的集聚也推动了技术进步[14]，进而带动文旅产业升级。不仅如此，市场化改革还有助于打破市场垄断，提升市场竞争水平，文化与旅游企业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就需要不断创新产品并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从而激励了文化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的生成。此外，市场化改革也为知识产权的转化及保护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运行和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在加快推进科研创新成果向生产转移的同时也为技术、产品、管理等方面创新提供产权保护，从而激发了文旅企业的创新活力[15]。
由此提出假设H2：市场化改革能够推动文旅产业融合。
1.3 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协同驱动机理
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在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一方面，信息技术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影响效应的催化剂，高效的信息反馈机制确保了制度供给能够对文化和旅游市场诉求做出即时回应。另一方面，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市场化环境在文旅产业演化的各个阶段支持和保障了技术创新;而且，市场化改革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强化了信息技术的扩散效应，从而加速了信息技术在文旅产业中的渗透和融合。
由此提出假设H3：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协同推动文旅产业融合。
1.4 非线性驱动机理
本部分从需求维度探究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非线性驱动机制。在文化旅游市场发展初期，文旅消费需求较小，利润空间十分有限，信息技术投入成本较高，因而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效应并未达到最大化;而在市场发展中后期，消费者对文化旅游新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信息技术投入成本降低，信息化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开始显现[16]。在达到一定阈值后，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效应增强。
由此提出假设H4：在市场需求制约下，信息化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过程具有门限特征。
同样的，由于早期文化旅游市场需求有限，利润空间较小，市场化进程并未显著影响文旅产业融合;当市场需求达到一定规模时，更多的文化和旅游企业受到利益驱使开始为消费者提供跨界产品与服务。随着市场需求继续增长，市场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进文旅产业在业务、企业和市场等方面的融合。
由此提出假设H5：在市场需求制约下，市场化改革影响文旅产业融合的过程具有门限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机理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构建
为检验信息化和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设定计量模型，记为式（1）。考虑到产业融合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故將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动态计量模型，记为式（2）：
β2mktit+∑θictrlit+εit。（2）
将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引入交互项ln infor×mkt，通过检验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来判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以考察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协同机制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记为式（3）：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ic为文旅产业融合度，ln infor为信息化，mkt为市场化改革，ctrl为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ln hr）、政府支持（gov）、城镇化水平（urban）、对外贸易（tra）;c为常数项，αi、
βi（i=1，2，3）分别为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变量的相关系数，φ为交互项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然后，引入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将市场需求作为门限变量引入模型，以探寻市场需求制约下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是否具有非线性特征。市场需求变量采用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指标来刻画，取其对数，记为ln de。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市场需求分别在5%和1%统计水平上存在单门限和双门限效应，具体分析参见下文，不再赘述。最后，参考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建立式（4）和式（5）：
其中：I（·）为示性函数，ln de为门限变量，γi（i=1，2，3）为待估计的门限值。
2.2 变量测度
2.2.1 文旅产业融合度
现有研究对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测量方法逐渐形成共识，即在构建两大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文旅产业融合水平[17]。本文沿用该方法，首先从产业的要素水平和经济效益2个维度构建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共选取12个二级指标），旨在考察该阶段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如表1所示;其次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后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文旅产业融合度。模型如下： 其中：c为文旅产业耦合度，t为文旅产业发展综合协调指数，u1和u2分别为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rij、wij分别为产业i指标j的标准化值、权重。
2.2.2 信息化
信息化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有2种，一是采用“信息化发展指数”，利用指标体系对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该方法虽能较全面地反映区域信息化情况，但也存在指标众多、评价标准不统一、重复计算、数据缺失等不足，尤其是本研究涉及到58个地级市，数据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二是采用信息化替代变量，如邮电业务总额、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等。茶洪旺等[18]选取网民人数指标来刻画互联网普及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化的应用水平。考虑到该方法能有效避免价格等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偏差，且数据采集具有可行性，本文沿用这一方法，为克服异方差的影响，对该指标数值取对数。同时，本文将邮电业务总额作为信息化的替代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同样取其对数，记为ln infor′。
2.2.3 市场化改革
赵文军等[19]采用非国有企业投资在固定投资中的占比来衡量市场化水平。韩先锋等[20]则采用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来衡量。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机制对私人资本投资生产生活领域的刺激作用，因此本文选用第1种指标来刻画市场化改革。同时，本文采用第2种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记为mkt′。
2.2.4 控制变量
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在文旅产业融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其财政支出能体现对经济社会的调控能力和影响力，本文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来衡量政府支持变量。人力资本：人才要素为文旅产业融合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本文将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并选取地方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来衡量并对数据取对数[21]。城镇化水平：考虑到文旅产业的融合内嵌于城镇化的进程中，本文将城镇化纳入模型中，并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对外贸易：考虑到对外贸易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本文将其引入计量模型中，并用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来衡量。
2.3 数据来源
现有文旅产业融合的量化研究大都局限于省际层面的数据，本文则聚焦于城市这一空间尺度，选用《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框定的60个重点旅游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时间跨度为2010—2017年（由于个别城市的数据缺失严重，实际纳入统计的城市数为58个，样本量为464）。遵循地域均衡原则，本文实证样本涵盖了全国东中西部的主要城市，分别为北京、天津、石家庄、秦皇岛、承德、太原、大同、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南通、连云港、杭州、宁波、温州、合肥、黄山、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南昌、九江、济南、青岛、烟台、威海、郑州、洛阳、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中山、南宁、桂林、北海、海口、三亚、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官方网站发布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针对个别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均值替换法，即使用缺失值前后两年的平均值来替换缺失的数据。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为避免计量分析中可能存在的伪回归结果，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各变量至少在2种检验中拒绝原假设，则认为各变量均为平稳性序列且能够进行回归分析。
3.2 模型参数估计
3.2.1 基本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为探究信息化、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线性驱动效应，本文使用OLS方法对式（1）进行初步估计。接着，利用Hausman检验进行固定效应模型（FE）与随机效应模型（RE）的择优，结果强烈拒绝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因而采用FE模型。由于解释变量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可能与随机扰动项相关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所以引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GMM），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对式（2）进行计量估计。然后，继续检验计量模型是否存在调节效应，使用OLS、FE、SGMM方法分别对式（3）进行估计。各模型的F检验值与Wald值均统计显著，且动态计量模型通过了Arellano-Bond检验与Sargan檢验，拟合度R2介于48%与57%之间，说明计量模型设定较合理，如表4所示。
从基本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信息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当信息化水平提高1%时，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提高0.073%～0.119%，这表明信息化显著推进了文旅产业融合，假设H1得到初步验证。另一核心解释变量市场化改革的回归系数在[0.09， 0.217]区间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市场化改革能够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假设H2得到初步验证。从调节效应估计结果来看，交互项ln infor×mkt的系数在1%或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在推进文旅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存在协同效应。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强化了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在文旅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也有利于市场化改革推进文旅产业融合，由此假设H3得以验证。
3.2.2 面板门限模型估计分析
在进行门限回归分析前需要检验计量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若存在，则进一步确定其门限值。传统做法是由研究者根据经验确定一个或多个门限值，由于该种方法主观性强且无法对其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所设定的门限值缺乏信度。鉴于此，Hansen提出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原则对门限值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有利于克服主观设定门限值所导致的结果偏误。本文应用stata15.0，采用Wang[22]开发的程序进行门限效应检验与回归分析（PTR）。首先，对式（4）进行门限效应检验，显示单门限模型在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如表5所示。门限估计值为0.904，对应95%置信区间为[0.881， 0.908]。其门限回归结果，如表7列1所示。其次，对式（5）进行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门限模型通过了单门限和双门限效应检验，且分别在1%和5%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存在2个门限值，如表6所示。第1个门限值为0.582，第2个门限值为0.904，对应95%置信区间分别为[0.568， 0.587]、[0.892， 0.908]。其门限回归结果，如表7列2所示。 由表7列1可知，当市场需求变量低于阈值0.904时，信息化水平每提升1%，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上升0.108%;当市场需求变量跨越该阈值时，信息化水平每提升1%，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则上升0.155%。这表明市场需求达到一定规模后，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效应趋于增强，假设H4得到验证。由表7列2可知，当市场需求变量值位于第一、二区间内时，市场化改革未能对文旅产业融合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而一旦市场需求变量超过阈值0.904，处于第三区间内时，市场化改革则显著驱动文旅产业融合，此时市场化改革水平每提升1%，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提升0.164%，假设H5得到验证。
4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2种稳健性测试。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核心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结果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相当的稳健性。第一，本文将整体样本划为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分地区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东中部还是西部，信息化均通过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与全样本估计下的结果相一致。在东中部地区，市场化改革也显著提升了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而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却未显著影响文旅产业融合，这可能是因为该区域市场需求规模尚未达到阈值，从而导致市场化改革尚未对文旅产业融合产生明显推动作用，如表8所示。
第二，本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指标，将邮电业务总额、非国有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作为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变量的替换指标。为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将邮电业务总额调整为2010年不变价格，并取其对数。替换指标后的结果显示信息化和市场化改革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文旅产业融合，如表9所示。
5 结论与建议
文旅产业融合是现今旅游管理领域的政策焦点与研究热点，但现有研究对于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机理颇易隐没不彰。因此，本文将机理剖析与量化验证融为一体，揭示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驱动文旅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定量测度其线性与非线性驱动效应，得出如下结论：经典计量分析表明信息化与市场化改革是驱动城市文旅产业融合的两大动力;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两大动力在推动文旅产业融合的进程中存在协同效应;门限回归分析表明两大动力的驱动效应受到市场需求制约而呈现“门限”特征。当市场需求跨越阈值时，信息化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效应趋于增强，而市场化改革对文旅产业融合的驱动作用则从不显著转为显著驱动。
本研究具有如下启示：第一，制定技术创新—市场改革协同驱动的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加大对文旅行业内信息技术和应用平台的研发、生产等投资，引领“智慧”文旅產业发展，扩大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在文旅场景中的创新性应用，丰富、创新文化旅游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供给和营销能力。完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在文旅产业中的有效供给和快速流通，鼓励跨产业合作，有效整合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优势，积极引导和推动文化旅游合作项目的建设和落地，着力培育文旅新业态。第二，坚持供给需求两端双向发力，加快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方面，把文化旅游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精心打造迎合市场需求的文化旅游产品，形成具有优良口碑和高附加值的文化旅游品牌，并搭建线上分销渠道，扩大文化旅游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构建并完善市场主体利益保障机制，规范文化旅游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完善文化旅游消费设施，推广移动支付方式，实现移动网络全覆盖，营造良好的文化旅游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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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厉艳飞]